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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不少年俗都渐渐被遗忘。但年俗中渗透出的温暖和美好的感情，实在令人无法抗拒。于是不少濒临消失的年俗再次被挖掘出来，而年画正是其中最优美的一种。过年贴年画这项传统的年俗，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满载着久远的幸福和回忆，曾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年轻人很少有人经历过。 近日，由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今晚传媒集团渤海早报、天津博物馆和西青区文化局共同主办的“以画过年”——天津年画史展拉开帷幕，记者采访了此次画展的总筹划人冯骥才，听他讲述年画的优美传统和悠久历史。
从“纸马”到年画 记者：过年贴年画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年俗。您曾经介绍过，年画的鼎盛时期是在清代中期。您能谈谈年画的起源吗？ 冯骥才：说年画的起源就不得不说说年俗的由来。一年有四季，春季播种、夏季耕耘、秋季收获、冬季贮藏，而四季周期的节点，就是年。在这个节点上，人们对旧的一年满怀依恋，又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期盼，各种强烈的情感都在此时迸发。因此可以说，年是一个充满了情感的理想化的节日。在这样的节日中，人们开始自发地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最美好的情感和愿望，一些方式逐渐脱离了私人化的范畴，得到公众的认可，于是民俗产生了。年俗的产生也是通过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作为民族情感的最高潮，年的内容非常丰富。年画作为年俗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早的形式是“纸马”。过年时的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祭拜神灵，而祭祀用到的偶像，形式之一就是画在纸上的神像。“纸马”就是最早的一种神像。“纸马”，就是画在纸上的神灵坐骑。古代的交通方式中，速度最快的就是马匹，因此老百姓就将马画成神灵的坐骑，希望一祈求，神灵就能马上到来。 记者：后来年画又是怎样发展的？是什么时候成为一种年俗的？ 冯骥才：最早的“年画”是从唐宋时期开始的。尤其到了宋代，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像东京汴梁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开始形成，市井阶层壮大，民俗得以确定。我曾临摹过《清明上河图》，首次发现图中还有一家“纸马店”，说明那时候“纸马”已经是一种民俗。年画在宋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雕版印刷技术在宋代形成，那时最早用雕版印刷的画作是经书中的佛像。年画早先作为个人行为都是手绘而成的。到了宋代，民俗形成后，手绘的年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要求年画可以大量复制，而此时恰好出现了雕版印刷，于是木版年画应运而生。可以说，年画正式成为一种民俗就是从宋代开始的。 记者：宋代以后，年画就开始在民间普及了吧？ 冯骥才：还没有。宋代以后，年画并非立刻就普及到每个老百姓家里，是经过了明、清几百年来的不断酝酿和发展，才走进千家万户的。到了明朝中、末期，木版年画的几大产地才最终形成，如我们天津的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四川绵竹、河北武强、广东佛山等。而木版年画的鼎盛时期是清代中期，此时“年画”一词才真正出现，在这之前虽然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但并没有冠以“年画”这个名称。而天津的木版年画在这段时期，唱主角儿的是杨柳青年画。
年画正经历新的转型期 记者：但是进20世纪入90年代，年画就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您认为今后年画该如何发展，还能进入寻常百姓家吗？ 冯骥才：现在年画正经历一个新的转型期。前面提到了年画的两个转型期，一个是清末民初，一个是建国以后。天津的年画由于积极反映新的现实生活，顺利地度过了前两个转型期。现在，年画的转型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外来的文化拥入，导致现代人的审美观念与传统发生冲突。加上商业文化的冲击，社会追求的各种卖点、时尚，与传统的形式很难融合。民俗的载体没有了，民俗的转型也就出现了重大问题。要度过这个转型期，让年画传承下去，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国家也的确作出了调整，譬如春节假期就从大年初一开始放假调整到大年三十，顺应了民众过年的需求。现在年画无法像过去那样普及，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普通民众的参与。 我们举办这样一个展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在新时代怎样让年画再次转型，激发年画新的活力。我邀请了许多书画艺术界的友人们来参观这次年画史展，就是为了能够达到引起文化工作者们思考的目的，也希望能够激活人们的想象力，对年画这项传统的民俗进行创新，从而让年画再次活跃起来，传承下去。
年画的改良与创新 记者：前面您说的都是木版年画，后来到了清末民初，石印年画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次的展出中能够明显看出，那段时期的年画与以往的木版年画有明显的不同。您能谈一谈那段时期年画的历史发展么？ 冯骥才：清末民初，年画进入了改良与石印时期，具体说来是从1903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社会转型，尽管这次社会转型是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中被迫进行的，但当时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确遭遇了震动，发生了变化，而政治、思想、生活的变化在年画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1860年天津开埠，前后经历了1858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动荡不安和腐朽羸弱的社会中，人们积极要求变革和改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时一位非常著名的文化人彭翼冲，在1903年创办于上海的《启蒙画报》中第一次提出了“改良年画”的概念，并用年画的形式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促进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那时的进步人士就已经看到了年画的巨大影响力。此时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大批改良年画印刷出来，当时天津最大的印刷厂富华印刷厂，最多一年印刷年画7000万张，年画的普及可想而知。 记者：1949年以后，当时的文化部第一份文件就是《关于开展新年画运动工作的指示》，“新年画运动”时期开始了，那么这段时期天津的年画又有什么特点？ 冯骥才：这份文件是由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也就是茅盾先生撰写的，毛主席亲自修改过。文件中提出“改造旧年画”、“反映现实生活”，这对“新年画运动”具有指导意义。这段时期，大批优秀的画家投身到年画的创作中，这些画家不少人还健在。这些年画既注重通俗性、趣味性和喜庆的特点，又贴近现实生活，题材十分新鲜，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欢迎。不少年画名作至今还被人记忆犹新。“文革”时期年画遭受了重创，但在20世纪80年代又得到了复兴，全国年画产量最高时曾达到年产七亿多张，其中天津的年出版量也达到了一亿张。这短短一二十年是天津年画史的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和新的高峰。（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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