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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一个多月时间，断断续续的写了七十多件文物故事。文物的选择多是与自己的研究方向相关。每个故事的字数不多，在400 600之间。大致能把一件文物说清楚。写的多了也遇到了瓶颈，一些相近的文物不知道怎么去写了。这里边也有自己对文物的一些小想法，希望记录下来，保存资料。
1、 石斧（深圳市博物馆）
石头是自然界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物质，获取容易，加工成本低廉，加之坚硬、锋利的特性，常常被人们用来制作工具。根据使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等。随着人们制作技术的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磨制石器，当然磨制石器最初也经历了打制成毛坯的过程，然后经过磨制，最终成型。这件石斧就是新石器时代先民制作的一件生产工具。形状呈梯形，上窄下宽，下缘磨成双面圆弧刃，这样的形状有效的增加了刃部的长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表面经过磨光处理，通体光亮如新，制作十分精美。
这么一件小小的器物，当时的人们是如何使用它的呢。显然不可能徒手拿着石斧进行劳作。经过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以及结合民族志资料的记载，石斧一般会安装一个木柄，只是时间久远，木头腐朽了，所以我们通常看到的只剩下石斧本体。那么柄又是如何安装的呢。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一般会把一根木棒的一头劈开，但不能使其完全开裂，然后把石斧的小头塞到劈开的木棒里，最后用绳子捆绑结实。他们会用石斧砍伐树木，加工木材。直到铁器发明后，才完全取代了磨制石器。可见石器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 长沙窑青釉褐彩花蝶纹执壶（南京市博物总馆）
众所周知，瓷器是我国对世界物质文化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以至于英文“china”的中文意思是“瓷器”。因为瓷器具有不透水、干净、美观等优点，直到现代社会，瓷器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有学者认为最早的瓷器是商周时期烧制的，如果从这个时候算起，发展到唐代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烧制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件瓷器，称之为执壶，也叫做“注子”或“偏提”，其中“偏提”这个名字很形象，一听就能想到其有一个柄，可以用手拿起倾倒。那么这件器物是做什么用的呢，根据文献记载，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酒器，把酒装到壶里，喝酒的时候倒出来。为啥要用这种壶装酒，这还得从其形制说起，首先器形瘦高，颈部细长，使液体更易保存，另外有一个很短的八棱形流，倾倒时不易把酒撒掉。最重要的是经过对壶里残留物的检测，研究者在底部发现了与酒相关的残留物。我们现在使用的酒具形制也和这件器物差不多。
从这件壶的特征来看，其烧制的地方是在现今长沙附近望城县铜官镇的瓦渣坪，但是发现的地点却在南京。为何长沙生产的物品跑到南京去了，当然是通过人的交流传过去的，这是一件通过贸易的方式流通到了南京，可见当时长沙生产的瓷器还是十分流行的。
此壶通体施青釉，腹部釉下绘花蝶纹，花叶生趣盎然，彩蝶翩翩起舞，花蝶相应成趣，形态生动活泼。图案舒朗有致，意趣朴素淳厚，表现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以及制作者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热爱。
3、 长干寺银椁·金棺（南京市博物总馆）
佛教自东传以后，逐渐融入到了我国文化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不同时期，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历史上虽有几次著名的灭佛运动，但总体来看，统治者对佛教的发展还是十分支持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修建佛寺，著名的寺院有白马寺、慈恩寺、法门寺等。
位于南京的长干寺是一处著名的古刹，因位于长干里而得名，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东吴时期。东晋时期，江南地区佛教兴盛，长干寺此时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晋成帝咸和年间，丹阳尹高悝在城南张候桥附近发现了一尊金像，高悝找了一辆牛车，把金像拉到了长干巷口，到此处牛不肯前行，高悝让御大夫任牛自行，牛自己拉着金像走进了长干寺，于是高悝将金像安放于长干寺。唐时长干寺没落，寺里的舍利被迁至他处，到了宋代，僧人可政向皇帝上书，称长干寺旧址发现有感应舍利，皇帝立即下诏重修长干寺，并赐名“圣感舍利宝塔”。可政和尚又将从长安取来的唐玄奘大师顶骨藏于另一白塔下。长干寺获得新生。
我们看到的这件制作精美的银椁、金棺就是专门用来安放玄奘法师的佛顶真骨舍利的。银椁，局部鎏金。是由椁体和须弥座组成，表面以捶揲、錾刻等手法表现纹饰。椁体不同面都装饰有纹饰，有缠枝莲纹、鸾鸟纹、意云纹、门神、伎乐神等。金棺为纯金打造，表面纹饰皆錾刻。所饰纹饰和银椁基本一致。此件器物在方寸之间錾刻有细密的纹饰，体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准。
4、 青瓷堆塑人物楼阙魂瓶（南京市博物总馆） 魂瓶的功能
展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件器物，我们称之为魂瓶，又叫谷仓罐或堆塑罐。这种器物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国两晋时期的墓葬中，是由汉代的五连罐发展而来。从此类器物的形态来看，下边是一个罐子，在罐的口沿上方堆塑有各种人物、飞鸟、楼阙、亭台等形象。很明显这种罐子似乎不具备实用性。那么这种罐子是干什么用的呢。目前主要有三种认识：一是粮仓说，提出这一认识的主要依据是在其顶部的仓门口都发现有犬做守卫状，进而认为犬守护的是粮仓。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其功能源于人们对粮食鼓舞的崇拜。二是灵魂居所说，魂瓶上的堆塑内容（楼阁、飞鸟等）表现的是墓主灵魂的归宿—一个乐园（有高耸的楼阁、成群的动物、动听的音乐）。有的魂瓶的腹部也有小孔，应该是方便灵魂进出的通道。三是升仙说，魂瓶上高耸的建筑物，顶端立着飞鸟，反映了死者希望早日升仙的美好愿望。从目前魂瓶发现的背景信息来看，后两种功能更贴合实际情况。
回到这件器物，除了上部的装饰之外，在腹部装饰有模制的麒麟、仙人骑马、铺首、凤鸟和佛像。此处的佛像装饰意义非凡，说明佛像传入之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开始时只是作为具有装饰效果的图案出现，其宗教意义还不甚明了。这些形象组合起来，象征吉祥和降幅人间的神灵，保佑死者能够早日升天，死者的子孙获得长久的幸福。
5、 青瓷鸡首壶（南京市博物总馆）
鸡首壶是一种时代特征鲜明的古代器类，其主要流行于三国至隋的四百年间，唐及以后逐渐消失。其流行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鸡首壶流行的这几百年，恰巧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和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的大解放和转折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得到发展和滋长，崇尚老庄、高谈玄理，加之外来佛教的渗透，或多或少的都会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在青瓷制造上也不例外。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墓葬中出土各种青瓷动物造型的器皿大大增加，成为主要的随葬品。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动物题材和装饰手法，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审美取向。
鸡首壶是动物形象作为实用器物和工艺品的某一部件存在于器物上，兼具实用与审美功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审美与艺术形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同时期的鸡首壶造型各不相同，早期的鸡首壶的器型特点为矮胖，如果不看肩部的鸡首装饰和罐区别不大。到了东晋时期，壶身变高，开始出现较细长的颈部，颈部上呈盘口，肩部多为一对横置的桥形耳，鸡首出现细长的鸡脖子，鸡首部位也是中空与壶腹相通，达到了实用与艺术的统一。其后壶的颈部进一步升高。把手做成龙首形。根据以上特征，我们眼前的这件龙首壶可以判断其为东晋时期的产物。
那么鸡首壶是作何用的，壶在古代有酒器的功用，用作酒器的壶多为长颈、大腹、圆足。因此这件鸡首壶应该也是作为酒器使用。那为何要做成鸡首呢，因为“鸡”与“吉”同音，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6、 牛首陶罐（南京市博物总馆）
陶器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创造出来的新型物品，是土与火的结晶。考古发现表明，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最新的测年数据表明，其距今约两万年。早期的陶器都是器形十分简单，仅仅具备实用的功能。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陶器在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前提下，也开始制作一些造型别致的器物。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件牛首陶罐便是。此器物很好的把牛的形象和器物融为一体，在其下腹部贴塑刻画了一俯卧的牛形象，两只牛角向中间弯曲，牛角占据画面很大的比例，用以突出牛角，可能是力量的展现。凸起的牛头部位刻划出牛嘴、牛鼻和牛眼，牛头下方浅刻出蜷曲的牛腿和牛蹄。整个器物打磨光滑，造型别致，别出心裁。以牛的形象为题材的器物，在各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可能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实物。把牛的形象融入到器物的制作当中，说明当时的人们对水牛的习性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把握，或者他们已经开始运用水牛来耕作了。根据与这件器物伴出的鼎、罐、盆、壶、豆来看，其时代属于崧泽文化时期，距今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营盘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31座，虽然没有提供这件器物具体的出土信息，我们认为这件器物可能是出自于一座崧泽文化晚期的贵族墓中。
7、 吉州窑褐彩宋词花果纹瓷枕（南京博物总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和一种简单的生活用具打交道，那就是枕头。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可见枕头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说起枕，其实其起源的时间还是很早的，只是我们很少见到实物。早在《说文解字》中就说：“枕，卧为所荐首者也。”现在的枕头材质多样，可你曾知道在我国的隋唐时代开始，出现了瓷质的枕头。一直沿用到宋元时期，明以后逐渐减少。你可能会心里充满疑惑，枕个瓷枕睡觉能睡着吗。你可真别说，还真能睡着。其实直到现今，在有些农村地区，有的人喜欢枕硬的东西睡觉，会用纸把砖包起来，枕着睡觉。因此，我们推测以前人枕着瓷枕是完全可以安然入睡的。其实，这些瓷枕也有可能只是在夏天的时候，才会用上，至于冬天古人可能就不用了。因为，夏天天气炎热，瓷枕冰凉冰凉的，有消暑的作用。女词人李清照就有“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的词句。另外，这些瓷枕大多发现于墓中，所以也有可能是专为死者制作的，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使用。
我们看到的这件瓷枕，是1974年6月的一天，南京江宁县江宁公社的一位老农因为生活需要，牲畜产生的粪便无处堆放，他就想着在自家院里挖一个粪窖，这样既干净又卫生。没有想到挖呀挖呀，当挖到距地表1.5米的时候，挖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心里想这是什么东西呀。当他清理出来后，居然是一件完整的瓷枕，特别兴奋。之后，他联系了当地公社把瓷枕转交给了南京市文物所收藏。这件瓷枕制作精美，周身有诗句和描绘有各种植物花卉。
8、 景德镇窑刻花牡丹纹白瓷执壶（南京博物总馆）（对文物本身介绍太少）
看到这件执壶，我们不得不提到在明朝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宋晟。因为这件器物是在其夫人叶氏的墓中发现的。在我国古代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一般提到女性时，并不称其全名，而是以某氏或丈夫名后加夫人来指称。显然这是一种对女性十分不尊重的称谓，现代社会定当抛弃。
下面我们来看，宋晟这个人在明朝历史上有多大的影响。其父和兄长，都是追随明太祖朱元璋四处征战的将领。他后来接替了父兄的职位，走南闯北，先后镇守江西、大同、陕西等地。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任总兵官，与都督刘真征讨哈梅里。他命令将士多带口粮，加快行军，夜晚至城下。天刚亮，便开始攻打城池，全城惊恐，一举夺取城池。活捉了王子列儿怯帖木儿及国公等三十余人，收其辎重以归，从此番戎不在侵犯内地，他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很大。永乐年间，宋晟被封为西宁候。其先后四次，镇守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镇河西。即使到了晚年，还让其经营河西牧地。他的两个儿子均被皇帝招为驸马，宋氏家族自晟始，便开启了与皇室的特殊关系，至明亡，是明代著名的世家之一。其在永乐五年去世后，埋葬在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西麓。
宋晟夫人墓中的这件景德镇窑青白瓷执壶是当时官窑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9、 哥窑灰青釉瓷盘（南京市博物总馆）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件瓷盘是宋代五大名窑哥窑的一件传世之作。大家看到瓷盘上有许许多多的小碎片和细线，研究者为其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金丝铁线”。如何能烧制出这样的瓷器，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宋代浙江龙泉山区有两兄弟，都是做瓷器烧制生意的。其中哥哥生产的产品质量上乘，销路很好。而弟弟的生意清淡，不景气，久而久之弟弟心生嫉妒。有一天趁哥哥不在时，他提了一桶水，往哥哥正在烧制的瓷窑里泼去。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到窑炉里噼里啪啦一阵乱响，原本光洁的瓷器顿时出现了很多裂纹。当哥哥取出瓷器后，伤心的痛哭一场。还以为是窑温太高把瓷器给烧坏了，不曾想到是弟弟从中搞鬼。不过哥哥十分聪明，他将错就错，把这些瓷器上涂上墨水，继续入窑烧制，产生了一种自然的细线纹。没想到竟然生产出了新的产品。受到市场的欢迎。之后，哥哥的生意越做越好，哥窑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为当时十分著名的窑口，其生产的产品在后世也多被效仿。
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哥窑的产品到底是如何烧制其具体的窑址在何处，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仍然迷雾重重，没有一个确切而可靠的结论。或许直到考古学家们发现哥窑窑址的那一天，我们才能真正揭开其烧制之迷。
10、 定窑印花鸳荷纹扣银白瓷盘（南京市博物总馆）
