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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在屋檐下躲雨，看见观音正撑伞走过。这个说观音菩萨，普度一下众生吧，带我一段如何？观音说我在雨里，你在檐下，而檐下无雨，你不需要我度这人立刻跳出檐下，站在雨中：现在我也在雨中了，该度我了吧？观音说你在雨中，我也在雨中，我不被淋，因为有伞你被雨淋，因为无伞，所以不是我度自己，而是伞在度我。你要想度，不必找我，请自己找伞去！说完便去了。第二天，这个遇到难事，便去寺庙里求观音。走进庙里，才发现观音的像前也有一个人在拜，那个人长得和观音一模一样，丝毫不差。这个人问你是观音吗？那人答道我正是观音。这人又问那你为何还拜自己？观音笑道我也遇到了难事，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自己。 五祖将衣钵传授给自己的弟子，弟子有一日出师远行，五祖对弟子非常满意，于是送行到江边并欲亲自驾船渡弟子过江。弟子双掌合十：老师已经度我，不必再渡。然后飘然离去，始称为六祖。简单这一句话，六祖的境界已经在五祖之上。这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正如我们人生路上一样，身边的来来往往的人，有多少是擦肩而过，有多少是刻骨铭心。可是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人陪我们渡过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片段，而人生的大部分路途，还是由我们自己走过来的。 一名日本武士问高僧白隐真的有天堂和地狱吗？白隐不正面回答，却说你有把剑，可惜钝得很根本砍不下我的头.武士被激怒，拔剑相对。白隐方道地狱之门由此打开。武士心中一震，当下大悟，遂收剑，白隐又说天堂大门由此敞开。地狱与天堂，只在剑出剑入之间，白隐之禅语，悟了乃对人弹琴，未悟乃对牛弹琴！心情之好坏，也只一念之间，我之禅语，悟了乃对人弹琴，未悟乃对牛弹琴！ 在日本，游僧借宿寺院，须以法战赢了寺院代表方可。某日，一游僧在法战中遇到寺院内一个天生愚钝的独眼和尚。法战毕，游僧跑到方丈那边，承认自己被败，并讲述了法战的整个过程：首先，我竖一指，表示大觉世尊，人天无二；他就竖起二指，表示佛、法二者，一体两面，是二而一。之后我竖三指，表示佛、法、僧三宝，和合而住，缺一不可；他就在我面前握起拳头，表示三者皆由一悟而得。游僧去后，独眼和尚找到方丈，要找游僧算帐，说他侮辱了自己：哼！他瞧我独眼就竖起一指，讽刺我只有一只眼。因他是客，我以礼相待竖起两指，表示他有两只眼，非常幸运。谁知他竟举起三个指头，暗示我有三只眼。我受到侮辱，举起拳头正要打他，谁知他拨腿就跑到你这边来了。每个人都能从指头与拳头里看到那个真我，品行几多，道行几多，学养几多，全在你对指头与拳头的诠释上了。 有一天，苏东坡到佛印禅师处与佛印禅师聊天，两人均盘腿而坐。聊到高兴时，苏东坡问佛印禅师：“你看我现在像什么？”佛印禅师说：“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笑着对佛印禅师说：“我看你像一堆牛屎。”佛印禅师笑笑，没有说什么。苏东坡以为他胜利了，回家后沾沾自喜地和他妹妹苏小妹谈起了这件事。他妹妹说：“哥哥，你输了！禅师的心是佛一样的境界，所以看你像一尊佛；而你的心态像一堆牛屎一样，看禅师当然也就像一堆牛屎了。”苏东坡听后顿时面红耳赤 三伏天，寺院里的草地枯黄了一大片，很难看。小和尚看不过去，对师傅说：“师傅，快撒点种子吧！”师傅曰：“不着急，随时。”种子到手了，师傅对小和尚说：“去种吧。”不料，一阵风起，撒下去不少，也吹走不少。小和尚着急地对师傅说：“师傅，好多种子都被吹飞了。”师傅说：“没关系，吹走的净是空的，撒下去也发不了芽，随性。”刚撒完种子，这时飞来几只小鸟，在土里一阵刨食。小和尚急着对小鸟连轰带赶，然后向师傅报告说：“糟了，种子都被鸟吃了。”师傅说：“急什么，种子多着呢，吃不完，随遇。”半夜，一阵狂风暴雨。小和尚来到师傅房间带着哭腔对师傅说：“这下全完了，种子都被雨水冲走了。”师傅答：“冲就冲吧，冲到哪儿都是发芽，随缘。”几天过去了，昔日光秃秃的地上长出了许多新绿，连没有播种到的地方也有小苗探出了头。小和尚高兴地说：“师傅，快来看呐，都长出来了。”师傅却依然平静如昔地说：“应该是这样吧，随喜。”佛家禅语与佛家 佛家是把由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学派来称呼的。佛教的义理是哲学性的，对于佛教的义理通常称之为佛学，所以，佛学可以说是一种哲学。佛学这一哲学流派就是佛家，由于其创始人是释迦牟尼，所以有时又把佛家称作“释”，“释”与中国本土哲学的儒家、道家一起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佛教从本原的意义上说并非宗教而是哲学。这一点并不是一种共识，而是我们的理解。宗教一般都有神的观念。神是万物的造物主，主宰着天地万物。人信神则会被保佑，死后灵魂升天，上天堂；不信神则要遭到惩罚，死后下地狱。宗教来源于神话，神秘的启示等等，但不来自于人的思考。人对于宗教只能信仰，不能思考。佛教产生于释迦牟尼对生命的思考和领悟，释迦牟尼本身并不是神而是人，佛是他领悟生命真谛后达到的境界，这种境界与儒家的圣人、道家的至人、神人、真人有相似之处。