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元旦刚过，邓小平突然决定要去南方看看。这一次的南方之行，留给我们的不单单是"珠海经济特区好"这句简单明了的题词，也不单单是自那之后广为流传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更重要的是，在他离开广东后的几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这一年被后人定义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1984年。这一年，王石的公司开始了它的原始积累；张瑞敏调入了一家濒邻倒闭的电器厂，海尔正在日渐成形；刚刚创立的健力宝，利用洛杉矶奥运会的机遇一举成功……这一年的世界历史，也有如此多的精彩。1984年1月24日，苹果公司推出了划时代的Macintosh计算机，这一天后来被《时代》杂志评价为个人电脑大众化普及的第一日；这一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在无政府补助的情况下，成功商业运作；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参加奥运会，许海峰获得了中国也是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24年后，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联想成为奥运会的合作伙伴。我们的话题重点还是在用20万元人民币翻开的联想传奇故事。联想，准确说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的具体日期，没有明确的史实资料记录。有人说是1984年10月17日，人到中年的一群员工聚集在一起，召开了联想发展史上著名的"小平房会议"，柳传志是其中最年轻的。官方给出的说法是那一年的11月1日，这一天，所里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于这一天获得批准。公司的筹备过程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家已经铁了心，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个适当的时间，选了一个适当的地点，做了一件适当的事。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的话语让当时的老百姓激动不已。"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辞去公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都在期待着以自己的智慧和资金，在这个躁动、纷争、摒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开创一个崭新的世界。终于，这阵风刮到了京城西北一隅的中关村。这里当时已经聚集了70所大学和至少200家科研机构，集中了30万大学生和10万科技人员。从计算所西大门往东走，你会看到一个用砖块堆起来的深灰色的房子。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面有个窗户。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更没有电脑，即使是摆设的那些家具，也是别人扔掉的破东西，修理好了以后再搬进来。这间屋子20平方米，有人回忆说这儿原来是计算所的传达室。全公司11个人，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传志被选中担任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找柳传志谈话，问他对公司有什么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其实，创业之初的联想根本没有多少资金可以利用。国家下拨的科研经费需专款专用，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他们。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咬了咬牙，把这些年来出租所里大型计算机的收入悉数贡献，一共20万。这是全部的家当，是按照1小时1元慢慢累积起来的20万。在现在来看，似乎20这个数注定了和联想的光辉历史密不可分。20平方米的初始面积，20万元的初始资金，成立20年之际收购IBM全球PC业务……历史的偶然性，用同一个数字让我们诉说着这个民族企业的辉煌。联想创办之初最大的优势在于，曾茂朝不想束缚属下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同时下放了三项关键性的权力。一是人事权，计算所办的公司算是处级，但是所里不往公司乱派人，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人事事宜；第二是财务支配，计算所投入20万元，公司年收入交给所里一部分，剩下的由公司自主决定；第三条是经营决策权，计算所对公司业务不予干涉。柳传志说，计算所巴不得不决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所以就给了这三条政策。柳传志当时也不明白该怎么干，但这三条他都很满意。多少年后他回想起来的时候，感慨地说，这三条的作用可是大了去了。1986年、1987年总结什么叫民营企业的时候，中关村总结说符合四个"自"就是民营企业 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柳传志一一数下来，说："我们这不就是吗，20万初始投入，后面大量的钱靠自筹。"民营和国营的区别何在呢？在那个年代，国家计划内的企业和非计划内的完全不同，计划内的企业国家就要给你指标，年年拨钱，但同时也捆着企业，参与企业的决策。民营就什么都不给你，自己负责自己。柳传志决意永远往民营那堆儿里混，他需要一个自由的体制。再后来，公司就自称是股份制企业，然而用柳传志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性质完全是民营"。曾茂朝对柳传志和王树和说，你们创办公司是"埋伏一支精兵，也许能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柳传志记得，当时这句话让他热血沸腾。我们仔细去查找公司档案中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曾茂朝的许多决定都为日后联想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多年后，柳传志总结道，这些决定确保了联想能够充分利用传统制度中的资源来实现新制度的功效，对他而言更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强有力的后盾。即使是后来企业做大了，已经拥有了非常好的治理结构，科学院还是很照顾，始终不把公司当做一般的国企。2008年联想开办的"联想之星"科技创业高级人才培训班，可以视为联想的反哺行动。这就样，公司办起来了。1985年春天的时候，公司的牌子制好了，在面向科学院南路的大门挂出来，长22米，宽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制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体字，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牌子并列。随后，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任职后面都加了行政级别，王树和为正处，柳传志和张祖祥为副处。无须辨别级别是在哪个层次，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有个很强烈的象征意义：党组织认可他们，依然把他们当做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部分，并以组织的形式加以认定。在联想日后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柳传志一直坚持这样的态度 不和传统的制度分道扬镳，不离开计算所这个大家庭。1985年12月，很多人提议公司能够在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比如建立董事会以使公司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柳传志不同意，他自有考虑。他不想扮演一个叛逆者的角色，联想的更好发展离不开计算所这个母体。在之后的20多年里，计算所凭借最初掏出的20万元，每年收获数千万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占了大便宜，但柳传志始终明确表态，为计算所辩护。而历史也证明了，他的眼光是长远的。凭借计算所这块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银行贷款都以其为"合同的申请借款单位"，同时获得中科院开发局的担保。再如，1985年1月21日，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将科学院拥有的外汇额度中的20万美元，批给这家公司使用。计算所的若干项研究成果都被顺利带到公司，进一步开发利用，如KT8920大型计算机、"汉字系统"等。种种优惠，给公司带来的业绩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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