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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呵成,粗线条概括了中国文化（以文学为主径的小文化）的经脉.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眼光、概括力和艺术感觉都是超常的,表达力更是一流,因此文章写得中气充沛、淋漓酣畅.而这种驾驭历史、囊括文化、指点江山、评判古今的做法,没有宏大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鲜活的欣赏力与聪颖的表达智慧,也无法奏其功. 我长久困惑于一种学术堆积：随着史的研究的深入细致,史著的容量和篇幅日益扩大,笔触则日益细腻发散具体而微,读者便日益身陷深山密林之中而迷失了道路与方位感,仰头不见天日,只见铺天盖地的阔叶针叶树冠藤萝、陡峭山径崖壁巨石.学术开辟为时代积累起巨量的丰厚与弘博,也给普通读者把握传统设置了无以数计的路栅道障.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把历史写薄.余秋雨的以往著述已经显现了他这方面的能力,这次试探再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且看余秋雨的惊绝概括力与描述力：“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又如：《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再如：“从宣讲到提问,从解答到无解,这就是诸子与屈原的区别.”敏锐的感觉,精巧的比较,准确的捕捉,灵动的表述,鲜明的个性化视角带来独特的观察与状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概括,但又不得不为其聪颖洞见而称奇. 阅读过程中不断“惊艳”的快感,也时而被一些地方阻断.读余回思,令我排拒于心、梗阻于喉的,原来是作者在快意概述中未能一以贯之地将他的主张贯彻到底.文章论述的是中华“文脉”,点题在“脉”,自然应该历时态地把中华文化长河中时而上浮时而潜隐的脉线提拎出来,是为正务.然而文中论说却不断脱离了文脉提拎而转为历史个体的文化成就排行.排行自然是不按照脉线行进的.譬如山峰与山脊的连线构成山脉,虽然高低不平起伏跌宕,但逶迤宛转绵延不绝.而单纯以高度为标准的山峰排序,只构成坐标,却切除了脉源.我们看他论述唐代书家：“第一名：颜真卿；第二名：欧阳询；第三名：张旭；第四名：怀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权；第七名：孙过庭；第八名：虞世南.”这只是从作者认为的“吨位”大小作出的列序,而不体现文脉.若从文脉论,颜真卿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排列一定是褚、张在前而颜在后.欧阳询、虞世南则因开唐代书法之先风而应先列.这种排法虽更加靠向了历史顺序的轴线而似乎令著者无所作为,但文脉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粗线条提拎脉络时,你尽可以略去次高峰只数最高峰,而用最为突出的山峰来代表此一山脉,但却不能把山脉切为几段,再从高到低重新组合,从而颠倒错乱地去列数峰峦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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