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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的原型及出生地 1.唐代高僧“释悟空”说 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公元751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公元789年回到京师。释悟空较玄奘晚了40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西安，回来时在西域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孙悟空”的艺术形象。 2.“石磐陀”说 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锦池在研究取经故事流变过程后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决危难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 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 2003年10月29日，在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内发现的“玄奘取经图”，其绘制时间比《西游记》成书时间早近百年。 大名鼎鼎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诞生”于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山顶一块仙石之中。关于它的身世原本在《西游记》中“历历可考”。可是近日却有媒体报道，专家通过对甘肃榆林石窟中的壁画《唐僧取经图》进行研究后发现，壁画中一位紧随唐僧的尖嘴猴腮的胡人正是孙悟空的原型。 此文提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先生曾撰文指出，图中的猴形人即孙悟空原型，名叫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所以孙悟空应该是甘肃人。 3.“无支祁”说 中国神话中的水怪。他的形状像猿猴,塌鼻子,凸额头,白头青身,火眼金睛.他的头颈长达百尺,力气超过九头大象。 《太平广记》卷四六七引《戎幕闲谈》中有详细的无支祁的传说。 无支祁的故事，至少流传了五百多年以后，才出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其中最早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是明初蒙古族戏曲作家杨讷（字景贤·号汝斋），所作杂剧今知有十八种，现存《刘行首》和《西游记》两种。杨讷的杂剧《西游记》，写民间传说唐僧取经的故事。元代戏曲作家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且有“无支祁是他姊妹”语。可见孙悟空的人物塑造，已经借鉴了无支祁的形象。无支祁的故事，广泛流传八百年以后，吴承恩才加工整理《西游记》，象《太平广记》这样的大书，喜采民间传说的吴承恩，不可能不读，正象鲁迅先生说的，“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宋元以来，禹伏无支祁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以后，无支祁的形象，逐渐为孙悟空替代。 如果说，元杂剧中的孙悟空形象是受无支祁影响，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则是无支祁的化身。无支祁被大禹锁在龟山足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无支祁形若猿猴，孙悟空本来就是猴像，其“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之状亦无异。 4.印度神猴哈奴曼 鲁迅认为孙悟空源自淮涡水神无支祁，胡适却认为其原型是印度神猴哈奴曼。 胡研究员介绍，《西游记》成书后，虽流传数百年，但普通读者对于其中人物故事的来源演变一直不甚了了，活像它本来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个孙猴子”一样。直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一代先河，“孙悟空”究竟是何方神圣，才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摆在桌面上。 鲁迅认为，魏晋以来，佛教典籍的翻译渐多，所以印度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文人们喜欢其新颖奇异，于是有意或无意中使用，于是这些故事慢慢变得中国化。具体到孙悟空的人物形象，鲁迅则认为应当来自中国民间传说，他举唐朝人李公佐小说中的怪兽———淮涡水神无支祁为证，认为孙悟空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从而认定孙悟空的原型来自中国本土。 