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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两个大的学术层面上继续展开的：在它的文学批评功能方面，当代文学研究就其宏观的现象、走向与发展进行观察、捕捉与概括，就其微观的作家、作品等进行跟踪、解读与评说，基本上做到了与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而在学科建设方面，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则就文学史写作、经典作品解读问题，以及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等，进行相关的思考、梳理与探究，较以前又取得了新的认识和获得了新的进展。 总体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已日益走出过去那种常见的在某些方面的“失语”与焦躁状态，在以面向现实中的适应、适应中的坚守和在坚守中发展的姿态，向自身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学科建设的日益深化上循序渐进，稳步前行。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 到2005年，文学进入21世纪已有整整五年，而且越来越表现出与上个世纪的文学不尽相同的形态。对进入新世纪之后的这一时段的文学，应该怎样命名、怎样认识和怎样评估，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必须认真面对和切实解决的迫切课题。 从2000年起，当代文学的一些批评家在一些文章里，就相继提出“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如白烨在《文学进入新世纪》、雷达在《渴望精神的飞翔——对新世纪文学的几点思索》的文章里，都曾有过这样的提法和说法。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出和使用“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并让它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还是在2005年间。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开展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题讨论的推动与传播，使得“新世纪文学”的话题为学界更多的人所参与，其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渐渐扩展开来。 在“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上，《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介绍了这一话题的缘起，并以为新世纪这五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是前进的动力。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新世纪新表现”，并非是一个已然定性的概括，也并不是盲目地去崇拜“新”，而是需要我们面对新世纪五年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与会代表们围绕“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这一总的议题，分别就新世纪文学的命名、范畴与发展状况，新世纪文学中令人关注的重要文学现象，新世纪各体文学发展状况，新世纪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意义的探讨。 白烨在对新世纪文学进行宏观审视后指出，新世纪文坛值得关注的走向以及与过去不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切实。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当下的文坛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自身的不断调整，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化、文学现实的认识日趋理性化，也越来越切实。反映在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就是文学创作中更见个性化，理论批评中更具宽容性。其二，“市场化”的“双刃剑”性愈来愈显见。“市场化”作为文学、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带给文学创造的正、负面影响日趋凸显。其三，新老媒体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市场”的渗透，“网络”的崛起，使文学、文化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作品只刊发于纸质媒介，评论只出自于评论家笔下。新世纪文坛有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它在诗意中坚守，在坚守中生存，在生存中发展。 程光炜则在发言中体现了一位文学史家对文学进程的深切关注和开阔视野。他指出，“新世纪文学五年”是一个文学史的问题，“文学新世纪”属于文学批评问题。他以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段文学时期很有自身的特点，“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新时期文学体现了对自身、对历史、对开辟文学新纪元的自信，可以说是一种“承诺的文学”。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无论是文坛格局、写作策略、阅读方式、作家姿态还是对作家的要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空间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以往文学史的论域。新世纪文学尚未形成清晰的文学史线索，缺乏明确的动力，找不到逻辑递进关系，这也造成了我们对其进行文学史价值判断的艰难。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单纯地对其进行简单定位，建立其合法性。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有批判立场，因为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 彭定安立足精英立场，批判和反思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叙述的变化：第一，思想性降低，大部分作品缺乏思想上的追求。即使一些名家作品，也有令读者失望之感。第二，文学叙述不够讲究，显得匆忙、草率，调侃过多。文学阅读多追求快感。第三，以文学形式出现的非文学叙述日趋发展，其中公众叙事成为一种时代命题。公众叙事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对公众心态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作家的文学叙事。从政界到商界、教育界的各方人士，都在参与着写作。这是社会自由度增加的表现，也是文学事业发展的表现。 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提法，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宋一苇提出，当我们用“新世纪”来指认或命名文学时，应该对“新世纪”这一历史时间概念进行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不应简单地将“新世纪”理解为一个客观物理时间概念。