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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历史、回到历史、打通历史，是近年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姿态。这里所谓"历史"，并不是很遥远、很古老的史籍记载的历史，而是和现在仍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充满剧烈震荡的20世纪历史。
从整体上观照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处境、探究历史裂变动因、勘察人性隐秘存在，构成了90年代"写实"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审视向度。
铁凝的《玫瑰门》(1990)、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1991)、格非的《敌人》(1991)、苏童的《米》(1991)，余华的《呼喊与细雨》(1991)、洪峰的《东八时区》(1992)、刘恒的《苍河白日梦》(1993)、竹林的《女巫》(1992)、吕新的《抚摸》(1993)、北村的《施洗的河》(1993)等作品都把目光放到了三四十年代甚至世纪初。
一些曾很有"先锋"性的作家，也通过"历史"迂回到了"写实"的边缘，这既可以看作是"先锋"作家有意识的"退却"，也可以看作是"先锋"作家无奈的"妥协"。
在这些作品中，作家通过激烈动荡的历史空间，对人性的探索和表现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尤其是对人性的残酷、人性的阴毒——人性恶的根柢表现得格外突出，从而较为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历史"的腐烂过程。
如果说一代青年作家试图通过物欲、情欲、权利欲这些人性原欲来抓住历史的"神经"，表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那么，不能不承认，这种新"历史观"从内部消解了原来那种"阶级斗争"历史观，突破了长期以来流行的简单化的、庸俗化的"阶级斗争"模式。
但是，又不能不承认，在向前跨越的同时又表现出巨大的遗憾，这种新"历史观"过于抽象了，在有些作品中滑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或"历史神秘主义"，对历史作了某种超历史的处理，因而失去了历史的具体性，不可能从整体上真实地再现历史进程，不可能把握历史的本来面目。
虽然历史从来就是当代人眼里的历史，是当代人叙述的历史，但历史无论如何又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一个本来的过程，有其必然性和自在性。它是由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因素构成的一个群体生存系统和价值运动系统。
如果对历史的叙述走向了对历史本体的彻底消解，那么，历史将更加面目全非，变得虚无而空洞，文学也不过成为作家在"历史"的空间中发泄虚无主义的情绪，这只能说是向历史空间中逃亡，还不能说是向历史本体逼近。
"消解"只意味着对一种僵化的、简单的认知模式的解除而不是对认识对象的取消，只意味着拂去环绕在历史周围的烟雾尘埃，也就是意味着在世纪末这样一个历史高度上、在超越了历史当事人的激动或局限之后相对冷静的心境中对历史存在的重新体验。
对历史情境中人的生存过程和生命状态的重新体验，以达到从整体上对20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及历史处境的艺术观照，达到对历史趋势与历史真实的艺术把握。
铁凝的《玫瑰门》、竹林的《女巫》、李锐的《旧址》、王蒙的《恋爱的季节》、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作品通过对旧的认知模式的消解，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等不同角度，可以说是进入了历史的叙事。
对历史的重新体验就是对历史本体的重新接近，艺术的想像成为历史写实的需要，历史哲学意识成为作家知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处境，是一种内忧外患与天灾人祸交加的乱世，一方面是儒家精神制度从内核到外表的解体过程、历史走向溃败的过程，人心崩散，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寻求新的精神理想、寻求民族复兴道路的充满了流血和牺牲的斗争过程。
重重矛盾、种种悲剧，无不纠缠在历史的这个双向运动中，党派、家族、个人无不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趋势中扮演角色、归附依存。对历史必然性的洞见，如同抓住了历史的内在情节，也才能够超越历史事件的局限而探究历史深处的隐秘存在，复现历史的本真形态。
当白嘉轩、鹿子霖、鹿三、黑娃、田小娥、朱先生等等人物在历史环境中获得了生命的时候，历史就不再是抽象的过去，也不再是事件的堆积。
历史获得了生命，成为活生生的在矛盾中挣扎、在衰败中突围、在困境中反抗的生命躯体，它呻吟，它呼号，死的痛苦与生的阵痛齐鸣，战栗咆哮、天倾地斜。这是民族之魂、历史之魂的大裂变过程。
作家通过"白鹿原"上这些普通生灵对历史风暴的感应，通过这些普通人在历史大趋势中的生存命运，概括出了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代的深层处境，又仿佛呈现出缄默不语的历史老人那秘不示人的生命体验。
《白鹿原》涵纳了深邃繁复的历史内容、文化精神及生命体验。无论如何，它是对"历史"的一种"新写"，对"历史"的一种"重写",体现了"写实"的一种历史情怀，体现了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境遇、追索历史本体存在的艺术精神。
同样，在关注和描写当前现实存在的一些"写实"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新写实"因素在90年代的某种发展和深化。方方的《无处逃遁》、陈世旭的《裸1体问题》展示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下的艰难处境，并对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无情剖视。
刘心武的《风过耳》、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也都涉笔士林，画出了一个个"雅士尊师"们的形貌心迹，世风日下，气节俱废。刘震云的《新闻》可谓剔抉出了"新闻"的灵魂。那帮"乌合"记者，完全丧失了为社会代言的职能，"新闻"不过是他们与他人同谋攫取名利的工具而已。
作家剥茧抽丝、穷形尽相、剔骨人髓，刻画出一个个记者的丑态原形。叶兆言的《人类的起源》里的男女主人公也是一对文化人，然而在新的现实环境中，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濒临崩溃，剩下的惟一逃路，就是他们心照不宣的绝望："非常想堕落"。
虽然他们并未真去堕落，然而，堕落似乎成为他们摆脱烦恼、摆脱苦闷、解脱心灵的惟一出路，饮鸩而止渴。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普遍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处境。
精神价值已经被横流的物欲冲击到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孤岛"，社会责任感普遍萎缩退化成了个人的名利欲望，高尚就要向卑鄙举起最后的降旗，"精神环境"的恶化和"精神家园"的消失受到了作家的普遍关注。
如果说80年代后期的"写实"多关注人的生存处境，那么，90年代初期的"写实"则重视了人的精神处境，对社会和人的反映更趋全面，解剖也更趋深刻，真实感达到了毫无讳饰的赤裸程度。《废都》把直面现实、直面灵魂的"求真"精神强调到了极端，使任何涂脂抹粉都成为败坏真实的虚伪做作。
很显然，"真实"已经成为文学的一种旗帜。如果说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的悄然崛起，使各种"主义"感到了被文学所冷落，那么，可以说文学恰恰抱定了"真实主义"。
正是在崇实求真的目标上开始了对各种思潮、流派、方法的融化和吸收，对各种观念、思想、文化的综合和利用，使"新写实"在日常生活冗繁琐细描写的逼真上似有自然主义的余韵，在直面现实的坦诚无伪上、在对时代现实的关切上又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在残酷的冷静、无奈的反讽上好像又有现代主义的意味。
"新写实"不是一个有共同纲领的文学运动，也不是一个有共同哲学思想基础的文学思潮，而是"写实"文学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自然趋向，是"主义"幻灭之后面对"存在"的一种去虚逐实的自然流向，是世纪末社会转型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学的无奈归宿——回到"写买"。
然而，这恰恰是一个新的起点，它使"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体现了一种以实为本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功能，因而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转向、转型意义，使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精神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性的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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