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世界》：红布传教士诸神的黄昏

时间：2020-06-03

电台讲民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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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刊

1992年岁末，《音像世界》杂志于编辑部所在的上海办了一场大型研讨会。创刊五周年，杂志的发行量比起步时的一万多成长了十五倍，领导和各界来宾在掌声中致辞，一切是如此和谐。

劳为民当时端坐着，心情要比旁人更复杂。身为杂志的副总编，他在编辑部的角色等同执行主编，正在发言的刘森民同志不仅是中国唱片总公司的总经理，还兼着《音像世界》的总编。两人在上海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当劳为民听到“领导的意见未必都对”出自领导之口的时候，某种情绪将他攫住。他想起往年的类似场合，自己进京述职……

在劳为民的记忆里，《音像世界》能够创刊，坚持办了下来，配得上“奇迹”这两个字。它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份音像类刊物；推出了第一代的摇滚乐乐评人：张磊（阿瑟）、王晓峰、章雷、李皖、王江；办了大陆的第一个歌迷组织“《音像世界》歌迷会”；最早为港台歌手在上海举办歌迷见面会……

如同上海说唱的代表作《金陵塔》，属于《音像世界》的那本功勋簿可以一层又一层地往上翻，它辐射全国，影响了好几代人的耳朵。有读者夸它是中国最好的流行音乐杂志，有人将“流行”两字改成“摇滚”，也有人抚今追昔，认定它是另类文化的灯塔，向大陆乐迷系统介绍电子音乐、爵士乐、先锋音乐以及实验噪音的先驱。在那千千万万的读者里，白岩松无疑是精英代表，他的随笔集《痛并快乐着》在2016年再版时附有别册，前言部分他这样写道：

“当时的《音像世界》杂志在流行音乐迷中的分量可是举足轻重，我的很多国内外流行音乐资讯都是来自于它。印象很深，每个月《音像世界》快上摊的时候，我都会一次又一次去报刊亭，直到杂志入手。”（别册《我的娱记时代》，P5）

吊诡的是，作为《音像世界》实际上的掌门人，劳为民其实对流行音乐并不感冒，对摇滚乐甚至有一点反感，这本杂志如果按照他的喜好来办，很有可能变成《评弹世界》。

评弹爱好者肯定听过徐丽仙的弹词开篇《小妈妈的烦恼》，在建国后创作的开篇里可谓经典，也是劳为民的编剧处子秀。那是完成于1963年的作品。他当时刚从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文系毕业，分配进了上海评弹团，任编剧，一待就是二十载，当然，中间有十年是荒废掉了。就是这样一位老同志，1984年毅然跳槽去了中国唱片上海公司，从事“中国文化名人声音档案”的录制，向他发出邀约的是中唱上海的时任经理孙立功。

劳为民亲手灌录了曹禺、俞振飞的声音档案，还帮忙联系了巴金、丁玲、吴祖光。1985年，孙经理又突发灵感，想要成立中国唱片图书出版社，北京总部没批，退而求其次，他决定办一本杂志。在内容和方向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孙经理希望劳为民来当杂志的筹办负责人，还从社会上为他招募了两位年轻助手。《音像世界》的刊名后来是编辑部和孙经理的集思广益，“音”在当时国内的报刊里已经有了一些萌芽，“像”仍是一片空白，“世界”蕴含着情怀，代表了办刊的理念、报道的方向。

那一年丁夏二十三岁，比王铁城小两岁，在成为同事之前他们并不相识。丁夏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艺术家族，伯父是漫画巨擘丁聪，爷爷是民国画家丁悚。翻开《音像世界》1987年10月的创刊号，第十九页登了丁聪的祝贺漫画，显然出自丁夏的委约。在担任杂志编辑的那几年里，丁夏始终给音乐题材的幽默漫画留了版面。他喜欢漫画，却没有继承父辈的衣钵，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进了卢湾区区政府，在办公室编写简报。这份工作难免枯燥，所以当他从母亲那里获悉唱片厂有意办一本音乐杂志，正在招人，他倒是很愿意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确实喜欢音乐，偏爱欧美老歌、上海时代曲。那些叱咤民国的时代曲作者，譬如严华、严折西、黎锦晖，与他爷爷交情匪浅，都是位于黄陂南路的丁家老宅的座上宾。1983年，丁夏的姑妈回国探亲，严华特地过来看望，丁夏像个小友坐在一旁，帮忙拍照。

王铁城的入职颇为曲折。进厂之前，他在建工局干校教语文，和《音像世界》日后的王牌编辑张磊是复旦大学分校（1983年7月改组更名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同学。两人在毕业后皆从事教育工作，张磊去了房地局职工学校。算上师范大学毕业却不愿教书的丁夏，这三位可以说是相继离开了语文课的讲台。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是他们去了《音像世界》，推广流行音乐，那就不得不提《新民晚报》，当年一心想办杂志的孙经理，他的妻子是该报的员工，丁夏的母亲与她是同事，而张磊恰巧在报社实习，给他上培训课的是老报人“一张”（张林岚）。《新民晚报》当时在九江路近外滩的一幢大楼里办公，复刊后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招募编辑、记者。张磊没能被录用，却被唱片厂的孙经理相中了，但是他就职的学校拒绝放人，他转而把王铁城介绍给了劳为民。

办杂志先得申请刊号，在当时的环境下，主办方起码得是局级单位，中唱上海身为处级单位是没有资格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重大误解，好些人一直认为《音像世界》是中唱上海办的杂志，实际上，它和中唱上海可以说是平级，换言之，都是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儿子”。当然，这两个“儿子”在年龄、体量上的差距实在悬殊。《音像世界》的主办方从杂志筹备那天起就只能是北京总部。总部身为央企，上海出版局还无权管辖，可是杂志社明明在上海，异地办刊中央是明令禁止的。申报书递到了国家出版总署（现广电总局），在等待批文的日子里，劳为民与他的筹备组先在厂工会的一间屋子办公，而后搬去了衡山路739号，这个门牌号码将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与杂志社朝夕相处，印在总计一百八十五期的杂志上，直到中唱上海拆迁。

中唱上海位于衡山路811号，整个厂区的规模并不逊于某些市区的大学校园——西靠大中华橡胶厂（生产黑胶唱片需要用蒸汽来压制，用的正是橡胶厂大锅炉烧的蒸汽）；东邻宛平路的居民区；南至肇家浜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申城风云一时的天天渔港就开在肇嘉浜路上，其实是唱片厂的三产。811号和739号貌似隔了几十个号码，其实是隔壁邻居，两户人家之间是一整排的围墙。说他们是两户人家，因为739号的建筑属于私房，业主在海外。这栋灰褐色的老洋房共三层，替业主看房的亲戚住在三楼，下面被徐汇区房管所收用，中唱上海的使用权当时是问房管所租的。杂志筹备组入驻一楼的时候，二楼被唱片厂的录像部占着，也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急需人手，既然杂志一时三刻还办不起来，两位年轻人不妨借调上去。

1985年的暑期，王铁城参加了由上海大学文学院举办的“全国编辑工作讲习班”。在丁夏的印象里，他的搭档喜欢往外跑，劳为民的评价是特别善交际。同年秋天，王铁城在北京军区住了两个多月，参与中唱上海与中华旅游纪念品公司合作拍摄京剧《连环套》《李密投唐》《十八罗汉战大鹏》的项目。丁夏则去了“广电局”办的电视摄像编辑培训班，随后进电视台实习。筹备组只剩下光杆司令。有时候，劳为民会去逛逛社会上的书报摊，摸索杂志的纸张、印刷应该走什么方向，包括出版、发行，两年后，这些问题的解决多亏了资深出版人张小平相助。

杂志的刊号迟迟不见回音。劳为民动了跳槽的念头，他联系了上海有声读物出版社，打算重拾“中国文化名人声音档案”。孙经理不批。后来从北京来了一个姓冯的领导，了解完情况，关照劳为民先别走，她回京后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把批文搞定了。

随之而来的难题是工商登记。从行政来说，这本杂志与上海毫无关系，让上海公司的孙经理来当法人代表确实不妥。而总公司也不想再往头上养什么虱子。1983年，总公司办了一份公开发行的《唱片报》，方向没走对，只报道自己，这份月报出了十几期之后倒在了1984年的岁末。所以似乎没有谁能比劳为民更适合当这个法人，而如何解决工商登记所需要的二十万注册资金自然也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可怜杂志社的启动资金只有三万（王铁城、丁夏另说六万），还是问中唱上海借的，日后是要还的。

从立项到创刊，《音像世界》就像哪吒，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将近三年。有赖于劳为民的催产，杂志落地了，得益于他在后面时不时地敲打，朋克少年哪吒没有变成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的死亡金属。编辑部后来让年轻人唱主角，和那些锐意进取的下属打交道，劳为民秉持着这样的态度：“你们往前冲，我在后面拉一把，都听你们的非闯祸不可，都听我的，这本杂志没人看。”

2.歌迷

1973年出生的骆也舟从《音像世界》创刊起就是忠实读者。他在上海的一个美术世家长大，高中时喜欢上了流行音乐，对港台歌手的了解最初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春晚”：1984年的张明敏、奚秀兰；1985年的汪明荃、罗文；1986年是张德兰。

《音像世界》在1987年创刊，这之前，信息不对称给骆也舟营造了某种幻觉，似乎那些从“春晚”舞台款步走来的名字代表了当时港台地区最高的人气与水平。偶尔也有祛魅，小圈子从外面带来几盘原版磁带，指着谭咏麟对他说：“这是香港现在最红的歌手。”

慢慢熟悉，骆也舟不以歌迷自居，更像是一个困境中的研究者。资料匮乏，他在街头的书报摊买到一本世界电影明星小传，里面介绍了三组香港明星：李小龙、成龙和许氏三兄弟。这是他第一次知道香港有许冠杰这样一号人物。另一本小册子主推香港歌星，包括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罗文等的生平。借助文字，张国荣在他的脑海里刷一下把帽子扔到观众席。那顶帽子后来神奇地又被扔了回来，同样神奇的还有《海外星云》《中外电视》《香港风情》，这些杂志也给他捎来快乐。《海外星云》来自广西，有一版指向港台，夹了少许的音乐内容。我们可以从这份杂志往外迈步时的哆哆嗦嗦感受到某种氛围与气压，它从1985年8月试刊，总共试了十期，直到1986年才迎来创刊号，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杂志里试刊期数最多的一位。《中外电视》以影视故事为主，来自福建，《香港风情》是广东办的，它们都于1985年创刊，就像咸大饼上有芝麻与葱花，那些内容值得骆也舟继续追寻。

后来成为乐评人的王晓峰在发现《音像世界》之前也有过一长段沙漠寻水的日子。看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办的《广播歌选》杂志，一般都是曲谱；《通俗歌曲》头几年也是这样，鲜有文字介绍；《音乐爱好者》身为音乐杂志颇为专注，但是两眼紧盯着古典，不是他的菜。即便如此，还是要看，要收集，在大陆的报刊书籍里探查一切与音乐相关的蛛丝马迹。包括那时候的《参考消息》，一旦把身影覆在音乐的边边角角，就会被他剪成若干个豆腐干。

