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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第四任院长王旭东。
常书鸿1904年—1994年，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
满洲人。
1904年4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满姓伊尔根觉罗。
祖父名少峰，为清代驻防浙江杭县并安家落户的“世袭云骑尉”。
因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被人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敦煌艺术的“守护神”、现代油画大师常书鸿，出身于杭州驻防旗人，辛亥年间他尚年幼，对革命军攻打当地旗营存有难以泯灭之惶恐记忆。
后来笔者曾造访常老，老人证实此事说，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常先生自幼喜欢艺术，而他的父亲又是个倍奉实业救国的人。
所以，执拗地把他送到工业学校去读书。
无奈，他选择了与绘画有关系的染织专业，并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在那里学到很多知识。
为了进一步深造，1927年他去了法国，在那里他把一切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后来终于考上了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毕业后他取得了里昂市公费奖学金，并转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
留学十年间，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虽然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忘不了报效祖国。
大概是1935年秋的一天，常先生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
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
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回国之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能实现梦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促成了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想。
常先生首先担负起了这一重任，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1943年3月27日，常先生肩负着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动，真是彻夜难眠。
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他来说，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艰苦的地方。
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由此可知，敦煌莫高窟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着，无论困难有多大，其信念一点也没改变。
到了1944年的秋天，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先生任所长。
然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
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
这是1945年春天。
对于任何困难他们都能克服，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
面对现实，他毫不犹豫，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
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其余什么也顾不得，只知拼命去工作。
为此，妻子因忍受不了这里艰苦生活条件、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无人照管，一切落在他的肩上。
本来工作中困难重量，妻子离去又是雪上加霜，使他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他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要坚持工作下去。
常先生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
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
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他的一生为莫高窟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敦煌这座人类艺术宝库在浩劫后能得以保存并获新生，多赖于被称为“守护神”的常书鸿。
他捍卫国宝的献身精神，出于对祖国的忠诚，也是由于他临终前所说的“深蒙党和人民厚爱”。
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结合，在这位杰出艺术家的身上得到生动体现。
为复兴祖国文艺毅然回国，又选择了荒凉的西北大漠中的敦煌。
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五十多年，在日本被称为中国的“人间国宝”。
临终前向江泽民主席提出的请求，是让妻儿继续进行敦煌研究。
壁画临摹作品：此时期常书鸿先生的壁画临摹作品有：257窟《鹿王本生》、285窟《作战图》、249窟《狩猎图》、156窟《张议潮、宋国夫人出行图》、428窟《萨陲那本生》、《须达拏太子本生》、《四飞天》254窟《萨陲那本生》等。
油画创作有《莫高窟下寺外滑冰》、《野鸡》、《古瓜州之瓜》、《雪后莫高窟风景》、《南疆公路》、《敦煌中寺后院》、《三危山的傍晚》、《敦煌农民》、《古汉桥前》等作品[8]。
其他作品：1949年祖国解放后经过调整，至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常书鸿任所长。
参加了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炳灵寺、麦积山、天梯山及新疆各石窟等的考察工作。
特别是1963—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组织进行了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加固工程。
其间遭到迫害，制使身心受到伤害，至1977年才完全恢复工作，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至1993年撰写和发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从敦煌艺术看中华民族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特点》、《新疆石窟艺术》等文章。
编辑和组织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艺术小丛书》、《常书鸿油画集》等。
敦煌壁画临本有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及榆林窟25窟全窟壁画的组织合作临摹等。
油画作品有《哈萨克妇女》、《新疆维吾尔姑娘》、《雪后大佛殿》、《榆林窟风景》《林荫道》、《水仙花》、《印度晚霞》、《兰州白兰瓜》、《鱼》、《刘家峡水库》《丁香花》、《万紫千红》、《珠峰在云海中》、《献给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等。
张大千为了临摹敦煌壁画，从印度运来各种矿物颜料，有从西宁兰州等地采买日用品，前后动用七十八辆驴车才运至敦煌。
他还请了精于制作画布的喇嘛，当时西北混乱不堪，为了安全又雇佣了军队，在敦煌两年，张大千不仅变卖了卖了自己的古董书画，还欠下了五千两黄金的巨债，为此还了二十年的债。
可谓倾家荡产，还搭上了后半生的收入。
他对这件事的用心和付出可以见到，西北的生活困苦暂且不提。
洞窟里光线暗，打着油灯作画，反反复复多次观看，才可以落下一笔。
就这样的环境里，把壁画留存下来，承载在纸上，作为流传。
此中辛苦，谁能知道。
讲张大千对敦煌莫高窟的破坏，可以理解为理念的不同。
文物保护的观念，和艺术家的看法。
“中国自有绘画以来，先有人物画，再有佛像画，山水只不过是一种陪衬。
但到了后来，山水独立成宗，人物逐渐势衰。
以至于，明清文人视山水为正统，视人物画为匠人画，人物反倒成了山水的衬托物！
曹衣出水，吴带当风，颊上添毫，画龙点睛，这些赞美绘画艺术的成语，都是专讲的人物画。
而敦煌的人物画，佛像画，是中国画里的传承，别开一脉把中国画，传承了下来留下了不一样的东西，这是张大千，整理的初衷。
但，敦煌久经战乱，历经劫火，从清朝以来不知道荒废了多少，在当时就是一废墟之地，破房子，里面的壁画，遭受氧化，人为破环，脱落，可想而知，早已经不成样子，而大千先生，做的事情，就是对坏掉的壁画，修复，临摹到纸面上让后辈来看。
可惜的是方法不对，莫高的壁画，画中有画，一层覆盖一层，大千敲掉最外层又出一层，这是一。
另外的在壁画上刻字留言，这是二。
但初衷是好，只不过观念不同，试问二十世纪初的人上何处去讲，文物保护，今人觉得是破坏，而前人的心血却用在了保护。
当时的国人已经有了文物保护的观念，所以作为，一个公案留在了现在。
张大千留在这堵墙壁上的竹子残影。
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
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
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
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
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004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八月十四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
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今年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樊锦诗用40多年的执著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
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在从事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40多年中，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