定窑是当时的五大名窑之一，其产品以白瓷为佳。我们看到的这件鸳鸯荷叶纹盘便是定窑生产的一件产品。那么大家知道这件瓷盘是如何发现的吗。时间回到四十八年前的1971年3月29日，那是一个春意盎然，阳光明媚的上午，南京江浦县东方红公社朝阳大队的社员孙老汉等几人正在田间劳作，发现了一座合葬墓，于是几个人就把墓里的部分文物取了出来，由朝阳大队交给县文化馆保存。同时也通知了南京市博物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3月31日奔赴现场，对这座墓进行进一步清理。他们发现这是一座同穴异室的夫妇合葬墓，墓内发现的墓志表明墓主为南宋江南西路转运判官之张同之及夫人章氏。我们看到的这件瓷盘属于章氏墓出土，放置在壁龛中。显然此盘是死者生前的生活用品，死后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继续使用。章氏是在丈夫去世四年后的1199年去世的，去世后附葬在丈夫的墓中。章氏的家庭背景较好，她的父亲为中散大夫。一路尽职尽责辅佐丈夫，其为张氏生了两儿一女，两儿均在朝廷任官。观其一生很好的尽到了相夫教子的责任。
在章氏的墓中除了发现这件白瓷盘外，也出土了为数较多的银器。有银瓶、银盒、银盘、银碗、银筷等，种类繁多。大量金银器的出土，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表现，只有统治阶层才能享用如此精致的器皿，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享用这些物品的。在宋代政府也多次颁布禁令限制百姓拥有金银物品，其主要目的是压榨广大人民群众。
11、 铜印范（天津博物馆）
印章在我国古代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物件，在传递信息、加强社会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后期印章的篆刻技术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丰富了古代的艺术形式。印章按材质可分为玉、金、石、铜等。按使用的范围可分为官印和私印。大致在印章刚兴起时以各种官印发现的数量最多，到了后期随着书画艺术的繁盛，各种私印发现的数量越来越多。
那么不同种类的印章是如何做出来的，当然石、玉印可以通过对材料的切割雕刻制作成想要的形状，然后进行篆刻。金、铜等材质的印章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成型的金、铜材料，需要经过对矿藏的开采，冶炼才能得到成品的铜。有了铜才能去铸造一些物品。当然也包括制作我们看到的这件铜印范。说到“范”这个工具，它是我们祖先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各种质地范的发明，为辉煌的青铜文明奠定了技术基础。早在四千多年前的陶寺遗址就发现了用范制作的一件铜铃。到了西汉时期，古人用范制作物品的技术就更加成熟，出现了这种器形很小的印范。其实用这么小的范制作物品，也是相当有难度的一件事，但是他们做到了。
这件印范外部刻有十五个字“元朔三年叔坚工仆,上郡工褒夫立戊”，为观者交代了人物、时间、地点、缘由等信息，展现出当时严格的技术管理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可以说是比较早的物勒工名制度。
12、 彩绘陶鼎（河南博物院）
说到鼎这种器物，想来大家并不陌生。在日常交流中我们会经常说到“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一些成语或俗语，不知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要问鼎中原，为什么天子说话一言九鼎。因为鼎在古代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器物，最初鼎是作为一种用于炊煮的器物，早在八千多年前的舞阳贾湖遗址就发现了陶鼎，后来传到了海岱地区，经这里的人们发扬光大，后来逐渐又影响到中原地区，到了夏商周三代，随着青铜制作工艺的进步开始出现了铜鼎，其功能除了实用器之外，也具备了礼器的特征。如在不同等级的墓葬中随葬鼎的数量也是不一样的，如天子七鼎八簋，诸侯五鼎四簋，大夫三鼎两簋。这些都是有严格的数量规定的，反映了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到了秦汉时期，青铜器逐渐走向衰落，制作上也不如三代华丽，展现出当时务实的时代风貌，但是一些器物的形制上是有延续的。我们看到的这件陶鼎，就是仿制青铜器的样式制作的。其表面施有彩绘，描绘出各种神怪和羽人形象。从这些特点来看，这件彩绘陶鼎是出自一座墓中的随葬品，墓主人当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其地位不会太高。陶鼎表面的彩绘反应出浓郁的巫风，是当时社会现状的反应。
13、 单环耳铜鍪（河南博物院）铜鍪的功用
大家知道我们看到的这件器物怎么称呼吗？虽然器物看起来并不复杂，可是名字还是有些难度的，估计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对了，“鍪”的读音为“móu”，读起来还是有点拗口。这是一种流行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器物，最初在巴蜀地区发现较多，后来传至关中地区，这一地区的秦人将其发扬光大，成为秦人有代表性的一类器物。当然这种器物在国内的分布也是十分广泛的，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大多数省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器物。
这种器物的形制也是相对固定的，其口沿外翻，颈部较细长，腹圆鼓，圜底，在肩部有环耳，早期一只环耳，晚期有两只环耳，一大一小，到了晚期在圜底下有三个小的蹄形足，加强了稳定性的同时，又增加了美感。
那么这种器物是做何用的，从发现的器物底部多发现有烟炱来看，显然是作为炊器使用的，另外在有些鍪中也发现有骨头残渣，如广州秦汉墓出土的铜鍪里有鸡骨、鱼骨，说明其是作为烹肉的炊具之一。另外也作为行军用锅来使用，因为在墓葬中往往和兵器放在一起。带柄的铜鍪是作为温酒器来使用的。一些重要的器物除了实际的用途之外，也作为礼器使用，铜鍪也不例外。如在巴蜀地区发现这种器物的墓葬规模往往较大，随葬品很多。至少可以说明这种器物在巴蜀文化中具有礼器的性质。
14、 玉琮 中国国家博物馆 瑶山七号墓
琮这种特殊的器物，是距今5000年前生活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人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不管是从其造型和表面刻划的纹饰，都给人以神秘的气息。关于琮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良渚人创造的琮影响十分深远，分布范围十分广泛，最西边可到达今天的甘肃。到三代时琮这种器物进入了礼器系统，成为重要的礼器，《周礼》上说“黄琮礼地”。即使到了宋朝，崇尚复古风尚，也会按照琮的式样烧造一些瓷器，称这种瓷器为琮式瓶。
以上是对琮这种器物的总体介绍，下面我将带领大家探索眼前这件琮的故事。1987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余杭县瑶山遗址进行发掘，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逐渐了解了整个遗址的情况。这天主要的任务是发掘7号墓。这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的规模并不大，但出土的器物十分丰富。此墓发现的随葬品有玉、石、陶、漆器等，如以单个计数的话多达679件，而且玉器的数量占绝大多数。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出土了2件玉琮，我们看到的是其中的一件。形制为较矮的柱状体，外表呈弧边方形，4个角的凸块以转角为中轴，琢刻神兽纹。顶端的2组弦纹带，象征羽冠，眼眶呈椭圆形，两眼间留有扇形的额，鼻扁宽。图纹左右下角刻有弧线，表示两旁。整个形象给人以威严之感。
该墓也是瑶山墓地中随葬品数量最多的一座墓。其位置也十分重要，处在南排墓的中间，两边各有三座大约同时期的墓。由此可见墓主人生前显赫的地位，可能是瑶山社会的首领。
15、 交叉三角纹彩陶瓶 国博
仰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支著名的考古学文化，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而得名。其分布的核心地带在渭水流域、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的晋秦豫三省交界地带。仰韶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发现了各式各样的彩陶，以至于早期有学者称其为“彩陶文化”。常见的彩陶纹饰有三角纹、曲折纹、网纹、人面纹、鱼纹、鸟纹、蛙纹等。
我们看到的这件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彩陶瓶就是一件十分典型的仰韶文化陶器。陶质为泥质红陶，小口呈杯形，口沿凸起，细短颈，溜肩，折腹，最大腹径在下腹部，平底。在腹中上部描绘有彩绘三角纹图案，由描绘的黑彩和留出的红陶部分共同组成图案，图案线条硬朗。不知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这件陶瓶和生物界那种植物的样子比较像。对了，那就是葫芦。说明当时的先民再制作这件器物时，模仿了葫芦的形象。其实在制陶的较早阶段，人们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动植物形象来制作器物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先是通过模仿，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不断生产出造型各异的器物。从这件陶瓶的形制来看，其所处的年代是仰韶文化早期相当于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已有六千年的历史。
我们再看这件陶器上的图案，初看是由黑彩和留白组成的几何三角纹，如果仅看留出的红底部分，则是连续的折线纹，绕着瓶身，无限延伸，给人以无穷之感。这种连续的折线纹可能是变形的蛙纹或者水波纹，反映出六千年前的先民他们在观察事物的基础上，对图像进行抽象化的表现，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16、 河姆渡骨镞 浙江省博
提到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箭镞，是一种武器。不过这都是到了冷兵器时期的事了。其实更早发现的镞并不是作为兵器使用的。镞有很多不同的材质，经常在考古遗址中见到的就有石镞、蚌镞、骨镞、金属镞，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古人制作这些工具时往往是因地制宜，用他们能够容易获得的原料作为加工材料。或许古人也会用木头制作木镞，只是时间久远我们未能发现而已。骨镞是各地区经常见到的一种。其中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骨镞，仅第一期文化中就发现1079件骨镞，可见河姆渡先民使用骨镞的频率之高。
我们看到的这件骨镞，是制作十分精美的一件。其锋部较短，呈圆锥体，铤部较长，通体磨制，锋部光滑，铤部相对粗糙，在铤部有几道浅浅的凹槽，主要的作用是增加捆绑时的摩擦力。整个形体设计符合空气动力学，具备较强的杀伤力。这些骨镞大多都是利用动物残破的肢骨制作而成。他们用这些制作好的骨镞进行狩猎活动，狩猎所得的动物不仅给他们提供肉食资源，同时也提供了大量制作骨镞的原材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系统。所以，我们在河姆渡遗址看到了大量的骨镞。同时骨镞是一种消耗性的工具，每件镞可能只有一次使用寿命，从中也可以看出河姆渡先民制作骨镞的效率是十分高的。
17、 新石器时代石矛 浙江博物馆
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俗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矛是一种进攻性武器，盾则是用来防御的。其实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矛。下面我将带领大家了解一下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一件矛。
这件矛为灰黑色石质，形体细长，扁平状，大致呈梭子形，锋部较长，在中间有一条凸起的棱线。通体磨制光滑，制作十分精致。左右对称，给人以美感。在底部边缘稍有残缺，底部内凹的部分，从残损的形状看，应该是原石材的形状，不像是后期破坏所致。这件器物足足有14.1厘米，当时的人们能够把石材加工成这么长，这么薄，要想在制作过程中，锋部不发生破损，也是存在一定技术难度的，估计制作这件矛的人，应当是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手工业者。那么这件矛是如何使用，又是在何种情况下使用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件狩猎工具，其具体的用法就是，在矛的底部加上一根长长的木柄，两者捆绑结实。当人们在狩猎过程中，可以在较远的距离刺伤动物，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投掷，命中目标。最后达到捕获动物的目的。
通过这件矛，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生产状况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说明狩猎在当时占据重要的地位，也是了解当时社会的一把钥匙。
18、 玉神人纹多节琮 故宫博物院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为突出的物质成就，其中玉琮是体现良渚文化治玉水平的一个突出代表。从外观上看，不同的琮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低矮，有的细高，有的刻有神人兽面纹，有的光素无纹。各式各样的琮，其背后反应的是时代的不同或地区的差别。经过相关研究发现，根据琮的大小、玉质、纹饰的有无，都能体现出不同的等级。其中发现的等级最高的一件琮是反山12号墓出土的那件，因为其体量大、制作精，我们称之为琮王。这件琮上刻有八个神人兽面纹，其雕刻技术水平之高，很难让人相信是距今五千年的物品。水平高到何种程度呢，制作者能在一毫米宽的地方刻出4到5根细线，堪称奇迹。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件琮，虽然从精美程度上无法和琮王媲美，但从其体量之大，制作技术上来看也是相当有难度的。这件琮高达32.1厘米，孔径在6.3 7.2厘米之间。其制作难度主要体现在射孔的制作上，在当时技术条件尚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要在玉器上钻出三十多厘米深的孔径是十分不易的。那么古人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古人也是很聪明的，他们当然不会拿着钻子一直从一端向另一端钻去，他们会分头从两头向中间钻，这样难度就大大降低了。像这样的孔，古人是通过管钻实现的。用一根粗细合适的竹管，加水加砂不停的在玉料表面进行转动，这样就能相对容易的钻出孔来。体现出古人的聪明才智。
这件琮的雕刻并不突出，神人形象较为简化，冠、鼻清晰可见，眼睛和嘴则相对模糊，只是象征性的刻出，可能刻划的人只知其表，不知其意。
19、 彩陶盆 山西博物院 1977年方山县峪口村采集
盆，可以说是一种造型简单却非常实用的器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有这种简单的器物发挥大作用。我们现在用的各种盆是现代化的工业制成品。你可曾知道，生活在六七年前的祖先，他们也使用盆子，都是用陶土烧制而成的陶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其它材质的盆，而且这些陶盆都是用手制而成的。
我们看到的这件陶盆，是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方山县峪口村调查时发现的，现收藏于山西博物院。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一件典型器。陶盆为泥质红陶，侈口，短折沿，圆唇，上腹鼓起，下腹及收呈平底，最大腹径在上腹部。陶盆高23.6厘米，口径35.3厘米，器形硕大，给人以恢宏大气之感。造型优美生动。在口沿及上腹部用黑彩勾画出简洁的图案，包括圆点、弧边三角、弧线、椭圆等图案元素。其线条流畅，飘逸生动，如行云流水般。体现出制作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我们看到彩陶图案主要集中在器物的上腹部，下腹部是素面的。之所以设计成这样，与古人对陶器的使用方式有关，像这件陶盆，应该是直接放置在屋内地面上，古人席地而坐，平视过去，正好看到绘制的图案。由此可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在制作器物时，不仅注重其实用性，也十分重视其审美的功能。我们可以想象每当古人茶余饭后，欣赏各种陶器上的图案，露出会心的笑容，是一件多么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啊。