王晓峰与《音像世界》的缘分是从崔健开始的。1989年3月12日，在北展剧场看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与‘ADO’演唱会”，当时还在中国政法大学念大三的王晓峰酝酿要写点什么。而后，这篇题为《崔健又“震”了》的乐评就成了烫手山芋，跟音乐或文化沾边的报刊他全都投过，一律石沉大海。直到他在地摊上遇见《音像世界》，两本1987年的过刊，杂志上登了征稿启事，欢迎千字以内的一般稿件，三千字左右的专访稿。文章寄去没多久，当时负责读者来信的编辑陈建平给他回信，鼓励他，说文章会发在9月刊。那是王晓峰开启乐评人道路的第一篇文章。而后，他加入了“《音像世界》歌迷会”，成为一名联系会员，每月能收到内部会刊，那时候家里还没有装电话，依靠通信认识了很多同道中人。

“《音像世界》歌迷会”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合法的歌迷组织，1989年2月开始筹备，正式成立是在那年的夏天。如果说杂志在办刊之初开设“阿乐说”这个栏目是想与读者拉近距离，那么筹组歌迷会的初衷则是为了给起步艰难的杂志添一些订户。三十年过去了，想起杂志创刊后的发行难，王铁城还是会感慨。邮局一度非常强势，委托他们发行，其他渠道就不能触及。头两年，编辑部的对策是开展地下工作，动员全体职工以及职工家属，抱着一捆捆的杂志去上海的大街小巷跟书报摊恳谈，以六折的价格批给他们，一开始，卖不完还可以退货。

7月30日，歌迷会的成立大会在上海的“侨爱舞厅”召开。该舞厅属于市侨联，其实是一个会场，丁夏去联系的，随后的8月，《音像世界》还跟“侨联”合办了“中外唱片封套艺术精品博览会”。10月刊用彩色插页回顾了成立大会，那个下午，杂志社请了冯秉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欧美节目《立体声之友》的责编）、欧阳诚（华语节目《上录音乐万花筒》的责编）、史真荣（作曲家），好些会员兴奋地拿着刚领取的会员证去找电台偶像签名。年底，王铁城专程又跑了一趟上海市社会文化管理处，领同意建立歌迷会的批准书。当时合法的民间组织少到什么程度？歌迷会的编号是005。

参加歌迷会是要交费的，起初每年收十元，对于当时还是学生的费强来说，这是一大笔钱，碰巧他的同桌也是《音像世界》的读者，也有同感，两人于是想出一个合资入会的办法。同桌主要听港台，费强偏爱欧美，轮到歌迷会办活动，两人各取所需。活动的重头戏是看录像带（MTV和演唱会），通常在高安路的徐汇区少年宫举办，偶尔改去延安西路的市少年宫。进场之前先掏会员卡，像早上去奶站领牛奶那样，白颜色的硬纸卡片上分布着十二个格子，活动一次，圆珠笔就勾掉一格。每次活动还会发一本新会刊，1990年1月创办的小册子，张磊的摇滚自留地，“Pop Music Bus”这个名字和香港杂志《音乐通信》的英文名“Music Bus”有点关系。小册子是排印的，比较粗糙，倒像是油印，加上内容刺激，仿佛出自茅盾笔下的“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费强记得，1991年12月的那次活动是在一个漫天飞雪的夜晚，少年宫的门口草坪是非常漂亮的，那尊雷锋的半身像雕得精致，旁边的过道呢，一部分留长发、穿皮裤、戴墨镜的家伙在涌入的人群里十分刺眼。内场里边，歌迷会的会长张磊在台上站着，跟大家打招呼：“天气比较冷，今天放的是U2的The Joshua Tree的纪录片，等歇大家就会热起来的。”意思是天气虽然冷，又没有供暖，但是一摇滚就会热起来的。说到暖场，那时候首推Bon Jovi的名曲Lay Your Hands On Me，该MTV一播，气氛立刻点燃，屡试不爽。

MTV作为当时的稀缺资源，录像带是有海外关系的会员以及国外的唱片公司提供的。有个叫胡颢的会员，歌迷会秘书处的，亲戚在美国，他提供了不少欧美的MTV；秘书处的张圳，在歌迷会成立前就认识张磊，亲戚在香港，《音像世界》编辑部最早的那批香港音乐杂志、摇滚录像带就是通过他订购的。音像制品受法律管控，个人名义的进口经常是全新未拆的到手已经被欣赏过了，有些干脆就被扣下，能够通关的需要去四川路桥口的上海邮政总局自取。那些录像带还支援过本地的电视台，为他们的音乐节目添砖加瓦。后遗症也是这样落下的：上海后来管“音乐录影带”叫MTV，因为录像里的内容总有MTV的台标。说起那些录像带，很多内容并不怎么滞后，都是排行榜前列的歌曲，不乏摇滚、重金属乐队，也有一些是专辑，甚至是Pink Floyd的电影《迷墙》。

会刊都在安福路的“三友”排印。店里业务忙，会刊经常是到了活动前一天的深夜才赶印出来，由歌迷会秘书处的人通宵装订。《音像世界》的正刊、歌迷会的会刊，张磊每月最起码要对付这两大怪兽，他和秘书处的几位骨干，以“PMB工作室”的名义天天泡在杂志社。邱嘉扬当时是张磊的臂膀，在1991年12月至1993年11月的会刊担任执行编辑。他的义工生涯始于1990年的秋天，那时候他刚进大学，几乎把课余时间都奉献给了歌迷会。张磊通常下午才上班，邱嘉扬和黄辰炜、朱维彬、沈双为、顾浩这些活跃分子在杂志社出现的时间会相应地往后推。编辑部的门上贴了一张纸——“百无禁忌”；它和屋子里面的进口报刊一样吸引着那些年轻人；空气里的包容度含量极高，就连参加过抗日的蒋登昭老先生也能容忍小青年的异见。下午五点，到了规定的下班时间，编辑部就成了PMB的乐园。

为了跟《音像世界》办出差异，张磊倾向于把会刊的版面留给会员，这也符合青训机制，像是王江、杨盈盈、费强这些正刊日后的名笔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会刊的另一特色是没有配图，每期三十二页，参与者都是义务劳动，讲究利用一切免费资源，从裁纸到装订都自己动手。唯一奢侈的大概就是管一顿晚饭。当时杂志社附近有一家龙龙餐厅，到了饭点，张磊就领着义工团去餐厅吃一碗面，为了替紧巴巴的会费留点颜面，常点的有辣肉面、素鸡面、咸菜肉丝面，也可以是大馄饨加酱蛋或荷包蛋，大排面相当于顶配。加蛋后来成了歌迷会的一个老梗，大家调侃张磊的抠门，点了大排面就不能加蛋了，甚至进了餐厅，故意对着俏丽的老板娘叫：“加蛋哦。”然后老板娘就格格格笑得更加风骚，恨不得猛拍一记张磊的肩膀，知道他财务不自由。

那些日子在张磊看来是疯魔而快乐的。歌迷会的活动经常落在徐汇区少年宫也和经费有关，那里租金便宜，离杂志社近，带器材设备、搬会刊过去很方便。少年宫有五百七十余个座位，招会员必须参考这个数字。这就造成了一个计划经济式的供需矛盾，填了入会申请的歌迷特别多，但是上限卡在五百七十人，满载之后如果没人退出，后继者只能排队。退会的原因无非是会费没有按时缴纳，不续的默认退出，会员编号让给下一批的申报者，所以才会出现类似“2 129A”这样的会员号：“2”指的是第二批招募会员；“129”原本属于第一批的某会员；A的意思是港台内地组。费强当时的会员证编号是422B。他是首批招募的会员，B的意思是欧美组。AB两组仅限上海本地报名。

当时多的是港台的歌迷，为了保持两个组的相对均衡，A组的录取率被张磊卡得比较低。鄙视链已经有了，B组的普遍瞧不起A组的，办活动的时候，A组被安排在上半场，下半场才轮到重口味的B组。让费强印象深刻的还有当年活动的通知方式：平信。偶尔碰到临时放鸽子，很多人就白跑了。费强因为住得远，想了一个办法：活动一般是晚上，他会在当天的下午打电话到杂志社，确认之后再出发。

外地的会员招募得晚了几个月，但是没有人数限制，也不分组，统称“联系会员”，会员号以“L”开头，接一串阿拉伯数字。他们付了会费，每月也能收到会刊，以平信的方式寄达，超重需要多贴邮票，只怪会刊没有刊号，邮局不让按照印刷品来寄。王晓峰是第一批的联系会员。他甚至还成立了《音像世界》歌迷会的北京分会，自封会长。有一天，他和四个好友把北京会员的资料汇总起来，商定办一次聚会。他们选出了一百多个名字，筛选的过程就是看会员填的档案，喜欢什么音乐，有品位的才能入选。那次聚会，他们总共发了一百多封邀请信，结果来了六十多人。有一位会员没能入选，但是他后来出了大名，他叫白岩松，多年以后，他和王晓峰聊起这茬，追问落选的原因。王晓峰嬉笑道：“因为你的档案写了喜欢林忆莲。”

1990年12月，准备了三百块钱，当时处于无业状态的王晓峰打算去一趟上海。这将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上海之行。从大学毕业都好几个月了，他还没找到工作。家人和朋友们问他，去上海干吗？

“我想去《音像世界》看看。”

那个答案没有在风中飘，在他的心里是如此简单。

3.资料

衡山路739号沿街有一扇小门，不设防，按照杂志上登的地址，王晓峰想进《音像世界》的编辑部并不困难。

算上筹建的日子，杂志社在这栋小洋楼里办公已经有五年了。编辑部如果藏于唱片厂之内，联络作者读者就会比较麻烦，隔壁光是轮班的门卫就有十几位，外人进出必须登记。这是《音像世界》落户739号的部分原因。还有就是杂志社作为独立法人单位，企业登记对于办公地是有一定要求的。

王晓峰走进编辑部，点名想见张磊。他当时对张磊特别好奇，感觉这位老兄能听到很多唱片，但是他来早了，张磊还没来上班呢。办公室里，一台AIWA的组合音响挺惹人疼爱的，墙上贴了一些歌星海报，Paul McCartney的日本演唱会特别醒目。墙面重新漆过，钢窗亮闪闪的，实木地板看着质量不错，老洋房的风韵犹在，像是民国资本家的私宅，有卫生设备，煤气灶，但都已经相当陈旧。屋子里，另一个人走过来跟他搭话，自称丁夏，日后将成为他的责编。

此时的739号，三楼住着房东的亲戚；二楼的录像部还没有搬去811号的厂部大院；杂志社占了一楼。丁夏领着王晓峰参观，再把编辑分工讲解清楚：丁夏负责欧美的内容；港台地区归张磊管；王铁城主理大陆；美编是赵为群，杂志社的大嗓门，手工设计排版，出手快，为杂志的准时上摊争取了不少时间；陈建平统管读者来信，和她一样是从隔壁的唱片厂调派来的还有两位老先生，蒋登昭是资深戏曲编辑，几乎每天到班，银力康是资深音乐编辑，同时也是一位作曲家。

九〇年代的上海，《音像世界》歌迷会里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张磊在学校任教的时候，有一次课上到一半，突然别过身来、非常严肃地对台下说：“同学们，这个课实在是无聊，还是摇滚乐有意思，不如我来跟大家讲讲美国的大门乐队……”

如此子虚乌有的事情，却很符合张磊在圈内的热血形象。王铁城跟张磊在大学里同窗四年，对于老同学从宋词爱好者到摇滚传教士的转变是相当纳闷的。1988年8月，在王铁城的协助下，张磊如愿调入《音像世界》，接了原先没有固定编辑的港台版面，同时，用“阿瑟”的笔名编译一些欧美方面的采访稿。这个笔名源自他的英文名Arthur。

