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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书，并附寄大文一册。知台从去岁北行[2]，以途中染疾，就医历下[3]，至正月之杪，乃达京师。
是时鄙人适已出都，未及相见为怅。阁下志节嶙峋[4]，器识宏达，又能虚怀取善，兼揽众长。来书所称，自吴侍郎以下[5]，若涂君、张君、方君，皆时贤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6]，谬蒙崇奖，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7]，颇思避位让贤，保全晚节。赴阙以后[8]，欲布斯怀，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复陈情。来书又盛引古义，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间[9]，进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颓，无补艰危，止速谤耳[10]。
大著粗读一过，骏快激昂，有陈同甫[11]、叶水心诸人之风[12]。仆昔备官朝列，亦尝好观古人之文章，窃以自唐以后，善学韩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数家之作，而考其风旨，私立禁约，以为有必不可犯者，而后其法严而道始复。大抵剽窃前言，句摹字拟，是为戒律之首。称人之善，依于庸德[13]，不宜褒扬溢量，动称奇行异征，邻于小说诞妄者之所为[14]。贬人之恶，又加慎焉。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15]，必有主峰；龙衮九章[16]，但挈一领。否则首尾衡决[17]， 陈义芜杂，滋足戒也[18]。识度曾不异人，或乃竞为僻字涩句以骇庸众，斫自然之元气[19]，斯又才士之所同蔽[26]，戒律之所必严。明兹数者，持守勿失，然后下笔，造次皆有法度[21]，乃可专精以理吾之气，探求韩公所谓与相如、子云同工者[22]。熟读而强探，长吟而反复，使其气若翔翥于虚无之表[23]，其辞跌宕俊迈而不可以方物[24]。盖论其本，则循戒律之说，词愈简而道愈进；论其末，则抗吾气以与古人之气相翕[25]。有欲求太简而不得者，兼营乎本末，斟酌乎繁简。此自昔志士之所为毕生矻矻[26]，而吾辈所当勉焉者也。国藩粗识途径，所求绝少，在军久，旧业益荒，忽忽衰老[27]，百无一成，既承切问，略举所见，以资参证。
别示种烟之弊[28]，及李编修书，膏腴地亩，舍五稼而种罂粟[29]，不惟民病艰自食，亦人心风俗之忧。直隶土壤硗薄[30]，闻种此者尚少。若果渐染此习，自应通蚀严禁[31]。但非年丰民乐，生聚教训[32]，亦未易以文告争耳。
【注释】
[1]陈右铭：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举人出身，曾参曾国藩幕府。此时以知府官湖南，故称太守。陈于光绪年间任湖南巡抚，倡办新政，是清末维新派人物。[2]台从：指陈宝箴。台，对官吏的尊称，附于官职后，如抚台、学台，台从犹言“左右”，“执事”。[3]历下：山东古邑名，在今济南市西。[4]嶙峋：山崖突兀貌，喻为人刚直。[5]吴侍郎：吴存义，字和甫，江苏泰兴人。官至吏部左侍郎，以清廉称。[6]窳（yǔ）：器物质地粗劣，此喻人的才能低下。[7]玷（diàn）：犹忝、辱，自谦之辞。[8]阙：朝廷。[9]承乏：所任职位一时无适当人选，暂由自己来承担。在任官吏常用的谦辞。[10]止：仅，只。速：招致。[11]陈同甫：南宋文学家陈亮，字同甫，擅长政论。[12]叶水心：叶适，南宋哲学家，学者称水心先生。散文擅长政论。和陈亮一样，理学家的性理空谈。[13]庸德：功德。庸，功。[14]小说：指故事性的文体，如神话传说、街谈巷语之作。[15]旁薄：亦作“磅礴”，广大无边貌。[16]龙衮（gǔn）：帝王的礼服，上绣龙纹。共有九种图案，称“九章”。[17]衡决：横断，脱节。衡，通“横”。[18]滋：通“兹”。[19]斫（zhuó）：砍，削。元气：精神，生气。[20]蔽：蒙蔽。认识不清。[21]造次：匆忙，仓促。[22]相如：司马相如，西汉文学家。子云：扬雄，西汉文学家。韩愈《进学解》：“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意思是两人文章都写得好，但手法和风格不同。[23]翥（zhù）：飞举。[24]方物：“仿佛”的声转。想象，形容。[25]抗：举起，高。翕（xì）：合。[26]矻矻（kū）：勤奋不懈貌。[27]忽忽：形容时间过得很快。[28]烟：此指鸦片。即下文的“罂粟”。罂粟是草本植物，果实中的乳汁是制鸦片的原料。[29]五稼：五谷，泛指粮食作物。[30]硗（qiāo）薄：土地坚硬而瘠薄。[31]饬：通“敕”，命令。[32]生聚教训：语出《左传哀公十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生聚：繁殖人口，聚积财力。教训：教化训导。
【赏析】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1853年初（咸丰二年末），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残酷镇压太平军，被清廷视为“同治中兴”的功臣，并因此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死后谥文正。为文推崇姚鼐，早年在京师曾攀附梅曾亮，并与朱琦、王拯、吴敏树等桐子城派人物相往来。后以桐城派为号召，网罗人材。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等都曾充其幕僚，并以曾门弟子相称。著有《曾文正公诗文集》。编有《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
这是作者年任直隶省总督驻天津时写给当年幕僚的回信。信中主要就对方的文著进行评价，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即作文要有一定的戒律，在法度的约束下追求表达的自由。另外，从侧面也反映了作者暮年的消极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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