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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 （以下内容转载自维基百科 于谦词条） 大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 籍贯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钱塘县 族裔 汉族 字号 字廷益，号节庵 谥号 肃愍，后改忠肃 出生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浙江钱塘县 逝世 天顺元年（1457年）京师 亲属 于夔（高祖父）于九思（曾祖父）于文（祖父）于彦昭（父）于冕（子）、朱骥（婿） 出身 永乐十九年辛丑科同进士出身 著作 《于忠肃集》、《节庵诗文稿》 于谦（1398年－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谥忠肃，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进士出身，兵部尚书，指挥北京保卫战并取得胜利。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后因诬陷下狱冤死，为一代名臣。目录 1 生平 1.1 早年政途 1.2 巡按江西山西河南 1.3 土木堡之变 1.4 北京保卫战 1.5 瓦剌求和与英宗南返 1.6 改革军制与平定民变 1.7 夺门之变及获罪 2 后事 3 参考文献 4 外部链接 生平[编辑] 早年政途《明史》记载，于谦生年七岁时，有僧称其为“他日救时宰相也。”[1]永乐十九年（1421年），他考中辛丑科进士三甲第九十二名。宣德元年（1426年），授监察御史。于谦奏对时，声音洪亮谈吐清畅，深为宣宗欣赏。当时顾佐为左都御史，对下属甚严，唯独对于谦礼遇相加，认为其才能胜过自己[2]。同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亲征。高煦出降，宣宗命于谦当面历数其罪。于谦言辞刚健，声色俱厉，高煦伏地战栗、并“称万死”，宣宗大悦[3]。 巡按江西山西河南不久，于谦奉命巡按江西，为数百冤囚平反昭雪。其上疏奏陕西诸处官校为害百姓，宣宗均下诏派御史逮捕。此外，宣宗深知于谦可胜大任，恰逢当时增设各部右侍郎为各省巡抚，于是超擢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4]。于谦莅任，体察民情，勤于建言[5]。任职九年后，正统十三年（1448年），迁兵部左侍郎，享二品俸禄[6]。当初，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很器重于谦。于谦所奏请的内容，均由三杨主持并批准。于谦每次进京议事，从不备礼给京师的权贵们，对此权贵们毫无办法。之后，三杨陆续去世，宦官王振把持朝政。恰逢有御史姓名与于谦相似，并得罪过王振。于谦入朝时，举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讨好王振并授其意，以“长期未得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而弹劾于谦。于谦经三法司论死，下狱三月。之后，王振知错，于谦得释后，左迁大理寺少卿[7]。当时，上千名山西、河南官员百姓上疏请留用于谦，而身在两省的明朝宗室周王朱有爝、晋王朱钟铉也提出相同请求，于是英宗命于谦仍任巡抚。恰逢山东、陕西因饥荒而到河南的流民有二十余万人，于谦上疏请发河南府、怀庆府两地的积粮赈灾。并奏令布政使年富召集流民，并授予农田牛耕种子。其在两地巡抚前后有十九年，之后明朝边防日益吃紧，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8]。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瓦剌也先大举侵犯边疆，王振鼓动英宗亲征。于谦与兵部尚书邝野极谏，英宗不听。邝野跟从英宗出征，而于谦留守负责兵部事宜。同年八月，明军在土木堡之变中大败，英宗被瓦剌俘虏、百官均亡，京师震动，众臣不知对策。皇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命群臣商议战守事宜。翰林院侍讲徐珵称其观星象有变，应当向南迁都避敌。于谦听后高声厉喝道：“建议南迁的人，可以论斩了。京师本是天下之本，一动则大事离去，难道不知道宋朝南渡的历史么？”郕王听后称是，于是留守策略始定[9]。然而，当时京师的精锐部队均亡，所余下的部队不足十万，人心恐慌，君臣上下没有坚守志气。于谦请郕王下檄命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即刻整编入京。经过这些部署，人心稍微安定。随即，于谦擢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10]。某日，郕王摄朝朝议时，右都御史陈溢上奏请求诛杀王振全族，廷臣纷纷相应。朱祁钰无法做决定，于是下令改议，廷臣则表示抗议。此时，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户科给事中王竑则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众人纷纷跟随，马顺即死于朝堂，朝廷大乱，而士卒亦声汹欲诛。郕王朱祁钰大惧，欲起身离去，于谦挤到身前并拦住朱祁钰，称：“马顺等人罪当死，请不要追罪于各位大臣。”