由于佛家思想产生于印度这个宗教性国家，佛家思想的传播采取了宗教的形式，建立了同其他宗教相似的教义学说、组织系统和行为规范、仪式系统。可以说，佛教的宗教性特征更多的是形式化的。佛教的哲学性特质可能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逐渐消失，而在中国恢复了其哲学特征的原因。现在佛教的宗教形式并未改变，这里有其历史传统的原因，也有对佛教是宗教的理解的原因。无论怎样，佛教的义理是可以拿来作为哲学进行研究的。我们这里所讲的佛学，就是这一意义上的。虽然佛学思考的也是人的生命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之道”。但其产生的背景与中国本土哲学有所不同，而且其思想展开的过程也与中国哲学有很大区别；因而，我们在前面的内容中并未提及佛学。同时，佛学在中国的展开是与儒、道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说，佛学之所以能在中国得以发展，正是由于中国具有与佛学的哲学本质相应的哲学土壤，只有在了解了儒道思想概要的基础上，才能了解佛学的哲学性内涵。另外，佛学的思想之博大精深甚至超出儒道思想，以概论的篇幅难以详细介绍，所以我们只通过这一节的内容对佛学的基本思想以及修为方式作以简要介绍。释迦牟尼是在他拥有了一切人间世俗追求之物：权力、金钱、名声、美色等之后，面对人间底层的苦难生活，开始思考人的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的。他放弃了拥有的一切，进行艰苦的思考与修行，终于领悟了宇宙人生的道理，从此开始以宗教的方式传道。佛家所要寻求的是在无常的人生表象背后的永恒生命状态。这种状态在佛家思想里被表述为涅盘，涅盘是超越生死、寂静不动的永恒生命状态。涅盘的另一种表述是“常、乐、我、净”，即永恒、美好、真我、纯净的生命状态。人的这种生命状态就是“如来”，如来即如其本来，即真实的未受浸染的纯净生命。佛家认为，人的世俗生命与生活是虚假的，不是人的本来生命，这种生命的状态无论福与祸都是虚幻的“空”，其本质都是“苦”，人存在的意义就是摆脱这种“苦”而达到生命的真实状态。整个佛家的理论叫做“法”，“法”就是讲人如何从世俗苦海中解脱出来的道理。这套理论被称为“四谛”，即“苦、集、灭、道”。“苦”是对世俗人生的定性，“集”是“苦”的各种原因，“灭”是“苦”的解脱状态，“道”是消灭“苦”的道路。佛家对人的生命的这种理解有其宇宙论的基础。佛家认为，构成宇宙的元素是永恒存在的，这些元素不生不灭，只是因为“缘”的力量才使得这些元素聚合、分离，形成各种现象。宇宙的基本元素是“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性元素。“缘”本身就是一种“力”，“缘”推动着元素的运动和变化。由宇宙的基本元素构成了十种世界：“六凡”，即“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四圣”，即“声闻、缘觉、菩萨、佛”。人处于凡界。圣界是不动的世界，凡界是轮回的世界。人要达到生命的永恒，脱离世俗的苦海，就要通过修行摆脱“六道轮回”，进入圣界。人在“六道”中轮回的原因是因为人的行为，人的行为被称为“业”，“业”处于因果关系中。由“业”引起的因果关系具有善恶之分，有时“业”又特指恶的行为，善行与恶行的积累决定了人处于哪个世界。只有不断的积德消业才能得以进入圣界，作恶多端则要永远在六道中轮回。这种观念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人的生命也是不生不变的，只不过存在的状态会有不同，因而人不仅有今生，还有前世、来世。人的今生是前世因缘决定的，人在今生的行为又会决定来世的存在状态。可以说，佛教中的神秘性、宗教性因素多缘于这种十界、三世因果轮回报应的观念。世俗中的人认识不清生命的真相，因而是“无明”。“无明”是因为人太相信自己所见所感，而佛家认为由人的感知能力所得的“见” 都是虚幻的。人的感知能力都是“识”，是认识生命真相的障碍，而人却执着于“识见”，因而是“执迷不悟”。所以，要真正理解生命就要去“执”、去“识”，达到“转识成智”，从而脱离人生的苦海，获得生命的永恒。总之，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佛学是关于人的生命的学问，是一种“生命之道”。只不过这种思想的核心是对现实人生的否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出世”。佛学适应了人们追求生命永恒的要求，善恶因果报应的思想也对人们端正行为、行善积德具有指导意义。因而，能够成为有影响的思想形态。佛教从魏晋时期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得到发展。佛教的传入有其在印度衰弱的原因，也有魏晋崇尚玄学的关系。汉代虽然因董仲舒的倡导而“独尊儒术”，但儒家思想缺乏形而上的宇宙论基础，也就缺乏稳定的根基。玄学的兴起正是由于道家宇宙论的吸引，佛家思想也因其宇宙论之精深能够成为有吸引力的思想而被接受。宋明儒学建构儒家宇宙论的努力与玄学、道佛思想的触动密不可分，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中心的“三教合流”的中国哲学思想系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按冯友兰的说法经历了“格义”、“教门”和“宗门”三个阶段。