大学时的张磊，爱好宋词、西洋诗歌和古典音乐。他小时候受舅舅的影响，听贝多芬、莫扎特、施特劳斯的唱片，用他母亲的话讲，是被舅舅给带坏了，因为那是“文革”后期。上海音乐厅、上海音乐学院的礼堂后来恢复了外国交响乐队、外国独奏家的演出，张磊经常去看，一直延续到进校工作的头两年。然后是欧美摇滚乐轰隆隆的大举进攻，四到五年的此消彼长。这种变化源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美国译制的《午餐音乐》节目，还有他从城隍庙附近一家小店买的走私盒带——Dire Straits、Modern Talking、Alphaville……这些盒带无疑是稀缺资源，后来以听众来信的方式联系上了电台的编辑冯秉友。正好《立体声之友》从1987年5月开始邀请听众来电台主持节目，张磊以及他收藏的摇滚乐通过电波与全市人民打了照面。他进杂志社之后，又介绍冯秉友认识了丁夏，《音像世界》随即跟电台合搞了“请您录音”的活动，电台播音乐，杂志上刊出设计好的盒带封面，杂志的知名度得到了提升。

相似的故事王晓峰也经历过，只是上海的电台环境更开明，在八〇年代的中后期已经有了只滞后一两个月、主打欧美流行的《午餐音乐》。北京要到1990年。那年7月，王晓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外国音乐一小时》，喜欢这个节目，写了一封听众来信。这档节目由许晓峰选歌，张有待撰稿，中央台的播音员对着稿子念，责编是上海人董文琴。许晓峰回信邀请王晓峰来公司玩：城市宾馆，1722房间。那宾馆改庭换面了那么多年，但是房间号王晓峰总是忘不掉。他记得第一次拜访就偶遇崔健。

上了宾馆的电梯——平白无故地冒出来一个偶像——特别紧张，到了十七层之后赶紧跑。到了1722房间，崔健尾随着，王晓峰敲门进去，崔健如影随形。原来这地方叫KB公司，搞文化传播的，老板是美国人Kenny Bloom，许晓峰是他的下属兼翻译。KB公司当年是北京的一个摇滚据点，王晓峰后来还在那里碰见了臧天朔和蔚华。

KB公司订阅了大量的摇滚乐外刊，王晓峰经常去看，有时拿了杂志兴冲冲赶到附近的复印点，复印一整本要二十多块钱。还有就是经常带了十盘一大盒的空白磁带，请许晓峰帮忙拷一些摇滚专辑。所以当他进了《音像世界》的编辑部，瞧见英国的Smash Hits、Q，美国的Rolling Stone、Billboard，德国的Bravo，就觉得非常亲切，这些外国杂志好比是特权阶级的雨露，最后都将化为他写文章的墨水。

能搞到这些刊物着实不易。丁夏说起创刊之初，跑到“中图”去采购资料，只能订到香港的《明报》《明报周刊》《东方日报》，台湾的《民生报》，还有一些音响技术类的杂志，里面镶嵌了一点唱片信息。有些外国的音乐杂志，如果不是因为《音像世界》编辑部执意要订，日后也不会那么快就在“中图”的目录里出现。

王晓峰的第一次上海行持续了十几天，住在丁夏以及其他笔友的家里。丁夏向他推荐了两个朋友，一个是给杂志提供英国BBC排行榜的北京人陈曦，另一个是杭州的章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日后跟王晓峰一起写《音像世界》的招牌栏目《对话摇滚乐》。丁夏当年很善于从读者来信里挖掘作者，资源和水平固然重要，还有热情，来信一写就好几张纸的，到了手里，他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回京之后，王晓峰开始跟陈曦、章雷通信，煞有介事地当了好长一阵子笔友。陈曦给他写的信文绉绉的，加之地址位于北京理工大学的某宿舍，所以，他一直以为陈曦是大学老师，回信的时候特别战战兢兢。某日，陈曦在信中说起放假了，想来王晓峰的家里找他玩。王晓峰特激动，回信约定时间，到了那天，他下午出去办了点事。等他回来，母亲说朋友在你屋里坐着呢。他兴冲冲推门进去——那是一小孩啊，穿着绿军褂子，背着书包，剃着朋克头。

“你哪位啊？”他疑惑道。

“我陈曦。”

“啊，”他惊呆了，“你今年多大了？”

“我上初二。”

在那个特殊年代，学识、资历、年纪，面对资料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点发怵，脚下没劲，舌根发麻。有些资料的得来好比是在从事敌情工作，张磊记得，杂志社在订阅《民生报》之前，台湾金曲龙虎榜的榜单是由江苏兴化的一位歌迷听短波记录而成的。那位姓徐的先生后来成了江苏音乐台的著名DJ。

丁夏知道王晓峰的口味，平时看到外国杂志出现合适的内容就会给他传真过去。许晓峰随后也来找丁夏，带了KB公司与《音像世界》共建的构想。他们有资源啊，想为KB公司开个专栏。许晓峰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头天下午进了编辑部，丁夏不巧下班了，第二天他一大清早再来，就坐在办公室里守着。事情很快就谈成了。那个年代的人和事都沾了一些理想主义，不是广告，也非软文，完全是不涉及费用的内容合作。“KB公司特稿”的栏目始于1991年2月刊，有阶段变成了王晓峰的自耕地。张明后来也插了几笔，当时他在美领馆供职，单位里有一个图书馆，订阅美国的期刊，他翻到音乐类的报道会有选择地编译给丁夏，为“录音录像棚内外”这个栏目添了不少亮色。

通过KB这条线，丁夏后来还结识了张有待。特别巧，张的父亲也是上戏戏文系的，跟劳为民是同学。那时期，张有待在北京办了一些派对，有一张宣传海报是用过之后撕下来的，寄给了丁夏，被后者挂在编辑部自己的工位旁边，海报上面印了“好好学习，天天上当”。

4.变脸

《音像世界》在上世纪八〇年代的中国能开风气之先，步伐迅猛，得益于两次改版以及某些先天条件。它是央企，不受上海宣传部的管制，最早的审稿是劳为民和王铁城每个月带着样刊坐火车北上“广电部”。王铁城记得当年在皇城根下怎么“煲电话粥”——第几行第几个字有问题——上海的编辑部听完再修改。这种特殊的审稿方式总共只持续了半年时间。1988年，上海市爆发“甲肝”，1至2月中旬达到高峰。北京方面随后突然打电话通知劳为民，说这个杂志办到现在没出什么大的问题，你们就不用再来了。审稿的重任从此落在了劳的肩上，每期送印之前由他签字，出了事故他负全责。

1988年的3月刊，总第五期（1987年算是试刊，只在10月、12月各出了一本），《音像世界》迎来第一次改版。版权页的设计焕然一新，栏目的调整不大，主要是内容方面像是打了摇滚兴奋剂，浓墨重彩地介绍骚灵大神SamCooke、格莱美音乐奖、Boston乐队、《中国摇滚——西部情歌》专辑，还有TheBeatles、Dire Straits、Prince、EltonJohn的资讯。回看头四期杂志，它的内容并不像它的封面那么摩登——即便是现在，也没有几本刊物会在刊名上动用中日英三种语言——每期留给国内外影视故事的篇幅总是那么奢侈，还要保证传统戏曲至少有两页。

第二次改版的动静更大，由张磊牵头。1988年10月，他受香港杂志《音乐通信》的启发，在编1989年1月刊的时候拿出了一个改版方案，开设《摩登谈话》《唱片街》《港台星空》《Rock Pop》等栏目，还亲自绘制了一部分的栏目标识。这次调整决定了杂志的发展方向，学生群体跃居为读者的主流，预示了此后歌迷会的兴建。

五星体育的首席评论员周力对那次改版印象深刻。他迷上粤语流行曲始于八十年代末国内引进的一盘宝丽金精选磁带，看《音像世界》的时候还是初中生。新刊入手，阿瑟的文章值得精读，喜欢他主持的《摩登谈话》。这个栏目名出自德国乐队Modern Talking，形式上堪比欧美、港台新专辑的碟评。怪诞的是，在这个栏目上出现的近十位作者全部都是张磊的化名，仿佛在与自己的若干替身开圆桌会议。张磊写的时候是一段段同时进行，窍门在于关注音乐的不同角度。评鉴的标准极其严苛，简直是对乐坛的一次次炮烙，像是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的经典专辑，在阿瑟的笔下只配三颗星，至多三星半（满分是五星）。如今看来，评星制的音乐类媒体，很难找到像阿瑟那样的毒舌。1989年度香港地区的最佳专辑授予林忆莲的《逃离钢筋森林》，看颁奖词仿佛是一张天碟：“艺术味颇浓、高格调……音乐上有成功的突破……高级流行乐的表表者……”其实只有三星半。张国荣的《红》足够一剑飞仙了吧——还是三星半。不要以为是鄙视链在作怪：Nirvana的Never Mind、唐朝的同名专辑统统四颗星；Radiohead的The Bends、Blur的The Great Escape只有三星半。五星从未诞生，只有几张专辑斩获四星半。追问当事人，你在搞啥百叶结？他轻描淡写地回道：“不严的话遇到更好的就没法评了。”

《摩登谈话》广受欢迎，而后大陆歌手出的专辑多了，杂志就复制了一个类似的栏目叫《随听随讲》，也是每期评四张专辑。定下的规矩是不能只唱赞歌。可是那些被评论的对象身在内地，风险比较大。有一次，女歌手L带了公司企宣找上门来，强烈抗议《随听随讲》对她的调侃，要求消除不良的社会影响。劳为民吃软不怕硬，建议走诉讼的程序。女歌手心里苦，忧伤得好似她在荧幕上塑造的那些形象，最后是慈眉善目的丁夏出面。一场误会，那盒被吐槽的什锦合辑是女歌手的前东家在蹭热度，她反复强调自己并不知情，只要求杂志能给她挽回颜面。

杂志的社会影响日盛，创刊五周年的研讨会上，来自中唱广州的代表提了这样一件事。话说歌唱家P来广州开演唱会，记者一概拒绝，看到那位代表举着《音像世界》，招招手说道：“你过来，你过来。”

在上海的媒体圈，《音像世界》最初的锋芒得益于编辑部在八十年代末策划的一组特稿：《上海经营性录像扫描》《演唱组在上海滩出现》《盒带市场大曝光》《夜上海，姗姗来迟的卡拉OK》。潮流现象与调查报道的深度融合，当时报纸的文艺版还未涉及，同行愿意为《音像世界》起立鼓掌。《上海文化艺术报》的时任记者杨建国住在衡山路附近，经常下了班跑到杂志社的小洋楼坐坐，他和王铁城的友谊日后促成了上海摇滚乐的第一次大阅兵。《新开发——90 上海现代演唱组首展》的预演发生在1990年6月2日的云峰不夜城大酒店，正式公演迟至7月的29、30日，在黄浦体育馆。历史通常是势利眼，后世津津乐道于这三场演出发掘了李泉、金武林、安栋、聂钧，等等原创势力，却疏忽了幕后英雄：李苏友策划，王铁城助推，杨建国从饮料公司拉了八万元的赞助。

算上“新开发”，杂志社在1989至1991这三年里搞了不少“三产”。1989年1月与上海农业机械供应公司合办的“中外乡村歌曲大奖赛”固然不伦不类，但在流行音乐尚未得到官方解冻的大环境下，乡村歌曲这面旗帜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赛事朝着预设的方向前进。大赛办出了社会影响，请了音乐理论家谭冰若，声乐教育家徐朗、潘胜华，作曲家史真荣，电台编辑欧阳诚等担任评委。