20、 良渚特殊仪仗冠饰 浙江省博
大家可能会被面前的这件形制特殊的器物所吸引，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器物，就连考古工作者面对这件器物时也是一头雾水。该如何称谓此器物，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暂且称之为“特殊仗冠饰”。要搞清楚这件器物的具体用途，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件器物最初发现时的状态。
这件器物发现于反山十二号墓中，反山M12是怎么样一座墓呢。其它别的不说，这座墓中仅玉琮就发现了6件，其中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琮王”也是发现于这座墓中。由此可见，此墓的墓主人的地位非同一般。经研究确认，我们认为这是良渚时期一位王的墓葬。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件器物并不是单独出现的，与其伴出的还有一件，这两者在考古报告中称为“权杖”，一套2件，呈东西向横置于墓主上身部位，两者相距约55厘米。目前还不确定这两件器物和编号为M12:99钺的关系。但是这三者间的关系当是十分密切的。三者共同组成一件复合器。从这件器物有榫的结构来看，应该是和另外一件称之为“瑁”的器物配合使用的，两者共同作为复合器柄的装饰物来使用，固定钺的柄可能是某种有机质的材料，因为时代久远，已经腐朽。剩下两头玉质装饰物。所以，我们还是倾向认为这件器物是“权杖”柄部的装饰物。
此器上装饰有十分精美的微刻图案。表面刻划有鸟纹、神人兽面纹、圆圈纹等。神人兽面纹的宝盖头结构，兽面纹的眼、鼻、嘴、爪清晰可见，下肢和小尖喙浑然一体，界限模糊。这些刻划的形象充分展示了良渚文化高超的治玉工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史前艺术精品，体现出良渚文化的神秘性。
21、 河姆渡文化骨耜
耜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文献中有“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的记载。可见，古人常以木材制作耜这一工具。关于木耜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数量很少，较为常见的是骨耜。这件骨耜就是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的一种典型器。该遗址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骨耜，仅在第一期文化就发现了154件。说明这是一种常见的工具。
骨耜的制作多取材于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加工而成，大多体型厚重，因为长期使用的缘故，表面显得十分光滑。经鉴定这些骨耜使用的是鹿类等动物的肩胛骨制成。一般基本保留了肩胛骨的自然形态，有的部位经过简单处理，留下明显的凿琢痕迹。如肩胛冈就需要削平，肩臼部位，需要进行磨平处理，两侧亦经过修整平直或略内凹呈柄状，在柄端钻出横向的长方形或椭圆形孔，孔外往往留下有绳索紧勒时摩擦后留下的痕迹。前端肩胛棘均被削平方便下缘刺入土中。这些骨耜基本因形而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材料的价值，提高生产效率。
我们看到的这件骨耜，器形厚重，制作精美，表面十分光滑，在中部有一对椭圆形的钻孔，因为长期使用，前端已经内凹成圆弧形。其中部两个椭圆形孔的作用是方便把耜和长柄捆扎起来，这样在使用过程中更加省力。至于骨耜的用途，最初认为是翻耕田地的工具。但这一认识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到目前为止，关于骨耜准确的用途，我们还不十分清楚，还有待通过多种科技方法去证实。
22、 九孔石刀 国博
刀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器物，然而我们眼前的这件石刀却显得十分特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器形庞大，长度达到47厘米，宽也有13.3厘米。让观者感到强大的威慑力。其次，在刀上有整齐的钻孔，这些孔大小基本一致，孔和孔之间的间隔也比较均匀，总计有九个孔，其中有一孔出现改钻的情况。说明在制作前进行过设计。其次，通过观察，发现这件石刀并无使用痕迹，当有别的用途。
这件石刀发现于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的一座墓中，与此件形制相似的石刀均发现在墓葬中。这种器物是薛家岗遗址十分典型的器物之一。均为长方形，背厚刃薄，造型规整，棱角分明，通体磨制。刃部平直，无使用痕迹。这些穿孔石刀的穿孔数目基本为单数，除了9孔外，另有1、3、5、7、13孔之分。偶数穿孔石刀发现很少，仅1件。这些孔的作用一般认为是穿系捆绑用的，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孔是为了穿彩旗而用的。另有一些大型石刀孔的周围绘有花果纹和红彩带，进一步体现了这些石刀的神秘性。
整齐的穿孔加上神秘的花果纹样，这种刀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对于此类刀的用途有不同的猜测，有认为是农作物的收割工具；有从其制作的精美程度来看，认为是礼器；有认为是作战砍杀的长兵器；也有认为是纺织用的打纬刀；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这些石刀显然是脱离了实用的属性，具备了一定的象征性，其功能和礼器更为接近。
23、 良渚文化的耘田器 浙博 神秘的耘田器
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常有一类整体形状呈“凸”形的石器出土。发现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因其形制较为特殊，研究者对其命名和用途都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对其称谓也是有：石刀、耘田器、石耜冠、石锄等。其中耘田器的命名影响广泛，因此，为了方便起见大家也就称其为耘田器了。那么这种石器，真的是用于田间耕作的农具吗。还需要仔细的进行分析。
目前发现的耘田器数量大概有30余件，大部分出自于遗址的地层中，只有少部分是出自于墓葬中。出于地层单位的器物往往开有刃，有使用痕迹。出自墓中的耘田器尚未开刃，可见不是实用器，应该是专门用于随葬而生产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器物既有作为实用器，在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功能；又作为随葬品放置在墓中，经常放置在墓主上身附近，说明耘田器对于墓主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器物。实用与非实用共同说明耘田器的重要性。
那么作为实用器的耘田器是如何使用的。有研究者对耘田器的各种使用的可能进行了分析，认为耘田器不是用于稻田的中耕除草，因为那时尚未出现行载技术，行载的前提是育秧。这在良渚时期出现是很难让人想象的。这种器物也不适合安柄进行工作，研究者认为不管是有孔耘田器还是无孔耘田器，其使用的方式都是徒手拿着使用。对于其功能，首先从耘田器的形制出发，形制是功能的反应，并结合相关民族志资料，认为耘田器是良渚人用来制革的石器，人们用耘田器来对动物的皮毛进行处理，已达到制作衣物的目的。
我们看到的这件耘田器，从其刃部可以看出是一件实用器，就是当时人们用来处理皮毛的加工工具。
24、 玉人兽复合佩 故宫
石之美者，为玉。中国古代先民对于玉的崇尚，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并且延续千年，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石家河文化都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玉器。古代先民的治玉水平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达到的技术高度，甚至令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感到汗颜。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治玉水平，为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就是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一件代表性器物。这件玉人兽复合佩高8.2厘米，宽4厘米，厚仅有0.6厘米。呈青色，局部有白色沁斑。佩上部是人首，整器突出人首。人物头戴编织帽，顶部有一对鸟装饰，相向而立。人物长发披肩，在两耳侧外卷上翘，显得时尚范十足。人物为杏仁眼，两眼直视前方，鼻子为蒜头鼻，嘴巴微张，两耳下各佩戴一耳环。整个人物表情略显严肃，缺乏活力。人物的身体和下部的兽面融为一体，难舍难分。兽首短而宽，为横向的条状，兽嘴较宽，眼为孔洞状。中部为兽身，有多组圆形孔洞。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与下部的兽首十分相似，尖鼻，圆眼。由此推测饕餮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这件器物的出土地点不明，对解读其信息带来了一定困难。但是从人物的特征，下部兽头的雕刻技法，整体造型来看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的玉器相似，因此该器物可能属于石家河文化时期。
25、 三角形坠饰 玉 浙博 小玉坠大智慧
自古以来，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可以说是人们共同的追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代社会人们可以通过使用各种化妆品，佩戴各式各样的饰品，达到装扮自身的目的。对于古代先民来说，虽然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来支撑他们对美的追求，但是他们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自然界中获取各种美好的物品来装饰自己，以达到对美的追求。
我们看到的这件坠饰便可作为一个实例，为玉质，乳黄色，呈侧三角形，有一面磨平，在中间位置有一对隧孔，整体磨制光滑，制作较为精致。这件器物很小，只有2.3厘米长。因此，我们推测这是古人利用制作玉器时留下的边角料，制作出来的一件坠饰。本来体积就很小，古人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加工，而是随着玉料原来的形制，打磨光滑，作为饰品。从其平面上有一对隧孔来看，这件坠饰的使用方式应该是直接用绳子穿起来掉在脖子上或胳膊上，也有可能是缝制在衣物上，作为装饰。
此器虽小，但其中却蕴含着古人的大智慧。首先，因形而制的思想，反映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顺应自然，这些朴素的思想融入到了后世的一些理念当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其次，对美的追求，融入到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他们过着相对艰辛的生活，但是这种豁达向上的心态，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人类社会正是在一步一步的前进中获得进步，最终取得辉煌的成就，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
26、 良渚文化大石刀 浙博
良渚文化的玉石器制作工艺十分发达，从大量制作精美的玉器可见一斑。与此同时良渚文化也发现大量的石器，各种形态各异的石器成为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如耘田器、斜把三角形石刀等。良渚文化中发现的石刀种类较为丰富，除了斜把三角形石刀外也有带柄小石刀、平面呈长方形的片状石刀、以及弧刃大石刀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件弧刃大石刀。为青灰色石质，一面打磨平整，一面保留有原纹理，单面弧刃，刃部能看出使用痕迹。除刃缘外其它边有凹缺，其中和刃相对的边凹缺明显，可能和使用方式有关。在靠近刃缘的部位有一孔，孔不甚规整，应为单面琢制而成。该器略有残损，残长23.5厘米。
从这件器物的整体形制，我们对其使用方式进行推测。与刃部相对的长边，有一个很大的缺口，而且能够看出打磨的痕迹。加上器身上有一孔。我们认为这个孔的作用是穿上绳子，人手握住有缺口的一边，用绳子固定住手，目的是防止在使用时脱落。整个设计符合使用习惯。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件石刀是直接用手握着使用的，据此可以推断其主要是用于近距离加工物品的工具。那么其功能可能是件厨具，主要用于肢解、切割动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石刀是单面刃，从实用的角度，用单面刃的刀切割比用双面刃切割要费力很多，因此，不排除这件石刀还存在其他功能的可能性。
总之，这件刀的设计是十分科学的，圆弧刃的设计增加了使用的效率。大缺口加圆孔，让使用更加便利。从一件简单的器物，我们也能感受到古人非凡的创造力。
27、 兽面纹觚 故宫 和觚有关的故事
觚是流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酒器，大体形状为细长身，大侈口，圈足，周身上有扉棱装饰。整个器体修长，造型优美。一般为青铜制。为什么这种器物称为“觚”和其形状是有很大关系的。“觚”是形声兼会意字，从角，从瓜，瓜声。从角可以看出，觚的原形可能是远古时期人们用兽角制作的盛水器物。表声的瓜，本身有棱角之意，这正和觚的腰身上有棱角的特征相符。《说文解字》中就有关于其用途的记载：“乡，饮酒之爵也。一曰觞受三升者谓之觚。”关于觚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如《论语》中就有：“觚不觚，觚哉！觚哉！”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作为礼的载体觚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样子，这也算是觚吗？孔老夫子发出这样的疑惑。另有记载说：“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也足以看出孔夫子的酒量不烦。
我们看到的这件兽面纹觚，通高15.1厘米，最宽处10.7厘米，重0.37千克。侈口，尖圆唇，口部呈喇叭状，束腰，圈足，腰部饰多组兽面纹，其上有两道凸棱，下有三道凸棱。整体造型古朴，制作匀称，给人以美的享受。兽面纹所占面积很小，纹饰也相对简单，器形也相对较矮胖，颈部较短，喇叭口沿外扩不明显。与其它带有扉棱的觚相比，造型上相对古朴。这些特点都说明这件觚相对原始，制作技术上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因此，我们认为这件兽面纹觚是商代早期的遗物。
28、 青田石“海滨病史”章 故宫 陈介祺其人和他的章
中国治印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发现大量的封泥，说明这个时候印章已经普遍存在。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古人把治印推向了新的高度，不断的拓展创新，寻找最适合的治印材料。其中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巴林石被誉为中国“四大印石”。
我们看到的这枚印章就是用著名的青田石制作的，印文为篆书体，分左右两行，右上起顺读“海滨病史”四字。侧面有楷书体阴刻题记，描述了印章主人退休后的生活，无聊至极，通过作印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从边款最后的记载，我们知道这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晚年为自己做的一方印。
