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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做深度内容的人，怎样讲好一个故事？今天做深度内容的人，怎样讲好一个故事？
澎湃2019
发布时间：11 0120:18在很多人生活越来越焦虑的当下，故事获得生存的空间，其实比过去更大。
撰文丨刘青松
出品丨腾讯·谷雨工作室
10月25日，在关于讲故事的谷雨沙龙上，一个月前获得全球首届“真实故事奖”第三名的杜强，心目中好故事的标准——写得复杂，没有单一的情感倾向，读者不会轻易对一个人或一件事做出判断。“写故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要勾起廉价共鸣。”
“故事硬核”创始人林珊珊则追问：“你怎么区分廉价共鸣和高级共鸣呢？”
杜强说，哭还得犹豫一下，就不是廉价共鸣。
林珊珊直言，“我理解杜强的意思是不要刻意去感动别人，因为这么做往往会牺牲事实。”
争论让另一位嘉宾吴琦感慨，做媒体也好，做内容也好，没有可以无限复制的标准，每一个题目、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得从头来过，这当中的纠结、矛盾和取舍是很痛苦的。对写作者来说，重要的是把这些传递给大家，让每个读者看到文本的时候能有这样的直觉去判断矛盾冲突，去识别复杂信息，提高鉴赏力。
主持沙龙的腾讯谷雨工作室负责人王波也认同，这就是在今天做深度内容的重要原因和价值。好的故事就是帮人打开眼界，看到别人是什么状态，看到自己是什么状态，有的人看到人生的反差，有的人看到的是人生的反照。谷雨也做过类似的故事。“不管怎样，个人的命运或事件，最后还是会落实到人身上，或人和人之间的连接上。穷富、美丑、善恶，各种阶层和界限，我们说起来可能会是一种政治不正确，但在现实的日常运行中，他们是切实存在的。我们之所以要讲故事，就是要打消这个边界，把边界给瓦解掉。”王波说，“只有当你深入去了解他人，你才有可能去理解他人。”
今天，最重要的故事是什么？在瑞士伯尔尼参与“真实故事奖”颁奖活动时，杜强看过39篇入围决选的报道，发现主题不外乎政治、人权、环境，少有人写名人、娱乐明星。
林珊珊记得，十多年前刚入行时，记者们都很有激情，觉得要去现场发掘、传递真相，到后来，去现场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很多被自媒体吸引进来的新读者，有时候会问：你们写的是真的吗？你们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细节？你们真的去采访了吗？
当一些天经地义的事情被质疑，林珊珊坚持认为，作为古老的叙事方式，故事的精神价值并没有随技术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从古到今所有人都会面对困境，解决困境的办法是共通的。在很多人生活焦虑的当下，故事获得的空间甚至比过去更大。
林珊珊强调要讲反映当下价值变化的新型故事，比如《废物俱乐部》中新一代产业工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卷入公共空间的互联网商业，比如《陈天桥 搬家到应许之地》中有严重焦虑症的前首富陈天桥，希望在脑科学领域找到世界的真相。
“故事硬核”创始人林珊珊
对于故事的力量，吴琦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当年在《南方人物周刊》和杜强、林珊珊同事，他面对热闹的舆论场，一直对故事有警惕，用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故事，与第一现场保持一点距离。后来做出版，他开始修正这种距离感。“大家的分工不同，观点不同，其实是一种健康的系统，相当于翘翘板，你在左边，有人在右边，翘翘板在动态平衡中。这会防止你陷入单一的叙事或情绪的偏颇。在信息的流动中，我们才能呼吸，才能思考，才能修正观点、发表观点。”而今天，这个翘翘板似乎消失了。
《单读》主编吴琦
作为首届“真实故事奖”区评委之一，吴琦在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体会到写作者从理论小圈子跨越出去的必要。在具体个人面前讲故事，要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情感和叙事模式，跟他们的生活形成共鸣。对当下争夺话筒的写作者来说，这“几乎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
吴琦提到的变化让杜强很有感触，他发现了另一个重要变化——人与人的沟通方式，传统媒体时代偏理性一些，自媒体时代更偏情感，这也是故事变得越来越流行的原因。故事包含情感，让人产生共情。“如果你对我们的社会有主张，你觉得有一些观点和事实应该被更多人看到，你应该适应这样的沟通方式，就好好讲故事。”
杜强坦承自己不自觉地适应了自媒体时代的流量逻辑。而在这样的逻辑下，写作者必然要面对故事被滥用的挑战。
自媒体上一个13岁男孩杀了11岁小女孩的故事，让林珊珊觉得有些可怕，因为作者并没有采访，却用倾向性很强的细节讲这个小男孩多么邪恶。她觉得讲故事一定要警惕这种有煽动性的单向度情感，要坚持必要的采访程序确保真实，要反操纵——有别于一些自媒体先设立一个情感再去写作，“故事硬核”会根据故事本身去讨论情感的平衡。“我们倾向于在不触及公众利益的基础上，对个人有更多的理解。”
“故事硬核”做过一篇《感官隔离：两千万聋哑群体“人声鼎沸”》，在传播效果预期不太好的情况下，他们面临的一个诱惑是，一些暴力的视频要不要放？放进去的话，传播会好很多。最终，他们没有放，因为担心伤害未成年人。
故事的温度，来自对世道人心的超越。林珊珊碰到过一个选题：一个老奶奶，年轻人找不到倾诉的空间就跟她倾诉。她一开始觉得这是蛮单纯的情感，后面却发现老奶奶在教育年轻人。她舍弃了这个选题，因为它呈现出来虽是复杂的，却没有意义。“我们觉得有超越性才有意义。”
取舍是一门痛苦的艺术。流量逻辑之下，既希望稿子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又不愿利用某些特点去夸张，去做一些违背道德的东西，林珊珊时常“很纠结”。她问王波：“你们也挺痛苦的吧？”
“是挺痛苦，”王波坦承，不过，该坚持的还得坚持——这种选题不管流量怎么样，都值得发，“这是一个底色的东西”。
如何立足当下理解人和事，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直见性命的问题。
“立得住的人物要有一点典型的东西，他的故事和经验指向普遍人性主题，比如勇气、希望、异化等，就像托尔斯泰写的那样。你以为他只存在于小说当中，但是当你真正读透他的故事，你又相信这样的人世上还有一千个，一万个。”杜强说，如果一个人的故事没有这种普遍性的东西，或只是一个纪实的热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它可能就不够好。
《时尚先生》杂志副主编杜强
在杜强的经验里，如果写作者不能被一个故事激发出任何反应，漏过去也罢。要找一个好故事，从万千细节当中捕捉那些值得被讲述的，还要考虑故事背后有没有超越性意义。他强调，故事写作的真正价值是拓展读者的认知，提供新的事实、观点和经验。
