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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士人的家国情怀
什么是“士”？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士，事也。”意为善于做事情有能力的人。班固在《白虎通·爵》中解释为：“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又解释为：“学以居位曰士。”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中解释为：“以才智用者谓之士。”总括起来，“士”就是指有知识、有思想、有能力、有一定地位的读书人。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西周、春秋时代，士处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是地位最低的贵族。先秦以后，士居于“农工商”之前，成了地位最高的平民。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认为：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现象。要正确理解“士”的内涵，可以把它跟近代西方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进行比较。“知识分子”的传统渊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二是基督教的“救世”精神。中国的“士”就看重知识而言，相当于希腊的哲学家，而从士“仁以为己任”和“明道救世”的角度而言，“士”又兼备近似基督教的宗教情操。士人既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社会群体。他们以其特有的士人精神，在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们以儒家“入世”的积极态度，参与政治，关注民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彰显士人的家国情怀。
一、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
在中国专制集权的体制下，政治就像一张网，士人自然不可能置身网外，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与政治脱不了干系，即使是避世隐居，也是因为对政治信心丧失所致。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士人，表面上是不闻政治，潜心向学，实际上还是企图以思想救世。因此，许多士人在进行学术追求的同时，还具有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
《左传》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功”在这里指的就是事功，亦即事业和功绩。所谓事功精神，并不仅仅指一般意义上对功利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指与心性哲学相对的一种经世济时，关注国计民生的“经济之学”。传统的事功精神注重现实需求，提倡“通经致用”，“崇本抑末”，并善于将各种思想理论融化为解释现实需求的工具，因此表现出浓厚的“实用理性”特点。
周游列国，“汲汲于仕进”的孔子，以一种积极的“入世”态度，体现着强烈的事功精神。其“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中就包含着事功的含义，从个人的角度说，“克己复礼”重在“修己”，而从治国安邦的角度看则是一种“事功”。惟有“立于礼”的治国者，才能保国兴家，成就霸王之业。
韩非子的思想也带有强烈的实用理性倾向，他以实践效果作为检验和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他在《韩非子·问辩》云:“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殷者也。”意谓一切言论行为，只有施行后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才有价值的，最后法家用事功精神实现了强国一统之梦。
汉代士人身上的事功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汉朝的许多官吏，他们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士人们企望扬名立万的路径选择中，“立德”、“立功”远在“立言”之上。西汉的贾谊、晁错就是这样，他们把文章所具备的“经国之大业”的政治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文章的主题都关乎当时重大国事和国策，从治国策略上看，他们都提倡仁政的思想，主张以民为本，而且礼法结合。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捆绑在一起，在对政治的关心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念。
即使是隐士陶渊明，在他的思想深处也或多或少地隐藏着一种事功精神。陶渊明归隐田居的初衷有三点：一是因为官僚世袭、门阀制度的存在，一直得不到升迁，自己又不擅长曲意逢迎。二是因处于乱世，朝代更迭频繁，恐误人歧途，招来不测之祸，为保持个人名节而退隐。三是由于受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道家“以自隐无名”思想的影响，权衡利弊之后，才辞官归田。如果他毫无事功思想，恐怕他就会如同许由伯夷一样，一天也不会出仕。
士人的这种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绝非为一己之私利，只不过是为了寻求更大的空间，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
二、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
“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指出：忧患意识“当系来自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而后“却正为周公召公们所继承广大”，他认为中国人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而人文精神的基本动力就是忧患意识。《孟子·告子下》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忧患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它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恰恰是中国古代士人主体意识的一种表现。
古代的士人大多怀有一种“忧天下”的博大情怀，由于在专制时代，君主是国家、政治、天下的象征，正如《公羊传》中所说：“国君一体也”，因此，在大一统的政权中，士人的忧国忧民之情常常以忧君为具体表现形式。当然他们的忧君意识也是源于对国家、对百姓的挚爱之情，目的是期望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富足安康。
士人对君主的忧患主要表现在劝导君主要有所“忧”，要善于用人、要行仁政等，避免人亡政息。扬雄在《先知》中有一段对话：“或问：‘何以治国？’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强调君主是立政治国的出发点。
荀子《臣道》云：“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韩非子认为，人臣有“五奸”，刘向认为人臣有“六邪”等等，都是对君主识人鉴人充满了忧虑与期待。
