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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徐勤当校长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并挂起了康有为亲笔书写的门额。即便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动气,也不去追究。他想,既然将学校交给他们办,改一个校名也无碍大局。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遇到了一件使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他抽空到学校去看看,走进教员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教员们都上课去了,无意中瞥见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不得招待孙逸仙!”孙中山觉得有点奇怪,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
有几个兴中会员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跑到学校要和徐勤算账。徐勤推辞说:“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啊,字条绝对不是我写的,我可以发誓。”兴中会员们继续和徐勤论理,双方僵持不下,后被孙中山制止了。过了几天,经过暗中了解,才知道这件事背后大有文章。康有为自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后,受宠若惊,对光绪真是感激涕零。
他得意洋洋地在公开场合对人说:“变法要想成功,必须要从京城开始,必须要依靠朝廷的王公大臣。”他听到一些康门弟子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甚密,担心对他的前程不利,就在私下里向徐勤等人透露说:“要不了多久我就将受到重用,你们应该与那些革命党人断绝往来,否则将会受他们的牵累。”由此可以看出,在康、梁的眼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乃是背叛朝廷的危险人物,不但不能与之为伍,还要寻找机会对他们加以瓦解。正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徐勤才在学校里极力排除孙中山的影响,并且以各种理由,将赞成孙中山革命主张的教职员排斥出大同学校。就这样,一个兴中会创办的学校竟成了改良派的机关!孙中山以后也就不到这个学校来了。
这些往事,孙中山当然是记忆犹新。陈少白在激愤之下提到大同学校的事,确实令孙中山心绪难平。但他考虑到时过境迁,应以大局为重,要多做工作,促使康、梁改弦易辙,不能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恩恩怨怨上纠缠不休。耐心地开导陈少白:“变法维新已经失败,或许他们会改变原来的观点。他们刚来日本,我们还是主动一些吧!”在孙中山的耐心劝说下,陈少白无可奈何地再次登门拜访康、梁。他决心帮助孙中山,说服康有为顺利实现两派力量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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