对故事的捕捉，作者本人的显性很重要。吴琦认为，这种显性不是说作者一定要在文章里出现，而是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通过作者认识世界的，作者的情感、经验、理解乃至局限，最后会丰富他的文本。一个非常生动的作者，一方面增加了文本的可信度，另一方面给读者提供了批判的空间，让他找到进入这个文本的位置，文本的复杂性、公共性价值也就成倍增加。
吴琦说，杜强之所以成为杜强，是因为他“愿意标榜自我，愿意以我为起点思考问题”。
作者的显性、独特性牵涉到一个问题：如何把握特稿写作里面“我”出现的分寸？
对此，林珊珊的看法是，“我”是把作者暴露出来，会有他的声音和思想，风险在于，太多的“我”可能会限制信息获取、主题认知以及报道的野心，需要去衡量这个“我”究竟能不能带来价值。如果“我”声音平庸，面貌丑陋，应该毫不犹豫删掉；如果“我”的出现能够带来更优美的文字，更好的价值传达，就应保留下来。
而在杜强眼中，一些没有“我”的文章，其实有大量的私货藏在里面。“你不如大大方方地说某个观点我不舒服，甚至告诉别人我是何出身，这样别人更能明白，他为什么要持这个立场，要呈现这一面，应该对他呈现出来的事实警惕一点，因为他有作为个体表达者的具体背景和倾向。这不是更好吗？没有‘我’的时候更能够全知全能，不更可怕吗？”
杜强愿意写得诚恳一点，告诉读者写作的视角受限于采访的材料，受限于自己的出身，受限于自己的知识结构乃至阶级立场。读者自有判断。这样写，才可能让非虚构成为一种更成熟、更好的文体。
林珊珊称，现在自己希望能够传播一些带有光明信息的稿子，更多呈现人的活力和主动性。
写作者自身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吴琦用“职业幻觉的破灭”来形容写作者共处的一种困境。他表示，包含比较粗暴的标签，不依靠专业媒体和意见领袖来形成共鸣的媒体氛围已经兴起，也会矛盾地发现，这种氛围危害到了自己的职业发展。因此，自觉的写作者有一个自我身份确认的问题，也就是非常诚实地回到个人的历史，回到自己的叙事，解释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写作者如果能够保持对自我的诚实和对世界的开放态度，辨识自己思想的变化、位置的移动，文本就会更有价值，成为某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样本。
杜强相信，面对种种问题和困境，故事更有价值，因为“故事天生就是建设性的”。从《小红帽》到《漫威》，故事中的人物永远在想办法，永远在行动，想要让事情变好。如果带有故事思维去看选题，就会在里面找到一点建设性的东西。
困境之外找出路的建设性，正是王波所看重的。他说，谷雨之所以做沙龙，做谷雨奖，就是希望深度写作不要在一个同温层里传导，希望跨越到其他圈层，跨越到其他视角里面去，把这一块事情做得更多更好一些。“出现新的血液，新的视角，新的认知，一直是谷雨所期待的。”
谷雨：大家好，今天谷雨沙龙活动的主题是“今天，我们讲故事的方式变了吗”，结果这个活动本身就发生了好多故事——原定场地昨晚突然电路坏了，今天临时通知我们换到这里。这里小一些，也好，天冷，大家挤一挤，暖和。另外一个故事，是嘉宾曾繁旭老师，因为有比较重要紧急的事，没法来。我们其实都很期待曾老师的，他才华和颜值都很高，很可惜今天没有来，不过下次还有机会。
今天的嘉宾，最早都有《南方人物周刊》从业背景，都在同一个机构接受过相应的职业训练，可能交流起来沟通成本更低一些，共识更容易达成。毕竟，我们活动的时间有限，所以希望每次能够谈得更深一些。也可能下一场会组织其他非虚构内容生产重要阵地的同学，再来一个一锅烩。谷雨沙龙是一季度一次，后续也请大家关注。
今天的三位嘉宾，吴琦是《单读》主编，林珊珊是著名特稿写作者、资深编辑，也是“故事硬核”创始人，也是谷雨团队很好的合作伙伴，她之前曾在清华学院教写作课，有丰富的授课经验。杜强是《时尚先生》副主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知名非虚构写作者，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重磅作品。
上次谷雨沙龙的话题是怎样做好一篇稿子，今天是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这也是谷雨做这个沙龙的目的——从一个更小的、更具体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希望对大家的日常工作有实际帮助，而不是谈一些高深概念化的东西，落实到具体实操的时候，总是漂着，对做事情的帮助不大。我们把每个话题拆得小一些，嘉宾讲的时候也就更有针对性。
在9月的全球首届“真实故事奖”上，杜强首发在谷雨实验室上的系列特稿《废物俱乐部》获得了第三名。我们先听杜强分享一下跟外面的同行包括两位国内同行，一起谈论非虚构写作的一些感受，他们对“三和大神”选题的评价，以及，如何讨论真实故事在今天的价值？
杜强：我先说，然后吴琦老师说，他是评委。这次颁奖活动大概请了39个作品的作者，各个国家都有。国际上对什么是好故事，在主题上还是有一些偏好的。国内写娱乐圈的故事，或某个歌星、名媛，某个综艺的故事。但从职业的共同体来讲，这应该不算是最重要的选题。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政治，人权，或环境议题。三和大神为什么他们觉得是一个好故事呢？他们说是所有故事中最令人惊讶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从主题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关于底层，关于劳动者各种权益的报道。
吴琦：由于比较早就参与，我可以提供一些场外信息。这个奖项是瑞士一个非虚构杂志主办的，本身只是一个奖，也不能代表普遍的西方标准。还是参照普利策那个方向，至少以普利策作为一个标准，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竞争对手。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和普利策的不同。
普利策表彰的是对重大的公共议题非常直接硬核的表述，可能就没有那么在意文本，但这个奖更看中文本本身的构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三篇文章最后得到非常高的评价，包括评委私下聊天里，我们是没有想到。
我现在做书店，会经常面临一个批评，会不会是所谓的小圈子，来去就是那几个熟人。我会很认真地去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方面是天然会有，因为人的教育和工作背景，认识的人可能在同样圈层里面；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条件之下，还在坚持做类似工作的人，其实越来越少。同行们还在这个行业，而且还在做艰辛的采访和报道的，几乎一个手就可以数过来。选文章的时候感受很强烈，文章不少，但很多一眼就可以看出作者背后用的心思和水准。写得好的人，甚至还在写的人，就这么多，所谓小圈子在这个层面上又是不成立的。
