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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令具有悠久的历史，大致起源于西周的酒官制度，滥觞于春秋战国，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完备于隋唐，又经由宋、元、明，在清代达到巅峰。我们的祖先的确了不起，不但酿出了美酒，还发明了饮酒的种种法子，人见人爱，人见人乐。好吧，让我们沿着先人的足迹，去领略一下酒令的历程吧。（一） 西周:酒令是一种节制饮酒的礼仪制度西周制造了包括天子大宗、属国臣服、爵位分封、土地分配、阶级划分等一系列巩固奴隶制统治的礼仪制度，有点走火人魔地热衷。在这样的政治局面和舆论氛围下，酒令作为礼仪制度的一个分支，也同样具有它的森严性。（二）春秋战国:酒令是劝酒的机制西周灭亡，奴隶制度“礼崩乐坏”，“监”、“史”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觞政”，在宴会上执行罚酒的使命。（三） 汉代:饮酒赋诗“柏梁台”将诗文化融入酒令，是在汉代。借酒抒怀、乘兴作诗的始作俑者不能不说是汉高祖刘邦。那首《大风歌》便是他平息英布叛乱后在家乡沛县同父老乡亲在欢宴上乘酒兴而发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细细品来，恰是用楚歌的大白话来抒发真实的心情:既有胜利者的威仪和喜悦，又有对国家稳定的隐忧。刘邦的后继者把饮酒作诗作为一种全新的酒令推广幵来。汉武帝刘彻同群臣在柏梁台上饮酒，每人依次吟一句诗，都用相同的平声韵脚，每句七字，一韵到底，酒喝得很尽兴，诗也联成了，这就是所谓“柏梁体”。汉武帝吟首句“曰月星辰和四时”，梁王接句“骖驾驷马从梁来”，大司马接句“郡国士马羽林材”，丞相接句“总领天下诚难治”，大将军接句“和抚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接句“刀笔之吏臣执之”……完全是宫廷、官场的应时应景之辞，没啥诗味，兴许还是后人伪托。倒是这种酒席间联句成诗的方式成了一种融入诗文化的酒令，以后，又由众人联句发展为每人单独作诗，亦即当筵赋诗，一直延续到近代。（四） 魏晋:席间赋诗异化为罚酒曹丕《与吴质书》说:“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辞海??语词部分》）“仰而赋诗”这四个字，生动地描绘了仰首沉吟，构思诗句的神情。不知道他的代表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是否也酝酿于当筵赋诗之时？显然，魏晋时代当筵赋诗最豪放、最大气的当数曹丕的老子曹操。《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有意将《短歌行》放到赤壁大战前夕的长江上吟出。“时操已醉，乃取槊立于船头上，以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横槊谓诸将曰：‘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歌罢，众和之，共皆欢笑。”即使如罗贯中所说，曹操宴长江横槊赋诗，这首不朽的《短歌行》也不可能是即兴之作，一定是原来写好了乘兴朗诵出来，至于众人怎样“和之”，罗贯中没有写，一是没有必要写，二是没法子写。曹氏父子继承、发展了汉高祖、汉武帝当筵作诗的传统，旨在抒发真情，立意高远，并且保持了诗的高格与内蕴，没有媚俗的功利目的。而正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晋代石崇，将即席赋诗和恶性罚酒联系起来，使一个宽松的、高层次的诗酒文化联姻的环境变成了一种以吟诗为幌子，以罚酒为目的的施虐性环境。这实在是对中国酒令文化的一次逆推进。石崇在他的金谷园别墅宴客，让客人即席赋诗，还出了新花样:“或不能者，罚酒三斗。”（《金谷诗序》）我的天哪！够凶 狠的。但联想到石崇以美女进酒，王敦拒饮而连杀三女的血腥暴行，罚酒三斗则算不了什么。从石崇开始，产生了以诗为令进行罚酒的酒令，这也是那个腐朽的晋代必然产生的现象。（五）南北朝：以诗为令，花样翻新，以令罚酒，坚定不移南北朝，尤其是南朝的统治阶级在腐朽方面与两晋有过之而无不及，酒令到他们手里，同样带上了一种消极的狂欢色彩。因此他们发展了以诗为令，以令罚酒的具体办法。萧道成是灭宋建齐的军阀，后称梁高祖（帝）。他的统治吸取了刘宋的教训，相对比较宽松。有一次他请了二十多人宴饮，“置酒赋诗”，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臧盾，一个叫萧介。臧盾作不出诗，便被罚酒一斗。臧盾没太在乎，捧起来就喝光了一斗酒，面不改色，谈笑自若，真叫海量;那萧介是个文人，拿起笔来诗就写成了，还一点用不着修改。萧道成倒很高兴，对两人都很称赞，说:“臧盾的饮酒风度，萧介的诗歌文采，都可以成为这次宴饮的美谈。”在萧道成的“酒令观”中，虽然还是“置酒赋诗”，但作不出诗，罚酒罚得有风度，也该叫好，和诗写得好的对手同样值得尊重。这也可视作他统治手段在酒令中的一种反映。《梁书??萧介传》）到陈后主那里，饮酒赋诗便带有了声色犬马的意味。“后主常使张贵妃、?L贵嫔等八人来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命八妇襞彩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南史??