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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川：众缘和合，水到渠成 师说·青年教师
编者按
这是岳麓书院《师说·青年教师》系列
随着岳麓书院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
多位教师为这个大家庭注入了新鲜力量
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青年教师队伍
他们
专业功底扎实、视野开阔、思想敏锐
我们希望通过《师说》栏目
带你一起领略学术世界的美妙
他们的求学之路和治学经验
或许会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
教师
王川
教育、工作经历
2007年9月 2011年6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试验班
2011年9月 2013年6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专业
2013年9月 2019年6月，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与宗教专业
2014年10月 2015年10月，比利时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东方语言与文化专业联合培养
2019年6月至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
今年六月，我有幸加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这一温暖的大家庭，甫一入职便感受到书院的师长和同事们的热情，并得到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未来能够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中工作、学习与生活，将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接到邀请谈一谈自己的求学经历，我也就借此机会作一番盘点，希望对书院的青年学子能有一点参考价值。
珞珈山的记忆
我的本科四年是在武汉大学度过的。珞珈山是美丽的，除了春天的樱花烂漫，还有秋日的红枫似火。我当时便住在枫园宿舍，印象中离宿舍不远的路边还能看到一片曼珠沙华。记得刚进大学第一次买书就是在枫园的一家旧书店，当时挑了三本盗版书，分别是李泽厚的《美学三书》（包括《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以及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
李泽厚先生的美学思想和理论思辨深深吸引了我，从那时起有一段时间便对美学很感兴趣，也旁听了邓晓芒、彭富春等先生的美学课程，甚至自己还写了篇《美学三论》，试图构建一个美学理论体系。那时写的东西如今看来当然是浅显的，但彼时的理论兴趣和热情却是可贵的。我至今也认为美学是文学与哲学之间的桥梁，是进入哲学的最佳入手处。
在国学班读书的日子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许多名师都亲自为我们授课，诸如郭齐勇老师讲《四书》，吴根友老师讲《老子》，丁四新老师讲《庄子》，王兆鹏老师讲唐宋诗词等。诸位老师都十分强调背诵经典，并且考试就重点考背诵和默写，于是就有了我在宿舍天台和走廊苦背的身影。如今想来当然是受益匪浅，因为经典诵读培养了语感，听一个人诵读时的抑扬顿挫本身就能反映出其对文本本身的理解。
直面经典文本不仅让我们获得了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感性认识，而且老师们对经典文本版本的选择和引导也让我们提高了学术审美和鉴别力。有的时候老师的一句点评也会让我记忆犹新。比如在陈伟老师的《国语》课上作报告，要求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软件来讲解，将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结果我将一个关键的地名在地图上指认错了位置。陈老师在点评时便指出“你读书时有一点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四字的确点中了我的穴位，所以至今犹然记得。
2011年于武汉大学“九一二”操场
我的本科和硕士毕业论文都是在丁四新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丁老师治学严谨，学问扎实，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为我们开设的《庄子》课上，丁老师从不空谈义理，而是运用其深厚的文字、音韵、训诂学功底疏通《庄子》中的疑难字词，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应地阐发。我甚不喜有的老师上课热情洋溢，哗众取宠，恰便欢喜如丁老师这般上课有理有据，娓娓道来。丁老师组织有读书会，当时读过先秦两汉时期的典籍如《淮南子》《春秋繁露》等，还包括宋明理学、易学的一些著作。在与同门师友的切磋和讨论中，自己也得益匪浅。
在做学问方面，我从丁老师身上主要学习到两点，一是学术规范，二是学术精神和性情。丁老师十分强调论文写作中文献综述的撰写，这也是我当时着力训练自己的地方。至今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丁老师的学术情怀。记得有一次去丁老师家拜访，丁老师从书房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叠厚厚的书稿给我看，那神情和姿态就像捧着自己的孩子一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翻开书稿，看到每一页都有密密麻麻的脚注，而且贴满裁好的小纸条，随时把新发现的材料补充上去。这一幕我永远记得，这种对学问本身的专注、痴迷和满足状态令人神往。