三个月后，甲壳虫音像商社在天钥桥路开张，王铁城主理，正好赶上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王铁城通过中唱北京的朋友，托关系拿到了该盒带在上海地区的总代理权，一口气要了五千盒，而后批给上海的零售商，每盘磁带商社赚一两块钱。当年音像制品与图书的发行有些区别，批发与零售的差价在设定上相对随意，不会严格按照定价的折扣来计算。商社还有出租录像带的业务，自始至终只赚了一些小钱，主要是扮演公关的窗口，协调方方面面。1989年的6月刊，《音像世界》的封底为商社打了整版的广告，日本读卖的驻沪记者好奇“商社”二字的使用，打电话要求登门采访，缘悭一面。

7月，歌迷会成立；8月，封套展举办；9月，大众人演唱组受邀为歌迷会义演。正因为有歌迷会这张底牌，到了1991年，中唱总部有感林忆莲的引进版销量喜人，想给她颁一个奖，思来想去还是《音像世界》出面最稳妥。领导打电话给劳为民，劳为民交待王铁城，王灵光一闪，想出办歌迷见面会顺便颁奖的点子。那年的10月21日，林忆莲带着甜美的笑容出现在兰心大戏院附近的文艺俱乐部，为记者与歌迷解疑答惑，清唱了一首《破晓》。那是上海第一次为港台歌手办歌迷见面会，这招后来得到了本地广播电台的响应。王铁城记得，杂志社后来如法炮制为叶倩文也办了一场，会说一点点上海话的叶倩文到了酒店，头件事情就是想吃上海的油条。

或许是王铁城的外事表现太出色，1992年，当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举办全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流行音乐征集活动，他们想到问《音像世界》借人。之后，《音像世界》刊登了一则要闻：

“……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和本刊等20余家、出版文化单位联合举办的 92歌坛新潮——雀巢咖啡上海流行歌曲系列征集大型活动近日内在上海拉开帷幕，整个活动的时间跨度为92年7月至93年元月。本次大型活动主要分为3个部分：1，歌词征集；2，歌曲征集；3，征召歌手……”（1992年8月刊，P14 15）

活动持续了七个月之久，加上前期后期的工作，离开《音像世界》的王铁城在宾馆里整整泡了一年。我还要提醒读者多回味引文的开头，那二十余家单位就不展开了，阵容强大，近乎“举国体制”。我们只需明白，这是官方第一次认可“流行歌曲”的说法，此前，媒体在表述上出于某些原因更倾向于“通俗歌曲”。翻阅《社会》杂志（1992年第11期，P14 16），能在《上海官方扶持流行音乐内幕》这篇雄文里闻到更多意识形态的浓烟。不妨选摘一段无伤大雅的：

“观念的落后和陈旧正在扼杀上海流行音乐的发展，而上海各方的积极参与，表明这里关于流行音乐‘姓资姓社’的讨论该画上句号了。”

就像小平同志于1992年发表的“南巡讲话”，“92歌坛新潮”为流行音乐在国内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活动的走向，历史的功绩，一切恰如赛事的组委会秘书长、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朱烁渊所言：

“这次大型活动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挖掘出一位红歌星、几首好作品，而在于推动流行歌曲的健康发展，使人们对流行歌曲的存在与发展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流行音乐正名，为流行音乐的市场机制的建立而创造良好的条件。”（《音像世界》，1993年2月刊，P14）

字字如金，一语成谶。事实上，活动铨选的“十大歌手”即便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铁杆乐迷也忘得一干二净了，还有那些得奖的原创歌曲，全都驶入了忘川。更残酷的是，好像没有任何的实体唱片能够证实他们的存在。可我仍旧觉得“92歌坛新潮”办得伟大，成果丰硕。《音像世界》的后续报道里有一篇采访稿很特别，我被文章的作者吸引住了，他在文末这样写道：

“有人将缪志刚比作大陆的郑智化，而我却认为不远的将来缪志刚一定会超过郑智化，或许等到那时人们会把郑智化称为台湾的缪志刚。我坚信这一梦想将会变成现实。”（1993年5月刊，P27）

缪志刚来自苏州，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当年斩获了赛事的最高荣誉“金雀奖”，替他背书的人名叫曹可凡。没有半点讽刺的意思，我完全是被曹老师的梦想打动了。在历史的转折之际，摆在内地原创流行音乐面前的路障突然消失了，从业者以及受众的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在歌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有梦的还有白岩松，他当时正在筹办一张报纸，叫《流行音乐世界》，从这个刊名不难感受到他对流行音乐、对《音像世界》的热忱。和曹可凡一样，白岩松的名字也出现在1993年5月刊的《音像世界》，同为作者。再往前推一期有白岩松为《音像世界》供的第一篇文章，巧合的是，他当时写的那个乐团名字里也含“梦”。编辑或许觉得“刘以达与梦”这个团名不如唱《禁色》的另一组叫得响，把白岩松的原稿标题“刘以达与梦：继续追寻”（《中国广播报》，1993年2月23日，第7版）改成了“刘以达：继续寻梦”（《音像世界》，1993年4月刊，P14）。

约稿的细节张磊不记得了，当时《音像世界》的港台版面由他负责，旁人无权插手，照理说他应该和白岩松打过交道。白岩松在《痛并快乐着》2016年版附的别册里留下了他的解释。答案暂且搁置。

退回到1993年2月，春节刚过，白岩松还在报社上班，是一个喜欢在办公室放流行歌曲的小青年。电话突然响了，是崔永元（当时在电台的《午间半小时》工作）打来的，说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节目，缺人，想让白岩松过去帮帮忙。这符合当时媒体圈的新潮，在本职之余接点“外稿”，白岩松愉快地答应了，然后联系《东方之子》的制作人。制作人要求面试，于是，某个上午，白岩松带了一组“香港歌星访谈录”赴会。总共八篇文章，采访了Beyond、张学友、刘以达与梦、林忆莲、草蜢、关淑怡、叶倩文以及刘德华（依照文章在《中国广播报》的发表先后排序，1993年2月9日 4月13日，第7版，栏目名“星星索”）。能够访问到这些重量级的歌手、音乐人，是因为他当时供职的《中国广播报》隶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者在1993年1月14日与香港商业电台合办了一场“叱咤乐坛流行榜北京演唱会”（北京工人体育馆，19:15 22:40）。《中国广播报》是周报，版面有限，这八篇深度访谈首发的时候，照作者的说法：“短了不少，是为遗憾。”

节目制作人被打动了，受到感染的还有《音像世界》的编辑。张磊忘了当年是打电话还是写信联系。白岩松在别册里这样回忆：“接到了《音像世界》杂志的邀约，希望能将这组采访刊登到他们杂志上。”作为杂志的忠实读者、歌迷会的联系会员，他将这个邀约视为一个奖励。第一篇得到比较忠实呈现的专访是《刘以达：继续追梦》，登在1993年的4月刊，然后是5月刊的《张学友：真情流露》，6月刊的《关淑怡：制造迷梦》。连射三箭之后，不知何故，白岩松突然给自己加戏，7月刊发表《林忆莲访谈录》用的是笔名“森林”，然后他就从杂志的作者名录里永远消失了。原因很简单，此时的他已经远离文娱圈，跳槽去了《东方时空》，彻彻底底地改当电视人。

起念是在1993年5月底，一通来自《东方时空》的“挖角”电话让白岩松沉思了片刻。他选择拒绝，是舍不下《流行音乐世界》，样报都做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此开过会，台长表示支持。而后是一系列的转折。当事者在书中留下了沉痛的回忆：

“已经呼之欲出的《流行音乐世界》在当时一种对流行音乐依然不屑的氛围中，被某位领导给判了死刑。寄托了我的热情和理想的梦碎了，我立即有了万念俱灰的感觉。”（《痛并快乐着》2016年版，P50）

1993年的春夏之际，白岩松没能当成娱记，差不多就在那段日子，王铁城的娱记之路也走到头了。他向《音像世界》杂志递交了辞呈，具体时间难以考证，经历过那件事的人仿佛全患了失忆症。辞职的原因之一是他在筹建上海明星文化演艺公司，该项目相当于“92歌坛新潮”的续篇，要为选拔出来的苗子搭一个暖棚。吴晓颖后来接了王铁城在《音像世界》的班，主攻大陆流行。她于1993年9月成为杂志的一员，此时王铁城已经离职了。杂志上可以查考的线索更少，1987年的两期试刊号登了编辑部的完整构成，然后读者就不知道“田螺姑娘”是谁了？直到1989年6月刊，目录页的右下角出现了“本期责任编辑”的字样。丁夏率先被曝光，下期是张磊，隔月换班，多赚一份统稿的辛苦钱而已，细化到具体版面，还是相关负责人在播种。到了1990年7月刊，“本期责任编辑”删“本期”两字，下面添了一行“美术编辑”，后面接的名字永远是赵为群，而责编在1992年2月刊迎来了第三个名字——吴龙。其实吴龙进杂志社比张磊还要早，他是丁夏的同学，在王铁城辞职之后接管了甲壳虫音像商社。

劳为民为《音像世界》的编辑部拟定了这种存在方式，低调是他多年以后给出的理由。张磊从未过问，如果他在选题会或者类似的场合提这种问题估计会被当成是想要出名。外界在回顾之时倾向于另一种视角。2007年，王晓峰在博客上为《音像世界》写了一篇挽文，题目就叫“音像世界”，里面有一段颇具代表性：

“经常买杂志的人都知道，如果一本杂志晚到几天，就像你跟姑娘约会她迟到一样，心里总犯嘀咕。有段时间，比较敏感，一旦迟到几天，我就怀疑它被封杀了。因为那时候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都比较敏感，《音像世界》当时就是干这种事情的……”

我在采访的过程中听不少《音像世界》的“卫星”人士提过停刊疑云——核心团队不以为然，思来想去，顶多就是港台歌星上封面以及相关的内容要适当控制。

是过虑了吗？

1993年的某个夏日，刚离职的王铁城对于自己以及《音像世界》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作为编辑，丁夏比他坐得住，张磊比他更有钻研精神。回顾往过，谦逊的他惯用一种类似小津安二郎电影的视角，编辑部如同一个大家庭，沙滚滚，但彼此珍重过。

5.乐评

《音像世界》不是类杂志，即使在他急速扩张的1993至1994年，销量逼近二十万册，编辑部进了不少新员工，也没有破例招过记者。采编合一是每位编辑的基本素质，主理一块内容，按时交版面，这种传统从创刊延续到休刊。

稿费还是很可观的。以吴晓颖入职的1993年为例，每千字五十至八十元不等。丁夏当时负责开稿费单，大方向是鼓励原创，采访评论的稿件基数定得高，摘抄编译的低一些，核算后交给劳为民签字。1993年上海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四百七十一元，当时替《音像世界》写一篇三千字的采访稿能拿到月平均工资的一半。2018年上海的月平均工资是七千八百多元，以半数计，稿费标准换算到今天几乎是一字一块三。这对当年还是新人的吴晓颖来说足够刺激了，她手里那时也没几个作者，下笔自然勤快。另一边，编辑部的老将们积极性可不高。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丁夏，总把出头的机会让出去，中国的大学当年如果设有乐评系，那他无疑是系主任，杰出校友里包括日后带三个表的王晓峰。好多人夸丁夏是最好的编辑，在赞美丁氏编辑艺术的声浪中，王晓峰在《约稿》一文的概括极入味：

