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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史视角看“历史耐心”张晓红 2015 03 05
2015 0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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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的数据表明，中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在182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GDP为32.9%.尽管多年来雄踞宇内，但却是外人眼里“老大帝国”。大而不强，颓势显露，并无大事可叙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冰山。“根据中欧商学院许小年教授的研究，中英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GDP世界第一，但是清朝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极为可怜。由于古老的税收体系，清政府能够用的只是每年GDP的3%；而英国政府当时可以动用的GDP是当年英国GDP的60%.动员能力弱化的背后则是对制度变迁、技术变革的漠视与消极。
花了十一年时间撰写一部《中国经济史》的经济史家侯家驹提出他的论断认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因幅员广袤与人口众多，执政者有君临天下之势，工商人士莫能与之抗衡，以致政治制度成为下层构筑（即基础），经济制度反而成为上层构筑。结果造成“政治制度左右经济制度，政治力量凌驾于经济活力之上”，这种格局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营事业和统治经济建立后，对于工商业者已形成致命的打击。再加以在管制社会中，科技被视为奇技淫巧，阻碍聪明才智之士从事科技研究工作，从而使技术停滞，经济社会凝为静态。 这也算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种解释。
在经济低迷的1970年代早期，著名经济学家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年均近10%的增长，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作为孜孜以求的“50后”经济学人，林毅夫、蔡昉、李周在1994年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堪称阶段性中国经验的总结与预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指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1978年以降，中国经验已然在世界经济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的故事恰恰体现了亚当．弗格森指出的“人类行动的后果而非人类精心计划的结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之所以存在的最终原因是人性的弱点。哈耶克曾强调说，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不在于它的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市场经济建立在两个深厚基础假设之上，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在张五常对于制度变迁的最初分析中，制度变迁的成本源自两个方面：寻找替代制度的信息成本和实施改革遇到的阻力，尤其是来自可能在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的反对。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寻找最大公约数固然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改革历程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的当然选择。当然，这个最大公约数的范围也不可能无限制扩大，要缩小质数的数目范围。
在诺奖得主科斯和他的助手王宁的笔下，“如今的中国社会开放、信息畅通，充满动力与渴望。”稳中求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常态下的主导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推进城镇化发展提出，“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历史和耐心的组接既是文风语态的新亮点，也提出了大历史格局下应对复杂局面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和方法前提。与历史耐心相匹配的，韧性、定力、回旋余地这些词语屡屡见诸主流媒体，经济下行压力客观存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存在不确定因素，当前的时间节点属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更需要保持定力和韧性，强化担当和责任，发挥回旋余地的功效，开拓经济发展的边界，以期在今后的岁月中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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