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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什么英国人写的儿童故事更好看？
要是用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和哈克贝利·费恩（Huckleberry Finn）分别代表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好奇的事实：一个用魔杖战胜了邪恶，另一个漂流到远方，捍卫社会正义。在儿童文学领域，全心全意为儿童着想才是本质，而这两个文学人物，一个是在苏格兰高原地带的寄宿学校学习的男巫，另一个则是赤脚的男孩，顺着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遇见不少骗子、赏金猎人和小偷。两个人物都是孤儿，都在英语儿童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很显然，两个故事的呈现方式并不相同。
英国是个不大的岛国，却是儿童文学畅销书的聚集地：《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彼得·潘》（Peter Pan）、《霍比特人》（The Hobbit）、《詹姆斯与大仙桃》（James and the Giant Peach）、《哈利·波特》（Harry Potter），还有《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魔衣橱》（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都充满着幻想。同时，同样在儿童经典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美国，其作品中却没有那么多魔法元素。像《大森林里的小木屋》（Little House in the Big Woods）、《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夏洛特的网》（Charlotte’s Web）、《鹿苑长春》（The Yearling）、《小妇人》（Little Women）和《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这些作品都是由于真实描写了美国村庄和农场的日常生活，而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果英国儿童来到温暖的壁炉前，一起听魔剑和会说话的熊的故事，那么美国儿童就会坐在母亲的膝头听故事。在故事里的世界，生活十分艰难，服从最重要，并且故事十分强调基督教道德观的价值。每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点，但英国人的方式无疑满足了儿童文学的需要。儿童文学是为了满足儿童的想象而存在的。
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要追溯到两国独特的文化遗产。哈佛儿童文学与民间风俗教授玛利亚·塔尔塔（Maria Tatar）认为，首先，英国人吸收了来自异教的民间传说，而且，英国起源的传说就是男巫教导年轻国王的故事。从梅林（Merlin）到麦克白（Macbeth），传说总是与历史密不可分。塔尔塔说：“在英国人不停地描述这个魔法世界时，更加实际的美国人只关注土地的开发价值”。信奉新教的美国人强调职业道德，所以像《波丽安娜》（Pollyanna）和《小火车头做到了》（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这类的故事里都能看到。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儿童文学名誉教授杰里·格里斯沃尔德（Jerry Griswold）认为，美国人也写幻想作品，但方式和英国人完全不同。《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小女孩多萝西（Dorothy）揭露伟大又强大的奥兹国王就是个骗子，对此格里斯沃尔德说：“美国故事深深植根于现实主义，连幻想作品都是如此。”
美国的幻想作品风格不同：它们的结尾一般都具有道德教化意义，比如苏斯博士（Dr. Seuss）的惊世之作，描写了一只笨笨的小象霍顿（Horton），他的口头禅是：“不管一个人多渺小，他都是人”，还有“我说的就是我想的，我想的就是我说的。大象百分百忠诚”。甚至在《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中，妈妈一回家，家里就恢复了秩序和平静。在《绿野仙踪》彩印本的结尾，有这样的话：“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过家”。《野兽出没的地方》（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一书中，麦克斯（Max）冷静下来，起航回家，控制他的脾气，而野外也恢复了平静。