“我以前遇到过两个好编辑，一个是上海《音像世界》的丁夏老师，一个是原《北京青年报》的戴方，他们当年跟我约稿的时候讲的很有条理，希望我把稿子写成什么样，这叫负责任。”

为了负责任，丁夏当年在编辑部打了好多长途。那些电话都快赶上长篇评书了，王铁城记得丁夏对着话筒与王晓峰谈选题时的情景，聊最多的就是《对话摇滚乐》。这个栏目受那些电话的影响，从1992年6月刊连载到1994年10月刊，收兵之际，丁夏作为栏目的主持人都从《音像世界》离职了，全中国的摇滚乐迷还欲罢不能地守在书报摊，等待“对话”更新。

寻求对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社会上的一股热潮，王晓峰是亲历者。1991年6月，王铁城和丁夏去北京出差，住在天宁寺附近的飞霞饭店，王晓峰和他的摇滚朋友章雷去玩，吃完饭，就在房间里聊开了，一句一句近乎“发难”，说《音像世界》上面介绍的欧美音乐都太小儿科，应该系统地介绍一下摇滚乐。

“那么你们就用对话的方式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吧。”

这话是王铁城还是丁夏说的，已经不重要了。在飞霞饭店的那个夜晚，窗外停着好些警车，一场摇滚乐“登陆”的启蒙行动正在启幕。关于初衷，王晓峰后来在《对话摇滚乐》的结束语里这样写道：

“向读者介绍摇滚乐史上一些比较出色、有代表性的摇滚乐，而且是避开以往那种按时间顺序介绍的方式，在一种大的时间线索下将摇滚乐分成几个板块，突出风格和流派。”（1994年10月刊，P36）

王江知道《对话摇滚乐》的时候还在“北航”念大四，等到他看见杂志上的定稿，读了两期，他人已经回了家乡上海。“对话”给到王江的与其说是介绍，更接近于评论，随着文字汩汩流动的还有国外的思潮以及生活方式，足以让他心生敬佩。因为这和《音像世界》办刊之初的调性是相左的。关于欧美内容，领导最初的指示是允许编译，尽量不要去评论。换言之，针对欧美的原创乐评，在《音像世界》的早期是一种罕见的物种，在《对话摇滚乐》之前，能够持续发起冲击的只有张磊和他的《摩登谈话》。罕见还源于先天不足，太多重要的乐队连唱片都没见过，怎么评？

可是1991年的王晓峰有一股气，勇气拽着底气。他希望摇滚乐能够改变中国。那年的初冬，他第一次在北京看到大批打口磁带。后来在《打口》一文，他这样写道：

“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琉璃厂华彩音像店进来一批外国处理的磁带。我们赶紧跑过去，一看就傻眼了，平生头一次看到这么多外国进口磁带，大约有400种，而且有很多是我朝思暮想的。”

随之而来的还有肝炎。医生误诊，说了几句重话，吓得王晓峰赶紧通知丁夏，撤掉已经排好的版面，免得“对话”停更。他在家里休养了半年，王江去探视过几次，聊音乐，聊他们合写的稿子，还有一些文章王晓峰写好了，请王江代为邮寄。好歹等到康复了，章雷却从杭州打来电话，说单位要派他去斯洛伐克，起码几年。此时《对话摇滚乐》已经通过《音像世界》与数几十万读者见面了。原本北京与杭州的“南北对话”已经够辛苦了，今后将是中国与斯洛伐克更艰难的“东西对话”。试想一下，那些针锋相对、符合逻辑的对话稿是如何从一封封的跨国书信中剪辑而来。每封信光是路上就得一个多月，所以每次至少要准备两期的量，章雷还经常迟到，严重的时候，王晓峰只好分饰二角。

《对话摇滚乐》成了，按今天的说法是爆款，为《音像世界》为王晓峰创造的声量与影响是巨大的。在王晓峰加入《三联生活周刊》变为王小峰之前，他被陌生人认出来，经常会发生类似的对话。

“我周围那帮玩摇滚的全看你写的《对话摇滚乐》。”

“哦。”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把《音像世界》的那一页全剪下来，贴在宿舍的墙上。”

王晓峰不响。

“你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啊。”

王晓峰鸡皮疙瘩骤起，心里默念：“何德何能……”

更尴尬的是，他渐渐发现王晓峰这个身份在打口市场成了负资产。一次在天津，当时还不是太合麦田CEO的詹华陪着他进了一家店。王晓峰挑了一些偏门的尖货，堆在老板面前，问多少钱。磁带五块一盘。正结账呢，詹华问老板：“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墙上贴的那些《对话摇滚乐》就是他写的。”老板当场急了：“慢，慢，这些啊，每样加十块钱。”还有一次在南京，他识英雄于角落糟干之中，陪他去的朋友等他以每盘两块的价格结账之后，补了一个介绍。老板急了，找出一摞《对话摇滚乐》，是一个剪报合订本，都翻烂了，好些乐队的名字还加了醒目的标注。还有更夸张的，王江见识过一盘Sex Pistols的磁带标价六百元，老板给出的理由是：“《对话摇滚乐》提到过。”

《对话摇滚乐》就这样下嫁《米其林指南》，王晓峰作为家长反对这门亲事，抵触、失望的情绪积聚到2006年，在《声音与愤怒》一文中爆发：

“我曾经想象摇滚乐能让我们更加有思想，结果我看到了它只是成了人们一个目标时髦消费品。我当年想象着中国摇滚需要启蒙，我和另一个朋友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音像世界》上连载《对话摇滚乐》，目的只有一个，让人们知道它。”

摇滚乐没能改变中国，摇滚乐只是目标时髦消费品，这些想法未免过激。王晓峰高估了摇滚乐，低估了中国特色。拷贝必然走样，发展亦是如此，饱含黑人平权热泪的爵士乐，在原产地美国跳着迷醉的舞步尚且忘了阶级矛盾，所以中国乐迷在听Billie Holiday的名曲Strange Fruit的时候搞不清楚南方的树上到底长了什么果实，也是一种自然现象。

可贵的是，在“对话”连载的那段时光，摇滚乐的精锐好歹联系上了中国的乐迷；可悲的是，他们互为笔友，眼睛看不大见，耳朵听不大清。不像现在，李健说他特别喜欢Leonard Cohen，没听过的可以去流媒体上速成班。李健刚接触摇滚乐的时候，Cohen还活着，是什么构成了他的Cohen？主要是一些文字。

何为“目标时髦消费品”？我的理解，套用一句歌词——听不到的人是可耻的。因为听不到，捧读《音像世界》的一篇碟评如同是在触摸那张唱片，文字有时是画饼充饥，有时扮演助听器。这种遐想式的聆听，拉低了乐评的门槛，抬高了乐评人的行情。我想起第一次读《音乐殖民地》（MCB）的状态，就像是小学生误入高中课堂，虽说1999年的我的确是一名高中生了，已经接受过一些另类音乐的洗礼。感谢袁智聪，他和他主脑的杂志推演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乐评算法，用比较大众的经验去代换陌生、消弭未知。Kraftwerk、David Bowie、Radiohead、Aphex Twin这些名字在他的笔下就像火锅底料，新乐队或新专辑，这首歌给他的感受“就像Kraftwerk遇到了Radiohead”，或者“David Bowie式的，将Kraftwerk、Radiohead、Aphex Twin共冶一炉”。大陆同行自从受了袁智聪的殖民，就像是从音乐冶金大学刚刚毕业，动不动就搬炉子。还有“凄美”，那是袁智聪最爱的蘸料，久读他的乐评，刹那天地，仿佛摇滚乐只剩凄美一味。这种写法，在特定的岁月还能吸引读者，当《大众点评》使用，可是一旦进入网络时代，就变得难以卒读。

读的目的是为了听。就在《对话摇滚乐》高朋满座之际，张磊把他的乐评大戏唱进了电波，尝试将《音像世界》变成有声杂志。1992年10月28日，东方广播电台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二十四小时直播的广播媒体。新的平台需要大量新节目，周瑞康时任“东广”的音乐部主任，早在筹备期就相中了张磊。欧阳诚出面，释放积极的信号，张磊没有选择跳槽，而是以个人名义接了三档节目：《音像世界歌迷会》，FM101.7，每周一18时至19时；《节奏王国》，FM101.7，每周一20时至21时；《歌迷会》，AM792，每周日14时至16时。这些节目贵在直播，张磊和邱嘉扬联合主持了《节奏王国》，另外两档针对华语流行，资料由张磊提供，主持人林正茂和汤宜韵、薛俊和戴青岚（《音像世界歌迷会》），李涛和张宁、胡颢和鲁静（《歌迷会》），这些轮庄的组合是他从歌迷会选出来的。张磊视之为一种发展，既然做会刊的时候打出了PMB工作室的旗号。做节目还有稿费，对追随他的义工是某种交待，所以他除了“东广”又从外地的各地方台接了五档节目，为此还在家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录音棚，方便那些节目的录制。

张磊这时期最大的贡献是《节奏王国》，为上海带来了第一档摇滚乐节目。片头音乐选了Metallica名曲Enter Sandman的前奏，费强记得，而后是邱嘉扬喊的口号：“这里是摇滚乐的世界。”在《节奏王国》之前，上海的广播也会放一点摇滚乐，纯粹的摇滚节目却是从《节奏王国》起步的。两位主持人甚至给节目拟了Viva Rock这样的名字，但是用英文当栏目名是违规的，译成中文又太露骨，此事作罢，改从Janet Jackson的名盘Rhythm Nation 1814提取四个汉字。仿佛存在某种缘分，张磊的笔名“阿瑟”第一次印上《音像世界》正是编译了一篇Janet Jackson的文章（1988年11月刊，P15）。

听《节奏王国》最好能配一本新出的《音像世界》。节目的前半小时叫“新碟资讯”，张磊把那些《音像世界》刚评鉴的欧美摇滚新专辑带进了直播间，而且讲得更透，《摩登谈话》是一人一句点到为止，节目却可以半小时只讲一张专辑。有时一张专辑这次听了几首，下周播剩余的。向张磊提供样片的主要是宝丽金、华纳、EMI这三家厂牌。节目的后半小时叫“摇滚史话”，依据Rolling Stone杂志出的一本讲摇滚乐历史的专著，歌迷会帮忙翻译，部分章节在会刊上登过，在电台上好比是连载，谈历史，谈流派，谈代表人物，相关地放几首歌。可惜这个项目没能做完整。1994年，邱嘉扬离开电台去北京发展，张磊独立支撑《节奏王国》直到1995年“东广”改版。替换周瑞康的新领导并不认同张磊的价值观，《节奏王国》被刷掉了。

伟大的1992年，就像唱的那样：“改革春风吹满地。”张磊感谢“东广”有过海的胸怀，当时在直播间呼吸着一种播什么并不干涉的空气。邱嘉扬放过Heart那首AllIWannaDoIsMakeLoveToYou，名字怎么翻译很伤脑筋。他此后还兼了《相伴到黎明》的音乐编辑，在节目接完来电之后有两小时纯放音乐的空间，有一次把双张的The Wall从头播到尾，然后就被听众投诉了。

