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读。
每个封建王朝都有自己的历史，并且设置相应的史官著述。从《汉书》、《后汉书》到《三国志》、《资治通鉴》，无不记载着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即便是在春秋战国的混乱时期，各诸侯国的历史都不曾间断过。但到了明代时期，史学的发展和编撰陷入低潮，皇帝的起居录、时政记、日历和会要繁多，但均未成书，倒是野史大行其道、兴盛发达，这是为什么呢？
历史是由统治者书写的，而统治者往往注重的是统治力量而非历史的真实。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贫民阶层，并非生而富贵，凭借一己之力问鼎天下。当上皇帝后，朱元璋首先要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出身，以正天下视听。而为稳固家天下的统治，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让一起为他拼命打天下的功臣有一种“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哀，更为后人所不齿，这段历史绝对不能大白于天下。
作为一代帝王，朱元璋并没有那些圣明帝王仁厚的胸怀，因其卑微的出身和狭隘的思想缘故，朱元璋认为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势必要革那些曾经压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阶级的命，因此屡兴大狱迫害江南士族。甚至将数以万计的江南士族迁到他的老家凤阳，让他们丧失了反抗的经济基础。这种历史细节能计入历史吗？显然不能。
而永乐皇帝以勤王为名夺去了政权，但又要为自己的正统地位掩饰和正名，包括自己的亲生母亲都要改名换姓，更不要说那些不堪写入正史的真实细节了。所以，他必须让历史符合自己的意愿，甚至不惜篡改历史细节、抹杀历史的真实。而那些记录历史的史官为屈从统治者，势必要按照他们的意志记录历史。在明代兴起的“诏狱”也事实上剥夺了民间言论自由，遭受迫害的士人十之八九都冤死狱中，但在正史上基本不会记载。
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塞民众的言论不是明智之选，或者说民间的声音从来没有中断过。这种情况与魏晋时期司马家族迫害名士的情形有些相似，那些不愿意合作的士人们便以各种理由隐遁。而明朝人便产生了另外一种发泄方式：荒诞、怪异的野史便应运而生了，其中不乏曲笔、附会、寄托和含沙射影的成分。
明朝的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曾经批判野史著述有三弊：一曰挟郗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但也肯定了“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纪是非、削忌讳，不可废也”。这种论断影响了后世对明代野史的态度，后世对明史的研究也借鉴、引用了大量的野史，从中找出“附会”的蛛丝马迹，以尽最大可能复原历史本来的面目。比如《国榷》、《明史》等史书很多内容都是从野史这座宝库里而来的。
明代的野史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类：一是作者夸功，二是攻击怨敌，三是殉情讳饰，四是追求怪异。因此难免出现荒诞怪异的记述，而由于统治阶级极力掩饰和打压的缘故，导致明代的史学与前朝难以争胜。
实际上，明代野史的形成与明代小说的崛起也息息相关，比如明代的官场小说、言情小说、志怪小说等等，许多都来源于历史，只不过被作者曲笔而已。所以说明代的野史是正史强有力的补充，反应了那个特殊朝代的特殊政治生态环境。比如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白话体小说，很多内容反应的便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是将历史放进了市井当中，记录了“庶民的胜利”。
有的“野史”成了民间故事，有的成了传说，有的成了“醒世箴言”，但明朝人却认为那不是历史，但冠以“野史”二字，足以说明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