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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多数日本僧侣是娶妻生子的。那么，这个传统究竟从何而来？
亲鸾与“女犯偈”
提及日本僧侣娶妻的状况，不少人会追溯到镰仓时代的净土真宗祖师亲鸾身上。在净土真宗的传说中，这位祖师与一位叫惠信尼的女性结了婚，此后以半僧半俗的身份布教。而后净土真宗历代也经由亲鸾子孙代代相传至今。今天净土真宗仍然认为亲鸾是日本僧侣娶妻的鼻祖。据《亲鸾梦记》里记载说，亲鸾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这么一件事：
建仁元年（1201年）的一天，二十九岁的亲鸾在京都六角堂做了个梦，这就是“女犯偈”。在梦里，六角堂的救世观音突然以僧侣的样子示现，对亲鸾说：“你因为前世宿报，不得不触犯淫戒。那么我自己化身为一个美丽的女子与你结合吧。我必庄严你身，临终引你入西方极乐。”
资料图：京都六角堂。
此事的真假，不是本文关注的话题。那么亲鸾真的是日本僧娶妻的鼻祖么？并非如此。举例来说，我们来看京都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清水八幡宫的社僧。从十世纪末开始，这所神社的祠官（其神宫寺的寺官）就由娶妻的僧侣世袭。在十二世纪的纪氏出身的别当光清以后，光清的子孙形成田中、善法寺两家世袭检校的职位。到了第六代善法寺通清时，他的女儿纪良子成为足利满诠的妻子，两人育有一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室町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地方寺社的系图之中，反倒是没有子嗣的僧侣会被作为特例注明出来。神社、寺院之间的联姻也并不鲜见。
石清水八幡宫并不是特例。佛教史家平雅行在《亲鸾とその时代》一书中举出，在比亲鸾略早的平安时代后期，延历寺有一位叫做澄宪的僧侣，活跃在当时的政治中枢之中，同时也是鼎鼎大名的学僧，为天台宗安居院流之祖。
澄宪一共有十子，其中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赫赫有名，就是高松院，她是鸟羽院之女，二条天皇的中宫。换言之，澄宪与皇后育有两子。这件事虽已发生在二条天皇死后，但在贵族社会人尽皆知。不过，澄宪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处罚。在他之后，安居院流世代由“真弟”承续，所谓“真弟”，其实就是不同于单单师父弟子的关系，同时还是真实的父子关系。这类真弟相传，在中世佛教界并不鲜见。
资料图：亲鸾的妻子惠信尼。
寺院不“出世”
为什么会出现僧侣娶妻的状况呢？如果我们把目光回溯到更早的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制国家之时，会发现日本有与中国类似的“僧尼令”制度。这个制度，一是私度的禁止，得度成为僧侣需经过国家的批准。二是国家对民间传道的抑制。平雅行认为，至迟在十世纪中叶，这种国家管控的“僧尼令制度”已经被朝廷放弃。究其原因，得度管理制度原本是与户籍、税收挂钩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纳税人口。随着户籍制度渐渐有名无实，以人身支配为基础的税收也被以土地为中心的税收所代替，于是国家也就不再花大力气去禁止私度僧了。到十世纪末，民间传道的抑制措施也不再继续。
当然，国家的得度许可制度并未消失，在国家许可的戒坛（东大寺、延历寺）受戒仍然是要成为一个“官僧”的必经之途。但是随着僧尼令体制的放弃，“官僧”以外大量的遁世僧、圣、沙弥乃至半僧半俗者的人数日趋扩大，这样的转变使得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寺院的世俗化，就是直接的结果。