丢了节目的DJ，就像乐评人找不到阵地发表观点。一个乐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否成立，有无阵地比水平更重要。阵地少，谁能发出声音谁就是乐评人，阵地扎堆，名气响的更容易被听见。当然，手持话筒的一开始并不以乐评人自居。九〇年代初，王晓峰经常给《北京青年报》投稿，同样的话题，编辑更认金兆钧的稿子。对于金老师，最早的抬头是理论家、评论家。王晓峰那时在民政工业公司当监察，单位里有许多案件，领导指望小伙子能早日考出律师证。看着埋头迎考的王晓峰，有一天，KB公司的许晓峰问他：

“你觉得中国大概一年能出多少个新律师？”

“大概两千多个吧。”

“那中国一年能培养多少个写乐评的啊？”请注意，许晓峰当时说的是写乐评，而不是培养多少个乐评人。

“那应该没几个吧，这又不是说培养就能培养的。”

“那你干嘛不去写乐评啊，既然没几人能干。”许晓峰的这句话刺激了王晓峰。回家后，他琢磨了两天，把所有的复习材料绑成一摞，卖给了废品站，又过了几个月，他辞职了。但是乐评人这个词对他而言还是陌生的，包括相关的职业界定，是之后才从广州那边传过来的。广州离香港近，跟台湾接触又多，北京相较之趋于保守。

上海的从业者，徐冰比较早接触了乐评人的概念。1987年，他发表在《音乐爱好者》杂志上的文章《山丹丹与摇滚乐》得到香港乐评人黄志华的赏识，转载《大公报》。两人由此建立了联系。徐冰当年收到黄志华的名片，惊讶还有乐评人这种职业，不过，他很快就在大陆的媒体上身体力行。他是《音像世界》的早期作者。

关于评论家到乐评人的转变，丁夏认为，新生代更关注唱片的整个制作，突破了传统的词曲维度。张磊觉得，八〇年代的音乐概念过于陈旧，很多知名的评论者出自主流媒体，多是一些跑文娱条线的记者，下笔从宏观出发，不太涉及音乐和唱片的细节。所以他在《音像世界》选择了与王铁城不同的编辑思路。王铁城喜欢约名家，张磊和吴晓颖愿意给新生代机会，像沈颢、小李飞刀（李戎）这些作者是张磊从投稿里面挖出来的。沈颢毕业后分到《南方周末》，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途经上海，还在张磊的家里住了两天。

吴晓颖发掘王磊（乐评人，音乐总经理）的过程更像是戏。1993年9月，她进《音像世界》，月底就被派往北京，参加每年秋天在中山公园办的“报刊发行宣传日”；摆摊的过程中，接待了当时读高三的王磊。吴晓颖那次在北京待了大半个月，见缝插针地跑采访。这种公差对于《音像世界》负责本土原创的编辑大概三个月轮一次，去北京或者广州，内地流行音乐的两大基地，做一堆采访，回上海后，文章是一篇一篇排着队等待孵化。

那是内地流行音乐空前绝后的盛世，春暖花开，乐评人就像产业的零配件叮铃铃地在媒体上涌现。1994年，广州和北京出产了好多乐评人，王晓峰发现那些名字吧，彼此还都认识。雨过天晴，乐评人与音乐圈的互相讨好，比竹笋长得还快。也许还有毒蘑菇，他是这样看待问题的：

“你的文字左右着那些唱片公司，而且对歌手指指点点，歌手又左右着大众的喜好，于是就给乐评人造成一种幻觉：乐评可以左右大众。”

为什么1994年的记忆是如此强烈？那年的唱片业诞生了一些难以超越的佳作、无法复制的销量，而作为行业一员的《音像世界》，其经济效益也在缔造传奇。1993年，杂志的月销量达到峰值，接近二十万份。1994年，因为定价从两元疯涨到五元二角，销量剧烈震荡，但是总利润几乎翻倍。杂志的账目非常漂亮，钱却不能乱发，还要顾及员工的感受。旅游似乎是饭局之外少数可操作的福利，而团建的概念尚未形成。《音像世界》把桌子一拍：“走，开会去。”九〇年代初，开会意味着去离杂志社不远的“凯文咖啡”，这家位于衡山路的老牌西餐厅非常不解风情，咖啡居然可以免费续杯。还好，蛋糕没有这个规矩。喝咖啡是以选题会的名义安排的，每周一次，编辑到位了，说点正事，吹吹牛，后来一些本地的作者也参与进来。等到衡山路沿线上档次的咖啡馆、酒吧差不多都传达了会议精神，会议被迫挪到淀山湖这样秀丽的郊区，与会名单，拓展到沪上各大报社、电台的文艺记者，所谓广交朋友，联络感情。

1994年，《音像世界》于9月3日至5日在烟台办了“ 94音像音乐与传播研讨会”，请了京沪粤江浙闽鲁鄂辽，以及海外音像制作、出版单位和媒体的代表共九十八人。这场活动将《音像世界》推上了业界盟主的宝座，史称“烟台会议”。吴晓颖记得编辑部是坐火车去的，和上海的媒体一起，张磊把会议相关的全给忘了，除了出海游玩以及刺鼻的鱼腥气。《音像世界》后来用了两个版面（1994年10月刊，P2 3）回顾大会的胜利召开，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还发来了贺电。部分嘉宾的发言让人过目难忘，譬如十几家音像出版社的老总要求《音像世界》开辟反盗版专栏，并对反盗版的案件追踪报道。身为杂志的美编，赵为群感叹道：“传媒或乐评人与音像制作、出版单位的关系不宜过近……个别记者或自由撰稿人甚至代理音像制作、出版单位的宣传企划，他们的文章往往充斥着溢美之词，有有偿之嫌。”连美编都看不下去了，可见妖风之盛。还有这段：“会议期间，代表们对本刊创刊七周年不搞庆祝活动，而举办研讨会办实事给予了赞赏……”

乐评人方面，那次盛会给同行留下印象的还有李皖的现身。多年以后，王晓峰在《相信耳朵还是相信眼睛？》一文这样写道：

“第一天，北京的一些跟音乐相关的媒体人士在我的房间聊天，大约有六七位……有人问：你们谁知道李皖是谁？有人说，听说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有人说，他可能是个研究社会科学的，还有人说，他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一个人，但是换了个笔名……”

李皖当时为《音像世界》供稿，但《读书》才是他赖以成名的阵地。《读书》杂志富含思想，这让它的作者在文化人里显得比较高大。李皖能在《读书》开专栏聊音乐，还能让你侬我侬的乐评圈不认识，猎奇由此而来。

然后是戏剧性的一幕，李皖敲响了王晓峰的房门。认识之后，主要是读了李皖发在《音像世界》的雄文《大陆流行音乐：且待另一场脱胎换骨》（1994年9月刊，P4 7），王晓峰感叹李皖“对大陆流行音乐的实际情况缺乏真正的了解”，论证“仅仅是来自一些专辑”。他的依据是“李皖远在武汉，平日里正式的工作跟音乐无关”，而自己离内地流行音乐比较近，听到看到的跟李皖的文字相去甚远。这很危险，王晓峰吐槽之后，突然意识到，国内乐评人在评论国外的音乐时何尝不是如此。

到底该相信耳朵？还是相信眼睛？

1994年秋天，张磊受宝丽金公司之邀前往香港采访。在《音像世界》主理港台内容已经六年多了，张磊还没有去过这两块热土，接触、采访两地的艺人通常发生在京广沪。10月下旬，张磊抵达香港，宝丽金将他的行程安排得好比歌手发片时的档期，参观录音棚，采访了张学友，接着去旗下的新艺宝公司，有一个访谈在摇摇晃晃的车途进行，面对汤宝如。华纳、百代两家巨头事先知道张磊要来，华纳请他吃了一顿饭，他抽空逛了百代。一圈下来，送的样片已经塞满了好几个手提袋。随后的收获更丰。Sound Factory公司的老板李劲松把他代理的以4AD为首的英国独立厂牌，从单曲、专辑到录像带，按照出品编号送了张磊一个大满贯。以至于，4AD于本世纪初被内地乐迷视为“尖货”的时候，上海的碟友一说起这个唯美的厂牌就会咬牙切齿地想起张磊，他们这时候早就忘了是谁最早在内地传媒鼓吹4AD美学。还有Huh!?、民艺复兴、AMK、黑鸟、Virus，等等活跃于“豁达计划”的香港乐队，如果我们搜捕第一批在大陆力推香江另类之声的传教士，拟一个黑名单，那张磊的名字会排在很靠前。

乐迷应该感谢李劲松。他和张磊的友谊与上海有关。那是1994年，刘以达飞抵申城，替胡蓓蔚录音，张磊去探班，见了Red Cat公司的三位骨干，他们送给张磊一张李劲松出的合辑（详见1995年1月刊，P14），为他了解香港的地下乐坛开了一扇窗。此刻，张磊和李劲松在香港终于见面了，可以说是门户大开。李劲松引介，张磊见到了久仰的Sam左（左永然）。左先生1975年在香港创办《音乐一周》杂志。回想八十年代末，张磊为《音像世界》拟改版计划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还回荡着左先生的风采。

10月28日，刘以达请张磊去香港沙田大会堂看一场另类汇演，事后采访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乐队。

太多的陌生名字，足以让张磊回上海之后在《音像世界》连载一年——Dead Can Dance、The The、Modern English、Lush……可是回家的路很不好走。张磊从香港进广东的时候，随身带的音像制品惊动了海关。亏得沈颢相助，张磊补了近两千块钱的税。

类似的香港行后来成了《音像世界》的员工福利，愿意花钱的唱片公司多了，就连杂志社的财务都能轮到。1995年，杂志的销量继续回落，效益却更好，广告多到要拉掉一些内容。钱不能乱发，所以杂志社购入了一辆奥迪，替换之前的昌河面包车。奥迪在当时无疑是豪车，足以让顶多停了一些桑塔纳、奥拓的隔壁邻居弹眼落睛。隔壁的唱片厂身为长兄，又是半个父亲，看着小阿弟麻雀变凤凰，内心比较复杂。

1996年，由于广告公司再三建议，《音像世界》升级为全彩铜版纸印刷。那家公司还替杂志社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代理海外发行以及广告业务。香港的连锁唱片行HMV在一些CD的塑封上加了推销贴士，强调该专辑入选了某某年《音像世界》杂志《摩登谈话》栏目的“年度十大”。随着杂志的社会影响攀升到历史之最，张磊却做了一个煞风景的决定：停办歌迷会的会刊。最后一期会刊上面印的时间是1996年11月，没有告别，只有三百多人收到了那本小册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这是休刊号。

6.竞争

会刊的落幕等同于《音像世界》歌迷会进入冬眠。这个民间组织在鼎盛期拥有一千六百多位会员，到了1996年的秋天，本地会员萎缩到两百左右，外地还剩一百出头。会费每年收十五元，比歌迷会1989年创立时加了五成，而正刊的定价却在这七年内翻了不止五倍。物价飞涨，国门大开，告别了精神文明的若干年自然灾害，会员已经不是办活动放点录像带就能满足的，1996年，摆在他们面前的诱惑与选择已经超出了食堂主厨的业务范畴。张磊不敢涨会费，怕进一步赶跑会员，只能减少活动次数和会刊的期数。可是，这两大内容一减，参加歌迷会不就成了一种口头行为吗？

