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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得好：“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说明了“师徒”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它不仅是一种互疼互爱的父子式人际关系，更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典范称谓。然而近来，郭德纲和曹云金师徒二人微博上闹翻的消息传来，孰对孰错，一时真假难辨，实在令人叹息。
在民国时期，曾发生过不少感人至深的师徒关系方面的故事，不妨来看一下。
二两白干拜师的佳话
拜师学艺送礼物古来有之。可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长的荣祥，是内蒙最具深厚根底的学者，早在民国时期就被人称"塞北文豪"，他这些成就的取得，却得益于廉价的二两白干拜师。据《穹庐谭故》载：1914年，荣祥考入了中央政治学校法律本科。到京城上学，让喜欢读书的荣祥如鱼得水，琉璃厂成了他最爱去的地方，在这里的浣花书局结识了学者牛宝璋。荣祥是通过买书认识的他，后来他们成了知交。牛宝璋对荣祥的好学上进很是欣赏。一天给他说：“你是花钱不挣钱的学生，买书花费太多，就会影响你的生活。你来我这里拿书读就是了，读完还来，不需要再买了。”后来，他又告诉荣祥：“你很有才华，不怕没有出头之日，但是塞外少年，游学京都，如果没有名家指导，恐怕很难出人头地。我想给你介绍一位老师，来帮助你治学，你以为如何？”荣祥听了很高兴：“那太好了，但不知此公是何人，见面时需要什么礼仪？”牛宝璋说：“此人姓王，字荫南，河北故城县人，前清保定莲池书院的高才生。是张裕钊、吴汝纶的得意弟子。现在是国务卿徐世昌家里的塾师。这个人极其谦虚和蔼，见面时不需要礼仪。只是王老先生喜好饮酒，但是不多，今后请求讲改文章后，请他到小酒馆喝二两白干、吃一餐便饭就行了。我想你的财力，做到此还不至于为难吧。”荣祥欣然接受，于是就拜王老先生为师。王老先生不但文章古雅，书法也是挺秀。荣祥跟着王老先生学了一年多，受益匪浅，诗文写作能力提升很快。后来，北平大小报刊都愿意刊登他的诗文，荣祥起了个笔名“塞翁”，一时名扬京师。这一切无不受益于王老先生的指导，这二两白干拜师的佳话从此盛传。袁金凯至死不忘恩师
民国时，京剧名武生袁金凯在戏校学习时就喜欢绘画，工笔仕女人物、写意花鸟都能画。一个偶然的机会拜国画大师李苦禅为师，师徒二人结下了千秋情谊。据《海岱寻踪》载：当时，李苦禅既是绘画名家又是京剧票友，能演《铁笼山》《状元印》《艳阳楼》等开脸大武生戏。他与当时的著名京剧演员李洪春、丁永利过从甚密，三人见面，不是谈画就是聊戏，尤其喜欢谈武生。一次李洪春问李苦禅：“你看过袁金凯的戏吗？”李苦禅说：“看过不止一次，舞台动作有规范，表演人物有性格，武打很冲，干净利落，是个大有前途的武生全材。”丁、洪二位笑着说：“他是我俩的徒弟，很爱绘画，拜在你门下，收不收？”李苦禅一口答应收下。此后，袁金凯与李苦禅师徒常聚，习画论戏，感情日深。一次袁金凯画了几笔荷花，李苦禅说：“格调不错，功夫欠深。”还有一次，袁金凯刻了一方印章，李苦禅又说：“意境可以，功夫不到。”袁金凯继续狠下功夫。那时，袁金凯家里很穷，李苦禅经常从大瓷瓶里拿几个钱让他买火烧吃。没了钱，就画张画，让他上街卖画。师徒俩有时一块红薯也掰两半分着吃。袁金凯经常为李苦禅做饭炒菜，奉若父尊。一次，李苦禅在袁金凯家，酒后画兴大发，挥笔画了一幅《松鹰图》，题词“千里江山一击中”，赠给袁金凯，鼓励他在艺术上努力拼搏。袁金凯以此鞭策自己并郑重珍藏起来。后来，他也画了幅《松鹰图》悬在屋里，说“见画如见师，思师不忘拼搏”，终于袁金凯成为绘画和戏曲表演上均有建树的艺术家。袁金凯与师傅的佳话，没有就此结束。“文革“”时期，李苦禅被揪斗，袁金凯亲自去北京伺候，李苦禅展纸挥毫画了一幅《八哥图》，讽刺那些只会张着嘴巴聒噪不已的八哥。师徒二人会心一笑。李师母怕惹是非要给撕掉，幸赖袁金凯留存下来。李苦禅谢世，袁金凯一家痛哭失声，饮食俱废。后来，袁金凯临终前，叮咛家人将一本《李苦禅》的小册子，放在枕边同葬，可见他们师徒之间友情的深厚。师徒见面不讲钱