走上佛学研究之路
我走上佛学研究之路，应该说也是与丁四新老师的鼓励和支持分不开的。丁老师的学术专长虽然是出土简帛思想和儒家经学，尤其是易学研究，但他显然对道家道教和佛学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李翱的《复性书》以及硕士论文所涉及的道教重玄学，应该说都与佛教有交涉。
如果再要往前追溯的话，十年前我曾到台湾东吴大学交换过一学期，其间上过郭梨华老师的《庄子》课和李贤中老师的《中国哲学史》。当时读着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最喜欢的就是成玄英的疏，后来才知道成玄英便是重玄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重玄学的思维模式又与佛教中观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史课程讲到佛教部分往往一带而过，而在李贤中老师的课堂上，那学期讲的恰好是中国佛学，教材用的是冯达文、郭齐勇先生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当时自是很难理解深奥的佛学义理，但为了应对考试，便将书上的关键知识点背了一遍。诸如天台宗的“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等佛教名相、概念就在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在刚开始准备考博的时候，原本是想考道教方向，但是在读任继愈先生的《中国道教史》的时候，被书中涉及的一些化学分子式吓退，作为一名文科生实在是不想再看到任何一点数理化知识。那段时间也正在看方立天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觉得自己对佛教更感兴趣。我看了很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有分别以儒家、道教和佛教为本位的，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的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发展史》。尽管许多人认为其中的有些观点和话语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说这些话的人，要么就是没有读过，要么就是读不出来其中韵致。
在我看来，任先生的哲学史视域宽广，在儒学是宗教的观点的前提下，贯通儒释道三教，文献资料扎实，相关的阐释通俗易解，字里行间常常闪烁着真知灼见。我为此还将这套哲学史中所引用的经典原文抄写了一遍，这样既熟悉了文本，又能加深对文本义理的理解。此外，我还认真阅读了赖永海先生的《中国佛性论》和我的导师洪修平先生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佛教文化历程》《中国佛学之精神》等著作，并以此为轴心将阅读半径扩展到诸如宗教学理论等相关领域。
进入南京大学以后，在恩师洪修平先生的指导下，才算是正式踏上了佛学研究的道路。在洪老师所开设的博士课程“佛教哲学原著精读”和“儒佛道三教关系专题研究”中，我们既研读了诸如《肇论》《大乘起信论》《坛经》等佛教经典，又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角度和视域去观照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洪老师颇具机锋的点评尤其让我们深受教益。
记得我有一次失败的课堂报告，之前听别的同学作报告，觉得似乎很容易，自己也能时常从老师的点评中得到启发，冒出一些想法，随手记在纸片上，可是想法再多，敌不过实践二字，真要做起来，可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面对浩如烟海、良莠不齐的文献，我不可能一一看完，更不可能一一评述，我只能挑选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来作一点评介。
我的想法是，可以把报告的大题目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然后针对每一个小问题，列出有代表性的观点。此处我耍了一点小聪明，就每个小问题只列举了一两个名家的观点，并且大段地摘抄、引用原文，没有多少我自己的评价。我的目的仅仅是提供给大家一点常识，让不了解这个问题的同学看了以后能有大概的印象。可是这样的一个定位与观念与老师的想法刚好背道而驰。老师需要的是前沿，是最新的研究，我给的只是常识，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可见观念和思路是多么重要，如果刚开始的设计就错了，后果可想而知。
洪老师当时指出，从体例上讲，我有大段的陈述，却没有我自己的概括。他要求要把学术界的观点做一个综述，这个综述得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出来，然后要介绍一下学界有没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学界有没有争论，学界近几十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这个才是大家想知道的。学界对某个问题的研究进展，这种历时性的梳理，确实是为我所忽略的。如果像我这样大段大段引用别人的观点，那相当于是在给他看论文了，而且这种写法在论文查重时也通不过。最后，老师用高考改卷子作比喻，说比如高考作文，不在于写多少东西，而在于写的点。我的破题就已经失败了。另外，看一本书，不能被它所局限，思路不能被禁锢。
欧游心影
