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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素材 TCL的反思大会 （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 2001年8月27日，“速度经济与变革创新———TCL集团20年成长反思研讨会”举行。在大会上，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坦陈TCL在成长过程中的两大战略失误。利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和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机遇，TCL集团20年来实现了高速增长，规模迅速扩大，有很多经验要总结，但也有一些失误需要反思。其中有两个战略性的失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是没有抓住国内通信产业发展的机遇；二是实行多元化准备不足。 90年代国内发展最快的企业就是通信类企业，而TCL进入通信行业很早，在1989年就成为中国的电话机大王，有发展通信产业很好的基础，特别是1993年TCL通讯股份公司股票上市后，在资金方面也有优势，但没有把握住这一机遇。 另一个失误是多元化的问题。TCL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准备不够充分、资源分散，战线拉得过长，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不多。“现在你们看到的一些TCL产品，是我们已经形成竞争优势的产品。还有很多我们进入的行业、多元化的产品，你们没有看到，它们没有达到目标，有的项目还失败破产了。” 一个企业要在市场上求得生存，就必须像TCL一样不断反思自己的发展历程。 别再为自己开脱 （不反思自己只会继续失败） 2004年，国奥队1比2输掉了去雅典的最后一线希望后，指责和批评如期而至，从个别球员到主教练再到足协，还有中国的足球体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家都知道，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确保事物不断前进的一大法宝。但问题是现在我们只看到了批评，而自我批评却少得可怜。 赛后安琦就曾提醒媒体：“我也有过三次不错的扑救呀。”有人抱怨：“我们已经封闭集训5个月了，如果等5月12日打完马来西亚队，那就是整整半年时间。说实话，后面的比赛我真的不想再打了。”当队员们说起要为荣誉而战时，有人这样反问：“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荣誉可言？”显然，他们不是勇于承认错误，而是为自己开脱。即使输掉了去雅典的机会，国奥队员们至今仍未意识到应该为失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 当时，回避问题的还有中国足协，在赛后的总结会上，他们对国奥队并没有提出实质性批评，惟一要求就是一定要努力打好后两场比赛，为荣誉而战。不深刻自我批评，只是喊口号，这样的口号太空洞，也没有任何新意。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只是批评漫天飞，当事人却不自己反思，再多的批评也没用。而今，我们看到的中国足球依然是这个样子。不反思自己，永远也不会进步。 王家雄之死 （对“飞越”热的反思） 2002年，王家雄，一个31岁的男人，一个壮实而充满活力的男人，一个“骑自行车很厉害”的男人，从西安来到天津，却猝死于他想要飞越的长城面前。生命骤逝，留下的又岂止是遗憾，留给人们的是深e799bee5baa6e58685e5aeb931333332613036深的思考。 之前的历次“飞越”行动，使“飞越”这一极限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这一次，一条生命的猝然失去，才使人们发热的头脑有一些清醒。 媒体纷纷发言，王家雄之死，首先带来的是一场众口一词的对“极限运动”的反思。向极限挑战，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冲动。但反观近年种种“飞越”运动，不难发现其中闪动着商家的影子，而“挑战者”的种种爱国主义诉求，又往往引来地方政府和媒体的鼓噪，推波助澜之下，“飞越”遂成泛滥之势。在这里，极限运动已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生命力的张扬，而成了商业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不再是对人类勇气的赞美，而是对人的生命的草率行事。在这里，出事是必然的，不出事是偶然的。 某业内人士说，“飞越”运动对器具要求非常严格，选用的自行车价值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但王家雄“飞越”中所使用的设备寒碜，最多值几百元，基本上起不到保护作用。 人类就是如此，只有在血的代价前才开始有所反思。 德国是日本的镜子 （对历史的反思） 德国把反思历史作为头等大事。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到华沙时，双膝跪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表示歉疚和忏悔。勃兰特当众下跪致歉，表明他承认德国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这是深深痛悔的举动。 2005年4月10日，在德国东部城市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德国总理施罗德为集中营遇难者纪念碑献花。当日，德国举行活动纪念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盟军解放60周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纪念仪式并讲话。建成于1937年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纳粹关押犹太人、同性恋者和政治犯的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处囚禁了大约25万人，其中5.6万人被纳粹分子以各种方式杀害。