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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师
烟雨楼台无悔此生
明心禅寺后学沙门衍能悟海整理
“悲欣交集”。当弘一法师用他那留下无数传世之作的妙笔写下这几个字时，回望三十九个春秋的在俗生涯以及遁入空门的二十四年的岁月，此时的心境也许只有这四字能涵盖与包容了！而法师身后，这四字又留下了那么多众说纷芸、莫衷一是的解释，在他传奇而谜一般的一生中再度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为后世无数景仰法师的人猜测、迷惑、感怀。而法师正当盛年，由昔日的风流佳公子及名噪中华的名士，毅然皈依佛门，潜心修律的行为，又使多少俗家弟子，勘破迷情的生活，循着法师的人生轨迹，做了永久的解脱。
死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与选择的，因为有生，就注定有死，而如何在这个“向死而在”的过程中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则每个人有太多的自由。众生在现实与超脱之间常感无所适从，而能将崇高的超脱与平淡的现实和谐合一，确是将人间的痛事悟透之后才有的正觉，难舍能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解放自我的世界的新人。许多人将法师在俗与出家后的生活视为截然的对立而不能理解，实际上，终其一生，他的出家行为与其在俗世时一样，依然是他忠于生命，忠于自己的延续。
弘一法师1880年生于天津，俗姓李，名叔同，幼年即聪慧无比。父亲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在家居士，在叔同五岁时去世。也许是父亲的言行濡染了年幼的他，以致成为他后来遁入空门的最始的缘起。在此后三千多个寒暑中，叔同以他独有的秉性与感悟，对所历经的人间世事，无一不是全身心的投入，自由自在地挥洒着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对自己的国家、热爱的艺术以及钟爱的红粉知己，都倾入了生命中的全部热情。1898年当李叔同结婚后的第二年，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李叔同十分崇拜康有为，赞同变法，他曾以“南海康君是吾师”来明志。这种对于变法志士的崇拜侵透了他对于国家命运的忧怀与热爱，这种情怀又可在风靡大江南北的《祖国歌》中窥见：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 ……，允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这是何等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度而感到骄傲！而在1905年秋，他正值年少，东渡日本留下的告别祖国的《金缕曲》中，又一次酒意诗兴，豪放满怀。“恨年来絮萍飘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堪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其中“度群生哪堪心肝剖”一句也许是他出家前朦胧时心迹的剖露，是他在浪迹天涯、遍尝人间滋味种种之后，终感在尘欲所累的世间，随波逐浪、自救不了。所以才终于从黑漆激绕的世间解放出来，热肠而冷眼地透视人间，为身忘世，勘破自我。
对于自己所钟爱的艺术，李叔同更是体现了这种忘我精神。作为中国第一家话剧团“春柳剧社”的创办人，他所扮演的《茶花女》一剧中的女主角玛格丽特以及在日本登台演出的《黑奴吁天录》中的女主角爱美柳夫人，都给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尤其是他所饰演的茶花女，其优美婉丽，使台下的观众为之动容，情不自禁地跑到后台去与之握手。作为美术家，他既擅长丹青，又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洋油画的人之一，他工于素描、水彩、油画、国画及图案设计。作为音乐家，他集作词、谱曲、演奏于一身。他的一曲《送别》至今还传唱南北。“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其中的情韵使多少不堪离别的性情中人感怀。此外，他善书法、金石，各体的碑刻他都临摹过，写什么象什么，即使在出家摒弃了一切艺事之后，也亦独独没有放弃书法，常以手书的经文佛号赠与他人，继续以他的艺术与对佛的参悟来启迪世人。对情爱，李叔同亦是倾其真情，无论是对生身之母，还是欢场女子，亦或是异国女郎，他都是以人的情感挚爱着。他对母亲极尽孝道，因为念其母不是父亲的正室夫人，他格外体谅母亲的一颗孤苦与难以为外人道的情感，不惜携母南下上海，为的是给母亲一个舒适宁静的环境以慰其心。甚至在他出家以后，每逢母亲的忌日，他都要设法纪念。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多情，潇洒豪放的翩翩佳公子，在从日本回国后，竟于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在杭州虎跑大慈寺剃除须发，披上袈裟，正式出家。