明代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曾向万历帝进疏道：“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谏遂非，侈用虐民，亲小人，远贤臣，盘乐怠傲即乱。”
当然士人们的忧患意识并非局限于忧君，士人们这种忧患意识还凸显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意识，这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忧君意识所不能企及的。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达了这种“天下为公”的情怀。
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投奔永王幕中，永王失败后被流放。有人批评李白缺乏政治眼光，其实从一名忧国忧民的士子角度来看，他忧的并不是太子李建成抑或玄宗李隆基，而是抽象的“君”，更是抽象的“天下”！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船山认为“忧国”与“忧君”有着质的不同，在《楚辞通释》中，他反复强调屈赋中流露出的民族忧患意识。他在“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六句后批注道：“己之秉忠贞而树贤于国，唯以国势寝衰，将有危亡之忧，而君有丧邦之耻，隳其令名，是以愿俟时以有为。”船山在此肯定了屈原忧的是国家民族的危亡，而非心系昏君的个人安危。相反，他认为国君丧邦辱国是极可耻的。
士人们的忧患意识还体现为潜心于学，力图以思想救世。明末清初，很多士人眼看挽救时局无望，便退而著书立说，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对明末一些士人的行径进行褒贬。在这样的士人当中，顾炎武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顾炎武明末就参加过复社的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后，又参加昆山、嘉定一带人民抗清起义，起义失败后，拒与清廷合作。他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到之处，访风问俗，广泛搜集史料，著书立说，沉潜于学问的研究之中。顾炎武的学问，目的性极强，那就是为了警世。
忧患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种理性的、批判的思想意识，是士人们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三、责无旁贷的担当情怀
孔子在《论语·泰伯》说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般认为这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出处。孔子谆谆告诫士人要有胸怀大志，关心天下兴亡的担当情怀。孔子在《论语·宪问》还特别指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如果士人沉湎于安逸稳定的家居生活，就算不上士人。
北宋儒学大师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对士人担当情怀的具体内涵作了深刻的诠释。
千百年来，传统士人在孔儒之道的引领下，以责无旁贷、自觉担当的气概，逐渐养育成就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忧国爱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诗人苏轼在《辩贾易弹奏待罪札子》中说:“窃怀忧国爱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命于天，不能尽改。”在这里，苏轼把关心朝政的担当情怀看成是“受命于天”，违天则不祥。一百余年之后，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在《跋东坡帖》里由衷地赞许道:“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伟大思想家王船山身处“天崩地解”、故国败亡的明清之际，他没有逃避作为士人应尽的历史担当，而是挺身而出，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他呼吁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应当匡维世教、救君之失，对国家兴亡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他说:“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对“唯君相可以造命”的观点难以苟同，他指出:“唯君相可以造命，岂非君相而无与于命乎?修身以侯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认为士人虽然“权藉”不如君相，但只要加强自我修养，静以待时，即使是“一介之士”，也必然能够“莫不有造”，有所作为，决不可轻易放弃历史赋予人士的使命。
“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先生曾有一问：“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意思是危难之际，我们这些人不挺身而出，天下百姓该怎么办？当时，梁先生在自长沙回北京途中，看见中原大地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此心如饮苦药”，遂写就《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长文，“投袂而起，誓为天下生灵拔济此厄”。其担当之勇气与魄力，跃然纸上，令人景仰。
有一代又一代勇于担当的士人存在，苍生甚幸，民族甚幸，中华文化也得以薪火相传，绵邈不绝。
家国情怀是构成士人精神两极中的一极。什么是士人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翻译家资中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主流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国情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勇于担当。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一旦仕途失意，便拂袖而去，高蹈林泉，放浪形骸。宁可世外穷处，也不委屈自己身心，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人格。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理应接续先贤，培育“现代士人精神”，可现实是这种士子精神却日渐式微。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当今社会道德沦丧的主要推手，根源就在于他们把一己私利和个人情感当作判别真假善恶的历史尺度。他们也不乏“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可他们早已蜕变成“藤本植物”，“立言”的目的在于攀上“官本位”的高枝，以求取自己物质与精神上的“贵族化”。忧患意识、担当情怀严重缺位，有的甚至连基本的人格都被踩在脚下。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饱经忧患、历尽劫难而绵延不绝地发展壮大，其中传统士人这种家国情怀的士子精神，始终在起着脊梁般的支撑作用。在当今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重建“现代士人精神”，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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