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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病症威胁着红军战士的生命？
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国共产党1932年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当时还是看护兵的张汝光成为首期19名学员之一。
1933年3月，张汝光从中央红军军医学校毕业，留校工作。之后，先后调总卫生部工作、中央红色医院工作。不久，任卫生学校附属医院二所所长并兼任主治医生。1933年秋天，中央红军一部进入福建地区作战，张汝光奉命到福建宁化后方医院二所帮助工作。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张汝光负责救治伤病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张汝光担任红星医院第三所所长，带领100多人，用担架抬着60多名伤病员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学医八个月就做手术，这在今天难以想象。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后，部队日益发展壮大，可医护人员短缺，很多伤病员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牺牲。
江西瑞金叶坪乡朱坊村村民朱景淳回忆说：“我们小的时候都看到了，牺牲的士兵埋了不知道多少，刚开始还有棺木，后面就没有，几块木板这样。”
瑞金叶坪乡朱坊村是中央红军医院所在地，红军卫校也迁过来了，与红军医院近在咫尺,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一座祠堂，更像医院的一个附设训练班。在那个人人都想上阵杀敌的年代，红军卫校招收学员的门槛并不高。
只上了几年私塾的涂通今报名参加考试就有这么一道题，“你为什么要学习看护？”。他琢磨着这题该怎么答，猛地想起刚才进门时，门口有条横幅：“为救治前方归来的英勇战士，为培养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他就把这条横幅的内容答上去，发榜的时候名列第一。
就这样，涂通今成为红军卫校的第二期学员。学校办学条件异常艰苦，上课的桌椅板凳都要从老乡家里借，教材由教员编写，仅有的教学设备是几张挂图、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和两台显微镜。内容以战伤救治和疟疾、痢疾及下腿溃疡等多发病的防治为重点。
1933年，涂通今毕业，任红3师8团军医。不久红3师与红12军合并组建红九军团，他仍在8团任军医。长征开始时，他担任红九军团兵站医院一所主治医生。到遵义后，红九军团兵站医院撤消，他担任红9军团司令部卫生所所长。红九军团改编为红32军后， 他担任96师卫生部医务主任。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汝光任红32军卫生部部长，涂通今是红32军8团卫生所所长。药品越来越少，伤寒、疟疾、伤病随时都威胁战友的生命。
老红军曾广昌是红军卫校的第六期学员，在长征途中完成了在的学习，成为一名团部卫生队队长，在最艰苦的过草地时期，他所部队几乎没有任何药品，许多战友因为缺医少药牺牲在自己身边。
涂通今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救治条件现在真是无法想象：能够找到一块门板搭一个手术台就很不错了，手术刀是民用剪刀代替的，没有绷带就把被子撕成条。还得有人举着油灯照明。那时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是无价之宝，消毒灭菌和抗感染的药物更是极少，长征途中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就做不了。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失去了生命。”
涂通今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
红军卫生学校是唯一以学校名义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全程并在长征中继续办学的院校。1940年9月在延安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新中国成立前夕，涂通今在辽宁沈阳为中国医科大学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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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老讲红色故事
编辑 学生会网络部 吴文艳
审稿 齐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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