这里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陈介祺，他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今山东潍坊人。陈氏出身官宦之家，他的父亲是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朝廷要职。其父对其教育十分严格，教授他文史知识。在十九岁时已经能书善文，在父亲的带领下，结识了当时的大学者阮元，深受其影响。醉心于收藏各种古物。后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入翰林院，负责编修工作。咸丰年间，看透官场的险恶，借故辞官归乡。潜心研究金石学，经过几十年的孜孜追求，搜集了大量的古物，涉及多个门类。同时也对古物进行整理编纂，结集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他能够慧眼识珠，著名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就是由他发掘出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才得以保留至今。他不仅博学多识，对后代的教育也是十分严格，告诫子孙：“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希望后辈安分守己，潜心学问。
29、 陶天王俑 故宫 天王俑—唐代独特的艺术品
两晋时期，在墓中随葬陶俑成为一个较为固定的组合，既有镇墓兽，又用武士俑。南北朝时期，随葬俑群的构成和造型艺术都发生了变化，镇墓俑作甲胄武士状，线条均匀、自如。这些为隋唐时期镇墓兽的艺术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唐代，经济繁荣，国运昌盛，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天王俑的出现便是融合早期武士俑和佛教中天王形象而创造出来的新的俑类。天王俑为唐代镇墓神兽的一种，是唐高宗时期取代镇墓武士俑而出现的独特俑类。天王俑或武士俑两件，镇墓兽两件，放置在墓中，他们被称为“四神”，用于守护墓主。
这件天王俑，器形高大，造型精美，比例匀称，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我们看他头戴鸟形冠，鸟像是要飞起来的样子。双眉紧蹙，两眼睁的很大，张嘴露齿，面目十分狰狞。一手叉腰，一手握拳上扬，拳中空，原应执有武器等物。左腿直立，右腿弯曲，显得气宇昂扬，高高在上。身穿明光甲，龙首护膊，腹有护甲，腰系腰带，腰下着垂膝裙，下缚吊腿，人俑站在带有底座的小鬼身上，从小鬼的表情看，显得十分痛苦。这件俑从整体造型和精美程度来看，为盛唐时期的产物。此俑高达到133厘米，器形巨大，较为罕见。此俑出土于河南洛阳戴令言墓中。
天王俑经常和镇墓兽一期摆放在墓道或墓室前面，镇墓兽在前，天王俑在后。共同守护墓主，保护死者的灵魂不受侵犯，以达到驱邪避祟，威慑鬼怪的目的；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恐吓盗墓者的作用。
30、 陶灶 故宫 从陶灶看汉人的生活
在古代文物的命名中，陶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一种是随葬在墓中的明器。作为日常生活用的陶灶主要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等文化中。此处我们要说的作为明器的陶灶，这类器物主要流行于汉代，当然在之后也有少量发现。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件陶灶，就是出土于一座汉墓中。陶灶呈长方体，顶部平面上有两个灶眼，灶眼略高出灶台，灶台后部有一烟道，灶面四周装饰有菱形图案，图案围城的范围内，有牛腿、鱼、龟等实物和加工工具钩等。灶侧面有一中年男性，右手牵牛，左手拿着工具，能够看出牛很不情愿的往前走，以至于牵牛着都侧身使劲拉牛，可能是准备屠牛，被牛给察觉到了。另一侧面则为虎与怪兽争斗。灶前面为灶口，口呈圆拱形，边缘有装饰图案，两边各站一人，造口上部略高于灶面，起到阻挡炉灰的作用。与灶口相对的一面，饰一行走的老虎。陶灶上的形象采用减地法，形象略微突出，这种雕刻技法和画像石、画像砖的技法一样。
汉代人为何要在墓中随葬陶灶，除了陶灶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汉墓中随葬有各种器物的模型，如陶房子、陶猪圈等。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汉代人希望把生前的生活场景模拟到死后的世界，是视死如生观念的体现。另外从陶灶上摆放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出在汉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除了吃主食以外，也吃各种动物的肉来获取营养。灶在汉代墓中发现较多，为我们了解汉代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
31、 龙泉窑青釉琮式瓶 故宫 琮式瓶的功用
在以往我们的观念中，琮是以玉器为材质制作而成，可能是因为琮的特殊性来决定的，文献中有“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记载。到了宋代，出现了一种形式新颖的器形，取琮之样，做成瓶。这种奇特的瓷瓶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宋代人为何要模仿琮的样子，烧造出琮式瓶。对此有不同的猜测，有的说宋代崇尚复古之风，的确在宋代制作出了一批模仿古代器形的瓷器，不过不同种类的器物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琮在宋代作为礼器是毫无疑问的。就现有资料而言，发现最早的琮式瓶是南宋时期。为何北宋未见琮式瓶呢，因为在北宋徽宗时举行礼器用的琮还是玉制的。这个时候还不需要琮式瓶，在北宋末年的战乱中，皇室进行祭祀活动的各种金、玉之器，在战乱中丢失或被掠走。即使剩下的也无法带到江南去。到了南宋时，各种祭祀用器极其缺乏。南宋王朝又国力衰弱，也无法拿出重金重新打造祭祀用的礼器。这时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用瓷器，模仿礼器的形制，创造出新的器形。这下便解决了祭祀用器缺乏的局面。因此，我们认为南宋的琮式瓶的出现是为了模仿琮，继续履行琮的礼器的功能。
这件琮式瓶，造型完全模仿琮的式样，古朴大气，直口，短颈、折肩，方形直腹，四面以凸起的横竖线纹装饰，每面中间留有浅浅的凹槽。圈足。通体施青釉，釉色经营剔透，有细碎的开片纹。这件器物很好的体现了宋代艺术所崇尚的最佳境界，即天工与清新，疏淡含精匀。
32、 东罗马金币 国博 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在中国古代没有用金、银铸币的传统，大多时候，都是用铜来铸造钱币，像“秦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但是到了唐代，在我国境内的新疆、宁夏、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发现了一些金银铸币，那么这些钱币是如何来到我们国家。这还得从汉代说起，汉武帝派张骞多次出使西域，沟通西域各国，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司马迁称此举为“凿空”，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丝绸之路上商贸活动更加频繁，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更加密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枚小小的金币可能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境内的。在唐贞观十七年，东罗马扶菻王波多力派遣使者给大唐进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曾回赠绫罗等丝织品。到玄宗时，东罗马仍然给大唐进献名贵物品。金币可能是历次使者所带来的。我们看到金币靠近边缘的位置有一钻孔，说明其用途被改变，可能是作为装饰物品，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来自其他文化物品的喜爱，也展现出浓厚的异域风情。另外这枚金币，也有可能是中国工匠仿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枚小小的金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金币正面是查士丁二世的半身像，他右手托着地球，左手握盾牌，背面女神头戴盔甲，呈坐姿，手握地球，地球上有个十字架，是基督教统治世界的标志。这种图像样式为查士丁二世时期所独有，之后未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33、 红衣彩陶钵 盆 河南博物院 庙底沟遗址出土 彩陶及彩陶盆
彩陶是黄河流域史前先民伟大的发明创造，特别是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文化时期十分流行。最早的彩陶器也是发现于黄河中游地区的老官台文化时期，彩陶刚开始出现时只在器物的口沿部位饰简单的彩，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大放异彩，他们把观察到的日常生活的图景描绘到一件件器物上，为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仰韶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他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器物的装饰上，在这方面花心思。至于器物造型上，都是十分简单的盆、钵、罐等。
我们看到的这件彩陶盆是1956年在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大家能够看出，这件器物的造型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件盆。宽折沿，圆唇，束颈，鼓腹，最大腹径在上腹部，下腹部内收成平底。整件器物给人的感觉是要突出上腹部。在器物的口沿和上腹部施黑彩。图案为弧线三角，弧线，圆弧形，圆点共同构成，图案简洁大方，线条流畅，展现出很高的制作水准。要说这些彩陶纹饰表示何种含义，目前认为这是花草纹，笔者认为圆点、圆弧形和弧线三者组成的是一只呈站立状的抽象鸟纹。
另外，这件盆上有许多裂缝，有些地方还填充了白色的物质。这是因为这件陶盆在使用过程中，不小心摔碎了，古人无法将其修补起来，只好扔到垃圾坑里，过了几千年之后，考古学家来到这里，有把破碎的陶片发掘出来，经过仔细拼对，又把其原来的形状复原出来，但是再也无法使用了，只能供研究者研究了。至于填充的白色物质，就是在修复过程中有的地方的陶片无法找到，用石膏来进行填充。
34、 大汶口文化黑陶单耳杯 青岛博物馆 三里河遗址出土 小陶杯反应大汶口人的精致生活
大汶口文化是一支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以泰沂山为中心的史前文化，因1959年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的发现而得名。在其分布范围内发现了随葬丰富的墓葬和多处城址，特别是近年章丘焦家遗址的发掘，为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社会打开了一个窗口。大汶口文化陶器种类丰富，制作精美，常见的器物有鼎、豆、觚形杯、长颈壶、背壶、大口尊等。
这件陶杯杯发现于胶县三里河遗址。为泥质黑陶，口微张，尖圆唇，颈部较长，垂腹为扁圆形，平底。腹部有一环形耳，为使用方便。下腹部有数道弦纹。比例匀称，制作精巧。
翻阅原始资料这件陶杯发现于编号为M265的墓中，墓主为仰身直肢葬，左臂伸直，右臂弯曲呈钝角。左手握有长条形蚌器。在人骨的周围和上下有板灰痕迹，可判断墓主埋葬时有葬具。墓中随葬品的放置也有一定规律，大型器和小型器分开放置。陶杯口径10厘米，高19.3厘米，从大小判断，应放置在大型器一边。
从这座墓的规模和随葬品来看，在整个墓地并不十分突出，死者生前占有一定的财富。笔者认为这件陶杯是墓主生前使用的日常用器，死后放入墓中成为随葬品。既然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品，那么此陶杯又是用来装什么的。这件陶杯器形瘦高，长颈，下腹部有一环形耳，因此，我们推测这件陶杯可能是用来装酒的。因为酒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液体，长颈的杯子可以保护杯里的酒不容易撒出来。这种设计反映了大汶口人过着精致的生活。
35、良渚文化玉冠状饰 浙江省博
冠状饰是良渚文化特有的一种器物，基本形制是倒梯形、底部有较窄的榫头，榫头上往往有1 5个不等的小圆孔。因为其独特形制，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们都不知该如何称呼它，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名字，主要有垂帐形玉配饰、玉配饰、倒梯形器、冠形式等。这些名字主要是依据其形状来定名的。但是这种器物到底是作何而用的并不清楚。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二十世纪末终于出现了转机，1999年在海盐周家浜遗址的发掘中，其中30号墓发现了一件象牙梳，在梳子的上端和冠状饰镶嵌在一起。这一发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大家的问题，冠状饰的用途基本得到解决。其实就是玉梳背，只是之前的发现下部的镶嵌物腐朽了。因此，这种器物最为准确的称呼是玉梳背。
这种器物除采集品之外，有准确出土单位的，均出自墓葬。而且发现玉梳背的墓是有一定规律的。首先发现这种器物的墓都是每个遗址中，随葬品数量多的墓，属于大型墓。另外，即使在都是大型墓的墓地中，也不是所有的墓都有随葬玉梳背。如瑶山遗址，只有北边一排的墓才随葬有这种器物。经研究我们一般认为，北排墓是女性墓。因此，这种器物一般只出在女性墓中，男性墓则不出。有一定的性别指示功能。
这件玉梳背呈倒梯形，顶部中间部位做成弓形，最中间有一穿孔，其作用可能是固定装饰物的。下部两个角削成圆弧形，最底部有榫头，在榫头两端有两个小的销钉孔，榫头和销钉孔的作用是为了和下部梳子部分结合的更加牢固。整器制作精巧，小巧可爱。
36、 河姆渡文化木器柄 浙博 难得一见的木器柄
在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生产生活中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木器。说明木器伴随着人类社会走过很长时间。因为木器属于有机质，极易腐烂，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的古代木器的数量十分稀少，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史前时期。近年来随着云南江川县甘棠箐遗址发现了距今约100万年的木器，为我们展现了最初木器的形制，填补了以往旧石器时代遗址未见木制品的空白。一般而言一件木器能够经历时间的洗礼保存下来，只有在极端环境下才能实现。一种是极端干燥，木器在短时间内脱水，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沙漠地区。另一种情况是地下水位十分丰富，木器处在一个饱水环境中，与氧气隔绝，不易腐烂。
我们看到的这件木器柄能够保存下来，就是因为长期处在饱水环境下。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充沛，水资源丰富，地下水位也较高，为有机质的保存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因此，考古学家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木器。这件木器呈匕首状，尖部呈圆弧形，刃部两边向内收，为圆弧状，柄部用两根枝条做出造型，体现出设计感。整体器形匀称。保存的十分完好，就连木质上的纹理和刻划的细线纹，都清晰可见。称得上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工艺品。
关于这件器物的功用，从其材质和长度进行推测，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纺织用的打纬刀，不见得是木器柄。
37、 水鸟啄鱼纹彩陶壶 国博 鸟鱼之争
这件鱼鸟纹彩陶壶1958年发现于宝鸡北首岭遗址的一座墓中，从造型来看，属于典型的仰韶文化遗物。鱼、鸟纹是仰韶文化陶器常见的纹饰主体。一般都分开绘制，同出一器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由此可见这件器物的重要性。
此陶壶为泥质橙黄陶，整体形状为变形的葫芦。口部如蒜头，顶部凸起，中央有一小圆孔，孔径1.5厘米。颈部较为细长，溜肩，折腹，下腹逐渐内收，呈平底。口部及上腹部施黑彩，口部以圆孔为中心，施四个扇形图案。上腹部由鱼鸟纹装饰，鱼和鸟的头向相同。鸟长颈长喙，头顶有翎羽，身上羽毛为条状，眼睛睁的很大，鸟喙衔住鱼的尾巴，鱼又粗又长，身上有大片麟甲，头和身上两侧有鳍状物，鱼身弯曲，全力挣扎，想摆脱水鸟。创作者抓住了鸟和鱼打斗时最为传神的一瞬间，将鱼、鸟之间的争斗之势表现的形象生动。整个画面简洁流畅，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