谷雨：我们之所以做今天这个活动，包括谷雨奖，就是希望非虚构内容的生产不要在一个同温层里传导，希望跨越到其他圈层，有更丰富的视角把这块的事情做得更多更大一些。只有量积累够了，才可能有质量的提升。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的新同学能加入进来，带来新的视角，新的认知，带来更多差异化的表达。这也是谷雨去年做这个事情之初，就一直期待的。
今天的年轻人经历的是更多元化的成长环境，更多的东西还处在变换之中。比如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强烈的渗透，让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丰富，也变得更加多元，更加混沌。事情变得多元的时候，如果你一上来就讲你的观点，我会觉得很难接受，但事实层面的东西大家无法否认的，这时候讲故事可能会变得更重要一些。
今天我们有更多元的题材，而故事硬核在选题上也有不少变化，请林珊珊结合这一年的选题和操作经验，讲一讲今天到底有哪些故事值得被讲述，或原来没有被讲述而今天变得值得讲述了。
林珊珊：我最早的工作在《南方人物周刊》，那时做的比较多的选题是社会，经常哪个地方有了突发，全国的记者涌到一个地方，大家很有激情，会有共同体的感觉。这个状况到2009年前后就变少了。我们早期还做了一些传递知识分子声音的话题，挖掘一些好的历史故事，采访一些专家学者。但后来也越来越少，过去的意见领袖现在可能变成娱乐明星，或者商业人士，他们的声音在变大。
这种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第一次有感觉是在2014年2015年，在朋友圈看到一些创业者讲自己的故事时用理想主义者形容自己，我发现原来创业或商圈会用这么一个词形容自己。这种词记者过去用的比较多，为公共利益呼吁的人。现在，会有一个转移。
我们有一点是不变的，都是做长报道，从来没有为了一些碎片化的阅读就去写很短的文章，反而写得更长了。也从来没有说要去洗稿，把过去的再整合一下。洗稿大家现在可能觉得不算什么。很多这几年被自媒体吸引进来的新读者，有时候会问我们一些问题：你们写的这些是真的吗？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细节，你们真的去采访了呀。
这些在我们从业以来会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不是那么天经地义了。当大家开始说非虚构的时候，会有人觉得是可以合成的，可以做一些细节、编造，只要背后的精神正就可以了。有些人还获得了一些成功，甚至还有半虚构作品这个概念。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但对一些全新的读者，就会觉得正常。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还在做讲故事的事情，并且必须要讲真实故事？因为讲故事是古老的叙事方式，并没有随着技术变化，它的精神就发生变化。从古到今，所有人都会面对困境，他人如何解决困境的办法，一定是通用的。今天，好多人生活在巨大的焦虑之下，在这种社会情绪和社会需求下，讲故事获得的空间比过去更多。
我们过去在媒体没有这么强调讲故事，经常讲我们要传递什么议题、观点，揭示什么真相，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所谓的精英圈层的传递。而今天，每个人都直接面对大众，传播途径和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你弄一篇稿子出来，不知道要面对什么样的人时，讲故事的方式反而更受用一些。我们只是以故事的方式讲一些比较严肃的议题，并没有偏向娱乐化和口水化。
选题上，我们会强调要讲新型的故事，要有一些当下价值的变化。今天故事的议题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写制造业工人，中国制造业十年，经济的崛起是以什么人为代价等等，我们关注这样的议题。三和大神也是讲劳动者、讲工人的故事，就是比较新型的选题，有产业结构的转型，过去的制造业到了今天，场景也不一样了，新一波劳动者不像第一批从农村进城务工的人。那种在城里的吃苦耐劳，相对于在农村过于惨淡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改善。资本在当时也获得了很大的空间，那个时候大家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是一个大家都获益的过程。
到了今天，不太一样了，这些更新的一批农村人，可能他接受的信息、娱乐跟城里人没有什么差别，对物质的向往、消费等等，没有太大差异，但是个人的经济环境、发展空间的差距却是非常大。同时，他们会沉浸在更好的娱乐世界里面，会去打游戏，某种意义上进入到另外一种平行宇宙，实现瞬间快乐的感觉。当这些元素糅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诞生了一个新型主题。
还有女性议题，现在她的声音会比过去大很多，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我们会去关注。比如自媒体崛起的时代里，诞生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咪蒙，一个是ayawawa，都是女性议题，一个认为是母权，一个认为是父权。咪蒙可能是给女性撒糖，我们做一个大女主，首先在消费上我是非常自主的，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实现大女主。ayawawa更现实，承认我们的世界还是父权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迎合父权的系统来获得实际利益，从而在父权的游戏里赢，获得最大的人生利益。这样的议题我们是关注的。
还有其他议题，包括商业的声音会比过去更大，因为商业世界也在发生变化，早期关于商业的故事是体制改革的故事。今天商业又不一样了，市值最大的商业公司都是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它又重新浸透进来，某种程度上他们做商业，但他们卷入了我们的公共空间，又使得它具有了公共议题。
我们会做2000万聋哑人的故事，这不是新型的故事，但我们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他们因为语言的隔阂，不仅会遇到很多生活的不便，还被隔离在文明世界之外，很多人会利用他们去犯罪，他们也心甘情愿地在犯罪世界里去运行，因为他觉得所谓正常人的世界跟他没有关系，他是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就会变成一个小群体。这个议题还很大，我们走在路上会觉得所谓残障人士在我们视野中是消失的，比如走在路上的盲道，很少看到盲人，走在商场很少看到残障人士，这个议题也不是过去调查的方式，还是讲故事的方式。
