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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不但热爱中医，而且喜好经史佛老之学。他认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冤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是何等高尚的医德，何等景仰的修为。在孙思邈所言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他视患者如至亲的接诊态度。我想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医学是一门救人的学问，医生是一个救人的职业，如果你不把患者视为至亲，那么你何以会竭尽全力地去进行救治而心底无私呢？其二，我们的收入来源于患者，从这个层面上理解，患者无疑堪称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衣食父母。 晋代名医葛洪鉴于以往“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的情况，决心“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由此可见，葛洪作为一名医生是很关注贫困、低薪阶层人民的，能针对他们的具体情况，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不辞劳苦，编著成《肘后备急方》，里面的方药物美价廉，文字朴实易懂，从现在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本家庭用药手册。这种处处为方便贫苦患者着想的精神很值得我们赞许。 喻昌：对患者诚心、耐心，患者才会与你交心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因素有很多，医生为患者诊疗时诚心不足、耐心不够，而造成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有戒备甚至敌对心理的情况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患者有时在接受医生诊疗期间会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和医生配合，但是明代名医喻昌认为，“然敬设诚致问，明告以如此则善，如彼则败，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以从耶？”“此宜委屈开导，如对君父，未可飘然自外也。”从喻昌所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对病人如果诚心，尽责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地为病人服务，病人怎么可能不与你交心，不配合你工作呢？所以在自身修养方面，行医之人应该好好领会喻昌之言的深意！明朝末年，战争连绵，灾荒不断，疫病流行。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疫情猖獗，延门阖户，感染者往往相率倒毙。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不死于病，乃死于医”，身处那种情况下的吴有性认为“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方，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吴氏因此系统地钻研古代医书，认为历代医书研究温病的太少，故而不揣固陋，大胆设想，深入观察，“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编写了《瘟疫论》，成为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继《伤寒论》之后又一部论述急性外感传染病的专著，在外感病学及传染病学领域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吴氏的医学成就与其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疫区寻求疾病之因、探求治疾病之法，奋不顾身地为患者着想的精神与举动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患者的生死才是大事。只要自己所为有利于患者便行，怎么能够因为自己的福祸而左右探求为民疗疾方法的步伐呢！真可谓：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 世人都只看到名医的光环与伟大，却很少知晓名医的难处。孰不知学医难，行医更难，做名医尤其难。这里的“难”不仅是说成为名医的过程艰难，而是如徐大椿所言：凡求治于名医者“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症”。可见病人及患者家属对名医所寄予的希望很大，要求很高，有的病虽然迁延日久，但若经过积极救治还能转危为安，但是很多患者被一些庸医折腾过久，即便华佗再世，也束手无策！然而病家常常又不会理性看待，甚至责怨名医。徐氏以上所言便是告诫名医不可过高地看待自己，名医说到底是人而不是仙，同时也是对患者及其家属们的肺腑之言。名医如此，普通的医生更应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徐氏所言名医也讽指一些徒有虚名的“名医”，他直言道：“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命也。有杀人之实而无杀人之名。”医德、医术佳联妙对 在古今联苑中，有不少赞颂名医之医德、医术的佳联妙对，耐人品味，久传不衰。 医生的职业关乎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益寿延年。在古今联苑中，有不少赞颂名医之医德、医术的佳联妙对，耐人品味，久传不衰。立论活人，当年无愧谥医圣；善书妙说，今日有情颂良方。一位造福一方百姓的湖南长沙太守，又是悬壶济世、万民称赞的神医。志在救人，剂温凉寒暖，而万姓感德；心欲济世，诊沉浮迟数，乃千古扬庥。这是陕西药王山中药王庙内的一副对联。通俗易懂的联语，对唐代一钱罄矣还栽菊；四壁萧然不卖琴。相传明代安徽休宁县吴士彪，医名振乡里，他仗义疏财，扶贫济困，虽生活清苦，但情怀高雅，曾自撰此联，表现一生行医志向，可见其医德高尚。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 这是道光皇帝赏赐名医费伯雄的一副御联。据说清代江苏孟河医派奠基人费伯雄，学养宏深，医术高超，求治者日逾百人。他曾两次被召入京，为皇太后治疗肺痈和为道光皇帝治疗失音，均获良效。因此，道光皇帝特撰此联以赞颂之。但愿人常健；何妨我独贫。 这是清代名医范文甫题于其医馆的一副门联。此联别具一格，以联明志，慷慨大方，济贫扶困不吝钱财，尽力尽职为病人服务，其高尚医德难能可贵。只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这是湖南湘乡一位名医的一副门联。该联的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其高尚的医德医风，耐人品味。通过这一句句言语真诚和期盼众生平安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心中， 医德，即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是医务人员在医务活动中的职业心理素质、职业精神品质和职业传统习惯，是以善恶标准评价医务人员品质和依靠社会舆论、内在信念、传统习惯来调整医患之间、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医德也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乐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意思是说道德修养的成就居于先，技艺的成就处于后。《省心论·论医》中说：“无恒德者，不可作医”。《徐灵胎先生传》又强调：“德成而先，艺成而后，似乎德重而艺轻，不知艺也者，德之精华也。德之不存，艺于何有？” 祖国医学传统医德则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闪耀着人性与理性的光芒。它崇尚“生命至重，惟人最尊”的道德信念，尊重生命，以人为本，人道为先，是医者从业立术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它倡导 “医乃仁术、济人为本”的“仁爱”思想，同情、关爱、尊重、保护和真诚善待病人，一视同仁，爱人如己，时时处处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原则。我国历代医家对医者应具备的道德情操皆有系统而精辟的论述，如唐代杰出医家孙思邈在《千金方·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为至亲之想。”而现今少数医者把病人分为三六九等，岂不是倒退吗？近代医家陆渊雷先生曰：“自古学问与功名分两途。状元翰林有绝对不通学问者，大学问有终身布衣者。”历代医家都推崇轻权位、淡名利的高尚品质。医者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最大乐趣，别无所求。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医术高超，仍不辞劳苦，周游天下，为民间解除疾苦，深得群众敬爱。汉代名医华佗，医术凡超，淡于名利，不愿做官，被曹操杀害便是一例。故《临证指南医案》华序中云：“古人有三不朽之事，为立德、立功、立言也。故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闻发蕴奥，韦着方书，其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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