此件作品，除了艺术上的强烈感染力之外。也反映了当时的图腾观念。整个画面有一定的隐喻意义，寓意信奉鱼图腾的部落被信奉鸟图腾的部落征服，即使他们经过顽强的反抗，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征服的命运。与这件陶器基本同时的河南汝州阎村遗址发现一件陶缸，上面绘制有鹳、鱼和石斧的图案，其中鹳（也是一种水鸟）嘴里衔着一条鱼，鹳的形象高大，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鱼很小，目光呆滞。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寓意和这件壶上图案的寓意是一致的。说明在那时，鱼部落在与鸟部落的争斗中一直处于下风。
38、 鸟形玉戈 山西博物院 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玉尚玉的习俗，中国古人对玉器的喜爱，体现在各个方面，不仅用玉器制作装饰品，也用玉器来制作礼仪用品。即使在死后，也要在墓葬随葬大量玉器，以彰显其身份。从很早开始，古人就有收藏更早时期玉器的传统，可见他们对玉器的珍视程度。
下面我们要认识的这件玉戈，出在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的63号墓，这座墓和62、64号墓为一组。三者关系密切。其中64号墓是第九代晋穆侯的墓，62号墓紧邻64号墓，应为晋穆侯正夫人之墓，63号墓则在64号墓西边更远的地方，应为晋侯次夫人之墓。该墓为南北两端带墓道的中字形大墓，葬具为一椁两棺。随葬品异常丰富，总计四千余件，其中仅玉器就将近800件。是晋侯墓地中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墓。可见她是晋侯生前十分宠爱的夫人。这座墓中发现的玉器特征十分明显：首先品类丰富，包括各种动物造型的玉器如牛、鹿、鸟、鹰、熊、龟等，以及礼仪用玉如璜、圭、璋等；其次玉质佳，做工细，工艺精湛；最后延续的时间长，有些玉器从造型上看可以追溯到商代，可见当时在社会上层流行收藏前代玉器。这些玉器总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礼仪用玉，另一类是日常生活中赏玩器。
这件鸟形玉戈为礼仪用器，前为戈，后为立鸟，圆眼弯喙，腭下有长垂肉，足爪粗壮，羽尾及地，足下有穿孔。雕刻纹饰为单阴线。此器造型别致，将鸟和戈两种形象结合在一起，富有想象力。说明晋人对鸟的喜爱，各种与鸟相关的器物，较为常见。
39、 马家窑文化彩陶钵 故宫博物院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之后，彩陶艺术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黄河上游地区彩陶艺术在此区域大放异彩，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把我国史前彩陶艺术推向了又一个高峰。至此，瑰丽的彩陶成为马家窑文化一张靓丽的名片。马家窑彩陶造型有盆、钵、壶、罐等，多以黑彩描绘条带纹、圆点纹、波纹、漩涡纹、蛙纹、舞蹈纹等，构图严谨，笔法娴熟，富有变化，充满韵律美。
我们看到的这件彩陶钵，便是马家窑文化一件代表器。为泥质橙黄陶，口部微侈，沿面微折，圆唇，腹部圆鼓，最大腹径在上腹部，下腹逐渐内收，平底，素面，表面打磨光滑。外壁、口沿和内壁均有黑彩装饰。外壁的纹饰主要饰于上腹部，口沿下饰波浪纹，描绘的是水波的形象，腹中部偏下，饰不封闭的圆环纹，绕器腹一周。口沿上有三组均匀分布的菱形网格纹。这些网格纹应是现实生活中渔网的描绘。内壁饰以底为中心的漩涡纹，在靠近口沿的部位有一人形图案，头发、眼睛、鼻子描绘的十分清楚。笔者认为整个画面表现的是古人进行渔猎活动的场景，外壁描绘的是浪花，口沿描绘的是渔网，内壁描绘的是漩涡纹和打鱼者的形象。展现出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整个画面线条流畅，造型饱满，反应出高超的制作技艺。时至今日，陶钵上的这些图案仍不失迷人的魅力，给人以无尽的遐想，给观者以美的享受。
从陶钵描绘的渔猎场景也可以反映出，虽然农业在当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人们还是进行渔猎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补充。
40、 商弦纹玉镯 江西省博物馆 玉镯功能分析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为了装饰打扮自己，人们会想尽办法制作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其中镯便是一种常见的装饰用品。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就有玉镯的发现，而且制作十分精美。尤其是良渚文化发现的玉镯，体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这也为之后的手镯制作提供了技术基础。
我们看到的这件玉镯，发现于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青灰色，有黄褐斑，玻璃光泽，不透明。微微受沁。为筒形，两端平齐，中心对钻大孔，抛光明显。腰部微束，将器物分为上下两节，每节有四道凸棱，三条凹弦纹，同时又被四条竖向的宽凹槽平均分成四等份。整个器物的制作，说明古人已经懂得利用线条和数字进行创作，这个时候早期的数学有了发展和进步。此物给人以韵律美，使用者戴在手臂上动感十足。
关于此物的性质还是要略加分析，至今对于发现这件手镯的遗迹的性质还是存在争论，主要流行两个观点，一是认为这是一座墓葬，另外认为是祭祀坑。认为是墓葬的理由是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遗物是分门别类安放；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包含三个个体的牙齿，其中一个为成年女性，另外两个为孩童。认为是祭祀坑的理由是发现的器物有损毁的现象，发现的器物种类很多。如果这个遗迹是墓葬，那么毫无疑问，这件玉镯的主要功能是装饰品。如果认定这是一座祭祀坑的话，那么玉镯就是一件祭祀用的礼器了。笔者赞同报告的意见，认为这是一座大墓，玉镯就是这座墓中出土的一件装饰品了。
41、 玉鹰 故宫博物院 精致的玉鹰
鸟儿能够展翅翱翔于天际，直上云霄，在史前先民看来，这是十分神秘的力量。人们只好通过模仿制作与鸟儿相关器物来表达对鸟的情感，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中原地区的仰韶先民把鸟的形象描绘在彩陶上；东北地区的红山人则用玉器做出鸟的形象；良渚先民则把鸟儿描绘在玉器上。其所表达的思想我想是一致的，表现出人们对于鸟儿拥有神秘力量的惊叹和崇拜。他们也希望获得鸟能够飞翔的技能。
我们看到的这件玉鹰，器形不大，高只有2.5厘米，宽也不过4.6厘米。但是对鹰形象的刻画是十分到位的，高超的琢玉技艺流露在方寸之间。整体呈片状，圆头，并凸起，尖嘴，鹰翅完全张开，尾羽也打开，鹰躯体向两翅的厚度逐渐变薄。翅膀上有数道阴线纹，表现羽毛的纹理。尾巴上有四个小圆窝，并做出尾羽的造型。鹰背部有一对穿的孔，可能用于系绳，为佩戴之物。器表光泽明亮，显然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使用。这件作品较为写实，生动的刻画出鹰飞翔时的状态，是人们长期仰望天空中的飞鹰所得的结果。也告诉我们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从这件器物的造型以及结合考古发现的相关遗物来看，这是一件红山文化的作品。在辽宁阜新胡头沟遗址也发现与之相同的作品。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距今五千多年，其文化特征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就是发现了较多的玉器，各种造型的玉猪龙最为有名，玉箍形器是最为特殊的一种。当然玉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这些玉器的发现说明红山人崇玉尚玉的习俗。
42、 铜方奁 山东省博物馆 神秘的铜方奁
在我国种类异常丰富的青铜器群中，铜方奁算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器类，目前发现的总数不过十件。这种器物一般呈长方体，顶部有两个盖门，钮以动物或人形装饰，以爬兽为器耳，以人形、动物或车轮为足。造型复杂，装饰华丽。是一种常见于两周之际的器物。
这件方奁为直壁稍稍内收，长方形平面，上有两扇可对开的小盖，盖钮分别为男、女裸体的两个小人，面对面呈跪姿，刻意表现出两裸人的生殖器。器体四角和两头中央分别铸有六个裸体人形器足，屈膝，双手在后，以背承接器身。器盖上装饰有对称的梯形回纹，器身上为双层垂壶纹，底部饰交错菱形网纹。此器充分利用人体对整个器物进行装饰，整个器物一共出现8个人体形象。用人物进行整体装饰的奁更是少之又少，可见其稀缺性。
这件器物的性质，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象征着“子孙繁衍”，因为顶部有两个裸体的男女形象，并突出生殖器。有人认为是王公贵族的“赏弄之器”。也有认为是当时社稷活动的表现。以往的这些认识都缺乏可靠的依据，根据近些年各地发现的同类器来看，这种器物主要发现于女性墓中，其主要功用是盛放玉器。因此，首先，这是一种实用器。其次，多发现于女性墓中，当有其深意。或许就是用于祈求生育。但是因为这种装饰人物形象的器物发现的极少，用于祈求生育显然不具有普遍性。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其中蕴含的深意到底是什么，还需继续探索。
这是一件十分稀有，造型独特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
43、 灰陶单把杯 山东省博 大汶口
杯子，是一种简单实用的器物。至今在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杯子的身影。因为其器形简单，制作容易，几千年前的史前先民便能够制作出精美的陶杯。展现出高超的制陶工艺。
呈现在眼前的这件杯子来自于6500 45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如果不告诉大家这件杯子的年龄。我们很难想象这是几千年前的作品。乍一看，造型和现在使用的杯子如出一辙，只是现在换成玻璃或其它材质了。此杯灰陶质，口微张，尖圆唇，腰部内收，平底，呈腰鼓形，近底部有一周凹线纹，腹中部饰一环形耳。素面。比例匀称，造型精美。
此杯又是做何用呢。根据常识判断，会自然而然的想到是喝水用的饮器。这确实没有错。不过，在古代一件器物并不是只有一个用途，一器多用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在物质生活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也经常会有一件器物做多种用途。在古代更甚。因此，笔者认为这件杯子，除了喝水，另外也可以作为饮酒的器具，腹中部的环耳，大拇指刚好可以穿过，与其它四个手指协作，手握陶杯。在举行庆典和仪式活动时，每位族人杯子里注满酒，大家共同举杯畅饮，庆祝丰收的喜悦。
另外，这件杯子的造型和三代常见的觚，形制十分接近。因此，可以看出后世觚的造型基础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这类陶杯，这些古老的器物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三代成了典型的酒器，甚至有的成为礼器。成为藏礼于器的重要表现形式。
44、 玉蝉 故宫 汉代 玉蝉反应汉人的观念
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玉器的特性，便开始利用玉制作各种精美的物品。其中玉蝉是我国古代较为常见的一种玉器题材，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就有发现，商周时期有一个快速发展，到汉代玉蝉有了更多的发现。玉蝉的用途大致可分为二类：一是作为装饰品，背部钻有小孔，用于穿系绳子。佩戴在项间或腰上。二是作为葬玉，为死者口中所含之物。
这件玉蝉，为白玉质，有褐色斑，呈薄片状。腹部扁，腹下有直线纹。背部凸起，两翅用弧线分开，头部刻划有花纹，两眼凸出于头两侧。整体造型简洁，刀法简单，粗狂有力，刀刀见锋。从造型来看，属于汉代遗物。因此这是一件作为玉琀的葬玉。
汉代玉琀到汉代之所以做成蝉形，与蝉的羽化和高洁有关。蝉生性高洁，只喝露水就能生存，蝉的这种习性和汉代人描绘的仙人特征相符。另外蝉的幼虫从泥土中钻出，脱壳羽化成蝉，飞向天空，像是获得新生，开始新的生命轮回，这也符合汉代人祈求长生不老，升仙的观念。汉代人认为生命的终结与进入彼岸世界的永生，是生命形式的转换，丧葬活动是完成这一形式的礼仪活动，这种转换的观念又和蝉在冬天冬眠，夏季又钻出地面复生的变化不谋而合。因此，汉代大量出现的蝉形琀玉，表达生者祝愿死者的灵魂如蝉蜕而升天，寄托了汉代人死后顺利成仙，生命无限延续的美好愿望。总之，蝉的种种生活习性，和汉代人“视死如生”的观念相符，成为他们表达理想的最佳载体。
45、十二节玉琮 故宫 古人是如何制作这么高的玉琮
随着良渚遗址群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波探索良渚文明的高潮。玉琮作为良渚文明最为典型的玉器之一，毫无疑问成为人们了解良渚文化的一面镜子。
目前发现良渚文化的琮，基本造型是一致的，圆形的射孔，方形的射面。根据高和宽的比，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宽度大于高度，另一种是宽度远远小于高度。前一种较后一种的年代要早。我们看到的这件琮显然属于后者，是一件12节琮，相当于把12个单体琮叠加起来。每节琮以棱为中心，向两侧刻划出简化的神人纹，冠、嘴刻划的也比较简单，眼睛因为年代久远，比较模糊。整体纹饰和早期的繁缛相比，显得十分简洁，只是表现出纹饰的关键部位，一些细节的刻划都省略了。可能是制作此琮的工匠只知神人兽面纹的图像，而不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这件琮出彩的地方体现在器形高大，中间有一个圆形射孔上，古人是如何钻出这么深的孔。通过对仔细观察，这件琮是通过两面对钻的形式进行加工的。即使是这样要想钻出深31厘米，直径约5厘米的孔也是十分有难度的。那么制作这件琮的工匠是如何实现的呢。在良渚时期人们已经能够熟练的使用管钻技术了，这件琮射孔的制作就是找一根直径大小合适的竹管，用手或者借助弓形工具，在玉料上加水、加砂一点一点的钻孔。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下，仅钻孔这一项，保守估计每天钻3厘米深度，仅钻孔就需要两人协作10天才能完成。可见制作出，这么一件玉器是多么的费时费工。但是良渚社会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如此高度。
46、河姆渡文化角锤 浙博 一器多用的角锤
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阶段，人们的日常工具主要有石、骨、蚌、角等材质。其特点是取材多样，多是根据不同的生产需求，制作不同材质的工具。与现代社会以金属工具为主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各种材质的工具中，角质工具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特别是狩猎经济占据一定地位的社会，更为发达一些。
用动物角来制作工具有以下优点：首先，原料较容易获取，鹿、牛等有角动物都能够提供理想的原料。其次，动物的角既有一定的硬度，又有韧性，非常适合制作特定的工具。最后，角质工具能够长期使用，坚固耐用。即使损坏后，还可以重复制作，也相对方便些。
展现在眼前的就是一件河姆渡文化时期鹿角制作而成的工具，古代先民利用鹿角天然形成的枝杈，因形而制。我们可以看到柄部有两道较深的刻槽，直杈前端磨成扁平状，尖部残损，磨制痕迹清晰。边杈顶端打磨成圆尖状，打磨的十分光滑，在一面有两条浅浅的凹槽，可能和使用方式有关。从这件器物的形制来看，笔者推测这是一件多用途的器物。
具体的使用方式可能是，在柄部有凹槽的地方，缠上绳子，在使用时，手握住柄部并用绳子固定，这样更加牢固。扁刃的一边，可能是用于凿东西；圆刃的一头可能是用于钻东西。达到一器两用，甚至多用的目的。
总之，这件器物很好的为我们展现出古人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创造能力，他们知道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掘原料的价值，最大限度的利用原料，制作出多功能的器具。这件器物看似普普通通，实则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47、虎纹石罄 国博
对于罄这个字，想必大家并不陌生。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罄竹难书”和“罄其所有”两个成语。这里“罄”的意思是用尽、用完。其实，在中国古代罄也是一种器物，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襄汾陶寺遗址的3015号墓中就发现石罄。这种器物一般只在大墓中才有发现，是墓主身份等级的标志物之一。
