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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在“以神道设教”的统治要求下，出现了带有神话色彩的古圣先贤故事画，以寓警戒诱掖之意。人物画不再仅限于舞蹈和祈求等造型，出现了新的分支。诚如刘向《别录》曰：“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彼时，在人物画的创作上已经开始出现根据不同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描摹，而不是像远古时期仅用不同符号来表现。 到了周朝，统治阶级对绘画的教化作用更加重视，并设立了专门的官吏来掌管。《考工记》有记载：“设色之工，画、缋、钟、筐、。画绘之事，杂五色，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玄与黄相次。”绘画已经开始作为一个专门类别，并借用壁画中形象实现礼教意旨的需求。
汉画像石 水陆攻战图（局部） 春秋战国时代，楚先王庙、公卿祠堂，多画天地、山川之神和古代圣贤之像。据《孔子家语·卷第三·观周第十一》记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世之博学者谓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远矣也。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通过描述可以看出，人物壁画创作内容上出现了以劝善戒恶为主题的历史故事与人物写真。 庄周的哲学思想主张以画抒情，尽量放大人的主观精神作用。《庄子·外篇·田子方》中提及的“解衣般礴”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主张作画时画家需精神放达、任情恣性地抒发情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说：“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显现于前，不可类模仿之，故难。鬼神据上文，当作‘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此时已提出重写实、求形似的主张。这一特点可从晚周帛画——《人物龙凤帛画》）中窥见一斑。
人物龙凤帛画 《人物龙凤帛画》出土于长沙近郊陈家大山楚墓中，作品表现的是龙凤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场景。画中一位端庄高髻的妇女侧身而立，体态优美。人物上方画有一只展翅飞舞的凤和一条蜿蜒向上升腾的龙。人物合掌祝祷，神态庄重虔诚，与腾空的龙和凤形成对比。造型以墨线勾勒，更见流畅之韵。人物唇口与衣袖上施点朱色，使画面增加生机。
人物御龙帛画 此外，长沙楚墓中出土的战国帛画——《人物御龙帛画》），也为研究战国时期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作品采用“高古游丝”描法，主题仍然是“升天”，但不是由龙凤导引，而是驭龙飞升。人物高冠嵯峨，精神抖擞。可以说，中国人物画的造型观念在战国时代开始逐渐确立。 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也为青铜装饰纹样的创新提供了支持。《宴乐铜壶》《水陆攻战图》等作品已有装饰人物画元素。1986年，在巴蜀文化遗址三星堆发现青铜立像，身材消瘦、神态庄重，人物身着紧身衣袍，后袍有燕尾，形制不同于中原地域。另一件头像，人像戴冠，五官的轮廓勾画清晰，造型手法夸张。这种夸张的造型技巧，在青铜面具上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足见人物画造型能力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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