众人听后方止，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11]。在他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真是倚仗着您啊。今天这样的情况，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在那时，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12]。北京保卫战 《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因为英宗被俘、明朝无主、太子又年幼、瓦剌部队又逼近，明朝大臣纷纷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国君。郕王听后震惊再三拒绝，于谦则大声称：“臣等是真正为社稷忧虑，而非为自己考虑。”于是郕王接受建议。同年九月，明景帝立，于谦入对陈述北京防卫策略。其主张：“瓦剌因土木堡之变而会轻敌，会长驱直入。所以朝廷必须要求边防部队与官员协力防卫，而北京城内士兵摒弃均尽，急宜分道御史到各地募兵；并命工部制造兵器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张仪、雷通等人分守北京城九门，并把军营设置于城外；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参与保卫事宜；遣附近城郭外的居民入城；通州粮草充沛，命官员从各地入京防备时借道通州，各取粮草，不要丢弃粮仓以成敌资；文臣轩??等人可胜任巡抚，武臣石亨、杨洪、柳溥等人宜任命为将帅；我负责军旅的所有事情，如果不奏效则请治我的罪过。”代宗听后深表赞同，并于次月命于谦为提督，统领各路兵马[13]。此时，也先挟持英宗从紫荆关突入，直接面对京师。石亨建议坚壁清野。于谦则认为这是示弱，会使瓦剌更轻视明军。于是把二十二万部队分遣给诸将，分别驻守于九门之外：都督陶瑾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守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守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宣武门，而于谦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于德胜门外，直对正北而来的也先部队[14]。并把兵部事宜交给侍郎吴宁，悉数关闭全部城门，并亲自督战。于谦还下令：不顾大军临阵脱逃的大将当斩。不顾大军先撤退的，后面部队斩杀前面撤逃者。于是，将士知道其必死，于是均受命[15]。起初，也先深入内地，自视拿下京城只是旦夕之事。但是当看到官兵布阵井井有条后稍微沮丧。已叛逃的太监喜宁要求明朝派大使迎接成为人质的朱祁镇，并索要金帛无数，并邀请于谦、王直、胡濙等人谈判。景帝不许，也先听后十分失望，于是放弃谈判。十月十一日，北京保卫战开始。也先派少量部队窥视德胜门部署，于谦与石亨预料此计，于是设法诱敌。随后瓦剌一万大军开始主攻，副总兵范广在途中设伏、以火器突发反攻，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而亡[16]。于是瓦剌军改攻西直门，都督孙镗守卫，石亨亦分兵援助，瓦剌军于是引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击败瓦剌，并与都督王敬挫败其先锋。瓦剌准备撤退时，明军欲争功，军阵混乱，武兴中流矢而死，瓦剌撤至土城。王竑及福寿援兵赶到，瓦剌全军撤退。相持五天后，也先感到大势已去，又听闻各地勤王部队赶到，唯恐归路被断，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而去。于谦调遣部队追至关外方才还师。明军获得京城保卫战的胜利[17]。之后论功行赏，加升于谦为太子少保，总管军务。于谦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坚持辞去加赏，没有批准。之后，于谦增加守卫真州、保定、涿州、易州的部署，并派遣大臣镇守山西，防止蒙古部队侵略[18]。瓦剌求和与英宗南返景泰元年三月，总兵朱谦上奏称瓦剌两万部队围攻万全，明景帝下诏范广担任总兵官进行防御。之后瓦剌军撤退，于谦请派驻部队到居庸关，敌寇来犯时则出关进攻，撤退后则在京师补给。大同参将许贵奏言瓦剌派遣使者议和。于谦则称：“此前派遣都指挥季铎、岳谦赶往，而也先随后即入犯。之后派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仍没有见到太上皇返回，所以和谈没有效用。况且我们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理应不可和谈。万一和谈后对方有更多要求，从之者受困，不从则生变，所以不宜和谈。你身为封疆重臣，却如此恇怯，怎么可以镇住敌军？按法令当斩。”其指责甚切。此后边疆将领纷纷赞同或战或守，而不敢再谈议和[19]。起初也先经常拿朱祁镇作为要挟，主要都是喜宁的计策。于谦密令大同镇将趁对方遣使之机，擒拿喜宁并诛杀；此外又授计离间小田儿，使瓦剌内部矛盾激化。也先于是有了归还朱祁镇的想法，并派遣使者通款，京师戒备得以缓解。于谦上言请在南京设防，以解决流民聚众谋反之事，并要求各地守备与巡抚增强整备并防范未然[20]。同年八月，朱祁镇被俘有一年多了。也先频繁派遣使者，请求明朝迎接太上皇，大臣王直等人提议遣使奉迎。然而，已为天子的朱祁钰却很不愿奉迎哥哥，并称：“我本来就不想登天子之位，当时是你们推举我做的。”