两国的地理特征也是影响因素：英国依旧保持着乡村旧貌，古老的城堡林立，安逸的农场遍野，这给予了英国童话创作的土壤。塔尔塔认为，英国人意识到了本土田园风光的魅力：“想想比阿特丽特斯·波特（Beatrix Potter）在灌木篱墙下与小兔子们私语，或是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A.A. Milne）笔下的《小熊维尼：百亩森林新历险》（Winnie the Pooh wandering the Hundred Acre Wood），我们就一目了然。”无独有偶，J·K·罗琳（J.K. Rowling）笔下哈利·波特就读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就位于苏格兰高地上，那里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荒郊野外。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描写古老的石墙花园、沉睡的河流，牛津大学里没人发现的走廊，这些构成了《爱丽丝漫游仙境》中异想天开的情节。
相反，美国狭长的街景并不怎么安逸舒适，也不怎么有人性，当然更不会闹鬼。作品中的人物所存在的世界里，有尊贵的紫金山，有结满果实的平原，这些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真是存在的：《布莱迪的大峡谷》（Brighty of the Grand Canyon）里的驴，《让路给小鸭子》（Make Way for Ducklings）中关闭交通的波士顿警察，以及《又丑又高的莎拉》（Sarah, Plain and Tall）中的新娘，她写信给居住在中西部农场的孩子，给孤独的孩子们带去爱。这些作品里，没有恶龙，没有魔杖，也没有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雨伞。
美国的畅销故事书，讲的是普通人所做出的功绩
在苏格兰斯凯岛，文学教授梅格·贝特曼（Meg Bateman）接受采访时对我说，英国异教和他们的故事从未真正消失。在基督教的征战中，异教在英国得以保存，特别是苏格兰，且存在的时间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长。贝特曼用盖尔语授课，他说，尽管一神论横扫了欧洲大陆原本存在的宗教，但在英国却费了一段时间。罗马人修建的哈德良长城，阻挡了北方蛮族大军的入侵，也将苏格兰与外界相隔离，因此在苏格兰依旧保留有异教信仰，这种信仰来自于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化又来自于皮克特人、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 撒克逊人和维京人连续不断的入侵。
甚至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很多人都还认为有平行世界存在。那些说人会变形的神话故事被很多家族代代相传，这些家族住在城堡里，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海豹和熊。贝特曼说：“盖尔文化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世界的阴暗面”。死亡不是“上天堂或下地狱，而是一种生命的延续，虽然身死，但精神依然可以影响活着的人们”。很多故事都是以平行世界为基础展开的，例如《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黑暗崛起》（The Dark Is Rising）、《彼得·潘》和《黄金罗盘》（The Golden Compass）——所有这些都以描写其他世界为特点。
而这种信仰是清教徒们坚决不能接受的，他们为躲避宗教迫害，逃离英国，来到岩石遍布的新大陆海岸。塔尔塔说，美国的特点在于没有什么本土民俗文化。尽管非洲奴隶将他们的风俗带到南方种植园，印第安原住民也有很多神秘的传统，但除了一点印第安故事和价值较低的本国作品（如《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被保留下来，其他丰富的文化很少保存到今天。
而美国的畅销故事书，讲的是普通人所做出的功绩：比如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野姑娘杰恩（Calamity Jane），甚至还有伊利运河上的骡子萨尔（Sal）。由于人们经常在伐木和采矿营地举行各种吹牛性质的竞赛，因此出现了很多夸张的文学作品——荒诞故事（Tall Tales）。里面有巨人樵夫保罗·班扬（Paul Bunyan）、骑马快如闪电的牛仔佩科斯·比尔（Pecos Bill），以及钢钻工约翰·亨利（Joh Henry）。约翰生而为奴，死去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握着铁锤。这些人物体现了美国人的期待：他们得到了名望。
英国儿童听到的故事可能都关于皇室命运，这些故事从亚瑟王从石头中拔出剑的那一刻就有了。格里斯沃尔德认为，来到美国的移民从那些“与生俱来的王权”手下逃脱，来到美国，因此对挑战贵族统治更有兴趣。他指出，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作品《王子与贫儿》（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就证明，王族和平民是可以互换身份的——“于是我们的故事里并没有什么城堡”。
贝特曼在接受专访时说到，两国的差异可能在于，美国人“缺少讽刺的幽默，因此无法质疑现实的可靠性”。这一点和英国讽刺、自贬的幽默方式大不相同。莫里斯·桑达克（Maurice Sendak）绘制的礼仪书《亲爱的，你说什么？》（What Do You Say, Dear?）就因此备受赞誉。然而就算是《小妇人》，贝特曼都认为，这本书就是新教徒用来“教育人们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做到最好”。
