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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以头版近整版的篇幅发表消息和纪念文章，沉痛悼念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参议员那素滴勒盖。其中，中共中央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负责人贾拓夫的悼念文章《那素滴勒盖与蒙古民族解放道路》，对那素滴勒盖的政治生涯和革命思想做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文中最后写道：“坚主抗日，坚主团结，坚主民主，坚主依靠人民和坚主联合共产党，这就是那素先生进步的革命思想和一生政治活动的方向。”
那素滴勒盖，亦译那顺德勒格尔、纳森德勒格尔，又名雷寿昌，1896年出生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纳林河乡花儿滩一个蒙古族牧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幼时被寄养在舅父赛吉勒汗家。赛吉勒汗精明强悍，曾任札兰（即参领）等职。他虽身为王府命官，但为人正直，同情下层，对王公贵族的专横暴戾极为不满。这对那素滴勒盖反抗压迫、寻求解放的革命思想的形成不无影响。赛吉勒汗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熟读经史，蒙汉文皆通。天资聪颖的那素滴勒盖在舅父的熏陶下，对文化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5年，19岁的那素滴勒盖任王府笔帖式（即文书），几年后，又升任王府管理文秘工作的达尔古（即文秘工作的领导）。因此，有机会目睹王公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和腐朽残暴的统治内幕，渐渐明白了广大群众苦难的根源就是不平等的封建王公制度。他对劳动群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遇事总是站在他们一边。
这一时期，正是席尼喇嘛领导的乌审旗“独贵龙”运动获得较大发展的阶段。“独贵龙”运动逐王爷，锄福晋，反苛政，抗垦荒，雄风席卷乌审草原。那素滴勒盖十分赞成“独贵龙”运动的主张，坚决反对王府对“独贵龙”群众实行高压政策，力陈“独贵龙”群众之反是被官逼出来的，力谏改善旗政以平民愤。共同的思想，使他与席尼喇嘛结成了忘年交。
1919年，乌审旗“独贵龙”运动遭到了封建王公的武装镇压，席尼喇嘛等相继被捕，形势急转直下。在乌审旗“独贵龙”运动处于低潮的1922年，那素滴勒盖毅然加入了“独贵龙”组织，成为其中的骨干成员。他利用在王府任职的有利条件，暗中为“独贵龙”组织的活动提供方便。1924年，席尼喇嘛一行十余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考察的旅费就是他设法筹措到的。
1925年10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宣告成立。1926年春，该党中央执行委员席尼喇嘛回到乌审旗，秘密宣传十月革命，宣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宣言和纲领，着手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基层组织。席尼喇嘛的革命宣传如丝丝春雨沁入那素滴勒盖的心田，“撤废加以直接压迫之旗制，夺王公札萨克之实权，以进行自治制”等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纲领，使那素滴勒盖无比振奋，他毅然加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勇敢地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
1926年秋天，乌审旗第一支人民革命武装——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十二团诞生了，那素滴勒盖任团部书记。同时，他还担任了人民革命政权机构——公众委员会的文书。在席尼喇嘛革命时期，那素滴勒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文职任务，而且锻练了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1927年春天，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出两个团的兵力向乌审旗进攻，妄图一举摧毁新生的革命政权，消灭刚刚组建不久的乌审旗革命武装。其时，十二团指战员大多回家度假，只有六七十人接到了回营待命的紧急通知，那素滴勒盖率领这些战士前往迎敌。2月23日，双方在乌兰陶勒盖接火，敌虽数倍于我，但那素滴勒盖沉着若定，指挥有方，以麻雀战术与敌周旋，不到两小时毙敌30余。敌被动挨打，无法继续前进，只得撤退。是年秋天，井岳秀再次出兵进犯乌审旗，匪兵在花儿滩、陶忽图一带大肆抢劫，无恶不作。那素滴勒盖闻讯，请缨率部出击。这一仗，毙敌50余，截获了敌抢劫的部分物资和牲畜。
1929年2月11日，叛徒蒙克乌力计谋害了席尼喇嘛，把持了乌审旗旗政，不择手段地迫害同情和参与“独贵龙”运动的群众，那素滴勒盖不得不“告病”回家。
那素滴勒盖的家乡花儿滩距陕北苏区不远。土地革命时期，陕北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做了主人。消息传到花儿滩，那素滴勒盖决定亲自去看看。在苏区，他目睹了劳动群众翻身后自由民主的新生活，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穷苦人谋利益的党。他把自己准备出售的两匹马送给了游击队，并和游击队负责人曹动之等对天盟誓，结为拜识（即把兄弟）。此后，他积极在乌审旗农牧民群众中宣传陕北苏区的土地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并重返旗保安队任职，暗中筹备武器弹药，为推翻蒙克乌力计的统治积蓄力量。
1935年5月，那素滴勒盖成功地发动了兵变，将蒙克乌力计赶下了台。兵变发生后，乌审旗地方武装改编为一个营，那素滴勒盖任营长。在任期间，他排除阻力，废除了封建王公贵族的部分特权和十几种苛捐杂税，实行官兵平等和民主制度，号召人民努力发展生产，繁荣牧区经济。因此，受到了乌审旗群众的尊敬和拥戴。
