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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的哥哥查建国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做着充满理想而近乎无望的努力，“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一极”；被视为僵化体制积极维护者的王蒙，他在现实的精明之外却不乏知识分子的风骨。当他批评孙子玩游戏时，他的孙子对他说：“可怜的爷爷，我理解你。我敢肯定，你的童年没有玩具，没有玩具的童年，除了去革命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万众瞩目的“北大改革”的设计者张维迎，那时候，他是热情而坚定的追梦人，怀抱着一腔信念，要在死水中扔进一块大石头。但风波过后，他渐次成为今日声名远播的批判者。朋友视其为“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目无组织，心无旁骛”的“四无居士”，他也以此自得。 这本书着墨最多的还是企业家。它在“知识人”之外，专辟“企业家”一章，讲述了4位中国企业家的故事。这是一个内容丰富、潜力无穷的群体。尽管他们政治地位不彰，但中国的“经济奇迹”正由他们写就。他们在日后施展抱负绽放光芒，而其初心与动力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一小段插曲的刺激。 潘石屹夫妇，这对“海龟”与“土鳖”的组合，是当下最显赫的明星夫妻。潘出身草根，在一个不知名的大学读完书后成为石油部的职员。关于他辞职的原因，媒体多有报道而广为人知：他带一个新入职的女大学生去领办公桌椅，对方挑剔不止。潘劝诫她，对方却说：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的。一语惊醒梦中人，潘于是辞职下海。而这本书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原由：当时胡耀邦等领导人穿西装打领带，他们的言行给传统社会一些冲击，潘石屹感觉到自己办公室里的工作是“多余的，没用的”。他辞了职，奔赴深圳，后来又到海南，那是一片自由而混乱的土地。他与冯仑等伙伴在夜总会里跟人谈事，有时会被一把枪顶住肚子。潘在海南房地产崩盘之前全身而退回到北京。在这里他遇到了被热火朝天的国内景象所吸引的张欣，认识四天后，他就抓住机会，向她求婚。 他们成为京城商界里最厉害的组合。当时的竞争对手任志强指责他们的SOHO现代城是“垃圾房，应该炸掉”。潘是应对危机的高手，他出了一本书，里面都是批评自己和SOHO现代城的内容。在他的观念里，“一个英雄会拔剑自宫”。在日后的另一场舆论危机中，他把网民嘲讽自己的“潘币”印制出来，到处赠送，“因祸而得福，转败而为功”。他与任志强也成了关系亲密的朋友，他们在微博上的言论与互相调侃，让很多人改变了对地产商的不良印象。而张欣对丈夫的感觉是：我不是那种可以浑水摸鱼的人。但是潘石屹在这种环境里却完全如鱼得水。 张大中出生在一个“黑五类”家庭，这给他初始的命运烙上了耻辱、压抑的印迹。但有一天，他在书上读到一句话：一个人的不幸程度，取决于你对不幸的理解。这打开他的心门，让他从此成为一位乐观主义者。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然后长跑10公里，即便冬天也不停歇。后来已经往生的母亲得到一定程度的平反，他领到了1000元的补偿金。他用其中的一半结婚，另一半作为事业的启动资金。先给人刷煤气灶，每天能挣两块钱。然后自制灯具售卖，大赚160元。这奠定了他日后成为电器大亨的道路。他不断地努力，终于让母亲“沉冤昭雪”。但他一直没有忘记领到补偿金时候的感受，“必须拿这笔钱做点配得上她的生命的事情”，“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像一根无形的鞭子一样激励着我向前走”。 还有孙立哲，这位自学成才的天才医生在政治挂帅的年月里风头无量，但赴美后生活却堕入困顿。读博士时为了挣钱，他到医学院实验室里当实验对象，甚至卖血。创办家庭饺子公司让他从此开始亲近商业。回到国内，他帮助中信出版社成为业界领先者，最后自己却被排挤出局。但他并不消沉，他在世界各地进修多个学位，同时涉足房地产、银行、医疗等多项事业。“当你面对一股巨大的潮流时，重要的是行动。无论它是什么——下乡、上大学、出国、回国——都不重要。我必须得弄潮。” 几天前，去见一位杭州来京的企业家，谈一个活动筹备的方案。这是关于创新主题的一个活动，准备邀请硅谷的一位科技巨头，然后有国内一位“德高望重”的企业家跟他对话。他看了下方案，立刻否决了这位大佬，“他讲不出什么新东西，去找那些躁动不安的年轻人吧。” 改变中国的正是这些潜流暗涌中躁动不安的人。我想起有次去杭州，接站的司机是一个谦和有礼的中年人。行过一个桥的时候，他细致体贴地放慢车速，给我指桥下的江看，那是钱塘江。当时夜色弥漫，光线微茫，从车内看出去，静水深流，一片安宁。但我知道，它在低回，它在蓄势，它在等待，一旦潮起，巨浪滔天，一往无前，那是怎样惊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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