出家后的李叔同，法名演音，号弘一。从此将他半生“绝代才华绝代姿”的生涯划上一个句号，竹杖芒鞋，严持戒律，勤学苦修，广事弘扬，成为被佛教界推崇的中兴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
以李叔同的盖世才华与绝顶情智，在他刚值三十九岁的盛年就已达到了艺术的颠峰。但他是绝不会囿于其中而满足的，他要向着生命的最根本深处去探究。说到底，学术、文艺不过是生命存在所依托的形式，连身体都是生命的物化，而财产、子孙、情爱也只是生命存在的外延。对生命的究竟与根本的探究是弘一法师这样悟性极高的人最终要追寻的。本来众生的苦迫，皆因贪爱所系，爱为系缚的根本，也是现在、未来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爱的含义极深，如胶漆一样粘连而不易摆脱。虽以对象种种不同，而有种种形态的爱染，而对于身体、财产、子孙、情爱以及艺术、事业都可归于爱染的种种形态，是世间无明的境界之爱，即“有我即有我所”。由于爱本身的特点，于是就有无限的欲求与无限的烦恼。
“什么是自己，什么是自己所有？”这是李叔同在体验了生命爱染的种种形态之后要思索的问题。他先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又读了一些理学和道学的文章，于是到虎跑大慈寺去断食。第一周，半断食，渐减食量；第二周，全断食，只饮泉水；第三周逆着第一周的顺序而行之，一直断食十七天。他将断食期间的感受详细记录下来。这段时间他的感受非常清凉，感觉亦特别灵敏，能听人所不能听到的。悟人所不能悟到的。有此体验之后，他始觉此间的喜乐才是生命的真乐，是超越世间为贪爱所系缚的一切的人境之乐，找到自己，找到真我。
出家前，弘一法师把平生所用的印章赠给西泠印社，把书籍、字画、衣物，分赠给几个学生，毅然离俗弃世，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把俗人以之为苦的视为至乐。唯此，才能解释为什么出于豪门世家，遍尝人间锦衣玉食，在温柔富贵之徜徉徘徊了半生的叔同终于参破世间的迷情，一入佛门，青灯古佛，勤研戒律，终此一生。唯有此，才能解释昔日怜香惜玉的叔同，能在与已厮守了十年之久的爱妻前去探望之时，闭门不见，致使其痛不欲生，挥泪离去。哪知此时的弘一法师已非昔日的叔同，他早已不为世间的爱染所系，一心向佛。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生活极其严肃，一改昔日贵公子的面貌。他起初修净土宗，后修律宗。律宗是很严格的，一举一动都要严守戒律。弘一每次坐藤椅时，都要把藤椅摇一下，怕一下子坐下去会压死藤椅缝中的小虫。他曾亲侍当时名播中外的印光大师，亲眼目睹大师俭朴的生活，这对弘一影响很大。他的生活也极尽俭朴，他常把别人对他的供养移作佛教事业经费，自奉很薄，他行游各地时，锡杖芒鞋，三衣一钵，有时自己还挑行李，完全是一个苦行头陀。
他严守“过午不食”的戒条，有时缺医少药，生活清苦，以致于体质都变得非常赢弱。弘一法师到浙江、福建一带由寺院挂单或闭关，每到一处都要用大量的时间整理佛经，以振兴南山律宗。他把修道参佛的功夫融于日常的意理机趣。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旧日的朋友学生常去看他，还有慕他在俗的声名的人，想一睹他的风采。但法师清癯消瘦，淡泊笃定，全无当日的风流意气之态，且常微笑默然，并无高谈阔论，致使慕名前去的不少人非常失望。这恐怕是悟道之人的心态，明白以后不愿也不能更多的表达。很多向他求字求教的人，弘一法师也只是写一些最为常见普通的如“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持赠，言谈之处总是让人潜心修律，严守戒规。而且他对人的教诲也是从日常的生活着手，全无故弄玄虚之处，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万事万物。拜他为师的宽愿法师一直跟随在弘一法师的身边，弘一教他学文化，教育他怎样处世接物，认真做人，并教他许多格言。如“放宽肚皮容物 ，立定脚跟做人”，“律己宜带秋气，处世须带春风 ”；“临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立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要宏，言动要谨。” 所以，出家后的法师对人对事淡然处之，不掠不怒，从容应对，真正做到了他教诲于人的“人到无求品自高 ”。
