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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楼层疑似违规已被系统折叠 线分割线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不平凡的人，但是生来就不平凡的人怕是少之又少，更多的是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事情，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位在农村初中没有上完，然后努力学医做到某军区中心医院主治医师的故事。为保证故事原味，我尽量依据他的口述及他自己的文字整理矫正，以供大家一看。分割线我叫张**，1946年，父亲务农，兼做木工，瓦工手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1954年在乡小学读书，并考入了巩县十三中学，但在生活困难的大跃进年代，为了保证比我小2岁但学习刻苦、天资聪慧的妹妹能继续学业，父亲忍疼让正上初二的我回乡务农。分割线然而，妹妹刚考入高中就病倒了，校医诊治4月余不愈，无耐休学治病，回家后，我每日天不亮就蹲守诊所门口候医，有时跟着医生跑一天才能请到家中，看完病再送医生回诊所取药，冬夏如一，风雨无阻。分割线然而，即便跑遍周围几十里地的诊所。妹妹的病不但没有好转，最后竟然瘫痪，无奈之下，父亲带妹妹去县城第一医院就医，当时押金150元（当时劳动一天能挣10工分，相当于两毛钱）对全家是个天文般的数字，我妹妹在医院走廊停放了一天，然后父亲去多家筹借，才算交够钱入院，住院40余天，诊断不清，治疗无效，建议转省医学院，可是，家中实在经济困难，治愈无望，只好接回了家中。历经前后一年半的时间，疾病就夺去了她仅17岁的生命，那是1964年。分割线妹妹的死使我万分悲痛。从此立志学医，献身于医学事业。因无钱买书，初学针灸、推拿，除看书外，每日利用下工之余，跑到几里外的诊所偷学扎针，有时假装病人，亲身体验，来掌握每一穴位的取穴、进针、行针手法，从医生问病史的过程中了解他的取穴原则，配穴规律以及疗效情况。回家后，就反复在自已身上试扎，看不到的穴位就照着镜子扎，镜子也照不到的地方用手摸着扎。经过一年多的苦心钻研和实践，已能治疗不少常见病、多发病，每当给乡亲们解除病痛之后，我的心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和安慰。分割线那时我极度渴望能有一本经典著作－－医宗金鉴。于是，我偷了家中13斤麦子，买回了这本书，从此如获至宝，白天劳动之余，只要有一点空隙都不放过，晚间书在手中掉落才睡。父母看我一月用去一斤多煤油，又认定我学医不成，还要浪费仅有的些许血汗钱，每日责骂，更不给我清静的学习环境。但在那个极端困难的年代，我顶着家庭的压力，生活的艰辛坚持了下来，成了当时公认的“自学成材”的郎中。1965年，在大队党支部和群众的支持下，我参加了省林牧厅举办的兽医培训班。虽学非所用，但已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怀着感激之情参加了这个学习班。4个月后毕业任大队兽医站兽医保健员，至此摆脱了繁重的劳动，家里也就不再为难。分割线当年又调我到村卫生所，但仍兼任兽医保健员工作。当时的诊所有专职西医的，有专职中医的，有专职针灸的，我刚到诊所时，只是干些取药、配药的杂活，在医生不在时才给人看病。慢慢的找我看病的人多了起来，甚至有些老医生也束手无策的疑难病人，到我这里也能治好，加上我是中西医、针灸都会，且无论寒冬酷暑、黑夜白天，病人有叫必到，没有架子，在诊所就有点不受待见。分割线在我们公社驻扎着一支炮兵部队，在流脑流行季节，他们总下来帮助防治，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使我对部队、对军人充满了敬仰之情和神圣感。分割线1968年国家征兵，我义无反顾报了名，当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年龄正好22岁，是报名的40多名年轻人中年龄最大的，众人都认为我是最没希望入选的。有一天，部队有个人到村诊所找我看病，在我给他开药方时，看到我的签名喊道“哎，你不是报名参军的张**嘛？”，我说是，他又问道“你在村里当医生不是很好的嘛，为啥还要去当兵呢？”，我就把我妹妹的不幸遭遇，我立志学医救人的经历给他说了，他听后很受感动，对我说“只要你体检合格，王河村哪怕只有一个名额，也是你的”，我才知道他是部队排长张继泉。最终我村有6个人入伍，我当时被认为是最不可能入选的也就顺利入了伍。分割线，我把妻子、两个孩子留在家里，跟着部队来到祖国边陲城市 喀什，随身仅携带了针炙针、火罐和一本医宗金鉴（入伍前我已经通读了针灸大成、针灸学、本草纲目、寿世保元、女靖传、汤头、药性、脉决等书）。来到连队的第二天，我就冒然找到营长郭炳晨汇报了我的入伍动机，学医经历和想学医的愿望，营长当即就对我说，“只要今年卫生队办卫生员学习班，就让你去”。果然汇报后第七天，连里就通知我到卫生队报道，当时，我那兴奋的心情实在用语言难以表达，我感激部队，感激张继泉、郭炳晨两位领导，是他们把我送进了这神圣的医学之门，把我送上了这宽广又无尽头的医学之路，至今怀念倍至，永生难忘。分割线1968年8月卫生员训练班毕业后，我被分到了三营卫生所，所长毕业于齐齐哈尔医科大学，我十分敬仰他，渴望能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在那个人人争当先进的年代，我更是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除了完成所里打扫卫生和卫生员的医疗工作外，就到外面打扫厕所、修水渠、平操场，帮助种菜等。分割线卫生所一共三人，分别是医师、助理医师和卫生员的我。初期，所长医师对我不错，后来不少病人听我同乡入伍的战士说我在家是中医，还小有名气，就到卫生所直接找我看病，有些干部家属也慕名而来，我从未拒绝，因都是些慢性疑难病症，如头痛、腰腿痛等，我就采用针炙、中药治疗，此事引起了所长的不高兴。十二医院医疗队下部队服务，李松龄主治医师分到我们卫生所。他除帮助看病外，每天在“天天练时间”给我们讲课，可是所长不让我听，说我是卫生员，我就每次站在门口偷听，还借回李医生的内科学基础阅读。结果所长给我定了抱大本本是走白砖道路、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到外面劳动是扩大自已的影响、给战士看病是名利思想、给领导家属看病是讨好领导等几大罪状，每逢星期六班务会就批判我，用当时的话讲，就是帮助帮助。同时对我还采取了封锁政策，所有的药柜、治疗、出诊箱都落了锁，使我只能干医疗以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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