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博士制度虽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数不多，且仅具官待问而已，在传授文化方面难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废《挟书律》，使诸子学说复苏，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博士制度：博士一称，最初用指博通之士。作为一种制度，其起源与魏文侯的礼贤尊儒之举有关。战国齐之稷下先生乃秦汉博士的直接前身。汉代博士制度在王莽时有较大变化。与其尊儒改制的需要相关，由博士制度又膨胀出一套讲学官，爵秩分卿、大夫、士三等。其性质有类后世经莛讲官，在研究中值得注意。汉代博士以议臣身分参与各种朝臣会议，予闻国家重要政事的讨论。在朝议中，博士以其“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支章”之长，为群臣解读诏书及撰作章奏奉对皇帝。博士以其学识参予朝议，颇具政治活动中的学术顾问性质，并对汉代政治产生极大彰响。汉代以后，随着皇帝专制及官僚行政体制的加强，博士议政之权消失，成为纯粹的文化教育职官。）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各种不问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进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旧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错从其受业。此时。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这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条件。
武帝即位时，历经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因家力量的强大，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 统思想、仁义思想及君臣伦理观念，又恰恰与汉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思想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对汉武帝说，现在推荐的官员，都是喜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但不利于统一思想，他们的言论经常有扰乱舆论的危险。汉武帝于是让各地官员推荐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亲自主持考试。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时，回答得非常好。从此，汉武帝就开始重视儒生了，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有的还做了丞相。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董仲舒提出来的，意思是废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学说。以后，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学说，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法律。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的封建正统思想就开始确立了，但真正的全面确立是到了隋唐时期。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汉武帝此举受到好黄老的祖母窦太后的强烈反对，她于次年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减系狱。儒家势力受到打击，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了。
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 艺者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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