人类的生活方式即将改变。电脑正在大城市以及高等院校普及，《大众软件》在上世纪最后几年的大学校园是一本非常抢手的杂志，已经取代《音像世界》成为社交娱乐的头部流量。《当代歌坛》跟《音像世界》比肯定是肤浅的，但是在让学生族付钱这件事情上，它的表现足够“当代”，而《音像世界》还停留在清末民初的意识形态。《音像世界》是一部漫长的文艺片，节奏舒缓，好像从来就没有研究过市场，也缺乏对消费群体的细分。它的风格，是袁智聪式的共冶一炉：摇滚、流行、Hi Fi、古典、影视、电音、爵士、红歌、戏曲、民乐……亲爱的读者同志，我帮你打包好了。这也是David Bowie的特色——摇滚变色龙，所以《音像世界》不停地改头换面，从创刊到停刊，大大小小的改版经历了十几次，每改一次就流失一批读者。这不是杂志的问题，《音像世界》的水准未曾改变，真正改变的是读者。不再委曲求全的他们追求一个“爽”字——摇滚乐迷希望整本杂志的摇滚纯度即使达不到工业酒精的标准，好歹是一瓶白酒；追星粉丝想对那些乌七八糟的非流行内容说：“你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到处讨好，结果到处都是怨言。长期以来，《音像世界》疏于正视读者。它看大量的读者来信，听大量的社会声音，这是它的态度，就像一名政客。本质上，它从未改变。它是一本综合性的音像类刊物。用张磊的话说：“每当我在内容上有一些想法的时候，领导就会敲打我：‘注意哦，我们不是同人杂志。’”

由于高度市场化，欧美的音乐杂志就像专科医院，一个科室下面还要细分。以摇滚乐为例，Uncut侧重老摇滚，Q偏向主流摇滚，Wire的关键词是前卫。与之相比，《音像世界》简直是社区医院的格局，只有内科外科，加上几名老中医。更可怕的是，《音像世界》常年致力于普及音响知识，有关器材和录音载体的讨论经常横跨数版，以至于任何一本国外的音乐杂志都无力成为《音像世界》的模板，但是在九〇年代，《音像世界》是很多中国杂志的模板。

《中国百老汇》1993年创刊的时候，就像一本删了音响器材、加了音乐剧的《音像世界》。《当代歌坛》在1994年创刊之前出过一本试刊号，做得颇为严肃，和它日后的“偶像”造型相去甚远，很像连载《对话摇滚乐》之前的《音像世界》。好在这本杂志及时整容，走了粉丝读物的新路，不然就会像《中国百老汇》那样不温不火。

王晓峰对《当代歌坛》的评价相对刻薄：“一本翻开之后能看到300多个歌星的照片但合上之后你记不清都介绍过谁的音乐通俗刊物。”因为通俗，更因为通俗的纯度高，《当代歌坛》席卷内地，瓜分了《音像世界》的市场。后者还是太文艺了，缺乏娱乐精神。我读过不少张学友的访谈，好像只有吴珏（1994年入职，负责《音像世界》的港台版面）会在1996年这样的时间点把张学友当音乐人而非歌手来采访，和他讨论“豁达计划”之于香港乐坛的功过得失。我对那篇文章（1996年3月刊，P12 13）的印象比较深，它透露了编辑部料理流行题材的文化倾向。

1996年，《音像世界》开始刊发邱大立的文章。邱大立此时已经从他的阵地《音乐天堂》离职，但还为之供稿。他当时在广州卖打口，幻想办一本名为《声音》的杂志。现在的他，嗓音依旧慵懒，语速缓慢，完全忘了自己曾是《音像世界》的作者。

读者的记忆还在，那是1991至1994年的老黄历，但当时真正在音乐上引领邱大立的却是一台全波段收音机。比起BBC电台，《音像世界》提供的欧美资讯无疑是滞后的。邱大立由此成为消息灵通人士，他最初为《音乐天堂》供稿的过程就像英语的听力测验，更多的是编译和搬运，而宾主之间的邂逅桥段跟《音乐天堂》的多数受众一样，发生在音像店里，而非书报摊。这与《音乐天堂》的身世大有关联。这本刊物1992年在广州诞生的时候没搞定刊号，以有声读物的方式出版与其说是创新，更像是自保。刊号在我国是一个比书号更加稀缺的资源。没有刊号的杂志，美其名曰“地下杂志”，就像《音像世界》歌迷会的会刊，当年去邮局是无法按印刷品来寄的，走平信意味着发行成本的增加。《音乐天堂》非常睿智，每期给江西文化音像出版社一笔钱，换取音像发行号，这个行为类似今天的出版公司向出版社买书号。这样一来，户口算是报上了，可音乐版权并未得到解决，所以严格来说，《音乐天堂》有杂志之实，无杂志之名，是以盗版音像制品的身份在流通，只不过在版权法没有严格执行的当年，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就像九〇年代内地乐坛传的那些段子：正版磁带卖了几十万盒，盗版销量破百万。

《音乐天堂》的最高销量达到二十多万份，在各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外文书店以及一些私人的音像店发行。当邱大立帮我从杂志的美术总监那里问来这个数据的时候，他有点震惊。大概他当年不太在意这些。而在我的身边，有时朋友们闲聊，扯到一些另类乐队，有些名字我最早是从《音像世界》上面读到的，但是朋友们会给出其他答案：“我最早是在《音乐天堂》上面听到的。”

听，是一个比阅读更为隽永的动作。

有趣的是，《音像世界》在《音乐天堂》发迹的大戏里曾经扮演过催化剂，后者在前者的版面上至少打过三次广告（1993年9月刊、1993年11月刊、1994年6月刊）。第三次打广告跟邱大立入职《音乐天堂》在时间上相差不远。6月下旬，邱大立离开家乡，前往广州发展。身为编辑，他比主编洪春更懂也更热爱音乐，他力推杂志往摇滚同人读物（Fanzine）的方向蜕变。他做了张磊想做却办不到的事情，却没能像张磊那样在一本杂志待得足够久。邱大立不善处理工作之余的生活，当他发现某同事不好打交道的时候，他的答案是辞职。

《音乐天堂》的巅峰期有一件事情办得比《音像世界》高明。面对日剧和日本流行文化的大规模入侵，《音像世界》还是一锅一勺涮天下的思维，加一份碗筷（栏目）而已，而《音乐天堂》胆敢另起炉灶。《日之韵》在1994年出第一期的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只是《音乐天堂》的特刊，随着销量的攀升，才有了日后的单飞。这一招后来被《当代歌坛》学去了。1998年，《当代歌坛》推出了针对欧美日韩歌迷的《轻音乐》，羽翼丰满之后，派生出两本杂志，将欧美和日韩两路读者服侍妥当。这些事情都是《音像世界》在上个世纪没能办到的。面对转型压力，《音像世界》只会改版，杂志变得越来越厚，但是页数增加的主要是定价，而对很多读者来说，他们想看的内容并没有对应地扩充。

可是《音像世界》居然不把这些刊物视为对手。张磊甚至没有读过《当代歌坛》，觉得《音乐天堂》从内容到选曲完全无法打动他。吴晓颖坦言：“《音像世界》的问题一直就是自己的问题。”编辑部在每周二上午有一个例会，1994年的时候，大家讨论过将《音像世界》做成有声刊物。只是讨论一下而已。这点可以理解。我在翻阅1992年的《音像世界》时发现了也许是内地最早的有声杂志。当年的1月刊有这样一则广告：

“中国唱片总公司成都公司1992年1月推出新形式、新面貌的《卡拉流行线》，有声杂志，塑盒精装，附送小报，有图有文有谱有声，每期精选12首，逢单月5日出版……”

《卡拉流行线》的选曲出自“中唱”从港台引进的专辑，版权没有问题。也许正因为没有问题才乏味。对歌迷来说，这无非是把市场上买得到的专辑拼凑成一个精选试听带，远不如《音乐天堂》的拓荒歌单解渴。可是囿于版权，那一步是《音像世界》迈不动的。所以“有声化”对它而言纯属鸡肋，后来在九〇年代末勉力一试，推出加CD的版本，自然是收效甚微。

《音像世界》的吨位庞大，一本杂志养了二十多号人，用张磊的话说：“已经形成对广告的依赖。”太多的现实原因制约着杂志的航向。船员偶尔瞄一眼雷达，原来这片海域已经有点拥挤了。1999年，《我爱摇滚乐》和《摩登天空》相继创刊。恰恰是从这年的1月刊起，已经全彩了三年的《音像世界》突然出现了一叠双色页。杂志的销量不好，为了缓解困局，节省成本成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7.黄昏

21世纪就像King Crimson唱的那样精神分裂。它刚来的时候对国内的音乐杂志表现出了足够的善意。宽带尚未普及，这至少意味着一张专辑的MP3既耗时又费钱。数码音乐距离“无损”还很遥远，MP3通常压制成128k，一首口水歌占三到四兆，找到理想的源比在街上撞见音像店要难，当然，比较的结果后来发生了大逆转。

关于网络的恐怖，《音像世界》很早就预言了。1998年的12月刊（P32 37）就网络音乐这个新现象出了一个专题，总共四篇文章，发头条的《“狼”来了——网络销售，传统唱片业的“冷面杀手”》署名戴方，其实出自王晓峰之手。全文超过六千字，作者先是在《北京青年报》发了一个七八百字的浓缩版，只够罗列观点，所以刊登之后，业内人士拒绝理解MP3的可怕。当时有四五家唱片公司的老板给王晓峰打电话。按肇事者的说法，那些人当时连电子邮箱是什么还不知道，就跟他嚷嚷：“你凭什么说唱片业要完蛋啊？我们最近打盗版刚刚初见成效，你又开始说丧气话。”

“我们等着瞧。”王晓峰把话一丢。这场戏如果拍成电影，应该给王晓峰配一把哈利·波特的扫帚。不是让他骄傲地起飞，而是让他当一个扫地僧，以德服人，把唱片业的追梦人统统赶走。

王晓峰当年预言了MP3的暴行，却没能体察到网络还会对书报亭下手。2019年的岁末，丁夏老师组局，我有幸和“三表哥”、王江教授这些《音像世界》的故人聊了一些AV World的话题，他们都不清楚《音像世界》的停刊时间。网上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反观杂志的主要对手——《音乐天堂》2006年停刊，《我爱摇滚乐》2013年停刊，《当代歌坛》2015年停刊，《通俗歌曲》2017年休刊（公告迟至2018年1月发布）。这无疑是《音像世界》没落的例证，它在本世纪沦为一名无人问津的配角。

沦陷的起因是一桩经济案件。2000年的冬天，北京总部接到匿名信，举报有人打着《音像世界》的旗号在外面贷款。此事直接导致杂志社在此后的岁月里背着巨额债务苦苦支撑。高层变动，新领导是隔壁唱片厂空降来的，办杂志他应该说是外行，但是上任之后迅速制定了两条扶大厦之将倾的方针：1）编辑部降薪；2）改版，要那种马上“见笑”的变脸。

办杂志追求立竿见影，老员工心里犯嘀咕——领导这不是在改版啊，更像是在赌场翻牌。《音像世界》此时主要靠广告以及各地的图书馆养着，销量只剩一万册出头，跌到创刊时的水平，产量却增长了。

杂志于2000年1月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出摇滚乐主导的in，下半月发专攻偶像的STAR。in还是充分顾及了广告客户，不同于国内当时的摇滚乐杂志，走的是时尚前卫的路线，期许在英国的The FACE、美国的Ray Gun这些成功案例中找到共鸣。in的出现，或者说《音像世界》的这次分家，对杂志的老读者而言是迟来的幸福。in在2000年保持着高水准，当时国内的同行趋于土摇，而它的视野与审美正在追赶时代，大力灌输后摇、人工智能舞曲，偶尔还为先锋爵士、即兴音乐、日本噪音开点小灶。如果要挑刺，那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Hi Fi和影视的版面不可能撤走，或者搬去更低龄化的STAR。

