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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驱逐的荷兰少女，遭抛弃的女杂技师，偷窃来的犹太孤儿；战乱年代的逃亡与救赎之歌。
未曾离开父母怀抱的少女、沉浸于新婚甜蜜的女杂技师，当她们的世界突然天翻地覆，只身被甩入残酷的现实泥淖，她们依然无所畏惧。凭借内心的坚持和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她们拯救自己，拯救对方，拯救一个更加脆弱的生命，拯救更多人……
穿过树林，筋疲力尽的诺亚被一个德国马戏团救起。善良的马戏团主诺伊霍夫先生愿意庇护诺亚和小婴儿，但诺亚必须学会高空秋千表演，以便不受怀疑地隐藏于马戏团中。负责训练诺亚的是被纳粹丈夫抛弃的犹太高空杂技师阿斯特丽德，她对诺亚并不信任。在朝夕相处中，两人逐渐互相了解，彼此的牵绊日益加深。然而，随着外部危险的加剧，两人必须决定是否为了友谊拯救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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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1944那声音传来的时候很低沉，就如同那一次的蜂鸣一般——就是那一次，蜂群追着爸爸穿过整个农场，令他接下来一个星期身上都缠着绷带。我放下擦地板的刷子，曾经优美的大理石经过军靴靴跟的践踏，如今已经开裂，并染上了一道道怎么也无法除掉的泥垢。我辨别了一下声音传来的方向，然后穿过车站。车站上挂着一个粗黑体字的标志牌：本斯海姆站。名字有些夸张了，这里不过就是一间候车室，外加两个厕所、一个售票窗口和一个香肠摊子而已。那摊位只在有肉供应并且天气不太糟时营业。我弯腰从一排长椅下面捡起一枚硬币，放入口袋中。人们忘了或是扔下的东西常令我吃惊。走到门外，在二月夜晚清冷的空气中，我的呼吸化作一团团白烟。天空是象牙白混着铅灰色，预告还有大雪将至。这车站在一个山谷低处，三面都是长满了松树的苍山，绿色的树梢从白雪覆盖的枝条中探出头来。空气中隐约有烧焦的味道。在战前，本斯海姆不过是一个大多数旅客经过时都不会留意的普通小站，但德国人将一切物尽其用，现在这里成了夜间火车停靠、更换机车的良好地点。我在这儿待了差不多四个月了。秋天时，一切都还不错，我很高兴自己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当时我身上的钱只够买两天的食物，省省的话也许够三天。在我父母发现我怀孕将我赶出家门之后，我住到了一个孤女院中。那孤女院出于谨慎，坐落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孤女院的人本可以将我送到美因茨，或是至少送到*近的城镇上，但是他们就只是打开门，让我步行着离开。我走到火车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处可去。在离家的这几个月当中，回家去乞求父母原谅的念头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思绪中。没有回去，并不是因为我太骄傲。如果回去真有什么好处的话，我宁愿跪地求饶。然而，我记得父亲赶我出家门那天眼中的狂怒，我知道他的心门也对我关上了。我没有办法承受两次拒绝。巧的是，车站当时需要一个清洁工。我绕到车站后面，走向我睡觉的小隔间，我就睡在一个铺在地上的垫子上。我身上还穿着离开家时所穿的孕妇服，只是现在整个前襟都松松垮垮地垂着。日子当然不会这样下去。我会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一份提供的薪水不止买得起发霉不严重的面包的工作，我还会找到一个舒服的家。我看着自己投射在车站窗户中的影子。我的容貌平平无奇，淡黄色的头发经过夏日的阳光酷晒后显得更白了一些，还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我曾为自己长相平凡而苦恼，但现在这是一个优点。车站的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卖票的女孩和香肠摊的男人——每天晚上都回家，他们几乎从来都不跟我说话。旅客们匆匆经过站台，胳膊下夹着《先锋报》，将烟头丢在地板上蹍灭，他们从来都不在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尽管孤独，我却需要这种孤独。若有人问我过去的事情，我无法回答。不，他们从来都没有注意过我。但是，我一直在看着他们：那些出征的士兵，那些每天都来月台查看一遍、满心盼着能找到儿子或丈夫，*后只能孤单离开的母亲妻子们。你总是能分辨出哪些人想当逃兵。他们努力表现得和平常人一样，仿佛只是来休假。然而他们的衣服全紧绷绷的，因为下面套了一层又一层；他们的背包装得满满的，仿佛随时要爆炸一样。他们从不与人目光交会，而是挂着一张苍白而紧张的脸，催促着孩子快走。那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声音是来自我之前听到汽笛声的那列火车，它就停在远处的轨道上。我向那列车走去，经过了几乎全空的煤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部分储备都是给在遥远东方作战的步兵的。也许是有人忘记了关发动机或其他机器。