他对宽愿法师说过：“人生在世，有三大难得。一是中国难得，二是佛法难闻，三是良师难遇。”弘一法师对此还逐条加以解释，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众多、地大物博、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能做中国人是何等幸福。佛法难闻，则是做一个和尚并非穿袈裟就算是皈依佛门了，必须排除一切杂念，坚持戒律，勤学苦修，才能得道，才能超度众生。学佛得道，必先求得知识学问，深透理解佛经的精义。要达到这一步，又需借助一定的方法，这就需要良师的诱导教诲，指引道路。这是弘一法师究其平生所悟，言词虽平实朴素，然却是为身处世的中道，是法师的自觉觉人，自度度人，虽是对出家弟子而言，而对于声闻之人，亦有本限的义理。他不仅这样教诲后生弟子，在出家修行的过程中那种认真严肃，首重器识的高尚品德，较之在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
弘一法师既从繁华的世间遁入空门，早已把浮名看淡，因此在他修行期间对于世俗的应酬，尽量回避，尤其不结交官场中人。1937年，弘一法师应青岛湛山寺之请，前往讲律。行前约法三章：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名。而且为了防人接船，他特地临时改搭他船。到了青岛之后，除讲律外，闭门谢客。一天，青岛市市长来访，法师拒绝会面。市长设斋邀请，也请不到他。弘一法师特写“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的偈句来婉谢市长的盛情。
1937年抗战爆发，法师不顾炮火连天，依旧按预定日程行事。这年冬天，厦门时局紧张，大家劝弘一法师赴内地避难，他却坚决不愿离开厦门，自己给所住的房室题名为“殉教堂”，誓为诸寺院护法，与共存亡，如逢变乱，愿以身殉，并以诗“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来言志。这种高标傲世的节操亦可在他1941年冬的红菊花题偈的诗中看出：“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他自称“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对此解释“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他把身、家、国三者的认识统一起来，真正做到了忘却我所有的世间，勘破自我，不从自我的立场看世间，从而真正地理解了世间，救护世间。也从此语中亦可以看出，他早年对祖国的满腔热血，这时已融化到虔诚的弘法中去，并且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了。
1942年，弘一法师自感将不久于人世，提前将自己的死期写信告知几位如夏丐尊一样的知交，然后写下“悲欣交集”的绝笔，此时，他眼中盈满了点点泪水。
弘一法师的一生，无论是做人、为僧，都将生命的热情倾注到自己所热爱献身的事业中，以过人的智慧对生之方式进行自觉的选择，从而使他的生命在生死流变的过程中超越了生死，作了永久的解脱，实现了无限清净。
曼殊
行云流水一孤僧
有情是佛法的中心与根本，而佛法的真义也正是从此去把握的。世间的一切学术、教育、经济、政治、法律及科学的声光电化，无一不与有情相关，无一不为有情而出现人间，无一不是对有情的存在。如离开有情，一切就无从说起。所以，世间问题虽多，根本为有情。一生放达浪漫的情僧苏曼殊，也许正可以由此来读解。
曼殊1884年9月28日出生于日本横滨，其祖父苏瑞广，广东香山县人，以经营进出口商业起家。其父苏杰生亦经商，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居住在横滨山下町三十三番地，娶一妻三妾。曼殊生母名若子，是其父所雇日本女仆。曼殊出生未三月，若子就离开苏家而不复返，杰生将曼殊交其妾河合氏（日本人）抚养，曼殊认河合氏为其生母，终其世不知自己非河合氏所生。河合氏曾经与一日本商人结婚，生子女各一人，前夫死后才改嫁杰生。为此，曼殊曾怀疑自己是河合氏与前夫之子。以曼殊的性情，必要究其来历，而毕竟又不便问及，于是，这便成为折磨他一生的难言的痛事。所以才有日后写给友人信中的话：“家庭事虽不足为外人道，每一念及，伤心至极矣！嗟夫！刘三，曼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此生来历尚且不能证得，这可能是诱发曼殊对人生虚无感叹的根本所在，不然不会有每一念及使“伤心至极”的感叹。而他投身的世间，也并非澄清明朗，尽如人意，眼见众生浮沉世海，以他清高淡雅的品格，视富贵若浮云，更不肯将此生托附于这红尘中的名利场。