也许一个没有救赎和道德规则的世界，更有助于留存下令人感动的故事。爱丁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像建立在七丘上的罗马一样古老，那里小巷遍布，连通铺着鹅卵石的街道，街旁是石砌的建筑，顺着弯弯曲曲的台阶而下，可以到达海岸——这是八岁孩子迦勒·桑塞姆（Caleb Sansom）眼中的样子。他和妈妈一起在镇上的图书馆看书，他说自己喜欢的故事里要有“淘气的动物，能像人一样做事情”，比如《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里的蛤蟆先生（Mr. Toad），就“超速行驶出了车祸，不怒反喜，最后还进了监狱”。而美国式的故事书，比如《大森林里的小木屋》，就写了“太多的规矩，‘要做这个，不准做那个’，实在是很无聊”。
异教的民间传说很少涉及道德方面，更多的是在塑造人物，比如讲述那些依靠智慧和技巧获得胜利的人物：寻获至尊魔戒，在与咕噜姆（Gollum）的猜谜比赛中获胜后逃遁的比尔博·巴金斯；《咕噜牛》（The Gruffalo）里调戏饥饿的猫头鹰和狐狸，却没有被吃掉的老鼠。格里斯沃尔德把这些人称之为“暴君”，他们满足了儿童的天性：推翻权威，不顾礼节：“孩子的逻辑要比大人还要怪”。然而贝特曼认为，在异教神话故事中，年轻人身上才有直面罪恶的品质。进一步来说，对于孩子以及他们顽皮的天性，异教和基督教的意见是对立的：异教认为刚出生的婴儿是纯洁的，而基督教认为孩子一出生就带有原罪，需要改正。就像《鹿苑长春》里的裘弟（Jody），他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小鹿，并意识到生活中存在着各种艰难的选择，最后他原谅了母亲，担负起男人的责任。
人们已经证明，在英国儿童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幻想作品，对童年发展至关重要。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的著作《魔法的作用》（The Uses of Enchantment）论述了童话故事的心理学意义，从那时起，儿童心理学家已经将故事作为一种工具，帮助儿童克服他们对成人世界的焦虑。现在人们认为，童话故事是一种文学题材，讲述了孩子们对被抛弃、对某事的无能为力，以及对死亡的恐慌。
格里斯沃尔德认为，很多成功的儿童书解决这种恐慌的方式，就是重复着重描写情感。在他的《感觉像孩子一样：儿童和儿童文学》（Feeling Like a Kid: Childhood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一书中，他定义了五种基本的故事机制，这五种机制会特别让孩子感兴趣：隐藏的空间、缩小的世界、可怕的坏人、变得轻盈或能够飞行，以及会动的玩具和会说话的动物，这些虚构的故事构成了儿童文学重要的部分。
“孩子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创造幻想世界，成人不会这么做。”格里斯沃尔德说，“在平行世界里，什么事都可以解决，都可以发展，都可以理解。”孩子们通过亲自动手，学习效果最好，他们通过想象，来处理自己的情感。格里斯沃尔德强调：“故事在使人愉悦的基础上达到其目的，这个目的通过类比表现出来，故事线像梦一样，也有其生物功能。”
人们已经证实，在英国儿童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幻想作品，对儿童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贝特曼认为，幻想作品是在人类历史基础上的再创造，作品用精灵代表大地的声音，对生命和死亡有不同的见解。这些作品将自然视作伟大的生命力量，不失为一种智慧。“异教的民间传说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地球的客人，这使我们保持谦逊，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记住的格言。”
今天，我们似乎有更多的理由，从幻想作品中寻找慰藉。9·11恐怖袭击事件使人们更加迫切地希望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园。格里斯沃尔德认为，美国作家正在迅速转变方向，创作一些格调更加阴暗的幻想作品，比如一些高举反面乌托邦大旗的小说《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赐予者》（The Giver）、《分歧者》（Divergent）、和《迷宫行者》（The Maze Runner）。就像双子塔倒塌那样，这些令人难过不安的作品讲述的是后末世时代的瓦解，人类大脑被植入芯片，反映出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消费社会的形成给人们带来的恐慌。作品中的未来没有希望，荒芜的世界一片凄凉。但这些作品可能有自己的目的。如果孩子阅读童话故事能够消除害怕感，那么这些反面乌托邦式的幻想作品（和其中的男女主角）可能会让今天这些孩子拥有一把解决未来问题的钥匙。
本文原刊于美国《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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