最近另外一篇的反响特别好，就是写陈天桥，我们都知道是前首富，这个人物也是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做游戏做的非常成功的人，后来把公司卖了，他有严重的焦虑症，他是困在精神世界的人，他一直想要理解我们的大脑是怎么回事。某种意义上他们过去玩游戏，娱乐其实是获得所谓精神的爽感，这个源头是哪呢？最后他会去追溯，他在脑科学领域找到世界的真相，这个人物自身有非常强烈的特点，从故事上跨越了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就是我们大概选题上的想法。
谷雨：好的故事就是帮人打开眼界，看到别人是什么状态，看到自己是什么状态，有的人看到人生的反差，有的人看到的是人生的反照。谷雨也做过类似的故事。不管怎样，个人的命运或事件，最后还是会落实到人身上，或人和人之间的连接上。穷富、美丑、善恶，各种阶层和界限，我们说起来可能会是一种政治不正确，但在现实的日常运行中，他们是切实存在的。我们之所以要讲故事，就是要打消这个边界，把边界给瓦解掉。只有当你深入去了解他人，你才有可能去理解他人，这就是今天我们依然做深度内容，或者做更具体深入细致的特稿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断地探寻故事的价值，当然，随着我们处境的变化，对事情的理解也会有变化。吴琦这些年从记者变成主编、从业到了出版业，这种身份的转变，有没有带来一些认知上的变化？
吴琦：我们跟林珊珊做的题目不一样，他们是最前面、最辛苦，做最大量的采访。我们属于公共板块，做文化类的比较多，做的时间相对慢一些。我对所谓故事的看法，很早的时候跟他俩不太一样。我当时做文化类和时事记者，一直对故事有警惕，是从相对更小的专业、研究或者批判的立场看故事，当然任何故事都经不起这样的眼光。
我没有特别地拥抱所谓故事的力量，反而是希望能够跟现场保持一点距离。
珊珊提到的很多问题，在我们看来很震惊，比如你的报道必须有采访，你的采访必须是真的，你必须有证据证明你是有这样一些论据，你要做不止一个采访，就跟你要吃午饭和晚饭是一个道理，你不能绕开这些这个前提。如果你做，做报道，不遵循最基本的原则，你这个职业就是不成立的。
我后来做编辑，退到书店里做出版，比行业更慢一步或者好几步，我开始修正之前做记者时的距离感，重新认识所谓故事的力量。你不能永远想象在小圈子里面的对话，必须要跨越出去。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这显得前所未有的必要。在具体个人面前讲话讲故事，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情感和叙事的模式，跟他们的生活形成共鸣的话，对于我们这种想要以文字为工作或者还相信一些附着在文字之上的价值的人来讲，其实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过去几年一直在跟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老师做一个很长时间的访问，里面一直强调的就是对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关注。对过去的学者来讲，他们的研究素材就是报道或者论述，以及田野调查。当看到中国非虚构的兴起，项飙老师很兴奋，觉得非虚构就是一种“武器”，专业记者的“武器”，也可以成为每个人的“武器”，它应该被更多人去掌握和认识，认识自己，认识周边，认识城市和社会，认识生命的一种工具。
杜强：刚刚听吴老师讲很有感触，我脑子一直在转，为什么这个事情变了。我们现在人与人沟通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传媒更精英一点，我们就喜欢观念，喜欢理性，大家就讲道理。精英的沟通方式是用一套知识体系，因为它最高效又最准确，又适合思辨，这是以前媒体更加精英更流行的一种沟通方式。
现在大众有一个更加大的声音时，理性的方式就被淹没了，大家更喜欢用情感沟通。这也是故事变得越来越流行的原因，因为故事包含情感，就好像大家看电影一样，这个主角一开始你就共情他。我们现在的沟通更是情感的东西，靠故事这种载体去做。我接着又想，我们做媒体的，以前也是很喜欢观念，很喜欢思辨，现在转到更偏向故事的这种工作方式上来，很可能是不自觉地适应了流量的逻辑，或者整个市场的挑选。
另外一个为什么故事会兴起，总体上还是从媒介形式上思考这个东西，还是因为一些资讯纪实性的东西，已经被社会化媒体覆盖，比如现在哪里发生了火灾，一个人拍一个视频，门口保安问两句，给大家传递的信息已经解决了。反而更深度的表达需要，就变成了唯一幸存的东西，可能这也是故事看起来更流行的缘故。
林珊珊：他讲的情感的沟通方式，都在讲故事，因为故事系统讲述方式背后是可以包含很多不同的情感，是复杂的情感。单向度的情感，确实有的时候会导致所谓故事被滥用。
比如我今天早上看到一篇文章，13岁的男孩杀了一个10岁的小女孩，同样所谓讲故事。故事这个词侵犯性挺强的，你可以写的很容易让人接受。我看的那些自媒体文章，其实就是没有采访，我今天也被煽动了，里面许多细节描写倾向性非常强。大量这样的东西挺恐怖的。那个事实我还不清楚，但传播出来的自媒体内容，有些家长可能会恐慌。
我如果不是从业者，只是一个做母亲的，我也会想：这样的状况怎么办。你背后有一些原则应该坚持，比如说真实，除了事实是怎么样，或者你要有必要的采访程序确保它真实，你理解的真实，以及背后价值观的传导，是非曲折的东西，是所谓故事基础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变成了为我所用的，我想去操纵你的东西，我想传达单向度的情感，因为单向度的情感是最容易被理解的，所谓讲故事也要警惕。
谷雨：最近刚好有一篇文章，说起一些讲故事的文章里，事实的部分不够牢固，为了追求情感的共鸣，把一些情绪性的东西放大，围绕靶子找一些细节或者证据，最后导致故事失真。
我们首先保证的，还是最基本的专业操守和对基本事实的尊重，或者说是敬畏。其实你说特稿跟调查报道没有关系吗，不是的，有些做特稿或非虚构的，原来就有做社会的经历，只是说我们拿到核心事实，拿到最基本的真相和细节之后，要求你在写作上再提升一步。
我最早在媒体当主编时，有记者说我老强调写作，他说没有采访，不是瞎编稿子吗，我说当我跟你讨论写作的时候，我们默认的前提是你的采访已经完成了，当我们谈论写作的时候一定意味着一楼的地基我们已经打好了，物料也备齐了，现在是在二楼，讨论向上盖楼，把它建得更结实装修得更好，而不是说一楼不要了，就要一个空中楼阁很美妙。不管怎么着，既然是非虚构，最基本的规范和专业性，肯定是不能丢的。
当然我们也经常说，特稿是有温度的，是有感情的文字。但怎么样来把握这个温度的尺度，日常写稿或者编稿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案例或者取舍过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林珊珊：我们一直都是所谓反操纵，之前有一个事实核查。她看了作者有这一段话，其实想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写出来的情感暗示好像有点像另外一层意思，就会讨论，为什么表达这样的事实。之前做的故事是，一个10岁的小孩，他爸爸得了白血病，他只有从60斤增到90斤，才能为他爸爸捐骨髓。采访过程中，作者可能在情感上不太赞成父亲，我们就会讨论这个要不要写。首先他是一个得了重病的人，在生命危机的关头，他的一些做法是可以被理解的。