于是，佛门便是他觅得的一块安身立命的“净土”，以抗拒平庸污秽的世俗人生，寻求解脱人生痛苦的所在。
曼殊的人生观始终贯穿着大乘佛教的入世度生的积极精神。他虽身为佛门弟子，但这并未妨碍他对社会的关注，对世间的有情及对人生的体验，激发了他文艺创作的激情。佛教本是人间的佛教，理智的正觉与解脱的自由在人间而不在天上，所以，在曼殊对人、对社会的行为以及他的文艺作品中，无不充满了既重视人间，又能从中解脱的正觉。也因此，世俗的功名利禄与儿女情长均不能缚住曼殊，使他成为它们的奴隶。他以自己的生命投身于其中，既作了热切而深刻的体验，又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于是，无论名场、利场还是情场，终不能成为曼殊永久的栖身之地，而他的一生终不为外物所累。世界上能似曼殊一样豪放洒脱，如闲云野鹤，来去无牵无挂，又有几人？
1900年冬，曼殊16岁，中国留学生发起组织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反清革命团体青年会，发起人为叶澜、董鸿伟、汪荣宝、冯自由等，曼殊由冯自由等人的介绍，亦列为发起人之一。不久曼殊即考入振武学校学习陆军。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俄国也伺机觊觎我国东北，以青年会为骨干的我国留日学生极为愤慨，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推举陆军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天天操练，准备开赴东北对俄作战，实际上也是为推翻清政府作准备。曼殊也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不久，该组织被政府勒令解散。叶澜，秦毓鎏又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曼殊亦参加其事，进行爱国活动。此时，负担他学费的表兄林紫垣反对曼殊参加革命活动，迫令其缀学回国。曼殊一面迫于经济困难，一面也想回国有所活动，而此时原军国民教育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于是，曼殊于1903年9月乘船回国至上海，到苏州吴中公学任社教，与包天笑、汤国顿等相交甚欢，后又到上海，任《国民日报》社翻译。这个时期的曼殊进行了很多文字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译著。文章如《女杰郭耳缦》及《呜呼广东人》，以及翻译法国雨果的名著《惨社会》《悲惨世界》。后《国民日报》停刊，曼殊设法离沪返港，找陈少白。其父苏杰生听说曼殊在香港，到港找他，想叫他回家娶亲，曼殊避而不见，陈少白劝他随父亲回家，他不告而别，终手跑到惠州削发为僧。这时是1904年的春天，他取法号曼殊，又号元瑛、玄瑛。曼殊本是性情放达，激情满怀，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然为人在世，总有许多的不自由，于是，披剃为僧，皈依佛门便成了他最终的去处，佛门净土也成了他理想的去处。
皈依佛门后的曼殊依然保有一颗热情激荡的心，不曾让它有片刻的冷却，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然他的入世度生并非为了贪图功名，纯粹是从救护世间、教化人类处行事的，既是为了生命自体的体验，亦是以己之存在度脱众生。这此均可以从他1904年后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中觅到踪迹。出家以后，曼殊即漫游暹罗、锡兰，又随乔悉磨长老学习梵文。1904年夏秋间归国，曼殊到长沙访秦毓鎏于湖南实业学堂，并留该校任教，同时与华兴圣洁的同志时相过从。华兴会在湖南发动起义失败后，他又去南京，任江南陆军小学教习。1906年春，曼殊重至长沙，在明德学堂教援图画，暑假后应刘师培之邀，赴芜湖执教于皖江中学。1907年，苏曼殊偕刘师培、何震东夫妇东渡日本，住在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社，与章太炎同寓。在此期间，他在《民报》及增刊《天讨》上发表的文章、绘画作品以及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诗、研究佛学的文章等得到章太炎的指点和修改。刘师培、何震东夫妇创办《天义报》，他又搬到《天义报》社。
