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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至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
他年轻时曾长期漫游祖国各地，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他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他接触了广大群众，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些，对他以后写《史记》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元封三年（前108），他继承了父亲的官职太史令。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自己的工作，并大量阅读和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四年的准备之后，他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大祸从天而降：天汉二年夏，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两黄金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即成为太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又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于是，他顾念到《史记》尚未完成，便“隐忍苟活”，以实现自己的夙愿。出狱后，他升任中书令，官职虽比太史令大，但职务和宦官差不多。这更容易唤起他被侮辱的回忆，“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是，他的著述却从中汲取了很大的力量。他把自己对社会罪恶的愤懑贯注在笔下，为《史记》增添了光彩。
经过十余年茹苦含辛的写作，灿烂辉煌的巨著《史记》终于完成了。它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有着极其宝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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