“新世纪”命名作为一种时间的政治或时间的现代性，隐含着强烈的线性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念，它型塑着盲目乐观拥抱未来的现代性进步幻象。这种时间命名本身已表明我们依然凝滞于现代性的种种神话幻象之中，它容易使我们遮蔽或遗忘掉20世纪文学中的现代性危机意识。20世纪文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现代性反思批判、颠覆解构的文化策略，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悬而未决。因此，在他看来，新世纪文学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的未来憧憬，而应接续20世纪文学所突显的现代性危机意识，以批判性的后现代文化姿态和策略，继续颠覆解构现代性所建构的种种文化幻象。上世纪，现代性作为终结之物依然坚如磐石；新世纪，后现代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陈思广对“文学新世纪”的命名也提出质疑。他认为，虽然新世纪在时间上来说的确已经开始并不断融入历史，但文学却并没有同步进入“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只是人们构建世纪初文学发展脉像的良好心愿与美好设想，而不是文学发展本身的客观呈现。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当今的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种变化是显在而鲜明的，但与90年代相比特别是90年代后期相比，世纪之初的文学并没有质的突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总体的文学发展环境自90年代后没有实质性的改善；2.就作家而言，拜金主义写作、机会主义写作、身体写作等创作风气未见削弱，作家从社会的病相与时代的病相面前常常侧身而过；3.就文学批评而言，存在关系批评、圈子批评、金钱批评甚至蓄意炒作，而坦诚的理性的批评声音略显微弱，求真务实的批评需要进一步加强。 《文艺争鸣》在2005年第2期、第3期连续推出了“关于新世纪文学”专栏，发表从不同角度研讨新世纪文学的文章共计18篇。专栏的主题语为“新世纪，新表现”。在“编者有关开栏的话”中这样说到：21世纪这5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它需要我们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在发表的文章中，张颐武的《大历史下的文学想象》具有较强的当代历史感。他从20多年的中国发展角度，探讨了新世纪文化和新世纪文学的若干情况。他在文中指出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开始从原有的“现代性”历史框架中转变，获得了新的空间的定位。这种变化使得“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化转向了“新世纪文化”。杨扬等人的讨论文章《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几个因素》，提出了新世纪的新体验和新的写作主体建构问题，并论述了诸如文学书写与传媒、性别、外国文学影响等方面在新世纪的文学变化。雷达、任东华在《新世纪文学初论——2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走向》中认为，提出“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难免会遇到像“当代文学”概念提出时所遭遇的困窘和尴尬。在对新世纪文学的诸种新质分析之后，作者认为文学在新世纪不太可能大起大落了，将维持一个基数，也就是说它的显在影响或者在缩小，而潜在影响却会通过自身或者通过替身，越来越大。 在《文艺争鸣》“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中，还有一些文章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探讨。孟繁华的《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是研究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苦难”主题的专题文章，它论述了苦难叙事的功能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变化。在分析了《受活》、《妇女闲聊录》、《英格力士》等小说后，作者指出“苦难”仍是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韩袁红的文章《走出自己的房间》以林白的《万物花开》为例阐明新世纪女性文学的转向痕迹。而李建军的《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与王学谦的《〈狼图腾〉与新世纪文学的生命叙事》，则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给予《狼图腾》这一长篇小说以迥然不同的评价。李建军认为《狼图腾》实属平庸之作，只因成功的商业炒作成为巨大而虚假的文学奇观，因而他呼唤评论界不要因其商业上的成功而蒙蔽批评的双眼。王学谦则认为《狼图腾》以其叙事对象的陌生化、叙事技巧以及小说文体方面的独特性与当今日益都市化、日常化的文学叙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构筑了自身的审美价值。针对不同文体在新世纪的新表现、新变化，王兆胜与徐敬亚做出了各自的反应与评价。王兆胜在《官员散文：希望与遗憾——谈新世纪散文创作的一种群体现象》中认为，对官员散文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探讨十分必要。他指出：官员散文的兴起，在新世纪的散文潮流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和形态。而徐敬亚在回顾了近年的诗歌走向后认为，新世纪以来诗歌又重新找到了某些感觉，诗歌活动频繁，但由于社会功利的介入，种种需求在向诗歌招手，也使新世纪诗歌面临自我选择。贺绍俊在《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中对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发展态势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新世纪结束了上个世纪文学批评的‘游击队阵势’，逐渐组建起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的队伍。”他指出我们对新的批评制度的构建问题一直疏于讨论，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文学批评制度已不再适用。 二、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考察与评估 自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由于受到文学自身的长足演进和文化市场的迅速扩张的双重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一直呈现出长盛不衰的热烈势头。从九十年代初期的200多部，到世纪末已达到800部左右。至新世纪之后，每年长篇小说的发表与出版的数量，大致上稳定在800部至1000部之间。一些出自名家的新作和比较好的作品，在文坛内外更是不断引起较大的反响。因此，对于长篇小说的研究与评论，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前文学批评之中的一个焦点。 2005年有关长篇小说的评论，大量的文章还是有关新出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文学名家的新作的品评与推介。视角相对宏观的焦点性话题，则主要着眼于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变”及其从不同角度对这种“新变”的成因与走势的阐释与解读。 