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翌年2月至7月，又先后进行了东征、西征，开辟了纵横四百余里的新根据地。与乌审旗毗邻的横山、靖边等县均获得了解放，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革命形势的发展使那素滴勒盖深受鼓舞。他率随从数人先赴靖边县境内的思家洼，后又往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定边，与两地军政领导及从事蒙古民族工作的同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张爱萍、毛泽民、曹动之和高岗等都曾与他亲切会面，促膝交谈。此行，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他曾多次表示：共产党才是蒙古族人民的朋友和救星。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条路我走定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春天，那素滴勒盖接受我党的安排，率旧部加入了蒙旗独立旅，任骑兵营营长。这年秋天，这支部队被编为国民党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以乌兰夫等为首的新三师中共地下党组织推动这支队伍战斗在伊克昭盟抗日前线。那素滴勒盖曾数次率部参加前线作战，屡立战功，被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授予“骑射英雄”称号。同时，他与共产党人乌兰夫、克力更、朱实夫等往来甚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他革命意志愈坚。
1940年春夭，那素滴勒盖在中共乌审旗工委负责人曹布诚的陪同下，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边区党政军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的亲切接见。他向首长们汇报了伊克昭盟的抗战形势，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罪行，并深情地说：蒙古民族谋求解放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跟着中国共产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内的反动统治。我摸索半生，现在才找到了这条解放之路。
1941年，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那素滴勒盖被聘为边区参议员，同时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8月，又兼任少数民族事务工作委员会委员。在边区政府委员任内，他殚精竭力，为革命操劳。同时，积极投身于边区生产与教育两大实践。他响应政府努力生产的号召，先后在九龙泉和西川寺沟等地开办农场，身体力行，带动了在延安的蒙古族同胞参加大生产运动。他十分重视民族教育事业，认为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需要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干部，后继有人事业才有希望。为此，他多次号召有志青年赴延安学习、深造，并亲自担任了民族学院的蒙文教授和领导工作。
那素滴勒盖还潜心钻研民族革命理论。他深入地研究了蒙古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自己奋斗30年的切身经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中国抗战六年了，我相信日寇一定要失败，中国一定要胜利，我们蒙古民族也一定要得到解放的……
日寇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打倒日寇，蒙古民族必然要灭亡……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历来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压迫我们蒙古人，不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蒙古民族永远不会翻身。这就是说蒙古民族要得到彻底解放，必须打倒日寇，必须扫除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压迫……
要打倒日寇，要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对我蒙古族的压迫，就要靠我们蒙古民族内部的团结，团结才有力量……
要打倒日寇，要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的压迫，光靠我们蒙古民族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与中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并须获得先进革命力量的指导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先生，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是唯一能够指导和帮助我们蒙古民族解放的力量，因为他们是真正为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先进革命力量。共产党奋斗的方向，是全中国人民奋斗的方向，也就是真正解放蒙古民族的唯一方向……只有共产党能给我们光明和幸福，共产党必将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途，也必能指导我们蒙古民族真正获得解放……”
这就是那素滴勒盖的革命思想。他为此而摸索、奋斗了一生。他的远见卓识已为历史所证实。然而，他没有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没有看到蒙古民族彻底解放的实现，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所幸的是，他把自己的上述思想整理成文，作为遗言，留给了后人。
1943年，伊克昭盟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伊盟事变”。国民党军队对反抗军垦的伊克昭盟人民实行血腥镇压，盟长沙克都尔扎布被迫举家流亡。消息传来，那素滴勒盖义愤填膺，径赴国民党驻延安联络机构提出抗议。为了争取“伊盟事变”的早日解决，他四处奔波，食不甘味，寝不安枕，终致旧病复发。6月，国民党反动派撤回部署在抗日前线的河防部队，转而进攻陕甘宁边区。那素滴勒盖闻讯，忧心如焚，不顾病情日渐沉重，召开会议，发表演讲，号召蒙古族同胞与边区人民奋起抗击，保卫边区。过度的操劳使他的病情加剧，1943年7月31日下午4时30分，那素滴勒盖逝于蒙古文化促进会，终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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