大家看到的这件罄，比陶寺遗址发现的罄年代要晚几百年。这是1950年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一件罄。我们都知道安阳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都城所在地，以发现甲骨文而闻名于世。这件罄发现于此，冥冥之中表明这是一件非比寻常的器物。此罄表面呈白灰色，为泥质灰岩，长条形，一头宽，一头窄，一面刻划了一只呈匍匐状的老虎，老虎为臣字眼，嘴大张，露出锋利的獠牙，头顶上有一穿孔，耳朵前倾，虎尾外卷，上扬。虎身上装饰有回曲纹，虎线条流畅，自然，体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准。虎呈匍匐状，似乎随时准备出击，给人以无限的想象。
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也发现5件长条状石罄，制作比较精致，罄身上分别刻有文字和鸮纹。但此罄在制作工艺和器形大小上更胜一筹。此罄长达84厘米，宽42厘米，体型如此巨大的石罄至今在商代其它遗址未见，因此，这件罄被称为商代罄王。
罄在古代是一种乐器，这件罄一头顶部有一孔，其作用就是把罄悬挂于空中，手持木槌，敲打罄的不同部位，发出不同音阶的声音。据测定，此罄有5个音阶，可演奏不同的乐曲。可以想见商王在茶余饭后，欣赏用此罄演奏乐曲的场景，是多么美妙的享受。
48、有段石锛 浙江省博 新石器时代 有段锛的使用
锛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种分布范围很广且十分常见的石器类型，在各考古学文化中均有发现。有一种造型奇特的锛，在一面的上半部做出低于下半部的一个平面，研究者称其为“有段石锛”。这种锛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几个省份以及台湾等太平洋诸岛，其它地方少见或不见，成为这一区域内最具典型的一类器物。
这件石锛，磨制，整体呈长方形片状，为偏刃，刃部有破损，显然是经过长期使用。与刃相对的一头，有一面做成有段的形制。根据器物形态原理，我们认为有段石锛是由普通石锛发展而来。锛在使用时是要安装一个曲柄的，普通石锛和柄捆绑时不牢固，很容易脱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使用。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人们发现在锛的尾部做出一个较前端低的平面，能使锛和曲柄在捆绑时固定的更加牢固，能够极大的提高使用效率。
我们知道了有段石锛是加柄使用，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起初研究者并不知道这种器物的用途。因为在遗址中看到的都是单独的锛，而没有柄。因此，很难推断出其功用。还好生活在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居民，他们不使用金属工具，主要的工具都是石器和骨角器，其中就有与考古发现一样的有段石锛，他们用锛来加工小船，制作木器，如木桶、木箱、木臼等。有段锛是一种十分实用且有效的工具。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石锛，其功用也大致不出以上范畴，在七八千年前萧山跨湖桥遗址就发现了独木舟，这种舟的制作方式是首先用火把木材烧的有碳化的迹象，然后用有锛进行加工，直至成型。
49、河姆渡文化陶纺轮 浙江省博 小纺轮大作用
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穿什么，我们可能会充满疑惑。因为在考古发掘中我们从未获得与人们穿着打扮相关的直接证据。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是不是也和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一样，用动物皮毛进行防寒保暖呢，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其实不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在新石器时代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间接证据，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纺轮。
我们看到的这件纺轮可是来自于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先民使用的宝贝。为泥质灰陶，器形不大，大致呈圆柱体，底部直径大于顶部直径，中间有一孔，在靠近两头边缘处各有两排细小的圆孔，起到装饰效果。这件纺轮和其它地区发现的圆饼形纺轮略有不同。
在遗址中我们看到的是单独的纺轮，其实纺轮是要和纺杆同时使用才能够纺线，纺轮中心的圆孔就是插纺杆的。当两者组成一个整体转动时，因为力的作用，会把杂乱一团的植物纤维纺到纺杆上，到一定程度后，取下，接着纺，这样就得到了制作衣服的线子，为进一步的制作加工做好准备。
小小的纺轮在史前先民的生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通过纺轮制作线子，进而通过织布，制作衣服，能够帮助他们御寒保暖，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纺轮的发明，在纺织时需要相应的原材料，这样就促使人们大面积的种植一些适合纺织的植物，在此过程中，他们也积累了大量经验，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证。
50、良渚文化玉管 折博 玉管是如何制作的
我们都知道良渚文化的玉器非常发达，不仅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同时也发现了当时的玉器作坊遗址，为我们了解良渚人的治玉活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能够帮助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当时的生产工艺。我们可能对良渚文化发现的琮、壁、钺等大型玉器印象深刻。其实除了这些体量较大的玉器外，更多的是一些十分细小的玉器。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件良渚文化的小玉管，此玉管十分小，直径只有1.2厘米，高不过2.4厘米，最让人惊叹的孔径仅有0.5厘米。整体呈圆柱形，打磨光滑。良渚先民为何要制作出如此细小的玉管呢？这些玉管的小孔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制作的呢？一件小小的玉管都带给我们如此多的疑问。良渚人崇玉尚玉，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佩戴玉器，这些小小的玉管并不单独使用，而是很多个相同的玉管串起来，组成手镯、项链等其他装饰品，然后再佩戴到身上。关于玉管孔的制作，我们看到孔径不足1厘米，从孔的形状来看，是通过管钻实现的，从两头向中间进行。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进行钻孔时，他们是如何固定玉料的，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良渚人先在比较大块的玉料上钻出孔来，然后再进行打磨，直到理想的形状。另一种是打磨好以后钻孔，这就对操作的精密性要求比较高。而且有一个台面来固定玉料。
另外，我们认为这些制作像玉管一样小型器的玉料，应该是取自于制作大型器剩下的边角料。比如制作玉琮留下的钻心料，这些都是很好的加工材料。同时也体现了良渚人物尽其用的美德。
51、马家浜文化穿孔石斧 浙博 穿孔斧的用途
马家浜文化是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的一支史前文化。其影响范围广泛，北达江淮之间，南至钱塘江一线，东到大海，西达宁镇山脉一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0 前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马家浜文化常见的生产工具以石器和骨器较多，其中常见的石器有斧、锛、刀、凿、臼、砺石等，早期制作比较粗糙，制作技术尚处于上升阶段；晚期比较精致，大都通体磨光，钻孔技术较为发达。根据以上器形特点，我们认为这件石斧当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呈扁平状，梯形，双面圆弧形刃，近尾部有一管钻圆孔，从孔的完整程度可以看出管钻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准。为本地区后一阶段的石器制作，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这件石斧制作精美，通体磨光。刃部有疤痕，说明经过长时间使用。
那么这件石斧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又是如何使用。石斧的使用方式是把斧的尾部插入到一根劈开一段的木柄上。石斧尾部的孔，是为装柄时绑的更加结实、牢固，用绳索穿过圆孔把斧和柄捆扎起来，这样更加坚固耐用，不仅能够提高劳动效率，也更加省力。至于其功能，则是一种木材加工工具，古人首先用石斧砍伐树木，然后进一步加工，制作各种生产工具。
磨制石器的出现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磨制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古人已经能够加工制作出精美的磨制石器。这件石斧便为我们展现出古人非凡的创造力。
52、河姆渡文化木构件 浙博 伟大的榫卯结构
土木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典型特征，保留至今的明清北京故宫就是土木建筑。这与西方历史上的石构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建筑所用的木材、茅草都是有机质，加上时间久远，保存十分不易。所以，在考古发掘中很难发现完整的建筑遗迹，留下来的是建筑基址的部分，南方地区因为气候湿润，地下水位较高，能够保留一些建筑构件。这些零星的资料为我们了解史前时期人们的居住生活提供十分宝贵的资料。
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件木构件是来自于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遗物。七千年前的有机物能够完好的保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可以看出这件木构件取自一根原木，一端有残损，另一端有加工形成的台面和突出的榫头。从榫头看此构件应该是和另外一件带卯的构件配合使用。没错我们的先民在距今几千年前已经发明了榫卯结构，是不是很让人惊叹呀。榫卯结构在后来的历史时期被普遍应用到各种木构结构中，上到大型建筑，下到小型家具。在没有金属钉的时代，榫卯结构的发明很好的解决了木料之间的组合问题，坚固耐用，是我国古人又一伟大的发明创造，影响深远。
大家能否猜到，此构件是用到哪，做何而用。根据民族志资料显示，此木构件可能是干栏式建筑的残件。干栏式建筑是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的建筑形式，直白的说就是用木料把房子架在空中，人住在架起的房子中。这一建筑形式适合南方地区高温多雨的气候，能够有效的防止各种病虫害和野兽侵袭。是古代先民因地制宜而创造出的一种合理、有效的建筑样式
53、河姆渡石弹丸 浙江省博 石弹丸的作用和意义
早在年代久远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都开始制作球形工具了。如生活在距今10万 6万年的山西许家窑人便能够制作出打制精美的石球，数量丰富的石球成为许家窑人典型的文化特征之一。这些石球主要用于狩猎活动。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代先民开始制作一些体量更小的石球。在一些遗址中经常见到。
我们看到的是一件距今大约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制作的石球，直径仅有1.4厘米。大小也就和一个樱桃的大小差不多。他们制作如此小的石球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功能和旧石器时代的石球一样吗。笔者认为这种小石球和大石球功能是一样的，都是作为狩猎工具来用，只是使用方式上有所区别。大石球是投掷出去，砸击动物；小石球是用带有弹力的弹弓发射出去，对动物进行射击。因此，人们给这种小石球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弹丸。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发现了大量稻米，农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人们还需要狩猎吗。答案是肯定的，狩猎是当时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能够保证人们获取足够的蛋白质；另外毕竟那个时候农业刚起步不久，难免会出现一些风险，如遇到自然灾害的情况。狩猎活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在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也证明当时的狩猎活动十分频繁。
另外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制作体量这么小的石球的。笔者认为是先把石块切割成大小合适的一个正方体，然后在砺石上加水加砂，经过长时间磨制成圆形，最后把表面打磨光滑。总之，即使一件小小的石球在古人那里都有大用途。
54、玉璜 故宫博物院 玉璜的功能
玉璜是中国传统的玉器形制之一。早在七八千年前古人就开始制作玉璜了。最早的玉璜见于河姆渡文化中。到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北阴阳营和凌家滩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玉璜，其中凌家滩遗址发现的数量最多，多达百余件。良渚文化时期也普遍制作和使用玉璜。到商周时期，玉璜被继续使用，成为“六器”之一，不仅作为装饰品，也作为礼器使用。《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玄璜礼北方”。
《说文解字》中说：“璜，半璧也”。其实不尽然，我们看到的这件璜虽然近似半圆形，但明显不是一个圆的一部分，是用一片长方形或三角形玉片磨制而成。此璜呈黄褐色，弦部基本在一条直线上，中间下凹呈半椭圆形，两侧各有一圆形钻孔，两角向外突出，器形古朴。一面有弧形凹槽，是切割玉料时留下的切割痕。从痕迹观察，加工时采用的是线切割的方法。具体是用绳子加水加砂在玉料上不停的来回运动，直至把玉料切开。此璜仅有0.3厘米，说明当时的开片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展现出高超的治玉水平。
这是一件崧泽文化时期的作品，此时璜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装饰品。从相关墓葬随葬的玉璜来看，其摆放位置集中在死者的上身位置，具体来说是位于死者的颈部。亦有一些放置在死者头上不远处。可见玉璜在新石器时代是佩戴在死者颈部的装饰物，使用方法是弧面朝下，用绳子系住两孔，挂在脖子上。到了商周时期，玉璜多成组串联起来佩戴在颈部，使用方式更加复杂化。最终成为贵族朝聘、祭祀、丧葬、征召等所用的礼器。
55、牙璋 国博
玉璋是我国古代一种形制特殊的玉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在夏商时期成为主要的玉器种类。其分布范围十分广泛，最南边甚至到达越南红河三角洲。说明璋这种玉器在长期的使用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牙璋一般呈近似长方形片状，一边宽一边略窄，分为两部分由柄和器身组成。
这件璋玉质呈墨色，器身端首较宽，为凹弧刃，一角高，一角略低。两侧边微弧，器身和柄部有阑，柄部为长方形，一角微残，应是保留原有玉料的缺陷。柄部上方有一双面对钻的圆孔。此璋造型古朴，在器身上未见扉牙。保留了最初的形态，因此这件璋应该是一件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作品。
牙璋一般认为是铲或耜的仿制品。但是这些牙璋是实用器吗。在发现的牙璋中开了刃的大都刃部较钝，大部分没有开刃，主要材质都是玉质的，加上其多发现于墓葬或祭祀坑等遗迹单位。很显然，牙璋并非作为实用器使用。研究者都认为牙璋是一种礼器，但对于具体的功能还是不清楚。一般认为牙璋作为祭祀山川的礼器来用，从出土背景来看，可能是一种具有多种功能的礼器。
牙璋到了商以后，基本不见。但是璋这一器物被人们深深的铭记，融入到生活当中。在《诗经·小雅·斯干》中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说是生了男孩之后要找来璋给他们玩耍。这就演变成日后的一个成语“弄璋之喜”，用以表示男孩出生时的喜悦。可见璋这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大。