事实上，中世寺院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地方。寺院的阶层急剧分化，大体上说，可以分为上层的学侣、下层的行人、更下层的下法师，不同的寺院还会有不同的阶层划分。这样的划分多半是由出身来决定的。世俗社会的关系，当然也继续延续到寺院之中。上层僧侣如“大纳言法印”、“民部卿律师”这种称呼，就是由父祖官职的称呼而来。僧侣占有大量私产、私房、诸职、庄园，师父与弟子之间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传法关系，同时也伴随着财产授予的关系。师父与弟子的关系，比之世俗社会的父子、主从并无二致。因而“真弟相传”，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
资料图：延历寺戒坛院。
由于寺院的阶层分化，处于寺院下层和周围的僧侣娶妻的状况更为普遍。譬如延历寺山上是禁欲的“结界”空间，但山下的坂本众徒以及掌握延历寺经济命脉的山徒，乃至在京都以财力和武力闻名的日吉神人、只园神人就是娶妻生子的。处在寺院下层或周围的为寺院经济经营而出力的，主要就是这些“入世”的半僧半俗者。
有趣的是，在延历寺下属的青莲院门迹之中，恰好就有“出世”与“世间者”两个阶层。学者井原今朝男对日光山轮王寺（现在以世界遗产日光山东照宫闻名）的僧侣阶层做了分析。除了常年住在镰仓的座主之外，寺僧可分为似乎并不娶妻的上层“清僧”、剃发僧形但娶妻的下层先达、山伏、圣，以及最下层俗体并娶妻者，后二者被称为“下山之辈”。但是“山上”的又怎样呢？他们在山下建了住房，平时在山下与妻子一同生活。
显然，娶妻生子并不是下层僧侣才有的现象，即便是位于上层的贵种僧，诸如前面提到的澄宪，就是娶妻的。又如四度担任奈良最大寺院兴福寺别当的雅缘，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后来也做了僧正，女儿则进了宫侍奉后鸟羽上皇。东大寺的一位学僧，死后妻子与四个儿子、弟子争夺财产，也算不得什么。
自平安时代以后，上层“学侣”的主流有着轻视戒律的倾向，重视慧学，而轻视禅定、戒律，这也是破戒娶妻状况的原因之一。《沙石集》里说，对于僧侣娶妻的问题，后白河法皇有句名言，叫做“藏起来的就是圣人，不娶妻就是佛”。《沙石集》作者无住道晓更是感叹，当时的世代，“藏起来”的都已经很少了。比起持守戒律的“清僧”，娶妻的在家僧占据压倒性多数。
资料图：日光山轮王寺。
为数众多的“在家僧侣”
前面提到“沙弥”这个词。原本在印度佛教中，受沙弥十戒者为沙弥、沙弥尼，而后成年受具足戒方为比丘、比丘尼。但至少在日本这个地方，沙弥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在中世的文书之中，落款者大多是各式各样的“沙弥”，可以说分布在各行各业。中世的日本，沙弥十戒、在家信者所受的五戒、八斋戒的区分十分模糊，沙弥与在家人的区分也很模糊。以僧形示人却并未受具足戒者，多以沙弥自称。这些“官僧”以外的沙弥、圣们，娶妻与否，原本就不在国家的宗教体制管理之下。
资料图：足利义满。
于是我们再来看另一种并不属于寺院的“僧侣”。室町时代有位叫宋希璟的朝鲜使节出使日本，写了本《老松堂日本行录》。这位使节发现日本男女大半为僧，感到十分惊奇。当然出家并不意味着入寺修行，平雅行将之称为“在俗出家”。这类出家者虽剃发剃须为僧形，但依然不离家中生活，甚至仍然掌握着家中权力。显然，这种与寺院无瓜葛的“在俗出家”者其实是“在家僧侣”，本来就是俗人，当然是娶妻的。
在佛教信仰浓厚的中世，不受国家管控的“在俗出家”是一种普及的习俗。执掌国家权力的如藤原道长、九条道家、后白河法皇、北条时赖、足利义满等等，全都是这种“在家僧侣”。无论是“在寺”的僧侣，还是“在家”的僧侣，大多都是娶妻生子的。
最后，我们再看看宋希璟所见的奇特景象。一天他访问赤间关（今山口县）的全念寺，发现在佛殿和僧舍中，僧众坐在东侧，尼众坐在西侧念佛，僧尼甚至同宿。宋希璟不解，就去问附近居住的一个朝鲜人，那人大笑着对他说，尼僧怀孕之后，会返回娘家待产，生下孩子之后再回到寺院修行。他所描写的尚是“在寺”的僧侣的状况，当然，这与“在家”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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