“格义”是翻译佛教经典的阶段。“教门”是在中国的佛教形成了以不同的佛教经典为主作为教义的各种派别的建立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等佛教宗派。“宗门”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产生了不以佛教原始经典为根据而是直接把握佛教思想的“禅宗”。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禅宗”的哲学性最强，也最具有中国哲学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通过佛教方式的体现，在中国哲学意义上的佛学思想也多指“禅宗”。佛教是教人摆脱人生苦海达到永恒的宗教，因而，佛教本身就有修为的方法。其基本方法是“戒、定、慧”，“戒”即戒律，是佛教规定的僧人行为规范，如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等；“定”是修道的方法，包括打坐、诵经等具体方式；“慧”是开悟的状态，是更根本的，“定”是达到“慧”的具体方法。关于佛学的修为方法，冯友兰说是“止观”。“观”即观察一切事物的生灭变化，观察其虚幻不实。“止”即停止对虚幻不实之物的留恋，也即“去执”。“止观”其实是佛教的修为方法。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最大变化是对佛的理解。在佛教中，佛相当于神，而中国的佛学逐渐形成了“人人皆有佛性”和“顿悟成佛”的观念。这些观念首先是由竺道生提出来的，后来为禅宗所继承，成为禅宗的理论基础。禅宗的“禅”，是印度语“禅那”的音译，简称为“禅”，意思是沉思或静虑，是佛教修行方法中的一种“思维修”。禅宗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出的流派。禅宗自称是来自佛祖的“教外别传”，这种传不是言传而是心传，所以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因为是心传所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按照禅宗自己所列的谱系，从释迦牟尼到菩提达摩共28祖，但是历史上并无实据。达摩是禅宗在中国的初祖，到慧能是六祖，禅宗在中国产生影响来自慧能。慧能以后，中国其他的佛教宗派大多消失了。记载慧能事迹的经典是《坛经》。禅宗的兴起与其主张的“顿悟”修行方法有关。在《坛经》的自序中记载，五祖弘忍快死的时候，要弟子们写一首表达禅宗教义的“偈”，写的最好的就是他的继承人。当时，大弟子神秀作了一首偈子道：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针对这个偈也写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赞同慧能的偈，传其袈裟，定为继承人，是为六祖。后来慧能到南方建立了禅宗的南宗，神秀建立了北宗。北宗主张“渐修”，南宗主张“顿悟”。两宗的区别在上面所作的偈中就表现出来了。“渐修”主张通过逐渐的修行恢复人的本性，而“顿悟”则根本否认人有本性。“顿悟”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不修之修”。它实际上也是修，但是不要想着去修，即《坛经》所将的“无念”。无念就是无心，就是顺其自然，不有意做任何事。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无心”也就是“平常心”，“平常心是道”（《古尊宿语录》卷一三）。按平常心生活就是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担水劈柴，无非妙道”。（《传灯录》卷八）《坛经》中说：“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就是摆脱物我对立的观念，“于相而离相”。各种现象都是虚幻的，所以身、心、性皆无、皆空，所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摆脱了物相的观念，就会达到无我、无物的境界。无我、无物其实是真我真物，物我同在，物我一体。我的生命就不仅是在“我”中，而是在整个“物”中，此时，我的生命即是永恒之生命。“无住”就是不执着于“念”，一念发动，必有所指，有所指即有所“住”，但是万物皆流、皆变，“住”即死。“无住”才能顺时而动，生命才能不息，才能在呼吸之间获得永恒。“不立文字”也是“无住”，不被文字所束缚，才能见得大道。“顿悟”就是达到“无念、无相、无住”的境界。“顿悟”的状态就是一下子通了，豁然开朗。“顿悟”的实现靠的不是思想而是直觉，“顿悟”需要有悟性，也需要外在的机缘。禅宗“不立文字”是不用语言来解释说明何谓“悟”，但禅宗留下许多禅师悟道的事迹供参禅者参考，这些事迹被称之为“公案”，引导帮助别人开悟的办法叫做“话头”，如“一指禅”、“茶杯禅理”、棒喝等等。但是对这些“话头”和“公案”，也只能体悟而不能思考。禅宗甚至可以说是比道学、玄学更玄奥、更深刻的对生命的觉解，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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