当你呈现一个事情的时候，所有的文字呈现不可能是100%还原的，比如你有2%的愤怒，有98%的喜悦，你没有办法那么精准地还原。当在情感上没有特别赞同他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是不是可以被理解，我们会去做一些情感平衡。
第二，还是要有一些是非曲折，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犯罪的报道，有时候你可能会共情一个罪犯，但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是非观在里面，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去呈现你对不同人物的共情。我们还是会倾向于，在不触及公众利益的基础上，我们对个人有更多的理解，这可能也是一条所谓的原则吧。
杜强：情感应用的限度。我一直对单一的情感倾向会警惕一些。一个好的稿子，你不能让读者有非常轻易地对人或事做出判断。至少对我来讲，世界或人是灰度的，一个稿子如果写的情感倾向特别明确，那么就很可疑。情感使用，可能不是一个限度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对冲。
比如作为知识分子，大家会受一些学术训练，讲究基本逻辑、方法论等等。现在更多是用情感和故事交流的时候，似乎也应该有一些原则。最近有个综艺，说李成儒讽刺那些人的表演是勾起观众的廉价共鸣，我觉得那个词挺准确的。这也应该成为写故事、利用情感去交流的一个基本原则，不要勾起那些廉价的共鸣。比如经常你去看电影，觉得导演太懂了，这块的镜头、配乐明显是要戳你的，不由自主想哭，这个就是廉价的共鸣。其实你在写文章时也一样，一个描写，一个意向化的东西一运用，你也得动情，也得哭。如果你是一个有操守的人，或者一个有规范的机构，就要警惕这种廉价的共鸣。
林珊珊：你怎么区分廉价共鸣和高级共鸣呢？
杜强：刚刚说的算是一个标准，廉价共鸣就非常的单向，但是相对高级的东西就很复杂——你就觉得你不该对这个人是一边倒的情感倾向，你一会儿觉得他好像挺糟糕的，一会儿觉得可以理解，这个就是不那么廉价的共鸣。你哭还得犹豫一下，那就不是廉价的。我没有看过什么书讨论，到底什么是廉价共鸣，也没有定义。
林珊珊：可能对不同人来讲，标准不太一样。我刚刚讲廉价的情感，这个词会有点不舒服。我理解杜强的意思，他是说不要刻意地想去感动别人，有的时候想刻意地去表达某个情绪，会以牺牲事实为前提，或者说这个情绪会更复杂，不能轻易被带着走。我们经常想要找一些选题的情感是单纯一点的，有时候觉得这个故事纯纯美美也挺好的，至少给人带来正能量，但这样的故事很少。经常这个故事挺感动的，但一采访就觉得怎么那么糟糕。
之前一个选题，讲一个人干了一件好事。这个人年纪挺大了，年轻人找不到倾诉的空间，就跟她倾诉，一开始觉得是蛮单纯的情感，到后面看到她在教育年轻人。我们就倾向于不写了，写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呢？你呈现出来是复杂的，但是是没有意义的。有超越性才有意义，否则就失去了故事的价值，再复杂也没有意思。
谷雨：那我们在今天这样的生存空间里，怎么去发现、怎么样衡量故事的价值，或者说怎么样拓展这个复杂故事的价值，尤其是公共价值？
林珊珊：我的理解，它还是能够更好地促进公共利益的这样一些选题。你有时候会发现，在传播上，大家会真的很关注公共利益，但不会一整天都关注。人还是倾向于关注跟自己相关的，又或者当关注某个议题的时候能够获得良好的自我感受，觉得我是充满正义感的。
我们做聋哑人选题，就是一个典型的比较公益的，传播不算好，我们讨论的时候就挺沮丧。做的时候我就知道会传播得不太好，也讨论有一些暴力的视频要不要放，放上去的话传播会好很多，最后还是没有放，因为可能会有很多未成年人看到。你都是在做权衡。
谷雨：说实话，聋哑人这个稿子的复盘交给我以后，我说这种题不管流量怎么样，都是谷雨这个平台值得做的，这是流量之外的一个底色的东西。后续对我们来讲，无论是平台传播还是内容生产，需要解决的是怎样让选题更加多元化，更接地气。
我们讨论另一个话题，故事在今天的商业价值。很多人不愿意谈这个，更愿意谈做这行怎么坚持，怎样保证我的情怀和理想。但很现实的问题是，故事的商业价值在哪里，怎么样来让这个行业有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这几年，不少事情轰轰烈烈地在我们身边发生。比如各种共享单车热热闹闹来了，又热热闹闹走了。这毕竟关系到千万级人群，关系到大家出行。现场不少人到北京的时间可能晚一点，我们这些20世纪初漂到北京的，在北京丢了多少自行车？2015年以后，肯定不少年轻人脑子里已经没有要买自行车的概念，自然不会惦记自己自行车会不会丢。类似各项单车等各种故事我们不去写，是不是也有问题？
林珊珊：我们当时一直想要写小黄车的故事，一直突破不了核心，能不能写一些外围的，两年前，还没有没落，资本追捧的时候就想写了，一直没有写。我们后来也在讨论，我们没有进入核心的状况下，能不能写这个故事，到后面也有一些讨论。我觉得这样的故事肯定是很值得写的。
谷雨：商业故事写不好，大家看的时候总觉得后面是不是有广告，最后发现后面其实是没有广告的。确实这些年社会变化很快，商业和资本拓展到很多领域，你的知识和注意力稍微没有跟上，它可能就翻篇了。我们做内容的，面临怎么取舍的问题，是不是要写一些眼前公司的故事或者这些人的故事？
林珊珊：我们会写，只要它足够显性，我们不会写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公司，跟你我没有关系，可能不会写。比如说创投，会很显性。现在企业的命题跟以前的命题又不太一样，可能不是在商言商，是企业跟社会共生的关系。比如微信卷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出行要用滴滴，叫外卖要用美团，跟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从公众的角度来讲，它会关注这样的一些事。这方面的选题也会考虑要去做。
吴琦：我们所有做内容的人，现在已经不能再假装我和商业无关，你的生计就在你的手里，你的专业和你的活儿，还有你这个活儿的未来，如果你不去考虑就是自绝后路的过程。我们都在想怎么存活。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有一个东西，之前没有被太多人提醒，今天看到林珊珊才想起来。行业内的支撑是很重要的。
当整体环境不理想的时候，这个专业链条中的人，能不能互相连接和互相支撑，互相托起？这是行业很重要的力量。杜强的奖是来自国外同行的褒奖，是有奖金的，但这个奖赏是对一个作者极大的认可和推动，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对他未来职业的肯定上。像这样的奖赏在国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整个行业需要的就是互相支撑，虽然听起来很抽象，但背后很有可能是一个商业的潜力，会在你的重新连接和支撑当中实现，我们在一些非常基础的环节都没有去做工作。
