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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杭州发生了一起强奸致死案，一对叫做、的叔侄被认定为凶手，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法院分别判处和15年徒刑。在坐了十年大牢后，真凶落网，张氏叔侄的冤案才得以平反。类似的错案，历史上也发生过。我们今日就来说一桩发生在宋代的错案。淳熙年间，一份自边关发往朝廷的军事密函在传递过程中被人私自拆封，并塞入一封匿名信，朝廷彻查下来，获悉是池州的“递卒”（传递军事信函的士兵）汪青“私启递筒”（密函装于竹筒内再密封，称为递筒）。当时宋朝与在边境对峙，汪青触犯军纪，“事关边徼”，后果很严重，所以被判了斩刑。谁知几年后，“他卒事觉”，即发现原来是其他递卒所为，朝廷这才知道汪青是冤枉的，被冤杀了。冤案铸成，真相大白，当然必须进行补救。宋朝的做法，跟现代司法制度。补救分为两部分，一是给予“国家赔偿”，孝宗“诏给青家衣粮十五年”（另一处史料则说“青家支给五年”，本文采用宋史的记载），即由政府赡养汪青的妻小十五年。二是追究法官的责任。在古代，法官错判被称为“出入人罪”，包括“故出人罪”（故意轻判或脱罪）、“失出人罪”（因过失而轻判或脱罪）、“故入人罪”（故意重判或捏罪）、“失入人罪”（因过失而轻罪重判或无罪获刑）。宋人的司法理念是“与其杀不辜，”，换成现代的说法，即“”，体现在法官问责上，宋代对“失出人罪”的处罚很轻，几乎没有惩罚，对“失入人罪”的处罚则很严厉，“失入一人有罚，失出百人无罪”。因为这一做法具有激励法官轻判之弊，不利于“出公心为朝廷正法”，后来在臣僚的建议下，便改为“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死”、“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但对“失入”的惩罚重于“失出”的倾向性，还是保留着，体现了宋朝对“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司法理念的坚持。所谓“人命关天”，宋代对“失入人死罪”尤为重视，创设了中国法律史上第一个“失入人死罪法”，可惜的是，这一立法并未为后来的元明清继承。按年间的立法，凡失入人死罪者，如误决三人，则负首要责任的法官“刺配千里外牢城”；如误决二人，首要责任法官押赴“远恶处编管”；如误决一人，则送“千里外编管”；其他负有责任的法官，也要受撤职、降职等处罚；如果犯人未处决，则法官的责任可减轻一等。当然处罚最严厉的是“故入人罪”，以“全罪”论处，即以含冤者所受到的罪罚还论法官。此外，宋代的法律又规定，“狱官有失入人死罪者，终身不复进用”；“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或两次失出入徒罪一人，不许再差充法司”，意思是说，曾因过失而犯有“出入人罪”过失的官员，不得再担任法官。宋仁宗时，刑部推荐一人当“详覆官”（负责复核刑案的法官），仁宗记得他的姓名，说：此人曾因“失入人罪”，不得再迁官（升官），岂可任法吏？推荐者皆处罚金。回到前面的汪青案，当年的主审法官是池州太守赵粹中。冤案被发现时，他已经离任，调到他处为官了。说起来，这个赵粹中倒不是个糊涂官，他曾雪岳飞之冤，主政池州时，“郡政修举，实惠及民”，可见虽不是“无懈可击的神探”，却也是一名好官，他对汪青案应该属于误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问责的，所以赵粹中因为这个案子“落职”，即被撤去官职。其他有牵连的官员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处分，“余责罚有差”。这个案子总算了结了，却不知冤死的汪青地下有知，是否能瞑目。毕竟，给予冤死者家属的抚恤再优厚、对法官的责任追究再严厉，都不能挽回冤死之人的生命了。所以，更为重要的，还是在司法制度设计上完善程序，尽最大程度减少冤案的发生。应该说，宋代的司法制度在防范发生冤案、错案方面，还是有一整套非常周密的程序的，虽然不可能完全过滤了错案，但至少是可以大大降低冤案的发生几率的。这个问题，我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已经略作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文章摘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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