1908年10月，曼殊应扬仁山邀请，赴南京，任祗洹精舍英文讲师。祗洹精舍是佛教学校，旨在为佛教界培养佛学人才，开展佛学研究。曼殊对此推崇备至，认为该精舍的创办为末世之盛事，“佛日重辉，或赖此耳”。1909年期间，他先后辗转东京、上海、杭州，是年冬，印尼爪哇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托南社聘请教员，经人介绍，曼殊遂前去担任英文教师。1909年11月南社成立时，柳亚子给他去信并邀他参加，请他经常寄诗给南社。辛亥革命爆发时，适逢他仍然羁留在爪哇，闻讯后他极为兴奋，急欲回国，在他写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中说道：“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其激动神往之情溢于言表，流露出他对于国事的热切关注。在此以后的时间里，他从爪哇返回国内，转入了小说创作时期，连续在国内的杂志上发表《南洋话》、《冯春航谈》及《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以及《碎簪记》。在此期间，他经常往返于日本、上海、杭州、苏州、安庆之间。去日本是为了省视母亲，去杭州则住在雷峰塔下白云庵中，去上海则与南社诸名士畅游，去苏州则住在郑泳春（柳亚子妻舅）家中，与郑桐荪、沈燕谋同编《汉英辞典》及《英汉辞典》。
1917年，曼殊仍来往于杭州、上海、日本之间，肠骨病加剧。秋天，病重之时住在上海蒋介石家中，冬天，住海宁医院就医，1918年迁入法租界广慈医院。此时的曼殊经济非常拮据，将自己的衣物典质一空。在病中，他还托人带信给陈独秀、蔡元培，希望病命愈后能得到一些费用，送他到意大利去学习绘画，一直到1918年5月2日，他在上海病逝。
从曼殊的一生中可以看出，他投身于革命纯粹是出于一腔生命的热情，是属于生命自身的狂流。这种热情始终贯穿于他的的一生，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他对于自己长于斯的国土充满感情，常为自己祖国的命运忧怀。他的诗极尽此情。“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他翻译拜伦的诗《哀希腊》，与自己的爱国感情起了共鸣，以致于他泛舟湖中时。朗诵《哀希腊》篇，歌而哭，哭而歌，被人疑为精神病发作。曼殊性情虽狂放不羁，但对祖国的至情却始终没有半点游移，而且还格纣自尊、敏感。他虽在日本出生，母亲又是日本人，他对母亲河合氏的感情又极深厚，但每住在日本时，他却总说：“然吾是弱国之民，无颜以居，无心以宁。”故住不多时，就想回国。在国内他又思念在日本的母亲河合氏。所以他总是来往穿梭于中、日两国之间。这些都表明曼殊无论是对自己的祖国还是对养育自己的母亲，都怀有一颗至诚的心。
正是这颗慈悲悯人的心使他在皈依佛门之后，依然热切关注着人间社会，以自己的惭愧心来感应着社会的丝丝缕缕，不忍众生的种种疾苦，将自己的痛苦与众生的痛苦融成一片，见众生的苦想到自己的苦，他人的苦是自己的苦，他的痛就是自己的痛，苦在别人的身，忧在自己的心，同体大悲，自悯悯人。佛法的修行，原非单纯在于对一切有情的悲悯而忽视人类自身。如忽略这普度一切有情而以人类为本的精神，像某些人专心于放生，对鸟兽虫鱼大发善心而对于罹难的人类及人间的悲苦漠然置之、不闻不问，这实在是违反了佛法的精神，本末倒置。佛法的德行，不但为自他的相处，更应从自心扩大到“器世间”的净化，使一切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这正是曼殊在对自己生命体认的过程中所感悟到的，所以他虽出家为僧，然从未将自己的悲喜优苦与世间大众隔绝开来。
曼殊在经年的佛学研究中，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佛学思想。他的思想主要阐述于《答玛德利庄湘处士书》、《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宰官白衣启》等文中。首先，他认为佛教衰微的原因不在外界，而在佛界内部。寺庙建在城市中，或靠近城市，僧侣难免感染市俗气。“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因对僧侣贪图财物，被人轻贱，故佛教日益衰微。他认为振兴佛教之道，在于弘扬正法，纠正歪风。其次，他主张宣扬佛学真理，反对以诵经念佛而谋利。