56、白陶爵 恭王府博物馆
说起陶器来，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仰韶文化时期的红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除了这两种颜色的陶器外也存在褐、棕、灰、白等陶色的器物，其中白陶的特征最明显，其在距今六千年前的高庙文化中便有发现。我国史前的白陶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大区，南方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南地区，北方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中以海岱地区的发现最多。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在一些大型遗址中发现有较多的白陶器，甚至也发现了专门生产白陶的聚落。如登封南洼遗址生产的白陶产品可能就是供二里头遗址使用的。说明在这个时候白陶已经成为一种只有少数人才能使用的高级产品。
我们看到的这件白陶爵，便是一件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产品。为高岭土烧制，因此呈现出白色。为椭圆形口，前有凹槽流，后有三角形短尾，腹部近似直筒状略微内收，近平底，三锥状足外撇。在器侧面有一桥形鋬，鋬面饰有人字纹。整个器物造型优美，匀称。我们知道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出现了铜爵，笔者认为此类陶爵的形制对铜爵的形制有一定的影响，铜爵是模仿陶爵制作出来的新器形。
那么陶爵的用途是什么呢，又为何做成这样的形状。新近有研究者认为陶爵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陶杯，也有学者认为陶爵来源于陶鬶。笔者认为从陶爵的形态来看应该是多种器物元素的组合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器形，不是来源于一种器物。至于其功能，首先是作为酒器使用，经过长时间发展逐渐向礼器转变，成为礼器之一。
57、对称花瓣纹器座 南京博物院 生活好帮手 器座
器座是一种分布范围极其广泛，几乎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其类型也十分多样，以一种上不封顶，下不封底的中空式圈足形的最为常见，分布范围广泛。另外也有一些地方的器座形制比较特殊，如我们看到的这件器座，拥有高大圈足，顶部有托盘。
这件器物发现于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为泥质红陶，侈口，方唇，盘面较浅，下附大圈足。圈足上由上、中、下三道白彩圈将器座分为三部分，中部绘有黑衬白彩对称花瓣纹，花瓣由四个半圆形图案组成，花心是四个半圆其中一角围合而成。上下部绘有由连续菱形组成的连栅纹。整个画面构成了一幅温馨和谐的花园图景，充满田园气息。
在新石器时代目前还没有发现坐具，因此人们往往是席地而坐。发现的盛食器都不是很高，因此，古人在吃饭的时候要低头进食，这十分不方便，也不舒服。久而久之人们从做饭时用的支角得到启发，为何不做一个高足的器物专门用来放置食器。就这样器座应运而生，为古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方便人们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也花心思装饰器座，使其更加美观，提升视觉效果。
器座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开始追求方便舒适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水平高的地方发现的器座数量也多，相反发现的器座数量也少。在有些地区，器座甚至成为文化的典型陶器。
58、宽带纹豆 南京博物院 北阴阳营遗址出土
陶豆是一种造型相对简单，且非常实用的器物。出现于我国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到汉代，甲骨文的豆字写做“ ”，这与陶豆的实物很相似。说明这种器物和人们的关系十分密切，以至于直接进入到了文字系统。陶豆的发明也和人们的饮食有关，在桌子没有发明之前，人们只能把盛有食物的器具放到地面上。有意的增加器物的高度，可以帮助人们很方便的抓取食物。
我们看这件豆，其上部就是一个小型的钵，下半部加了一个较高的圈足。可以说豆是在钵的基础上发明的。经过古人的组合创造，其实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此豆为泥质红陶，在新石器时代，一般作为食器的陶器都是泥质陶，因为食器不用直接和火接触，不用通过加砂来提高耐火性，泥质制作出来的陶器更加细腻，使用起来更为方便。此器表面施满白衣，圈足上有上窄下宽的条带纹一周，在圈足上亦有一对圆孔，其具体的作用不明，笔者推测可能是为了给豆盘底部通风，起到给盘内食物降温的作用。
陶豆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各文化中都有发现，除了红陶外，也有灰陶质地的。说明陶豆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食器，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豆，并且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礼器。
59、三角形网纹彩陶双耳壶 山东省博 大汶口文化 双耳壶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彩陶是仰韶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特别是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彩陶分布区，整个范围横跨大半个中国。第一次在如此大范围内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特征，有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大家看到的这件陶壶，如果不说出确切的出土地点，很有可能被认为是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遗物。实际上这是一件，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的遗物。为泥质红陶，斜口，圆唇，短颈，圆腹下部内收呈平底。颈肩相接处有一对耳，为捏塑形成。肩部饰有相对的三角形网纹。整件器物器腹和高之比接近1:1，显得矮胖，圆润，显得胖乎乎的。
这件壶大小适中，颈部较长，腹部圆鼓，颈上有一对圆形耳，应该是提系而用。从这些特征来看，很显然这是一件实用器。具体此器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件壶的造型和大汶口文化常见的背壶形制接近，背壶的功能是大汶口人用来背水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这件器物也是一件水器。可以说水器的发明与使用对人类社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了水器人们可以选择离河边较远的地方生活，不会受制于水源地点，扩大了生存的范围；同时也有效的避免了一些灾害的发生，为生命安全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另外更加方便的对水进行管理，在天气干旱的时候，古人可以存储大量的水，能够保障基本的日常生活。
我们看陶壶肩部的三角形网纹图案，笔者认为这些网纹是现实生活中渔网的表现。古人常把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形象描绘在陶器上。如果描绘的是渔网也和此壶是水器的功能相符。
60、双耳白陶壶 山东省博 大汶口文化 白陶器的特殊功能
白陶是一种颜色较为特殊的陶器，和其它陶色是通过控制烧制温度不同，白陶的成色是烧制陶器的原料不同所致。在我国史前时期，一南一北，有两个白陶分布集中的区域。北方山东地区是一个重要的白陶分布区，这里的白陶器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一直持续到龙山文化结束，延续千年之久。因此，在这一地区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白陶器，常见器形有鬶、盉、杯、壶、鼎、背壶、高足杯等。随着时间的发展，器形也逐渐减少，到了龙山时期常见的器形只有鬶，其它器类很少。
这件双耳白陶壶就属于大汶口文化，泥质陶，侈口，短颈，扁圆腹，小平底，双耳在肩两侧，陶质洁白，素面，器表光滑。此器器形圆润，大小适中，和其它颜色的陶器一样，也具有实用功能。除此之外，白陶器毕竟属于陶器中的特例，其也具有其它功能。
白陶在大汶口文化出现时就显示出其特殊性。一般随葬在大型墓中，而且墓葬规模越大，随葬的白陶器数量越多。另外大型聚落发现的白陶器数量比中小型聚落发现的数量多，白陶存在的数量和遗址的等级成正比。在使用之初，就是权贵阶层的独有品，具有一定的阶级指示作用。虽然大汶口文化时期白陶的具体功能未经科学检测，但研究者在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白陶鬶中发现了稻米、蜂蜜、水果制作并添加树脂及香草的混合型酒，说明陶鬶是用来盛放酒类饮料的器皿。我们也有理由推断，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些白陶器也是盛放酒的。这就和当时的宴饮、祭祀等礼仪活动联系起来。白陶器是当时礼仪活动的一个载体。
61、磁山文化红陶小口瓶 故宫 小口瓶反应文化交流
陶器的发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上万年的技术积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的质量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陶器的种类也日趋丰富，出现了不同功能的器类。各种陶器类型的出现，对于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件陶壶属于磁山文化时期，磁山文化得益于1972年河北武安县磁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一批以平底盂和支角为典型特征的器物，为以往未见，因此，将这一发现命名为磁山文化，该文化和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年代基本相当，两者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其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 前5600年。
此陶瓶为泥质红陶，瓶口外撇，束颈，颈以下渐广，最大腹径在中腹部略微偏下，下腹部内收，逐渐成平底。器底和器身分界不明显。中腹部有一对小耳。该器为手制成型，器表斑驳，胎体厚薄不均，说明制陶技术尚未达到很高水平，符合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时代特征。
此器为小口，颈较长，鼓腹，腹部有一对穿系，小平底，从器形特征来看，该器物当是作为水器使用。我们再看瓶口外撇，逐渐内收，这样的造型很适合配备瓶盖，笔者推测这件瓶在使用过程中是有盖子的，可能是木头制作的瓶盖，因为年代久远，未能保留下来。使用时盖上瓶盖，当然是为了防止瓶内的液体溢出了。
我们知道磁山文化的典型陶器是平底盂和支角，此类瓶属于较为少见的器类。在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中有大量此类造型的陶器，因此，笔者推测这件陶器的造型是受到南边裴李岗文化的影响。
62、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砺石 浙江省博
可以说史前先民对于石材的利用，达到了很高的利用程度。其中砺石的出现便是一个例证，考古遗址发现的砺石往往呈不规则状，没有固定的形制。一般为砂质岩石，表面较为粗糙。其主要的作用是一种加工工具。
大家看到的这件砺石，大致呈正方形，长5.9厘米，宽5.1厘米，厚1.3厘米，器形不大，刚好适合拿在手中进行使用，在一面有两道磨制留下的凹槽，一长一短，凹槽的形状一头尖圆一头为圆形。留下的凹槽表明这件砺石经过很长时间的使用。
那么这件砺石主要是用来加工什么的。我们可以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遗物中寻找答案。首先，我们看这件砺石除了凹槽外，基本是平整的，而且这不是石材自然的平面，显然是经过长时间使用形成的，这种平整的面很适合磨制一些小型的石器，如箭镞、弹丸等。所以，我们认为砺石首先可以用来磨制石质工具，当然在磨制过程中可能在砺石表面加砂加水，提高磨制的效率。其次，砺石表面形成的凹槽，笔者推测是长时间磨制形成的，像骨锥的形状和砺石上凹槽的形状十分吻合，因此，砺石也可以用来制作骨器。可见，砺石是一种多用途的工具。
虽然砺石形制简单，但古人找到适合作为砺石的石材确是十分不容易的，特别是有的遗址分布在平原地区，周边没有山脉，无法提供石料。古人不得不到离居住地很远的地方去找石料或者和其他地区的人们进行交换获得石料。从这件砺石经过很长时间的使用或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63、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玉玦 浙博
玦是一种环形但有缺口的装饰物，在我国史前时期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各文化中。其年代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兴隆洼文化时期，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的玉玦年代与之接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之后的历史时期，都能看到玦的身影，说明是人们喜欢的一种装饰物。
我们即将认识的这件玦是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一件遗物。直径4厘米左右，厚0.5厘米。晶莹剔透，表面有光泽，缺口处边缘不规整。玦中间空出来的部分，称之为好；好外围实体的部分，称之为肉。肉上的小缺口是玦区别于其它器物最典型的特征。
玦这种器物看似简简单单，其实制作起来可一点不简单。首先是选取一块大小合适的玉料，在玉料上用双面对钻的技术钻出孔，孔的作用是确定了玦的中心，然后以孔为中心，把玉料磨成圆形，另外还要在圆周上做出缺口，缺口的制作可能是采用了线切割的技术。有的玦上与缺口相对的地方有一个小孔，起到穿系的作用。最后一步是打磨光滑，使之有光泽感。
关于玦的用途，现在的主流认识是玦是一种装饰物，一般佩戴在耳朵上，具体的使用方式不明。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主要原因是玦往往发现在墓葬中死者头部附近。另有人认为玦是一种类似钳子的工具，玦的缺口部分可塞入蚌刀、石刀共同组成一件复合工具，这种认识主要是因为发现的一些玦呈柱形，并不适合佩戴。也有学者认为，玦是巫师和神灵沟通的信物，具有一定的宗教含义。总之，关于玦的功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64、薄胎高柄陶杯 国博 制陶水平的最高代表——薄胎高柄杯
上个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漆黑如镜的陶器，但是由于出土的陶器并不完整，对于这种陶器的具体造型并不了解。直到潍坊姚官庄遗址的发掘，复原出了完整的陶器，这才为研究者认识这种特殊的器物提供了更为具体详实的资料。在之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们发现山东地区的诸多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有这种陶器，此陶器成为典型龙山文化一种独具代表性的器物。其制作精致，造型小巧，外表漆黑黝亮，陶胎薄如蛋壳，被形象的称作“蛋壳陶”。蛋壳陶“黑如漆、亮如镜、薄如壳、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可以说是“四千年前地球文明的最佳制作”。
这件陶杯由杯身和杯柄两部分套接而成。口部呈盘状，杯身为筒状凹底。下半部为粗短的柄，呈筒状，最底部附有喇叭状圈足。杯身上有细密的平行弦纹，杯柄上有镂孔和斜线纹。整件器物设计巧妙，把复杂的器物，分开制作然后组合起来，展现出古人的聪明才智。
完整的蛋壳陶器主要发现在大型墓中，只有蛋壳黑陶高柄杯这一类。绝大多数墓葬中只随葬一件，唯有在山东临朐县西朱封村的三座龙山文化大墓中发现了不止一件蛋壳陶高柄杯随葬品。因此，能够使用这种器物随葬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或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而像西朱封大墓墓主那样地位高的人，应该是处在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或王一级的人物。