在民国时期，有些师徒之间的关系很纯洁，金钱从来不是障碍和芥蒂。
据《中州轶闻》载：三十年代时，后来成为学者和申报记者的王瘦梅，因为在北京多次听了胡适讲课，而成了他几面之识的学生。作为京漂的王瘦梅家庭贫困，常常靠写点小稿挣几个稿费维持生活。那时北京的报纸不多，一个无名小卒想在报屁股上捞点稿费，并不容易。那时，胡适以爱护青年、关心青年的成长而闻名，他以北大文学院长身份主编的《独立评论》，有时也刊登少许文艺作品。为此，王瘦梅就给几面之识的老师寄去了一篇稿子，并附一封短信说明自己的处境，希望他给自己的文章修改一下，予以发表。信发出后的第三天晚上，王瘦梅外出归来后，房东太太告诉他：“有一位住在米粮库的胡先生坐着汽车来看你（当时北大除蒋梦麟校长有汽车外，教授中只有胡适一人有汽车），我说你不在家，他就走了。不久他又打发听差送来一封信。”说着她把信交给了王瘦梅。王瘦梅打开信后，首先看到两张五元钞票。信上说：“来信和稿子都收到了。稿子不合本刊要求，确难发表，原稿退还。附送法币十元，暂维持生活。”读完信后，想到老师能亲自来看他，王瘦梅很感动。王瘦梅想自己只是在写作上求老师予以帮助，并非向他求援，所以王瘦梅又把这十元钱退给了老师。另《陪都星云》也记载了一位退还学生版税的教授。抗战时期，在北碚的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主讲《修辞学》。他所撰写的《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他选定此书作为教材。《修辞学发凡》于1922年出版，多次再版。1944年秋，系一年级新生入学。陈望道教授在讲授《修辞学》第一课时，只见他身着长衫，手夹皮包，到了讲台，打开皮包，拿出书本。接着，又抓出一堆小钞票放在讲台上。陈望道首先向新生发问：“买了《修辞学发凡》的请举手。”这时，买了书的都举起了手来，却不知道老师的用意。紧接着，陈望道微笑地向学生说：“凡已经买书的都上来，你们买书时，在定价中，有一小部分是出版社付给作者的版税。现在我把版税退给你们，我不会收学生的版税。”课堂顿时活跃起来，这些大学一年级新生，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没事，同学梦都非常开心。真理面前无师徒
在民国还有一种师徒关系，讲学问甘拜门下，论政治只有对错没有师傅。黄侃作为民国的奇人学者，就曾是这样的代表。据《楚天笔荟》载：黄侃，字季刚，是章太炎的弟子，尽人皆知。然而黄侃却又拜学术上与自己不分伯仲的刘师培为师。因为刘师培研究晋书，有独到之处，尤其他精通陶潜的田园诗学，而且收藏的资料十分丰厚。这样治学严谨的黄侃十分钦羡，为此他经常到刘师培处切磋，虚心求教。因为二人都是名教授，当时，刘师培盘算，若将“秘笈”全部传授与他，黄侃必将凌驾于己之上；如果就此拒绝了，又恐怕损害自己的清誉。思前想后，不如就此机会，收黄侃为弟子，自己的名望会更高，可与章太炎并驾齐驱了。因此，他向黄侃提出拜师的建议，并表示：名正，言顺矣；言顺则学进矣。黄侃一贯秉承“能者为师”的治学精神，也没在意更多，就满口承诺。于是，刘师培选定吉日，宴请名流。刘师培正襟危坐，黄侃在铺好的红毡上恭谨叩拜，行弟子礼仪。一时学坛传为佳话。然而，刘、黄师徒关系，是以学术上的汇合开始的，却是以政治上的不和分野的。1915年，袁世凯称帝，作为“筹安会”所谓的“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十分卖力，奔走效劳。一次，刘师培邀集北京学术界名流开会，要大家上书“劝进”，其中就有黄侃。到会者既摄于袁世凯的淫威，又碍于刘师培的情面，内心虽不愿意，但无一人敢于公开反对。关键时刻，黄侃拍案而起，怒容满面地对刘师培说：“既然如此，刘先生一人足矣，何必兴师动众。”说罢，拂袖离席，其余的人也跟着走了。刘师培原以为黄侃是自己的弟子，约请到场，必然带头响应，凭其声望，到会名流肯定会附和。殊不知打错算盘，弟子不但不带头响应，反而带头反对，如此结果，出乎刘师培的意料。章太炎闻之说：“险哉！如若不是季刚反对，众将入其彀矣。”张寿臣谨慎收徒叶笃慎
