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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参加红军，我们这些穷孩子根本不敢想会有机会去学习。”92岁的老红军陈浩感到欣慰的是，他在长征路上打下了文化底子。 在70多年前的长征路上，有声有色的文化教育工作始终在艰难险阻中展开。 1934年长征前夕，中央红军把苏区红军学校合编，采取随军办学的形式，学校隐名为干部团。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他们在川陕苏区创办的红军大学也随军征战。 同时，从中央苏区西征转移到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6军团与红2军团一道，创办了红军学校四分校。20岁的陈浩当时是红四分校的一名学员。 “那时候，学校既无校舍和讲堂，也没课桌和书本。”陈浩说，学员们因地制宜，用树枝作笔，把大地当作练习本，石头和木桩作为课桌来学习。 “部队不断转移，打打走走，学习条件更加艰苦，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弃学习。”陈浩回忆说。由于经常打仗，教学只能在战斗间隙进行，教员用树枝先在地上写字，比如“人”“民”等，然后学生们就跟着一遍一遍地写。 “有时我们还会借助写标语来学习。”陈浩说，“学校教员在百姓的墙上写上‘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当主人’等标语，我们一边在地上学着写，一边念。学得比较快的，教员就会让他在下一个宿营点写标语，这是一种奖励。” 1936年部队转战甘肃成县、徽县期间，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开设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课程。陈浩回忆说，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围绕战争实际展开的，根据缺什么补什么、学什么的原则，学校特别要求学员们要学会“打”和“走”。 曾在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的刘伯承出任红军大学校长，他对教学抓得很紧，认为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无头苍蝇。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灵活的战法，刘伯承比喻说：“我们不学牛顶角的战术，要学狼的战术，要瞅时机，当人推车过来时，它不咬人，一旦推车上坡它就咬人的屁股了，因为人不敢撒手，只能被白白咬去一块肉。” “这种形象化的教学很有效，我们很快就理解了他讲的战术战法。”日后成为共和国开国少将的陈浩说。 长征期间能在红军大学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战士则是在长征路上边走边学的。14岁参加红军的夏精才就是其中一个。 “长征就是我的大学。我不仅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学会了打仗，还学会了识字。”夏精才说。 早在1934年春天，中央苏区就提出了“四不五要三努力”的口号，“五要”中的一条就是“每人要识300字”。长征开始后，张闻天结合行军要求，发明了“看后背”识字的学习方法。 夏精才回忆，连队的文书或指导员写好字，贴在每个战士的背上，后面的战士行军时，可以看到前面战士背上的字。这样日积月累，识的字就增多了。 “行军作战太累，宿营时倒头就睡，根本无法学习。行军途中学几个字，反而能减少困意。”夏精才清楚地记得，他最早学会的，是“红军”“我”“蒋介石”等字。 就这样，在艰难的长征路上，夏精才和其他同志完成了另一个“长征”——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对于这些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来说，这同样是个奇迹。 1936年10月，红军完成了历史性大会师，各路红军所属的院校也实现大会合。这些院校后来几经整合，演变成抗日红军大学乃至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和撒遍各抗日根据地的通信学校、卫生学校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场挽救党和红军的伟大战略转移，也是一次人文精神的远征。”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 国防大学苏士甲教授认为：“长征中的红军学校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宣传队、播种机，还是储备干部的战略预备队。” 新中国成立后，门类齐全的军事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建设有文化的军队是红军继承者们不懈的追求。”苏士甲说，“今天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都可以从长征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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