林珊珊：现在做媒体都非常艰难，因为你的受众就是作为公众人存在，他同时是消费者存在，这个身份有时候会冲突，所以很难。大家做这个东西，现在变成了流量逻辑。之前听一家媒体机构的人讲，有一个号是做渠道的，流量很大，而他们是渠道+创作，就去竞价，只比纯渠道的多1万块钱。所谓几十万的广告，这部分创作挣的钱，从广告上来讲就不重要了。有人在尝试付费阅读，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为看一个故事付费。谷雨可能会做一些视频项的项目，图文我们做一个小工作室，一直是谷雨支持的，这可能不能算商业模式。
吴琦：我恰恰觉得这也是一种商业模式，这种类型的合作、共同的创作，谈得太少了。现在大家感觉各做各的，很艰难地往前推动。其实还是得有一个所谓专业的集体或者共同体的存在，共同体内部的支撑，包括像谷雨对你们的支持，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何尝不是一种内容的未来，当然不是全部的未来，是一种可能性。
一个人的精力和他的思考方向是有限度的，极少数天才可以做到同时照顾到他的创作和经济。做媒体也好，做内容也好，不是我们想好了一条道路，这个标准可以无限复制下去，里面的每一个题目，每一个作者，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得从头来过，这当中大量的取舍和纠结、矛盾是很痛苦的，而且我们也没有答案，都是在试水。很重要的一个出路是，把这部分的焦虑、矛盾、取舍、困难传递给大家，让每个读者接收到文本的时候能有这样的直觉去判断，识别信息，掌握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样的一些鉴赏力。
当越来越多这样的读者和公众出现的时候，倒推过来帮助创作者有一个良性的创作环境。我们从业者越来越少，但当读者越来越少的时候，这一行可能真的面临它的终点了。大家今天出现在这里，也是对内容创作者的支持。
谷雨：我顺便为谷雨打个广告。刚才林珊珊提到谷雨的生存问题，我们需要为平台贡献我们的流量价值和品牌价值，提供优质的内容。作为工作室来讲，谷雨有好几块业务，有谷雨实验室、谷雨影像、谷雨数据，还有支持谷雨奖和面向深度内容同行的谷雨计划，还有比较知名的栏目腾讯大家，另外一个是很垂直的历史类内容短史记。这些年，我们不断在拓展内容边界，也做一些商业上的尝试，也算有所收获。
我们毕竟是置身在大的内容生态中，有内容商业化的同事负责把我们优质内容跟品牌之间完成更好的对接。我们也是托别人的福，把各个可以连接的环节连接起来，共同分担，寻找解决办法。
我们下半场的话题是，如何立足当下理解人和事。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朴素的理解，今天所有深刻的内容，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身上。怎么去理解人，怎么把事件搞清楚，还是需要做内容的人去下一番功夫的。尤其是多年的资深从业者，他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都需要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就定了这么一个题目。
杜强：首先从采访上讲，感觉非虚构和特稿挺高大上的，其实是一个苦活、累活、脏活。你对很多信息有一个判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跟采访对象互相地进行激发。很多时候必须要从不同的方向让他回忆这个事情，很难。再加上还有一些主观上抵抗的，不愿意说的。三和在采访上，不管后面能说什么样的故事，如果采访的时候你抓住的这个人不够典型，不能说明这个群体，故事又非常短，不足够的话你肯定是没法放的，稿子当中写的就那么几个人，真正接触二三十个，大量人停留在录音整理阶段，不太会用，顶多是他提供了关于这个地方的细节。其实是建立在大量的采访上面才能够捕捉到。
这个人物身上要有一点典型的东西，他的故事和经验能够指向普遍的人性主题，比如说勇气、希望、异化等，想象托尔斯泰会写的一些主题，永恒的，值得你花时间表现的主题。好的人物是你以为他只存在小说和虚构当中，但是当你真正把他的故事读的很充分的时候，你又发现这样的人，你相信世上还有一千个，一万个，就是因为从他个体的独特性可能会勾连起指向人性，或者我们共同的一些主题，这种会比较好。
比如《红姐》，为什么最终我觉得她是一个好的故事，假设她只是一个站街女，那并没有什么，站街女的故事千千万万，但有意思的就是说站街女，大家都认为她还很好，她总是劝别人你要组建家庭，你要结婚，你要离开这里。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你发现人性当中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她心里有一股劲儿，她对某些价值或者生活的目标有自己的认定，同时对陌生人有奇怪的，你说博爱也对，这个人物就是立得住的。
要找一个好的故事，从万千细节当中捕捉那些真正被讲述的，还是要考虑它背后的意义层面有没有超越性的，指向人性共通的那个地方，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感想。
吴琦：我就很喜欢听别人采访的故事，胜过看他们的文章，因为你会发现在他们采访故事里面会带有很多他们对故事的看法，和材料本身之间是有张力、冲突和取舍，这个故事对我来说非常有益处。当他们重述的时候那个“我”，就是杜强，虽然杜强也出现在那个《废物俱乐部》当中，但是在那个当中，出于种种原因，伦理也好，职业诉求，或者写作习惯和个人风格，那个里面的杜强是不能等于杜强本人的，他只是一部分的杜强在那个当中起到辅助性的工作，今天看到的杜强和林珊珊是很真实的。
从我做记者到编辑，一直以来都坚持作者本人的可见性，以及作者本人的显性很重要，这个显性不是说他一定出现，而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通过作者认识世界的，如果把作者当做一个透明人，像过去专业说要客观，把你的观点藏在别人观点的背后。我们不能假装内容创作者的工作是机器性的，或者被隐藏的东西，它是不能被隐藏的，它是有痕迹的，可能是他的温度、框架和局限，最后会丰富他生产的文本。
这个角度是我从一个读者或者编辑的角度会喜欢看这样的文章，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作者，我知道我是通过什么样的作者去看到了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角落，一方面增加了可信度，另一方面给我提供了批判的空间，你就找到了你自己进入这个文本的位置。
今天这样的传播环境，大家很快速，很自我，给他人，给信息留下的时间都很短，但恰恰这当中包含了比较健康的因素，大家都想找到自己的声音，都想找到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展示自己的不同。随着科技不断的推进，未来大家一定会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见识，大家看到世界丰富多彩的时候，你还是面临到自己的个人取舍的问题上，你的审美趣味是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个人，最后通过你所谓的阅读选择，消费的选择会体现出来。
谷雨：刚好最近有人说非虚构写作里面“我”出现的太频繁，我们在这里可以讨论一下。