出版了《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中国壁画全集·敦煌·3·北周卷》、《安西榆林窟》等10多部敦煌石窟考古美术专著；发表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后期洞窟分期》、《敦煌莫高窟第290窟的佛传故事画》、《从莫高窟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等20多篇有关石窟考古与艺术的论文，对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研究颇有建树，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与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敦煌壁画部分），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6卷），主编《解读敦煌》（13册）[3]，均为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必备的重要大型参考丛书；主持完成了《莫高窟崖顶风沙危害的研究》、《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全数字摄影测量在莫高窟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研究》、《敦煌文物资源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国内贡献》等近30多项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研究课题；还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及其保护、研究工作》、《敦煌莫高窟开放的对策》、《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的制定与收获》《建设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数字化时代的敦煌——探索保存和利用敦煌文化遗产的新途径》、《敦煌莫高窟旅游开放的效益、挑战与对策》等近30篇探索古遗址科学保护及管理的论文。
所获荣誉：1985年获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章；1986年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7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1年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起任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2002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人事部、科技部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04年当选由《人物》杂志等单位组织评选的“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7年，被甘肃省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
2009年，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中，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13年荣获中国公民道德最高奖“雷锋奖”。
2018年11月，入选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
人物评价：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女士，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樊锦诗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
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段文杰（1917年8月23日—2011年1月21日），男，汉族，四川省蓬溪县常乐镇人，祖籍四川绵阳丰谷镇。
擅国画，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
曾任敦煌艺术研究美术组组长、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甘肃分会副主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有《敦煌彩塑艺术》、《敦煌壁画概述》、《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等。
临摹敦煌壁画384幅，在国内外多次展出。
撰写论文数十篇，出版有《段文杰敦煌艺术研究文集》、《段文杰敦煌壁画临摹集》等。
2006年获“中国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2007年获“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
2011年1月21日，段文杰在兰州逝世，享年95岁。
主编和组织参于出版的书有《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上下）·敦煌彩塑》三卷本，《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文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敦煌壁画》十卷本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金奖，《中国壁画全集·敦煌》之5、6、9卷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金奖；《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论文集》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铜奖，《敦煌石窟艺术》丛书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铜奖；《敦煌壁画故事》少儿连环画获“冰心儿童文学提名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敦煌石窟艺术》丛书三十卷获美术出版物特别奖；《敦煌石窟艺术·榆林窟第25窟》、《敦煌研究文集》等画册与论文集、大型画册《敦煌》、《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一卷本等，组织和主办了数届“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1944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将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带到四川举办展览。
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段文杰站在画前，激动异常。
1945年7月，刚毕业的段文杰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敦煌。
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
在洞窟里，段文杰惊喜万千：壁画原作比临品更美，美得令人震惊。
但他同时更加心痛：风化脱落、烟熏火燎、手划刀刻……自然与人为的伤害令这些绝世的艺术品逐渐凋零。
于是，他暗下决心：“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
”正是在这惊喜和痛心之间，段文杰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莫高窟。
在敦煌期间，段文杰的生活极为艰辛，喝的是宕泉河的碱水，没有大米，少有蔬菜，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交通也极不便利，徒步去四五十里外的县城，当天回不来。
莫高窟夏天干热高温，冬天风卷黄沙。
段文杰他们最初的好几年都住在由马厩改造成的简易房间里。
经常吃不饱肚子，段文杰还要每晚提上棍棒到洞窟周围巡查一番，防止盗贼。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
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第一。
1947年和1948年，段文杰及其同事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
从1982年起，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敦煌学研究开拓道路。
1994年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有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
会上，中国的敦煌学者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展示了中国敦煌学繁荣兴盛的良好局面。
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辞典》于1998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由季羡林担任主编、段文杰等任副主编，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数易其稿而成，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
在全国敦煌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他说：“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这是中国敦煌学者共同努力的成绩，但是敦煌学是国际的学问，欢迎各国学者进行研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
所获荣誉：2006年获“中国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
2007年8月23日，为表彰段文杰对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事业的终身贡献，甘肃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授予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
这是对段文杰60年敦煌生涯的绝佳总结。
敦煌研究院第四任院长王旭东，男，汉族，1967年2月生，甘肃山丹人，200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8月参加工作。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地质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研究馆员。
现已调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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