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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述的故事》：我们在乎的情感文/ 姜小瑁2013 12 18作为纪录片，《我们讲述的故事》可以算既中规中矩，又有点出人意料。中规中矩，因为它沿用了许多经典的纪录片元素，比如人物访谈；出人意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主题，或者说它的缺少核心主题；另一方面是因为萨拉·波莉启用了专业演员来扮演部分纪实场景，并丝毫没有向观众掩饰这种表演式的记录行为。印象中的纪录片似乎总该有个宏大的主题，或者最起码应该关乎一个群体的共同记忆。即便是温情如《寻找小糖人》般的纪录片背后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宏大背景：罗德里格斯曾经是一代南非人的精神领袖，虽然他本人并不知情，且围绕他的消失也有着各种疯狂的谜。所以，当《我们讲述的故事》带着一个家庭内部的枝节，甚至是丑闻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或许我们对记录片的传统期待会遭到小小的动摇，也可能会想萨拉·波莉拍摄这部纪录片、并且把家族秘密搬到大荧幕上供人消费的初衷是什么。但“为什么”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直到影片结尾萨拉·波莉也没有能给我们、她自己和家人一个明确的答案。重构对母亲的回忆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初衷，但重构回忆的真实性、叙述权、材料选择方式等等许多复杂的问题在影片中都悬而未决，萨拉·波莉也并没有想向这个故事强加任何的“指导性”解读。只是从父亲的口述中，我们明白了这样的故事对于富有创作激情和才华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对已逝家庭成员的再定义，更是艺术创作的良好素材。正如父亲MichaelPolley所言，萨拉身世之谜的揭晓和爱妻生前出轨的事实使他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中有多少迷人的故事，好故事未必只能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之外。于是，影片的重心也慢慢从“为什么”转移到了“怎么展现”——怎么展现才能在保证一定真实度和连贯性的情况下，让母亲的过往变成我们讲述的故事；怎么展现才能让所有人的视角和情感汇聚在百余分钟的镜头记录中。萨拉·波莉的解决方法是，淡化真相揭晓时的冲击，将重点放在片中人物对母亲的情感回忆上。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当萨拉得知自己的生父是著名制作人HarryGulkin时一定是带着很复杂的情感，她所经历的困难也绝不仅仅是“不能让爸爸知道这件事”这么简单。但在影片中，我们感觉不到这个转折点对萨拉的巨大冲击：生活仍在继续，萨拉与Gulkin以及他女儿间的情感逐渐升温，同时她与MichaelPolley的关系也因为这个巨大的转折而变得更为亲近。此刻的影片没有惯常家庭伦理剧中的狂风暴雨，也没有过度的造作扭捏，一切都在画外音的动情叙述中一笔带过。或许现实生活中这些挣扎是有的，但萨拉·波莉并没有让它们抢走影片的风头，所以做了淡化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成员对这件事的不同反应：有人认为母亲错了，尤其是她的一夜风流导致了一个生命的诞生；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因为母亲终于得到了充满激情的、炽烈的爱。此时，究竟谁对谁错、谁是亲生父亲已经不再是影片所关注的焦点——它关注的是家庭成员如何回忆母亲，以及这份回忆如何串起了两代人、三代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这样的处理是十分巧妙的，因为它成功地将观众潜在的伦理判断转移到观众与当事人的情感共鸣中。但这种叙事手段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就是当所有人都在参与故事的讲述时，谁拥有真正的话语权？HarryGulkin认为萨拉的处理方法会模糊影片对真相的揭露，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直接参与事件的人才有资格对事件进行回忆性叙述。简言之，HarryGulkin认为话语权只存在于他和萨拉的母亲戴安两人手上。毕竟，在Harry看来，艺术的最高职责就是找到并揭露事实。但在萨拉看来，揭露和展现事实似乎已经变成了无关轻重的小事；真正重要的是展现每个人的不同视角和情感反应，让这种拼贴艺术去表达自己以及家人对母亲最大的爱意。或许，我们讲述的故事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乎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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