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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治世
但是，所谓贞观之治，并不是说贞观时期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是指那个时期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即使在唐朝，贞观时期也不是最好的时期。李世民即位之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政局并不平稳。尽管通过和平的方式暂时解除了突厥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赢得了主动，但是，内地的形势却并不乐观。一方面，隋末动乱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尚未得到恢复，土地荒废、人口减少，全国呈现出一片经济凋敝的景象，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还很尖锐，不仅一些农民还在亡命山泽，继续进行反抗，一些地方势力也还存在局部动乱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在解决好用人政策问题的基础上，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制定有效的治国方针，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
唐太宗即位之初，关于治国方针的讨论中，存在着以魏征和封德彝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魏征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反隋起义，对农民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能够比较准确地加以把握。他分析当时百姓的动态是，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建议太宗实行教化，采取轻徭薄赋、劝农务本的方针。而封德彝站在在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山东士族的立场上，怀着对农民阶级的刻骨仇恨，主张人心难治，应当实行高压政策。最后，太宗在事实面前完全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很快确定了实行教化的治国方针。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唐太宗本人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于能否迅速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还缺乏信心，所以他主动同魏征商讨自古理政之得失，并且试探性地说道:“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
当时的唐太宗还不到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壮、思想上趋于成熟的年龄。但是，由于他常年征战，而且法定没有皇位继承权，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去过多考虑治国理民之事。当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把皇位夺到手之后，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在思想上还是缺乏准备的。不过唐太宗毕竟是经历过隋末的动荡，而且在开国战争中积累了赫赫战功，加上惊心动魄的夺取皇位的斗争，使他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于巩固皇位具有充分自信，有着虚怀若谷的政治家风度，十分注重对统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他坚持君主不能一人独断的为政作风，强调发挥各级官僚机构的作用，充分运用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政令的贯彻执行。所以，在贞观初年频繁的关于理道政术的讨论中，太宗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许多时候都是太宗主动向侍臣询问、求谏。
到贞观三四年间，社会经济和社会安定局面得到初步恢复。贞观六年前后，社会经济形势有了重大好转，出现了纷纷请封泰山的议论。尽管魏征针对太宗稍稍滋长的自满情绪，坚决反对封禅，比照隋朝全盛时期的情况，指出“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尤其是“自丧乱以来，近泰山州县凋残最甚”，但是，并不可因此否定当时经济形势的好转。在当年令州县行乡饮酒礼的诏令中，还提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是礼制的建设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所以才要通过行乡饮酒礼，来达到改善社会风气的目的。
吴兢在《贞观政要·政体》中为我们描绘了这种繁荣局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之育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赠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作的如下描述，概括了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是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上的清明，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安定。但经济形势的好转，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多高。
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对于治理好国家也有了充分的自信，能够虚心求谏，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且敢于解放思想，突破一些条条框框。并且在整个贞观前期，还能保持头脑清醒，保持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贞观君臣在政治思想上也趣于成熟，提出了“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等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到贞观六年，太宗在又一次与侍臣讨论历代兴衰存亡的问题时，引用《尚书》中“可爱非君，可畏非民”的典故，进一步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是一种具有真实感受的畏民心理，是贞观君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也正是在唐太宗的这种思想启发下，魏征搬出了“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语，而且，在后来的议论中反复引用，成为贞观君臣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在这个时期，君臣之间维持着一种同心协力、励精求治的良好关系。这一时期的政权结构中，有一个各取所长、各尽所能、团结合作的宰相班子，为推动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和维护这种良好的政治局面，提供了保证。而且，这种人员结构本身，就是贞观政局中的一个闪光点。不过，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在唐太宗晚年的保守、猜疑心态下，被复杂的权力斗争所取代。但是，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关系和统治政策的调整下，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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