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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李炳南论语讲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3〕刘兆伟.孟子译评.北京：中华书局，2011.
〔4〕阎振益.新编诸子集成：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5〕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6〕方勇译注.墨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
〔7〕班固.汉书.长沙：岳麓书社，2008.
〔8〕陈戌国校点.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1991.
〔9〕荀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10〕吴松庚.贾谊.长沙：岳麓书社，2008.
摘要：朝贡贸易是明代长时间官方所认可的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拥有明确的规定与体制，在明朝的对外贸易经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其封闭性和垄断性严重阻碍了民间对外贸易的发展。本文根据明朝的各种史料和前人的研究，论述明代朝贡贸易的发展与兴衰。
关键词：明代朝贡贸易海禁兴衰
朝贡贸易即贡赐贸易，周边各国向中原王朝帝王进贡，中原王朝帝王回赐。这种贡赐关系并不是明朝首创，中国古已有之。明初实行海禁，严禁民间私人贸易，在明朝开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外贸易基本上限定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之内进行。周边各国为了保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就采用了这一办法。而明朝皇帝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面子，往往厚赐进贡者，所以周边各国也乐此不疲。上世纪五十年代，史学大家李剑农先生指出：“明初海上之商业关系，已呈变态。”具体表现在：以市舶附于贡舶，优于贡直而免市税；有贡则许市，非贡则否；凡定期入贡，皆预给勘合，勘合不符者不受；宋元舶商之公凭公据，至明变为贡使勘合；由于倭寇海盗剧烈，明初严禁人民下海贩易，市舶司时置时废，很不正常。〔1〕
一、明朝朝贡贸易的确立
明初沿袭宋、元制度，在沿海口岸设立市舶提举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所谓“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2〕朱元璋在建元称帝之前的吴元年（公元1367年），“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设市舶司”，〔3〕建立了明朝第一个市舶司，市舶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互市及抽分征税。而且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编订《皇明祖训》，宣布设立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腊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佛齐国、渤泥国等十五个国家为“不征之国”，〔4〕规定这些国家朝贡的期限，人数等。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以海夷狡诈无常，迫近京师，或行窥伺”，〔5〕遂“罢太仓、黄渡市舶司”，〔6〕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等三处传统口岸另设市舶司机构，但在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明政府却“罢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广东之广州三市舶司”。〔7〕直到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才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设官如洪武初制”，〔8〕同时派遣内臣提督。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9〕明成祖改变洪武时期对朝贡贸易的关闭态度，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甚至招徕的政策。至此，明朝以朝贡为基础的对外贸易体系基本确立。
二、明朝朝贡贸易的繁荣与衰落
明成祖即位后，为了获得中外对其正统地位的认可，虽然依旧坚持海禁，却公开地欢迎外国朝贡。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九月，朱棣夺取帝位还不到三个月即宣布：“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蕃国有输诚来贡者听。”〔10〕放弃了洪武时期限制朝贡的政策，认为“其以土物来市者，悉听其便”，〔11〕并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福建、浙江、广东等三市舶司建造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馆驿。同时明成祖还遣使大批使团前往海外各地，招徕各国前来朝贡。而且朝贡团附带来华贸易的商货，虽例有抽分，但往往特旨免税，如“永乐初，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华商互市，有司请征其税”，〔12〕明成祖拒绝，并说：“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13〕不仅豁免税收，而且政府也出高价收买其大部分。明太祖就曾告诫主管外交事务的礼部官员：“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14〕在永乐时期前所未有的开放政策之下，与朝贡贸易的兴衰相一致，明代市舶司进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期。时礼部给事中黄骥在奏疏中指出：“贡无虚日，沿路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俟候于官，累月经时，防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及贸易货物以归，沿路有司出车载运，多者百余辆人，男丁不足，役及妇女，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改与其为，骚扰不可胜言。”〔15〕黄骥在奏疏中虽然是批评外国朝贡的弊端，但我们也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出朝贡贸易及市舶司的繁荣状况。
但在“怀柔远人”和“薄来厚往”的原则下，朝贡贸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弊病。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即使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而且朝贡使团时常哄抬货价，如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日本使团带着超过规定十倍的货物，明政府给价稍低，使者就叫起屈来，说如果不按照以前的先例给高价，回国就要被国王诛杀，表示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不走了，明政府只好无奈加价。甚至有的公开赤裸裸地恫吓，如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日本勘合船贡使庵桂梧认为明政府收购刀具的价格过低，在争价书中威胁：“或者上国嫌厌往来之烦，一旦弃小国积世禁贼之功，欲显拒绝之意，变例如步，则恐失我国之心，废职贡之事，他日海寇闻风复集，其罪谁当。”〔16〕明政府不仅难以在朝贡贸易中得到经济上的得益，而且用于朝贡贸易的支出益发沉重，朝贡的次数愈多，财政负担愈重。另外，海外诸国慕利而来，有的国家甚至把最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寄托予朝贡贸易，一年数贡，来者不止，明政府对此疲于奔命，难以招架。
有鉴于此，明中后期，明政府开始对朝贡贸易进行严格的限制，首先是对入明朝贡的贡期、人数等方面做出规定，如日本，“贡期限十年，人不过百，舟不过三，馀不可许”，对朝贡贸易的限制趋严。张岱《夜航船》记载：“洪武间来贡者，则有西洋
明朝中外交流的渠道——
—朝贡贸易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谭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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