我不想被骂，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尽管现在境况不好，但我知道还有更糟的局面——我很幸运能够在这里栖身。“幸运”。这个词，*初我是在离开父母后前往海牙的公交车上，听一个将她的鲱鱼分给我吃的德国老妇人说的。“你是一个标准的雅利安人。”她泛着鱼腥味的嘴唇翻飞，跟我这么说。当时我们的车正在蜿蜒曲折而又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我觉得她是在开玩笑。我有平淡无奇的金发，小小的鼻子。我体形健壮，很像是运动员，不过*近开始变软，长出了曲线。除了那天晚上，那个德国人在我耳边低语时，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平淡无奇。但是，此刻，我被告知我很好。我发现自己正在向那个老妇人吐露我怀孕的秘密以及被赶出家门的事情。她告诉我去威斯巴登，然后潦草地写了一个字条，写着我孕育的是帝国的孩子。我收下字条便出发了。我并没有想过去德国是不是有什么危险，也没有想过是否应该拒绝前往。有人想要像我孩子这样的孩子。我的父母宁可立刻死去，也不愿意接受来自德国人的帮助，但那个老妇人说他们会庇护我，这样的人会坏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也无处可去。我很幸运，当我到达那个孤女院时，他们也这么说。尽管身为荷兰人，但我被认为是雅利安人后裔，我的孩子也可以被纳入“生命之泉计划”，被一个良好的德国家庭接纳抚养，否则他就会是个耻辱，做一个非婚生的私生子。我在那里待了将近六个月，读书，帮助孤女院做杂务，直到我肚子越来越大干不了活为止。那里专门接生的设备即便算不上豪华，也可以说是非常现代化，非常干净，有助于为帝国产下健康的孩子。我认识了一个叫伊娃的女孩，她身体健壮，比我大几个月。有一天夜里，她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血泊之中，他们将她送去了医院，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在那之后，我就一直独来独往。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在那里停留多久。一个寒冷的十月清晨，我分娩的时候来了。从孤女院的早餐桌边起身时，我的羊水破了。接下来的十八个小时，我迷迷糊糊的，能记起的是难以忍受的疼痛和不断强调的命令。我没有听到任何鼓励的话语，也没有感受到任何安慰的触碰。*后，孩子哭叫着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整个身体空了，泛起一阵阵战栗。有一台机器停止了工作。护士的脸上浮现出怪异的神色。“怎么了？”我问。他们不允许我看那个孩子，但是我忍着痛，挣扎着坐直了身子。“出了什么问题？”“一切顺利，”医生确定地说，“孩子很健康。”但是他的声音令人不安，消毒口罩上方厚眼镜片后的脸闪烁着暴风骤雨。我向前探身，目光和一双夺目的黑色眼睛相逢。那双眼睛不是雅利安人的。我明白医生的不安了。这孩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完美的种族。有些隐藏的基因，可能来自我的家族，也可能是那个德国人的，令这个孩子有了黑色的眼睛和橄榄色的皮肤。他不会被纳入“生命之泉计划”中。我的宝宝哭了起来，声音尖锐犀利，就仿佛他听到自己的命运被否决了一般。我忍着疼痛，伸手去够他。“我想抱抱他。”医生和护士正在一些表格上记录着关于孩子的琐碎细节，他们交换了一下不安的眼神：“我们不允许，‘生命之泉计划’不允许。”我挣扎着坐起来。“那我就带他离开。”这是虚张声势而已，我没有任何地方可去。我来这里时，已经签了文件，愿意放弃抚养权以换取我在这里的食宿，而且医院是有警卫的……我几乎还没有办法下地行走。“请让我抱他一小会儿。”“不行。”护士同情地摇了摇头，在我继续恳求时，她就溜出了房间。她走开后，我声音中的某些东西让医生产生了怜悯之心。“就一会儿。”他不情愿地将孩子递给我。我盯着那红彤彤的小脸，吸着他头部散发出来的甜美气息。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努力才生出来，他的头有点尖。我的目光落在他的眼睛上。多漂亮的眼睛啊，这么完美，怎么可能不符合他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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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故事》不是传记，也不是关于我研究过的那些知名马戏团明星的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在描写马戏团的节目和他们在战争期间生活和表演的方式时，我做了很大程度的自由发挥。但我在研究中遇到的那些真实人物——艾琳·丹纳和彼得·斯多姆 本托不顾禁令坚持真爱的选择，马戏团主人阿道夫·奥尔索夫庇护犹太人的勇气，以及他在德国人搜查时隐藏他们的巧妙手段，都给了我诸多灵感。1995年，阿道夫·奥尔索夫接受了由大屠杀纪念馆颁发的“国际义人奖”，当时他说：“我们马戏团的人不认为存在种族和信仰的差别。”这本书尽管是虚构的，但我希望将其当作向这些人物的勇气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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