他对于以应赴为职业，藉道场以糊口的俗僧，进行不遗余力的痛斥。他从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明佛教的始祖只注意宣扬真理，而不干谋利的事。他说：“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入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而“应赴之说，古未之闻”。他说只顾做道场经忏的僧人“自既未度，焉人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他批评那些以佛法谋利的僧人实际是盗施主的财物，“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与以法与人，人与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再次，他反对佛教徒趋炎附势，攀援显贵，跪拜皇帝、俗官。他认为佛教的流传，关键在乎士民的信仰，而不先遣王者的提倡。所以，他批判护法需赖王者之说：“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既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另外，他主张寺院住持实行民主选举。反对衣钵相传。认为衣钵所留，争端即起。最后他主张设立佛教学堂，宣扬佛理，培育人才。认为设立佛教学堂是抵制清末毁坏寺庙之风的好办法，振兴佛教的关键在于弘扬正法，培养人才。总之，他认为佛门宜断三事：一者礼忏；二者付法；三者趋炎。第一断者，无贩法名，第二断者，无争法名；第三断者，无猥鄙名。能行斯义，庶我薄伽梵教，无泯将来。所以，曼殊的佛教思想是极力反对将法作为衣食之资与贩卖之具。正因为此，章太炎说曼殊若：“天假以年，俾得行其志，而实现其主张，则曼殊也能成佛教中之马丁·路德”。曼殊的这些佛学思想与他的为人处世实是相一致的，他的出家为僧而又界入世俗生活“由释而儒”，对比起那些虽皈依佛门，然而却藉着佛门沽名钓誉，看似严守戒律，实则内心充满私欲之人不知要高出多少，要真实多少。他实在是依托着佛门的净土，尽情地挥洒着他的浪漫气质。当年郁达夫评苏曼殊的诗比画好，画比小说好，而“比他的一都要好”，的“是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曼殊“适性自然”，从不刻意求取什么。他的佛学思想也正表明他讨厌趋炎附势。
辛亥革命时他十分兴奋，有人以为他参加过革命团体，革命胜利后总可以当官显赫起来，他却说“昨晤穆弟海上，谓故乡人传不慧还俗，及属某党某会，皆妄语也。不慧性疏懒，安敢厕身世间法耶？”故辛亥革命后，他即转入小说创作时期，人品则更为孤高傲世。所以，当他的旧日朋友刘师培夫妇变节，成为端方的走狗与清政府人员勾结之时，有人因之诋毁他，怀疑他。章太炎曾为他辩解：“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陈独秀说：“至于人情世故上面，曼殊实在是十分透彻。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做癫癫疯疯样儿，以佯狂免祸罢了……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曼殊从不想当官，也不曾追逐名利，他一生穷困潦倒，经常陷于三餐不继的地步。一时囊尽，竟拥裘高卧数天，不吃不喝，忍着饥饿。即使如此，他也不肯随俗浮沉。他宁肯向朋友借贷而拒绝显贵者的拉拢。这正“是他的有所不为的精神，矫世易俗的抱负”。苏曼殊确是“独行之士，不从流俗，然与朋友笃挚，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朋友对他的评价的确十分中肯。
曼殊性情浪漫、散淡，他身上充溢、散发着艺术气质。他的小说与诗逸艳，充满着情网与解脱的矛盾。曼殊深知，“儿女情长，殊堪畏怖”，所以他的小说字字凄切，满纸泪痕，他的诗亦品格高雅。曼殊实是有真性情的诗人，他以自己的文艺作品处乱世而葆其真，不得不傲群小，书冷音，实则全都寄托遥深。所以，尽管曼殊为僧不俗，他始终脱不开自己的一腔人间情怀，以自己所感感人生，以自己所受之苦推想世间大苦，悲天悯人。所以，评品曼殊，倘不是以佛门弟子来看他，而是从一个生命中充满着悲愁忧喜、热情满怀的人来看他，则会倍感曼殊其人，实为难得。
正如一位无限喜爱曼殊的老先生称许的那样，曼殊其人，说不上崇高或伟大，可就是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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