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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也就是传说中的“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有莫大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是一个货币自发演进、超越时代理论的故事。中国交子的故事，一方面揭示了这个古老帝国曾经的文明辉煌。纸币最早确实在一千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后代经济学家曾调侃说中国人早对纸币司空见惯，不会类似老外那样“友邦惊诧”，而那时候的老外就好像从蛮荒而来的土著。另一方面，则也以案例解释了货币的规律，当经济不足以支撑纸币这样的形态之际，会发生何等的悲剧。 回看宋代，国人颇多腹诽，读宋史长流泪人人皆知，甚至被视为中国衰落的开始。即使钱穆这样的大家，一方面表示 “中国在唐代以前可以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宋代经济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另一方面也认为汉唐宋明清中，“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钱穆，2012）。事实上，如果换个评价标准，宋有其地位与优势，无论人均经济水平还是文化生活，可谓中国历代之中少见的斯文之地。保罗·史密斯等学者研究都指出，宋朝国家主义和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发展，对外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经济领域中的商业方面则比较激进，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甚至纸币的诞生，这甚至可以被认为中国文明竞赛中领先西方的顶峰的产物与象征。 四川在宋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四川因为躲过隋唐战乱，经济相对独立，铁钱是其一大特点，但携带不便缺点日渐凸显，但铜钱也难以取代铁钱地位。对此当时史料有不少记载，往往主妇到集市买盐也需要携带很多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等记载比比皆是。铁钱与铜钱的比例根据记载似乎在十比一，可以想见其携带不便，“江南旧用铁钱，十当铜钱之一，物价翔踊，民不便”“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 也正因此，宋的经济繁荣与货币短缺，而四川茶叶和马匹等贸易的发达以及四川铁钱的笨重，导致交子在相对独立和特殊的四川诞生，原因正是“患铁钱重，私为券”。交子最初作为私人票据成为贵金属、丝绸等货币的替代品，可以理解为一种早期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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