在长篇小说的名家新作的评价上，2005 年较有影响的是有关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的评论与争议。贾平凹的《秦腔》动用了作者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生活储备——有关家乡的体验、观感与思考，并原本是不想示于人的自我写作。该著作历经四次增删，终于与读者见面，因而甫一出版便引起广泛关注。在上海召开的《秦腔》研讨会上，评论家王鸿生、罗岗、郜元宝、栾梅健等称其是一部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的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是贾平凹在创作上所达到的又一高峰。与会的评论家认为，《秦腔》在两个方面应该被充分肯定：一是敏感地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种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千年乡村的一曲挽歌；二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秦腔》用瓷实精到的描写重塑了一个鲜活真实的世界。这种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人事入手的描写，犹如细流蔓延，最后汇流成海，在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从某种角度而言，秦腔也是对近年来许多临空高蹈、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因为《秦腔》像一曲流水似的慢板，一壶需要慢慢品味的茶，因而有评论家担心，在今天心浮气躁的都市读者中有多少能慢慢品出它的味道？在北京的研讨会上，评论家同样给了《秦腔》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贾平凹以一种近乎乡村日志的方式为故乡立碑，这种碑已经不是简单地歌功颂德，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鞭挞批评，而成为一种乡村流年碎影的忠实记录。许多评论家在发言时，都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秦腔》的阅读艰难，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叙事琐碎沉重，充满日常化细节，节奏缓慢，内容沉重，尤其取消了长篇小说惯常的叙事元素，如连续性的情节。但大家也表示，这种文体创作的背后，有极其重大的重要性，如它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瓦解掉了乡土中国想像性的东西，等等。但对于《秦腔》，也有严厉的批评，如李建军在题为《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的文章里认为，《秦腔》“还是像他的前几部作品一样，是一部充满病象和问题的失败之作？答案简单而明确：这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的失败之作，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个低谷。”他指出，从有关上海研讨会的这一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炒作的基本模式：天花乱坠，妄下雌黄；好话说尽，空洞无物”。 余华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推出的《兄弟》，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上半部。余华自己认为“假如有读者拿《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这三部长篇来比较的话，《兄弟》的上部应该一点都不弱。如果再看了下部，会觉得它比前几部更加丰厚。对这部作品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我个人认为我写下了以前没有写过的东西。”这本书刚面世，便好评连连，如作家陈村在发表于《文汇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余华是个有职业道德的小说家，从不令人失望。”评论家洪治纲认为，《兄弟》将历史、暴力、罪恶与人性中最为本质的爱紧密地浇铸在一起，使我们在一种历史的“暴力奇观”中，深深地感受到这种爱的伟大、宽广与无畏，也看到了生命中某些恒久的、无可匹敌的伦理之光。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认为，余华的《兄弟》绝不仅仅对文学界有意义。他认为这部作品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学性，比如对于“文革”历史的叙述，余华写的不是个人体验，也不是政治化的“文革”，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人类的苦难来写，从而更有力量，更有深度。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持一种批评性的看法，他在《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的评论里指出，余华在写《兄弟》时不在人物的里面，他站在外面，他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张永禄在《有这样吊人胃口的吗？》的文章里，从一部长篇作品不该先出半部的角度提出质疑，指出：“一部小说还没有全部定稿，便急急忙忙拿出‘上半身’书市销售。”“印象中一向高蹈的作家怎么能这样吊人胃口呢？”因而他认为，余华带给人们的并不是“惊喜”，而是“惊讶”。 关于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现状及其有待解决的问题，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深造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评论家们就此进行了“会诊”，他们纷纷从不同角度找寻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所在。黄伟林认为，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瓶颈在于对人的理解的狭窄、陈旧和单一，在于仅仅从单一的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维度来理解人。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学发展到今天，人的复杂性已经显而易见。将人放在三维复合的时空中加以观照，这是当下长篇小说自我超越的一条途径。刘川鄂认为，长篇小说最难的是结构。有的长篇小说如果是单部作品，总是前半部好于后半部；如果是三部曲，总是后两部不如第一部，后两部只是情节的推演和主题的重复，甚至有不少半截子作品。而这些不足，表面上看是结构的缺失，深层地看是作家理性思维的贫乏。不是有了丰厚的生活积累就可以写长篇了，还要有对时代人生的独到把握和对生活积累进行必要提炼的能力。一个有抱负的长篇小说作家，应该遍读中外文学文化经典，仔细揣摩那些伟大作品的成功之处，独立观察和思考社会人生，审时度人，精心构造。宋丹则提出作家要立志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为它燃烧激情，深思熟虑，呕心沥血，直至献出全部生命。他说，作家之所以写作得匆忙和浮躁，正是因为没有“伟大的中国小说”创作目标之追求。要弥补这种“缺失”，就需要静下心来，沉潜于生活深处，坚守神圣的精神家园，付出毕生心血追求这个伟大目标。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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