林珊珊：“我”是把自己暴露出来，会有你的声音和思想，你确实会去衡量这个“我”究竟能不能带来价值，如果“我”声音平庸，面貌丑陋，毫不犹豫删掉，如果说他能够给你带来更优美的文字，更好的价值传达，他对这个故事的提升有帮助，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保留下来。像杜强写的三和大神第二篇，如果把“我”去掉就会很奇怪，如果改成笔者也会很奇怪，你感觉是没有灵魂一样的。可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效果，如果写笔者的话也有一种时间的效果，挺有意思的，你就把自己客体化了，把自己称为笔者，也会诞生另外一层意义，他深度参与到这个故事。他写的第二篇，如果写太多的“我”，会影响叙事的流畅，他那个“我”就基本被剔除。
最近写陈天桥按道理不应该有太多“我”的存在，因为是一个人物报道，因为作者会发表她的观点，她会去感受，我觉得她当时写的几个“我”是有意义的，讲的是选择，人对失去的恐惧会选择更舒适，她会有她的观察。然后她的句子写的又是漂亮的，上下能够融洽在一起，所以保留没有问题。有时候更多是看表达的质量，存在的价值，确实会有很多“我”觉得特别讨厌。
现在有很多作者，写作是比较好的，可能就会更依赖于“我”的发挥，而不做更多的采访，这个会有点限制对于整个事件的全貌或者要表达主题的更深入的认知。在我看来，这个“我”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好坏、优劣的问题。
杜强：如果说“我”的出现有利于我更好的表达，更好的为“我”的主题服务，那是可以的，稍微有一点道理就是这个东西不太客观。
那些没有“我”的文章，大量的个人倾向观点全部藏在里面。你不如大大方方地说某个观点不舒服，甚至告诉别人说我是精英家庭出身的，或者我是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这样别人更能明白，他持这个立场，或者他呈现这一面我能够理解，甚至我对他呈现出来的事实也许还要警惕一点，因为他有他作为个体表达者的具体背景和倾向，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这些都不说，你就用一些貌似很客观的东西，符合所有教科书上的说法，一个“我”都没有，观点都是别人的，我觉得危害还是挺大的。读者有读者的判断，大家老实一点，诚恳一点。
林珊珊：太多“我”的话会限制你报道的野心，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还有很无聊的“我”确实应该改掉。
谷雨：不过这个“我”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说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身份的变化，可能对很多事情的认知也是有变化的。这个变化在你们这几年从业中有没有明显的转折点，比如女儿出生了，是不是把你变得很柔软了。
杜强：我原来是做时政记者的，整个那些东西都是挺自由，很标准这么一个人。后来慢慢做报道，觉得整个情绪、倾向，都在朝另一个方向走。还有一种可能，那天我跟王天挺聊，发现他对整个社会的看法也变了，导致我有点警惕，到底为什么，很可能这个社会的氛围真的在变化。
林珊珊：我刚入行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媒体还是要去监督，可能有所谓的正义感或者正义感的幻觉，很明显的，比如对商业报道很痛恨，就是小时候的教育，觉得资本家很罪恶，就是小时候的东西延续出来的。当时版面上只要有商业报道，我们经常说为什么要做商业报道，它难道不是软文吗？其实那个观点很幼稚，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现在我们会看到对商业会有不同的报道方向。比如做国外大型平台的报道，比如扎克伯格，商业记者可能会讲商业模式，他们是怎么样的，会讲他创造的价值，另外一些更知识分子的表达，他会去监督，这么一个平台究竟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会是一种特别警惕的视角。如果现在做选择，尽管他还有一些问题，但我会偏向商业是一个正向力量。
现在我还是希望能够传播一些里面带有光明、信息的稿子。比如做聋哑人，你可以暴露他有很多问题，讲他们多么的悲惨，你也可以做，还是有一个人物在积极的改变，我们从更解决问题的视角来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确实客观来讲会存在这样的一些变化，能够看到一些正面的，或者积极的力量。
吴琦：杜强说的跟我有共通之处，我的确意识到比较大的变化在身上，很有可能我们发现我们的转变是类似的。
一个层面是职业幻觉的破灭，过去我很愿意分享我对底层的关怀，我的眼光看向更加需要帮助的社会边缘地带，这也是职业教育你，你会天然以为自己的工作与天然的理想和初衷密切相关。
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东西好像正在破灭当中，你发现你的工作和社会问题本身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它不大会因为你的关注或者工作产生实质的变化。它会变化，但我对这个变化本身开始充满一些怀疑。这个东西破灭之后，它会逼迫你更加老实地看待自己是谁。
所谓精英的东西，在今天变得非常难以处理，一方面我们或多或少的在这个位置上，虽然说现在这么说很不要脸，客观事实上我们的确还是有所谓的话语权，至少你的发言，你看世界的方法会被别人看到，别人也许可能会受此影响。
林珊珊：我那天走在路上跟杜强讨论，你是否会愿意多付5倍的快递费，愿意多付5倍的清洁费，这个是更直接的，你不能活在自己的幻觉中，享受正义感给你带来的快感，同时又不愿意让渡你自己的利益。
我经常跟杜强争论“我”怎么样，我说你首先是一个人，意思就是你会更开放一些，假如说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还是要努力的做一个打破这样一个局限的努力。
还有一个变化，我们现在在做一些突发的的时候，我们跟过去的变化，还原事实的基础上我们更多呈现人的活力和主动性。比如我们会想呈现在一个大环境下人的活力是什么。
谷雨：很多传统意义上的深度报道，确实展现困境的时候比较多，当然这也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现在人们越来越焦虑，越来越需要的是出路，当然媒体自身也没有给人提供出路的能力，但我们可以尝试探讨一些东西，是不是有新的可能性？
杜强：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比如你觉得调查性的报告都是写问题和困境，故事在这种环境下会更有价值，因为故事天生的就是建设性的，比如《小红帽》到《漫威》，这个人永远在行动，永远在想办法，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所有的故事，本身规律性的东西，人都是积极的，行动的，克服的，想要让事情变好的，永远都是拯救地球的。你如果是带有故事思维看很多的选题，你会发现这种建设性。