在博二的时候，洪老师为我争取到公派赴比利时根特大学联合培养的机会。根特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在欧洲乃至世界都颇具特色和影响力。我的国外导师巴得胜（Bart Dessein）教授和安海曼（Ann Heirman）教授便是根特大学中国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此外，两位教授所在的根特大学佛学研究中心（GCBS）不仅继承了佛学研究之“法国比利时学派”（Franco Belgian School）的优良传统，而且也是欧洲汉学界汉语佛教研究的重镇。洪修平教授领衔的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与根特大学东方语言与文化系和佛学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
巴得胜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部派佛教、阿毗达磨、般若学等，安海曼教授则在佛教传播、佛教戒律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在根特大学期间，巴得胜教授会定期与我谈论论文选题、框架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虽然那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尚未确定，但还是从与巴教授的交谈中逐渐明确了方向。根特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里关于藏传佛教、日本佛教和禅宗的书较多，虽然与自己的研究方向不甚贴合，但我还是尽量地浏览吸取这些研究成果，拓展自己的视界。
2015年于希腊圣托里尼岛
在根特大学期间及回国后，我翻译了巴得胜教授若干篇论文，刊发在洪修平教授主编的《佛教文化研究》上。巴教授不仅为文章脚注中德语、法语的注释全部提供了英文的转译，而且认真修改了我的中文译稿，几乎每一页，细致到注释、标点都有修改的痕迹，这种对细节的一丝不苟的打磨工夫实在令人钦佩。巴得胜教授和安海曼教授还曾数次到访南京大学，就说一切有部与佛教中的时间概念，从印度到中国的身体文化和佛教中的性别问题，以及欧洲佛学研究从语言学到哲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转变等问题与师生进行了交流。
在根特大学学习期间，我当然也借助地利之便游览了欧洲十数个国家，见识了各地的风俗民情。这些游历经验也让我对西方文化、哲学和中国古典有了切身体认和新的认识。我觉得亲自到过西方思想家、哲学家生长、孕育的国度后再去读他们的书，会平添一份亲切感，这种感性认识也会积淀在自己的认知和心理结构中，成为进入西方经典的助力。当然我收获最大的还是身处异域，读完了曾经读不下去的《红楼梦》，读出了书中的空与无常，进而在冥冥中指引我回国后与昆曲相遇。
博士论文写作
我认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很重要的。我在选题上花的时间最多，也走过一些弯路，一度陷入迷茫和困境，不知道到底要写什么题目。因为没有一个题目作主宰，导致平时读书也无法聚焦，遂浪费了很多光阴。后来我就在纸上写写划划，作思维导图，理清思路。再后来在洪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确定了“判教”这一主题，研究起近现代中国佛教判教思想来了。
这个议题是我感兴趣的，也具有一定的延展性。但是确定了题目之后，想要搭建起一个富有新意的框架也是不容易的。我经常晚上躺在床上思考，有时候半夜想到一个好点子，马上就记在手机备忘录上。终于有一天来了灵感，一举确定了大体的章的目录。在平时读书的过程中，一有好的idea我立马按照内容的相关性归并到相应章节的纲要下面去，并且把这些idea以问题的形式凝练概括出来。等到每一章底下攒够了一定数量的问题，我再把这些问题进一步分配到节、目中去，从而构建起完整的章、节、目结构。我有很多好的想法和思想火花因为思考尚不成熟或没有时间论证只好在博士论文中割爱了，但是这些元气淋漓的东西恐怕是比已经呈现出来的更为宝贵的。
我阅读兴趣广泛，即使在时间很紧迫的情况下，我也控制不住自己读了很多“闲书”。如今想来当然不后悔。但是为了赶上某些时间节点，还是不得不有所节制。我总结出一条经验，花钱要量入为出，但是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读书要量出为入。如果说读书是为了激活思想、驱动写作的话，那么每天摄入的量以足够支撑一天的产出为限。可是这一点做到也不易，毕竟读书比写作快乐很多。
昆曲作伴
南京城于我而言最值得留恋的就是昆曲。近三年来我在剧院听了数十场昆曲，江苏省昆剧院内的兰苑剧场、南博老茶馆、江南剧院、江苏大剧院等处都留下了我的身影。当我第一次花了三十块钱在兰苑剧场看了由施夏明主演的《白罗衫》，心里想真是太值了，我怎么没有早点发现这么好的艺术、这么好的所在。后来我又陆续看了《牡丹亭》《玉簪记》《长生殿》《桃花扇》《1699桃花扇》《红楼梦》《南柯梦》《贩马记》《幽闺记》《醉心花》等经典大戏，真不愧是南昆风度！
与昆曲青年表演艺术家合影
当然这段“游于艺”的经历并没有让我玩物丧志。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昆曲的形式融入博士论文写作中，并使博士论文带有昆曲的味道。我曾读到著名昆曲编剧张弘先生的文章谈到用昆曲（传奇）的形式来重写红楼梦（章回小说），用四个折子戏的形式来呈现出剧本的样态，这是一个跨文体的对话。这给了我一定的启发，我就在想能不能把昆曲折子戏的形式借鉴到博士论文写作中，每一个折子一个主题，并且每个章回之间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一篇博士论文不也就如一台大戏的展开与布局吗？
珞珈山上的风花雪月，金陵城里的桨声灯影都已成为个人生命史上珍贵的历史记忆，如今有缘、有幸来到岳麓山下的千年学府，那就加倍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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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欣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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