于谦从容答道：“天子之位已经定了，又怎么会改变呢？现在于情于理我们应当奉迎从速。万一对方使诈，我辞职承担责任。”景帝听后开颜，连称“依你”。于是先后派遣李实、杨善往等人迎接朱祁镇回朝[21]。改革军制与平定民变太上皇朱祁镇归朝后，瓦剌再次请求朝贡。此前，瓦剌派贡使不过百人，而到正统十三年时，已经到三千余人，当赏赉不够时，瓦剌即入寇骚扰。于谦则进言安边三策，请求命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防御设施。京师兵卒分别隶属五军都督府、神机营、三千诸营，虽然有总兵，但是分别率众并不相统。并请选择精锐的十五万部队，分为十个营团。团营之制自此而建[22]。早在永乐年间，投降的士兵都主要被安置在靠近京畿的地方。也先入寇时候，这些人反成为内应。于谦乃请遣散这些人。当时杨洪自独石进入卫所，八座城池悉数投降。于谦派都督孙安以轻骑部队出龙门关进攻，并招募百姓屯田，且战且守，之后八城悉数收回[23]。贵州有苗族民变，何文渊请议罢黜彼处的两个土司，而专设都司，派大将镇守。于谦则主张放弃二司实为放弃。此外，于谦还上疏要求利用也先与脱脱不花的矛盾，趁机发兵进攻报仇，以解除边患，但未得到景帝批准[24]。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时，北面也先势力增长；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聚众立国号谋反，湖广、贵州、广西、苗族、瑶族、僮族等地均蜂拥而起。前后的镇压部队调动，均由于谦掌管[25]。于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其为人请旨切责、靡不惕息。才略开敏，精神周至，无人可比。此外自奉俭约，所居仅能遮蔽风雨。于是景帝在西华门赐第，于谦坚持辞去封赏，但不被批准[26]。夺门之变 然而于谦性格过于刚烈，与其他官员、皇亲、贵族相处不洽。此前徐珵商议南迁之事为于谦当朝呵斥，徐珵后改名徐有贞，后稍稍得以进用，但经常与于谦发生口角冲突。石亨因土木之变临阵脱逃本应削职，于谦请求赦免并任用总兵十营。京城保卫战后，于谦辞赏而石亨被封侯，石亨自感惭愧，于是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于谦则却借此事批评石亨，并称“决不敢以子滥功”。事后石亨结仇。而都督张??因征讨苗地失律，被于谦弹劾，其与内臣曹吉祥等皆恨于谦[27]。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趁景帝病重，发兵拥立夺门之变。英宗复位后，石亨和曹吉祥等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唆使科道官上奏，于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都御史萧维祯审理案件，判定于谦犯谋逆罪，判处死刑[28]。于谦在听后判决后，笑称：“这是石亨等人的话，还有什么可辨的呢？”事获奏上，英宗以于谦对国家有功，不忍心杀他。徐有贞于是进言道：“不杀于谦等，今日之事有何理由可言？”，英宗于是批准。遂以“意欲”谋逆罪处死，其子于冕充军，发戍山西龙门，其妻张氏发戍山海关[29]。当时遂溪教谕吾豫称于谦罪当诛族，于谦所荐举的各个武大臣并应连坐被诛。此外，千户白琦又请榜其罪，镂板示天下。一时满朝官员欲求得宠者，都以于谦之事为口实[30]。后事参见：曹石之变 位于杭州的于谦祠锦衣卫在抄于家时，发现家无余产，只有正屋牢锁着，发现里面放著皇帝御赐的蟒衣、剑器。都督同知陈逵因于谦忠义而感，收遗骸送殡。再过一年，归葬于杭州。钱皇太后当初不知于谦死事，当听闻后哀伤叹气数日。而英宗之后亦后悔[31]。于谦死后，石亨党羽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未过一年，因贪污上万两白银而事败。明英宗召见大臣时称：“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资。汝言抑何多也！”石亨俯首不能回答。当时边疆有警，英宗时常忧虑。恭顺侯吴瑾进言道：“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为之默然。那一年，徐有贞被石亨弹劾，令戍守金齿。又过数年，石亨、曹吉祥发动曹石之变准备谋反，后石亨下狱论死，曹吉祥亦被族诛[32]。成化年间，其子于冕获赦，上疏为父平反，宪宗亲自审理，下诏予以平反：“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弘治二年，经给事中孙需进言，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钦赐“在墓建祠”，题为“旌功”，设春秋两祭。葬于谦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万历年间，明神宗改授谥号“忠肃”。此外，北京于谦故宅后成为于忠肃公祠。在今东城区西裱褙胡同，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33]。袁枚《子不语》一书中有提到于谦显灵灭除石头精的故事[34]；《太上感应篇》一书亦有于谦显灵的事迹[35]。于谦留有《于忠肃集》。参考资料明史 卷170《子不语》.〈南山顽石〉 《太上感应篇》〈例证语译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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