林珊珊：我跟同学分享过一个案例，《纽约客》做我们邻国大饥荒的一个报道。这个大饥荒是压倒式的，每个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确实发现食物越来越少，很多人在饿死。当时写了一个故事，是写一个人大饥荒之下积极做饭的故事，所有的食物都没有，他要步行到很远的地方去挖草，草也被吃光了，等到最后确实没有东西吃了他就幻想美食。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而且到最后他还是失败了。虽然他最后没有解决困境，但它不妨碍你对问题的认识，反而因为这个人越积极，你对这个问题严峻性的认识反而更深刻一些。
谷雨：可能跟从业者到了一定年龄有关系，感觉这是个很有中年感的话题了。如果你观察身边的人，其实会发现他们的观念也是在不断的调适当中的，人有时候更像一个钟摆，有时候在这边，有时候在那边。到了一定年龄，确实是有变化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北大毕业的吴琦，今天对北大钱理群老师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怎么看？
吴琦：我倒没有觉得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比如利己主义者的可恨之处。首先任何人都值得理解，他当年提出来时，虽然我们觉得很可恨，但是在你自己跟这个概念的关系层面，也值得理解。我不太愿意把这个理解成年龄层的变化，抗拒用中年危机这样的词。但也许是其中一个维度，你年轻的时候总是血气方刚，觉得自己是更正义的一面，因为当时你跟这个社会，跟世界也没有产生更真实的关系，你的钱也不是自己挣的，还是在相对纯粹环境里面，你容易对世界有美好的，纯真的，不接受玷污。这些东西都不应该被背叛，只是说今天你意识到你的社会关系多么复杂时，你怎样看待自己跟所谓利己主义者标签的位置。
一定要说的话，我现在深刻意识到自己和这个标签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摘得清楚，谁也不要以为自己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实不太允许非精致利己主义者生存。我们的工作、教育，成家立业的标准，一定要越来越好，越来越精致，生活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你就会立刻标识出来这是一个失败者，如果他做了任何违背主流价值，他立刻会受到惩罚。所有人都内在于批评当中，谁也不要假装自己可以高高在上批评别人。
另外这个问题又不能到此为止，就像一个人，虽然人到中年、到老年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之前也做过“两头真”的文章，我是觉得，你能做到“两头真”就不错了，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提出比较严格的要求，我们不要那么容易就抛弃自己年轻时候相信的东西。没有那么困难，比如今天我们都挣工资，他们还要养小孩儿，我们都在成为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条道路上没有停下来，我们对自己工作的理解，在专业里面做的每个选择都是利己，个中有很多的空间去调配、调整，去放弃。
利己的程度是有高低。你在什么意义上利己，比如要一杯水或者相对容易，你要利己就利己，但基本的社会资源还要考虑公平，在一些更严肃的关乎生死的问题上，你能不能让渡一些利益，这样一些具体的选择我觉得是存在的。
刚才说到他们的变化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以前只是倾向于暴露问题，现在开始想要给里面的人物故事留一些可能性，这和我自己的工作也是同步的，我之前也是比较倾向于悲观的人。可能不太一样的是，当时我们觉得暴露问题还有用，还有人会看你这个问题，今天可能没有这样的空间。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来打开这个空间，这个空间从哪来，有可能是通过打开这些人的命运，或者打开这个故事中，你说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选择吗？其实也不是，它也不关乎职业操守或者怎么样，它真的就是个人选择，个人选择不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是它能标示出很多变化，这些变化都是有意义的。
谷雨：问一下珊珊，这一年你们做的选题很丰富，这个东西对你认知的一些人和事物有变化吗？
林珊珊：从以前到现在有一点是没变的，我会觉得人生很重要的一点是体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工作动力，所以这可能让我没有一定的倾向性。我们团队经常会探讨，我们今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喜欢什么东西。比如一些同事就会说他特别喜欢采访，他特别喜欢和人有这样一种情感交流；有的人觉得在采访中可以获得知识；有些人觉得他喜欢写这件事，他就会寻找写的题材。
我是很愿意见不同的人，因为我觉得挺有意思。以前有一些问题我想听别人的意见，有一些人就会说我不能给你意见，我怕我误导你，我就说你没有那么强的影响力，我只是好奇你怎么想而已。会有好多人会经历很多事，但是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所谓故事，还是会有一点波澜，不是一成不变。
过去几年一直在租房，我特别喜欢看房，看房的时候就会进入一个人的家庭。我们到瑞士，杜强很喜欢去看雪山，我特别喜欢看村庄，经常偷偷看一下人家家里的生活，会很好奇。租房时，我看了一个房，灯光很昏暗，进去的时候地板裂开了，老太太就尖叫，她丈夫就跑出来安抚她。我会觉得老年生活里她一直扮演一个被安抚的角色。最后我们要走的时候，她要把我们送出电梯，直到电梯关门向我们招手。他们会保持他们所谓的尊严，他们会有他体面的生活。
采访会有一个深入沟通的过程，我会对这些事情特别好奇。所以就会很想去见到各种不同的人，听他们不同的故事，或者在他们不同的阶段他们怎么面对那些事情。
之前和一些朋友讨论，一些朋友对体验不感兴趣，他觉得他需要作品，这是他把自己留存下来的方式，因为人会死，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存下来。我的表达愿望没有那么强，但是对体验这件事情会看的比较重要。我对这个是本能的好奇，就连租房都能感受到快乐，更不用说采访所感受到的快乐。
谷雨：所以我们也是强调眼下的体验。我们把讨论的主题定为“如何立足当下去理解人和事”，背后也是想提醒大家关注，作为一个表达者或者观察者，其实自身是有变化的。
*活动摄影/杨丽菲
原标题：《今天做深度内容的人，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谷雨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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