在其它遗迹单位中发现的蛋壳陶多为碎片，我们也有理由推测这种器具不是一般的实用器具，而是专为随葬的礼仪用品。
65、锯齿石镰 河南博物院 先进的锯齿石镰
在机械化未完全普及之前，农人主要用镰刀对成熟的庄稼进行收割。直到现在，一些偏远山区，机械无法开展的地方，镰刀在农业收割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实，镰刀产生的时间是十分早的，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就有为数较多的石镰发现，其形制和现今用的金属镰基本一致。
我们要认识的这件镰刀，就是1977年在新郑裴李岗遗址发现的。制作这种镰的石料多为火成岩、变质岩等硬度大的岩石。其整体形状大致呈三角形。前端有尖刃，后部上翘。制作的基本程序是：选料，在选好料之后，首先打成雏形，再进行磨制，最后在镰的刃部，由两侧对磨加工成细小的锯齿，也有在刃的一侧向对面磨成细齿。齿尖微向前倾。齿尖距一般在0.3 0.5厘米，齿深在0.1 0.2厘米。
关于这种镰的功能，一般认为是农业收割工具。这种认识无疑是可取的。因为凡是在墓葬中发现的石镰，大都放置在死者上肢附近，和其它器物组合在一起。同时也说明这是当时人们一种重要的工具，即使死后也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去。除了以上功能外，据研究石镰也有其它功能，首先是可以作为采集工具，在末端加上长柄，人们可以用来采集高处的果实等食物，这样在一定程度拓展了人们手的功能。其次是石镰可以用来作为制陶时压印花纹的工具，因为在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一些篦点纹器物，始终未发现施纹的工具，经过对比实验，发现锯齿镰可以用来制作陶器上的花纹。
由此可见，一件小小的石镰具有多种用途。但是这种带锯齿的石镰到仰韶文化时期就消失了。
66、竹席 湖北省博 竹席是如何保存至今的
当下正值炎热的夏季，现代人可以通过吹风扇、吹空调来降温避暑。对于古人来说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那么古代人是如何避暑的的呢。其实他们使用的器具，我们现在仍然在用，那就是竹席。竹席可以说不管是南方北方，家家必备的夏季用品。人们编织竹席的历史可是十分久远的，早在仰韶文化时期我们就在陶器底部发现了席纹，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开始使用席子了。要说席子的起源，虽然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席子什么时候发明，但至少要早于距今六千年前。特别是在旧石器时代，人们普遍过着采集狩猎生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对一些植物的特性就十分熟悉，慢慢的他们开始利用这些植物来制作各种生活用品，竹席便是其中之一吧。
我们看到的这件来自湖北江陵沙冢1号墓的竹席，其精美程度更胜一筹。即使经历几千年的侵蚀，依然光亮如新，表面平直，通过对编织条的搭配控制，形成了精美的回形图案，这些图案元素应该是来自青铜器边缘装饰纹样的启发。
看到这件竹席保存的如此之好，不禁要问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之保存下来。其实就是竹席在随葬之后，很短的时间里墓室内的氧气排空，使之形成了一个密闭真空的环境。加之南方地区地下水位较高，又使竹席完全被水包裹。几千年来此地区也未发生重大地质灾害，使墓内长期保持着密闭、无氧的状态。直到考古工作者发掘墓葬时仍然基本完好的保存着。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67、石猪 浙江省博 憨态可掬的石猪
猪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也是六畜之一。猪从古至今都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为人们提供最重要的肉食资源，也作为财富的象征，是古人身份地位的体现。在与猪长期相处的过程中，人们也会利用猪的形象，制作各种材质与猪有关的艺术品。在新石器时代目前发现的有石、陶、骨牙、玉等材质，可以说涉及的材质范围是十分广，也可以反映出人们对猪形象的热爱。猪憨态可掬的样子，给人们带来无限欢乐。
展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件石猪呈匍匐状，尖嘴，两耳直立，两后腿肌肉突出，整件器物线条硬朗，用寥寥数笔，生动的刻划出猪的形象。器长6厘米左右，高和宽都在2厘米。器型不大，很适合在手中把玩。我们看这件作品猪头小，身大，比例匀称。这一特征与野猪头大身小的特点有明显区别，因此我们断定这件作品表现的是家猪的形象。从这件作品的雕塑风格和技术来看，笔者认为这是一件商周时期的艺术品，因为在新石器时代发现的仍然以陶猪为多，棱角不会那么明显，制作技术也相对古朴。汉代发现的陶猪采用的是模制技术。显然与这两个时代的特征不符，所以年代定位商周时期较为合适。那么这件器物又是作何用的呢，我们看到整体器形不大，笔者认为这是当时小孩的玩具，因为猪的的样子十分可爱，深得小孩子的喜爱。人们用猪的形象制作玩具，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68、卷龙 国博 龙为何物
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神圣之物，中华民族也被认为是龙的传人。但是龙又是自然界中没有的生物，龙的形象来源于人们的想象。因此，龙为何物，龙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不清楚的。以至于当考古学家在发现一些尚未见过的动物形象时，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龙，把那些造型奇怪的器物命名为龙。如在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蚌塑龙虎图案，陶寺遗址的龙纹盘等。尤其是在红山文化发现了一些“C”型和卷形器，考古学者一般都冠以龙的称谓，这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那么龙到底是取自何种生物，据说龙的特征取自九种动物形象，但具体是哪九种，尚不能说清，存在很大争议。
我们来看这件红山文化的玉龙，龙身圆形，额头隆起，吻部前凸，头顶有三角形大耳，大眼睛圆圆的，十分可爱，吻部和眉毛由简洁的线条画出，线条十分流畅。龙，首尾相接，呈卷曲状，为了区分首尾，用一道横向窄缺口分隔，或连或断。缺口则表示龙的口。颈背部对穿一小孔，可穿系佩挂。卷龙中心部位也有一对钻的大孔。关于卷龙是取自何种动物的形象，有学者认为是猪，也有认为是牛。之间存在的争议比较大，莫衷一是。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主要是取自猪的形象。
这种卷龙是红山文化标志性玉器之一。在一些红山文化大墓中，卷龙多位于墓主上身部位，根据有一对穿孔推断，卷龙应该是佩戴于死者胸前的装饰物。从卷龙制作的精美程度，所体现的工艺水平之高来看，也不像仅仅只是装饰物，可能也是一种礼仪用玉或宗教用玉，具有神性。
69、梳子 湖北博物馆 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 梳子是女性的专属物吗？
中国古人是何时使用梳子的，目前关于梳子的相关考古发现比较少。在良渚文化中发现一种器形不大，基本形状为倒梯形的物品，顶部有的有造型，下部有榫头，榫头上有孔。开始人们不知道其用途，直到海盐周家浜发现了一件完整的梳子后，大家才明白良渚文化那种小型的冠状饰是梳背。由此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梳子。看来人们使用梳子的时间还是挺早的，当然其使用方式不见得于现在使用的方式相同。
这件梳子发现于荆门包山2号墓中，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大型墓葬。有封土，墓坑为正方形。该墓发现有大量的随葬品。可以分为礼器、食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器、竹简以及生活用具。梳子就是众多随葬品中不算起眼的一件。整体形状为半椭圆形，在靠近圆心画出一块长方形区域，做出梳齿，均匀的锯出28根，最外侧的2根最宽。顶部为圆弧形，使用时十分方便。梳齿长短不一，有长有短，显然这件梳子有过长时间的使用。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梳子是女性用品。但是在古代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发现这件梳子的墓主并不是女性，而是一位年龄约为50岁左右的男性。这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吧。其实，这和当时的习俗是紧密相关的。可能在现代社会留长发的男性很少，除非是一些追求个性的人。但是在古代男性也是留长发的。这在一些图像文物中也能找到相关例证。男性留长发的话，对梳子这种小小的物品也是有需求的。所以，在男性墓葬中发现梳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70、良渚文化黑陶壶 浙江省博
我们都知道，良渚文化以玉器闻名于世。相比于玉器的精美程度，良渚人似乎在制作陶器上没有多大兴趣。和同时期周边几个考古学文化相比，良渚的陶器无特色可言。可能在良渚人眼中，只要做出来的陶器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就行，他们也不想花更多的心思在此。尤其是一些大墓中发现的陶器，显得有些粗糙，毫不讲究。当然良渚文化中也有制作精美的陶器。这种情况可能和良渚文化内，不同地域的文化习惯有关。
这件良渚文化陶壶，从形制来看是一件良渚晚期的作品。为侈口，圆唇，颈部略长，球形腹，下附圈足。素面，表面有些地方出现脱落现象且颜色不一致，可能是经过长期火烤所致。据此我们推测这件陶壶可能是一件炊器。
71、穿孔蚌刀 广西自治区博物馆 1975年广西南宁豹子头遗址
在农业逐渐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经济方式之前，早期人类长时间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些生产生活工具就取自于生活中最常见的材料。其中，用各种蚌类制作的工具十分常见。首先各类蚌的资源十分丰富，容易获取。其次，蚌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质地坚硬，形状多为圆弧形，很适合做工具。最后，一般用于制作工具的蚌壳往往都是人们食用后剩余的，古人既食蚌肉，又利用蚌壳制作工具，对资源进行充分利用，何乐而不为。
我们看到的这件蚌刀，为三角帆蚌制成，古人很好的利用了其固有的形状。呈三角形，前闭肌痕前端突出部分为后柄，与柄相对的一边磨出单面刃口。上有一孔，为琢制而成。这个孔的作用是，当在使用时往孔里穿上绳索，打成结，把手套住，然后拿着刀柄，这样在使用过程中不易脱落。十分方便。
在各个遗址中发现如此多的蚌刀，古人是用来做什么的。蚌刀的主要用途有收割农作物，制作骨器等。笔者也曾做过相关实验，用蚌刀锯动物的骨头，分别对鹿骨、牛骨进行切割。实验发现，使用蚌刀是较为容易的对鹿骨和牛骨进行切割的，用相同的刀对牛骨进行切割花费的时间要多于鹿骨，因为牛骨粗壮，且更加坚韧。当然蚌刀在使用过程中也有磨损，需要不停地对蚌刀的刃部进行打磨，以达到使用的效果。但是，不管怎么说蚌刀是古人发明的一种既实用又容易制作的工具。因此，经常在遗址中看到这种工具也就不足为怪了。
72、双格陶调色盒 马家窑文化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最为典型的代表。说到仰韶时代遍地开花的彩陶是最具表现力的代表。彩陶在我国古代延续千年之久，人们在彩陶的制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同时也衍生了一些相关的技术和物品。如彩陶上的绘画图案，为以后平面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经验。另外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一些与彩陶制作相关的物品。
我们看到的这件小陶器就是马家窑文化的一件作品，这件陶器和其它陶器不同，在其器内有一道隔梁将腔体分为两部分。可见这件陶器的腔体是存放至少两种不同的东西。根据内壁有颜料残留，我们推测这是一件当时人们制作彩陶时使用的调色盒。为敛口，弧腹，平底，为手制，器形不甚规整。
虽然这件器物现在看来并不觉得特别，可是在当时确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说明当时在陶工给陶器绘彩时，陶盒里可以同时盛放两种颜料。这样就免去了来回的换取颜料盒的麻烦，无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目前发现类似的调色盒数量不多，说明在当时专门有一批制作陶器的工人，他们负责一个或几个聚落的陶器制作，出现了专门的陶器生产者，有了社会分工。另外一个启示是，既然有颜料盒，当然会有绘彩使用的笔，当时人们可能用各种动物的毛或细木棒来做毛笔。因为年代久远，不容易保存下来而已。
正是有了陶工们的精彩创作，我们才能够直观的感受如此精美绝伦的彩陶。
73、现代石磨 闽台缘博物馆
其实很早人们就发现石头是一种质地十分坚硬的材料，在旧石器时代人们普遍用石头制作工具，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已经能够制作石磨盘和石磨棒了，到了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时期，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制作技术达到了顶峰，后来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石磨的出现，比石磨盘和石磨棒更加耐用，而且更加省力。石磨的使用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
我们看到的这件石磨呈扁圆形，分为两层，上层盘较大，浅腹，中间有一孔，下部有一盘，盘的作用是承接磨出来的面粉，有流，方便倒出来。石磨具体是如何工作的，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十分陌生。具体的工作原理就是，把需要磨制的粮食放到顶部的浅槽中，粮食通过孔，一点一点的向下流，通过人力或畜力转动石磨上半不封，两个面相接的地方，产生摩擦力，将粮食磨成粉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在磨的缝隙间流出来，通过多次循环就得到了粒度合适的面粉。当然这种石磨，主要是用来加工小麦的。因为稻米一直以来是粒食的一个传统。显然用不上石磨。小麦是由西方传入到我国的，在汉代以前人们食用小麦也是粒食，但是小麦并不适合粒食，直接煮出来的小麦，十分难吃。所以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发明了石磨，把小麦加工成粉状，然后做成各种面食食用。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断，石磨的发明应该是汉代以后的事了。自从石磨发明之后，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人们可以吃上各种花样的用小麦制作的食物，逐渐形成了我国南稻北麦的饮食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4、小口尖底瓶 国博 仰韶文化
小口尖底瓶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器物，主要流行于仰韶文化时期。不管是在之前还是在之后的历史中，都未发现这种器物。小口尖底瓶的样子十分古怪，整体为两头尖，中间鼓的纺锤形。这种特征注定了小口尖底瓶不能直立在地面上，这种器物是如何放置的就成为一个迷，如何放置也牵扯到这种器物的功能问题。
我们来看这件小口尖底瓶，为泥质红陶，杯形口，颈部略细于口部。圆肩鼓腹，尖锥形底部，腹中部有一对耳，颈下到肩部饰黑彩，为三角形纹。腹中部饰斜线纹，其余部位素面。这种器物不仅在指示大的时代上特征鲜明，而且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也有代表性，就口部特征而言，早期的为杯形口，中期为双唇口，晚期为喇叭形口。器腹部也有一定的变化。因此，我们知道这件小口尖底瓶为仰韶早期的作品。
关于小口尖底瓶的功能，最为流行的一个观点是这是一种汲水器，用绳子拴住两耳，放入水中，利用重心转换原理来调节平衡。达到汲水的目的。另外近年来有学者对西安米家崖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小口尖底瓶进行研究，在器内壁提取出了酒石酸，就说明小口尖底瓶的功能是储酒的。这一认识也得到了埃及壁画中人们抬着小口尖底瓶运酒的支持。因此，小口尖底瓶不是水器，而是酒器。当然也发现用小口尖底瓶作为瓮棺的证据。可能一些废弃的或者残破的也用来做其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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