STAR如果早五年问世，大概还能和《当代歌坛》掰掰手腕。这本派生的杂志一共就出了十九期，自创刊起就被母亲托给乳娘“银润传媒”抚养。1999年11月，吴晓颖和吴珏外调去“银润”上班，参与STAR的筹制。STAR在“银润”的手里只做了一年，却换了四处办公地点，颠沛流离的命运蒙着一层纱。为什么要跟“银润”合作？“银润”为何只做了一年就毁约？难以考证。可以肯定的是，两位吴氏女编辑因为STAR与《音像世界》的大部队走散了。2000年的圣诞佳期，吴晓颖诞下一女。复出之后，她发现杂志社改天换地：STAR被“银润”退货；杂志社深陷“贷款风波”；办公地点划入市政工程，即将动迁。

STAR还不能不做，因为杂志社跟邮局的半月刊合同暂时改不回了，还在努力沟通。相较之，沟通在编辑会上的硝烟味要淡一些。编辑部的“发烧专业户”朱纬提了一条Hi Fi的改版路线。领导见其他人不吭声，也没提方案，给朱纬亮了绿灯。朱先生的“发烧”版面穿着伪古典的真丝马甲常年在杂志上敬陪末座，对于《音像世界》的主流读者来说，他和张磊是这本杂志绵长而有趣的两条记忆线。朱纬的《天碟落地》和张磊的《摩登谈话》好比是碟评界的红白大赛。张磊的挑剔与严苛在前文已有展开；朱纬呢，他打分很少低于9.5（满分10），还会给出10+、10++如此感天动地的评级，读者仿佛不买一张就将失去乐迷的身份证。

2001年6月上的in在封底登出了也许是杂志有史以来最虚弱的一次“变脸”启事。可是张磊为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年初的那次编辑会上，他对新领导说：“我来做STAR。”有一条路也许通向曙光女神的宽恕。他的同人杂志热情就像小宇宙在燃烧，这一次的进化要比in更彻底。

试想一个长发造型的摇滚男青年和漫画同框。这不是荒木飞吕彦一边听老摇滚一边埋头创作，这是张磊当年回家之后的状况。他迷上了日本的视觉系、Cosplay，这种近乎恋爱的感觉主要源于眼睛，和耳朵的关系不大，而且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八〇年代末，追溯到他看的一本日本摇滚杂志Viva Rock——还记得电台节目《节奏王国》那个流产的名字吗？

张磊坚持转战STAR，要为杂志纾困。他试了两期（2001年6月下、7月下），起色不大，领导让他下课。下课最根本的原因是邮局接受了杂志改回月刊的请求。STAR这个包袱终于甩掉了。2001年8月，恢复月刊的《音像世界》按照7月上最后一期in拟定的“发烧”路线偏离读者的视野。张磊的名字从版权页消失了，一道消失的还有王江、林剑。更醒目的变化印在版权页的底部：

“迁址通知：

音像世界杂志社自8月1日起迁新址办公。

地址：上海衡山路706号3楼……”

迁址是为了配合徐家汇公园的建设。7月28日上午，中唱上海的厂区实施爆破拆除，只留了一栋“小红楼”。地铁一号线为确保安全，九点五十分起，部分区段停运五十分钟。杂志社没有追随大部队，相中了位于原址斜对面的706号，租下三楼的一半，总共五间办公室。706号是上海煤气公司设在衡山路的一个服务部。

搬家那天，张磊、吴晓颖缺席了，同事帮忙代劳。那位姓张的同事相当敬业，搬桌椅，搬电脑，可是杂志社的历年文稿、读者来信以及一些资料沉重得让他为难，特地去请示领导。领导倾向于减负。所以，当张磊第一次出现在新编辑部的时候，他还挺惊讶的，不过负面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

张磊当时和王江、鲍佳乐合开了星船文化传播公司。2001年的in有几期质量滑坡，或多或少，归咎于这个公司。从那年的春天起，张磊忙于拉赞助，要办一个Cosplay大赛。这将是Cosplay在中国的首个全国性赛事，尽管它传入内地还不足两年，但是张磊已经认准了，就像他在上世纪八〇年代中认准摇滚乐那样。也许还有一点耿耿于怀，因为在他眼里，如此有前途的事业最起码在STAR的层面居然被枪毙掉了。

STAR有个版面，专门拍美少年。拍完动漫圈的红人王玄之（拉拉），结识了画漫画的焦蓉，由此，张磊闯入了Cos圈。Cosplay当时被圈内译为“酷视流”，上海的活跃分子在一千人左右。张磊四处奔走，鼓励大家参赛，这比他在1989年筹办《音像世界》歌迷会要艰难。2002年6月3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登有王晓峰的文章《自娱自乐酷视流》，以追星亚文化的视角报道了张磊的“极炫自我Cosplay大奖赛”。比赛在京沪两地轮番进行，持续了五个月，首都媒体给予了更多关注，网上现在还能搜到几篇《北京晨报》的，最后一篇题为《国内首个COSPLAY大赛在上海落幕》。

赛事落幕，张磊从《音像世界》正式离职，这两件事集中在2002年的8月。

2003年，《音像世界》又改版了，英译名从“Audio Video”改为“Feel”。吴晓颖的解释是之前的译名不够确切。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长期以来，杂志被读者戏称为“AV World”。

此后的三年，《音像世界》和张磊在两条故事线上与低潮缠斗。Cosplay难以变现，比赛只办了一届，张磊和王江被迫接一些品牌宣传，办了不少小型演出。王江退出之后去了环球唱片。大约是在2006年开春，王铁城有天在马路上偶遇张磊的妹妹，当时在中唱上海担任副经理的王铁城问起张磊的近况，张磊的妹妹忍不住抱怨，无法容忍哥哥一把年纪了还在瞎折腾。两人居然聊出了同仇敌忾的感觉。

与此同时，《音像世界》最后一次引发围观。吴晓颖作为《音像世界》的末代主编，她治下的最后一期杂志是2006年2月刊。《音像世界》停刊了。随后的3月刊不妨以转世来区分，杂志只保留《音像世界》这个刊号，完全由其他团队制作，对外宣称是美国Rolling Stone杂志的中文版。崔健封面的创刊号附送一顶帽子，销量据说突破了十二万册。更让人震惊的是，这次转世随后就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与海外媒体合作却没有官方的祝福，Rolling Stone与《音像世界》的婚姻被法律认定为无效。

吴晓颖为此写了大量的检讨，向出版局，向总公司，包括年度总结的时候向杂志社。罪状与细节早已漫漶，只记得2004年的尾巴，抑或2005年的头上，总编室接到过一通电话，香港万华传媒拿到了美方的授权，态度诚恳而坚定，《音像世界》是Rolling Stone在中国借壳上市的首选。合作谈了一年，领导认可，落实到合同是五年的长约。不过这纸契约很快就废黜了。

《音像世界》的第二次转世由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承接。原编辑部只剩下终审的权力，换言之，吴晓颖挂着副总编的头衔，每个月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审稿。形同虚设的杂志社因为房东煤气公司拒绝续租不得已再次搬家，慈云街（天钥桥路380弄）成为下一个落脚点，而张磊已经先一步回归了中唱上海，担任珍贵录音的再版编辑。

回顾张磊的大半生，王铁城为他的老同学、老同事归纳了两条规律：凡是张磊下决心要做的事业，第一，肯定是超前的，第二，基本上是赚不到钱的。张磊把他的光环带进了中唱上海，再版了大量的民国老唱片，主要集中在时代曲、评弹、滑稽戏以及北方曲艺。黑胶尚未回潮，那几年，实体唱片在国内的销量深陷谷底，有些CD的发行量在三四位数之间荡来荡去。

写乐评跟买唱片一样，也成了某种古早的生活方式。它们唇齿相依，彼此有许多相似之处，譬如乐评也需要载体，也面临格式更替的阵痛。我们怀念纸质的乐评，更放不下网络带来的便利，尽管这种便利让乐评人中的一大部分遁形为搬运工以及翻译家。而另一部分，或减产，或改行，或者拒绝以乐评人自居，仿佛这个词跟“文艺青年”同流合污。所幸乐评还在，已经跳脱了文字的形态。音乐播客的创作者越来越多，听众也是。以往，我们阅读乐评所期许的营养被主播的口水稀释了，可即便如此，大家还是乐意，甚至觉得当一名听众不是为了主播放的那些歌，而是欣赏他们（包含嘉宾）的口水在乐史的幽暗隧道里滴滴哒哒的回响。

纸质的乐评还能提供什么？一本音乐杂志如果无法理性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它和终点的距离就会被网络缩短。

《音像世界》作为刊名最后一次出现在杂志上是2009年的冬天，11、12月的合刊，总二百八十三期。封面上的赵薇躺在草地上，双手举着放大镜，顶着杂志的英译名“AV Life”。吴晓颖此时已离职，因为《音像世界》杂志社作为法人单位早在2009年的春天就注销了。杂志社于年初接到了总部下达的解散通知，退了慈云街的房子，搬到中唱上海的厂区，在钦州北路1066号74栋7楼度过了最后的几个月。仿佛宿命，张磊居然也在那层楼办公。

有时候，张磊会来串门。《音像世界》的遗老遗少在编辑部这个空壳子里重聚。经常是面面相觑，找不到话头。那间办公室在吴晓颖离职之后并没有清空，一直保留到2018年，摆了几口铁皮柜子，里面藏着《音像世界》的历年合订本。吴晓颖嫌杂志重，占地方，平时不愿意带回家，她只在离职的那天运走了一整套。

张磊留了完整的歌迷会会刊、十八本in，以及他做的两本STAR，其他与《音像世界》相关的印刷品全被他扔掉了，在他搬家的过程中，包括那些在歌迷会活动上放过的4AD录像带。

他让记忆说话的时候，正抽着王铁城递来的烟，那是2019年的圣诞夜，组局的丁夏坐在王的右边，正在喝茶。

“你怎么舍得丢掉啊？”我不解地提了一个傻问题。

“是呀，现在想想那些录像带倒是有点可惜。”

白岩松的选择恰恰相反。在他为别册《我的娱记时代》写的开场白里有这样一段话：

“送别这样的杂志，如同送别与青春有关的记忆，总是有些不舍，至今，那近十年的《音像世界》，我大多都保留着。那是这本杂志也是我最好的一段时光。”（P6）

“最好的时光”，仿佛来自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的结尾，为《音像世界》抹上“教育”的色彩。

王铁城认为，《音像世界》确实推动了欧美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的早期传播，对于摇滚乐的助力尤其明显，但是这份功绩没有必要神化。丁夏记得，在《音像世界》创刊后不久，相差几个月的时间，港台的文娱资讯在上海突然间就解冻了，开始向电台电视涌入。可是那几个月的时间在骆也舟的记忆里是漫长而昏暗的，仿佛有数年之久。

我想起童年时家住南市区，而父亲的单位位于长宁与徐汇两区的边界。有一次父亲领着我去上班，换三辆公交车，八〇年代的巨龙车又挤又堵，那段路在我的记忆里是如此崎岖如此漫长，比今天去一趟杭州还远。我知道自己没有夸张，也明白那段路其实只有十几公里。

这是否构成相对论的另一种解释？

于是，我们蒙上一块红布，于回眸之际突然意识到，头十年的《音像世界》不仅是这本杂志最好的一段时光，也是音乐杂志、唱片工业在中国最好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