陈后主纪》）但也可以看出，在南朝后期，饮酒赋诗的规定，加入了不少新鲜玩意儿，比较多样化，但以令罚酒这一条却是一^如既往的。（六）唐代:酒令的普遍盛行和内涵的空前丰富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中的一座巅峰，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写出了数以万计的优秀诗篇，诗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境地，整个文化形态也得到了创造性的整合。酒令文化也在这文化繁荣的大背景下得到丰富与发展。李白在文章中写道:“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韩愈有诗曰：“令征前事为觞咏”，“新翻酒令著词章”；白居易有诗曰：“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新吟胜管弦”、“醉翻彩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李商隐有诗曰：“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唐代酒令已经冲破了即席联句、即席赋诗的范围，时事、辞章、经史，都可以进入诗歌构思与写作的角逐;射覆、藏钩、猜枚、掷骰，都可以成为酒令中的智力游戏，花样翻新，门类繁多，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正是在这个阶段，酒令的内涵才有了自觉拓展的条件，令官的推举可以不拘身份而不必都是宴会的主人。在唐代，酒令已经摆脱了森严的约束和浅俗的责罚，而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智与趣的狂欢趋向，宋、元、明、清各代的发展都离不开唐代这一鲜活的、新颖的、开创性的基础与前提。七） 宋代:以唐代酒令为基础，酒令不断演绎，不断创新词，进入了说诗令中，文字游戏的玩味性比唐代酒令更甚。欧阳修《醉翁亭记》所说的“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座而喧哗”的场景，是对宋代酒令盛况的一种概括式记述。苏东坡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诗、词、文、赋作品大都是在饮酒后写成的，酒令的追逼，也许正可使他的文学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向子湮撰《酒边词》，在《江南新词??满江红》中写道：“雁阵横空，江枫战几番风雨。天有意，作新秋令，欲鏖残暑，蓠菊岩花倶秀发，清芬不断来窗户。共欢然一醉得黄香，仍叔度。”说明酒边作词，已成为宋代酒令的一道风景线。（八）元代:这是一个曲的时代，酒令入曲，是为特色曹绍撰《安雅堂觥律》一书。“觥律”这个词是他的创造，但同“觞政”相对，一眼便可知指酒令。其中收有一百零八首酒令之诗，虽是诗，却具有浓浓的曲味。比如:《樊哙卮酒》：“发上倶指冠，瞋目入离披。臣死且不避，卮安足辞”；《文君当垆》：“文君奔相如，甘心自当垆。常向琴台下，妖娆唤人酤”；《孔融开梦》：“孔融居北海，赋情故雍容。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李白醉仙》：“斗酒诗百篇，长安酒家眠。天子呼上船，称是酒中仙”；《杜甫青钱》：“街头酒价贵，酒徒稀醉眠，相就饮一斗，三百青铜钱。”这里概括的五位历史名人事迹都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出，其中又都隐含着一种市井式的幽默。可以想见，由于元曲等通俗文学的发展，普通的市井庶民、农工商业者也往往能用活泼俚俗的语言作些顺口溜，唱些小曲，“酒令已不限于士大夫、文人雅士及富豪之家的酒宴之间”，“其应用范围就更加广泛了”（《中华酒典??酒之令》）是那个时代的实情。九）明代:酒令空前丰富、成熟对酒令作总结性评判的是著名的袁中郎（宏道），这也是酒令发展到明代达到空前丰富、成熟之后才能实现的。他有一篇论酒令的专著，叫做《觞政》，在本书附编中有详细介绍。十）清代:酒令又有新发明，也有新节制一方面，接着明代发明了酒令方面的一些新玩意儿，比如“拧酒令”，就是“不倒翁”，广东人称为“酒令公仔”，饮酒时拧它旋转，一待停下，它的脸朝谁，谁就得认罚饮酒。俞平伯先生引《桐桥倚棹录》称其为“牙筹”，是苏州特产的泥胎彩绘，大都为逗乐滑稽的形象——不倒翁，许多人儿童时代玩过，却还真不知道它派行酒令的用场。酒令发展到清代，投壶、猜枚、联诗、对句（对联）、拆字、测签、猜拳等丰富多彩，但罚起来丝毫不轻松，每次总要“浮一大白”——满饮一大杯。因此，另一方面，就有人提出对酒令的节制。黄周星《酒杜刍言》告诫道:“饮酒乃学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谨勒三章之戒冀成四美之贤。”意思是说:不要为饮酒而饮酒，最好是不饮酒时以礼和欢乐的形式，借以研究学问，因此提出了“三戒”，即:戒苛令，戒说酒底字，戒拳閧。这同袁宏道的《觞政》有相通之处。蔡祖庚也写了一部“觞政”，叫《懒园觞政》，介绍用掷骰子的方法，以升官图的方式来饮酒，以骰子的变换来分升什么官级，什么官级喝大杯还是小杯，行令过程中真如作者所说“冷敲紧拍，字字刺心窝”，这也是官场丑态在酒令中的一次演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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