除此之外，德国人自己拍的反思作品《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在全球引起轰动。但是，同是二战的元凶———日本当局却通过右翼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隐瞒历史，漂白史实，将日本军国主义从“加害者”变成“受害者”，引发了中韩及亚洲各国的抗议怒潮。 承认祖辈的战争罪责，不但没有使德国人蒙羞，反而使今天的德国人在欧洲及全球舞台上赢得尊重，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一位被俘美国将军的话 （战争后的反思） 美国一直想征服中国，可我一直觉得，这好像是美国一个根本没有希望的工作，没有希望的任务，没有希望的目的。———迪安少将 迪安是朝鲜人民军的俘虏。1950年7月底在大田战斗中被俘后，被单独关在平壤附近的战俘营。迪安是最早对美国发动朝鲜战争进行反思的美国将领之一。 迪安认为，美国人民并不需要这个朝鲜，美国人民也是爱好和平的人民。美国继续实行扩张侵略，是不能继续获取胜利的。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支出了很大的费用，牺牲了很多生命，即使用细菌武器和狂轰滥炸也不能摧毁朝鲜人民的士气，而只有增强他们的仇恨。这场针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远东政策的一大错误。 像许多美国战俘一样，在中朝军队战俘营里，迪安是很幸运的。中朝军队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于1953年8月5日将迪安将军交给美方。在迪安被遣返的前一天晚上，遣返委员会中方代表李平一、王健、崔学崇等在开城一所医学研究所里设便宴为他饯行。席间，迪安感慨万千，大口豪饮，结果喝醉了，把我方发给他的一身新的制服吐得一塌糊涂。我军叫人又连夜为他赶制了一身新的制服。迪安感动不已，临行前，紧握着我军代表的手久久不放，并动情地说：“和平———我们中美两国不要再打仗了！” 巴金晚年的痛与梦 （反思自己是一种痛苦） 1978年12月，历经“文革”苦难的巴金老人开始执笔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1979年春天，巴金重返巴黎。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 巴金这样说过：“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像到的巴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巴金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他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出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我就是李立三” （不断反思自己） 李立三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只是在主持中央工作时犯了3个月的大错误。此后，他内心负疚不已，一直检讨了30多年。20世纪30年代初，李立三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执委们听完他的检讨后，纷纷评价这个共产党员“没有两面派的手段”。后来他被安排到苏联的军事学院当副教授，以化名身份向中国学员讲党史。事后问大家哪堂课讲得好，学员们一致回答：“‘立三路线’讲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彻！”1946年，李立三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为一些单位讲党史。他主动选择“立三路线”为讲课内容，并深入分析错误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赞扬声。课后有人提问：“你怎么知道当时犯错误人的心理？”李立三的回答令全场十分惊讶：“我就是李立三。”经过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就是李立三”这句话何其简单，但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地说出来，又需要何等的勇气。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想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世人，没有谁愿意揭开自己身上的疮疤，说这疮疤不是先天遗传，而是由于自己的过失所造成。但李立三这么做了，大大方方地承认：我就是“立三路线”的发起人和执行者，你们要从我身上吸取教训。 卢梭著《忏悔录》 （反思与忏悔） 卢梭是法国著名的革命家，哲学家。但是他小时候做过一件令他十分懊悔的事情。 卢梭为了生存，经人介绍，在一个有钱人家里打工。一天，卢梭偷拿了小姐的一条用旧了的绣带，不久就被发现了。为了逃避惩罚，他还诬陷当时家里的厨娘。由于卢梭和厨娘都不承认自己偷拿了绣带，管家只好把两个人都辞退了，并且说：“撒谎者的良心会惩罚罪人的，它是会为无辜的人找回公道的。” 果然，老管家的预言没有落空，卢梭从此受到了来自良心的强烈谴责，他会时常想起那双无辜而善良的眼睛。想到由于自己的不诚实使得她丢掉工作，白白顶上小偷的罪名，并且很难再有人信任她，找到合适的工作，卢梭的心里就说不出的难过，就像千万条小虫子在咬他的心一样。 四十年后，卢梭把这件事写到他的名著《忏悔录》里，以此来警醒人们，一定要说实话，不要随便诬陷好人。否则，你将永远为自己的罪行忏悔，遭受良心的谴责。 七千人大会 （反思才能改正错误）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鉴于之前一些决策错误，中央各主要领导人对此都进行了反思。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也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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