民国时大家名流门下弟子如云是常态，而津门的著名相声演员张寿臣，却为了徒弟的前程，一再拒绝其拜师。但终被弟子的虔诚所感动，收下了这个爱徒。据《津沽旧事》载：相声前辈“幽默大师”张寿臣先生有授业弟子十人，以常宝堃、刘宝瑞、冯立璋、于世德、康立本、穆祥林、田立禾等为著名。此外，还有一位后来定居重庆的叶利中。叶利中祖籍天津，本名笃慎，出身富豪之家。叶笃慎自幼喜爱曲艺，曾背着书包各处赶场听相声，非常倾慕张寿臣的人品和艺品。稍长，不断向张寿臣问艺，张寿臣在去叶宅演“堂会”时，常提醒叶笃慎牢记“一年之计在于春”、“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告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应务本求实，不可因喜好相声而贻误学业。叶笃慎由此对张寿臣更为敬重，多方私下偷学他的技艺。十八岁后，叶笃慎常以张寿臣的相声参加义演，成为轰动一时的相声名票。张寿臣对此恬淡处之，见面时告以为人治艺“今古贵刚直”，不可随波逐流，玩物丧志。叶笃慎每有馈赠或宴请时，张寿臣总是婉言谢绝。后来，提及此事张寿臣慨叹：“人心不古呀！我得告诉他干这一行不容易，你要嘻嘻哈哈，就会一事无成。你家里有钱，也不能任意挥霍。我靠作艺吃饭，但决不捧少爷吃秧子......”四十年代初，叶笃慎常求教于常宝堃与赵佩茹，常、赵热情相助外，并向张寿臣进言，将叶列入门墙。其实，每逢叶笃慎票演时，张寿臣都亲为捧哏，及时提出不足。后来叶笃慎父兄不同意其下海作艺，叶笃慎毅然脱离家庭。经张寿臣提携去北京“小上海”游艺社演出，这才正式收为弟子，助叶进入了相声之林。叶笃慎后更名为利中，长期辗转于川黔献艺。建国后在重庆市曲艺团就职，创作演出了大量的相声作品。
胡魁双刀救徒儿
在民国时，有些师傅真是蛮拼的。师傅不仅传艺徒弟，而且关心爱护弟子，甚至有的为了救出弟子，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堪称师徒关系的绝唱。据《风雨长安》载：胡魁原名胡应魁，陕西临潼县雨金镇人，自幼舞枪弄棒，胆力过人。曾任临潼县县衙班头，捕盗办案，名传乡里。又酷爱戏剧，后来在县里创办了秦腔魁盛班，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培育出许多优秀演员。当时民谚说：“胡魁办了个娃娃班，德儿的内角，禄儿的丑，木匠红的须生，贵生的走，全德子的大净不用吼......”民国初年，胡魁领着他的娃娃班到本省三原县演出。几天过后，他们名声大噪，尤其是德儿的《走雪山》，把群众唱的如痴如醉。当地戏班十分眼红，便通过仗势地方黑恶势力乘隙把德儿裹胁藏匿，企图挖走，为己所用。胡魁得知德儿被抢，心里很不好受，他决心不惜动用武力，也要把自己心爱的徒儿给救出来。此后，胡魁表面上若无其事，照旧张罗演出，暗中却派出江湖朋友四处打探。当他把藏德儿的处所、地形、看守人力摸得一清二楚以后，便带着领儿子，二人各提两把明晃晃的利刀，出其不意地闯进了对方严密把守的院子。正当十余名看守人员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之时，胡魁已经一脚踹开了房门。德儿见是班主，哭着扑了过来。胡魁也不答话，领人掉头就走，儿子在前面开路，他在后面断后，把德儿护在中间。父子二人圆睁怒目，手中利刃寒光闪闪，对方见他们爷俩杀气腾腾的架势，谁也不敢上前阻拦，就这样，德儿被利利索索地救了出来。德儿名叫陈雨农，后来成为陕西戏剧界第一流的演员和戏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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