胡适对此看法不同，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他在印度最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中找到一个神猴哈奴曼，认为这才是孙悟空最早的原型。 陈寅恪论证孙悟空原型确系哈奴曼，甘肃壁画中的图案却表明《西游记》故事在唐代已有流传。 史学大家陈寅恪由于对佛经极为熟悉，不仅验证孙悟空的原型即《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而且又以另一部《贤愚经》作为复证，他发现“大闹天宫”的故事，本来源自两个绝不相干的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后，佛经传播者在讲说时有意无意将二者合一。 上世纪初敦煌学的建立，为《西游记》人物故事的流变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形象史料，主要是壁画，既有单人徒步，身背背架的图像，又有类似“猴行者”的胡人牵马随行的图像，可见人物故事是经过历代增益的。 近几年日本有些学者又提出孙悟空形象源于佛典的说法。他们在一些佛教典籍中找出有关猕猴、猿猴或猴属护法神将的记述，认为它们才是孙悟空的原型。 近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发表《新发现玄奘取经图探讨》，重点对甘肃现存的六组西夏时期的《玄奘取经图》进行了探讨，并介绍说类似故事在唐代已在民间流传。五代后周时期，扬州寿宁寺藏经院内还保存着一壁画《玄奘取经图》，当时人们叹为“绝笔”。这幅壁画最晚是后周作品，惜寺院已毁，壁画无存。 《西游记》基本人物框架在元代形成，印度神猴经过藏传佛教再创造变成孙悟空。 胡研究员在研究中发现，虽然以上说法都有证据学基础，但是玄奘取经的故事自唐到宋，流行了几百年，变化增添的人物故事相当缓慢，而其故事的丰富性却在元代出现了“井喷式”爆发。他认为，按段文杰等文物专家经常以晚明吴承恩之创作为据，而没有考虑到元代已经出现了《西游记》杂剧和“诗话”的事实。胡研究员指出，从《永乐大典》残本中析出的文献中，已经有数段后世小说《西游记》的故事，尤其是一篇朝鲜专题，图库汉文文献《朴通事谚解》中“车迟国斗法”中孙行者的故事非常重要。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赵景深认为，《朴通事谚解》一书“约刊于元代”。韩国翰林大学金敏镐教授也提出此书成于元朝至正七年1347年。此外，去年山西稷山县还发现元代的“玄奘取经图”壁画。这些都证明后世《西游记》的基本故事人物框架很可能是在元代形成的。 胡研究员认为，虽然孙悟空形象的雏形和印度史诗及民间故事中的神猴形象有些关联，但唐宋时期思想文化背景没能使其发生“质的飞跃”，《西游记》故事中惊世骇俗的内容所以会在元代呈现“井喷式”爆发，应当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喇嘛教的输入，以及佛道两家论辩的背景中寻求解释。换句话说，虽然孙猴子和印度神猴脱不了干系，但它是曾经经过藏传佛教的“二次输入”，才以生动的形象活跃在读者中间的。 据记者查证，关于段文杰先生认定孙悟空是甘肃人的报道实属以讹传讹。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钟雯早在2002年4月27日即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关于孙悟空形象来自石磐陀的说法是张锦池先生提出的。 5.福建顺昌的神猴文化 福建省顺昌县考古工作者日前在位于顺昌县城西北部的宝山主峰上发现了一处始建于元末明初时期的孙悟空兄弟合葬神墓。 孙悟空兄弟合葬神墓位于海拔1305米的宝山主峰南天门后的双圣庙内。双圣庙始建于元末明初，建筑面积大约18平方米，庙内是一座并立着两块石碑的古代合葬神墓，墓宽2.9米，深1.3米，墓形呈八字形外撇。 两块墓碑并立在高出地面0.43米的墓台上，碑高均为0.8米。左碑上方横刻“宝峰”两个楷书小字，中间竖刻“齐天大圣”4个楷书大字，大字下端横刻 “神位”两个小字，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装饰；右碑竖刻“通天大圣”4个楷书大字，大字下端横刻“神位”两个小字，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花纹装饰。 “齐天大圣”孙悟空是海内外华人熟悉的神话人物，而“通天大圣”却没有在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里出现过，几乎无人知晓。王益民经过研究考证，在元末明初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撰写的《西游记》杂剧里寻找到了“通天大圣”这一形象。据王益民介绍，杨景贤撰写的《西游记》杂剧里有一段孙悟空的自白： “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骊山老母、二姊巫枝祗、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顺昌宝山双圣庙内的两块墓碑是“齐天大圣”在左、“通天大圣”居右，这与古代以左为尊的礼仪习俗相符；另外，“齐天大圣”墓碑上方刻有“宝峰”二字，而“通天大圣”墓碑上则略去此二字，弟从兄意非常明显；再者， “齐天大圣”墓碑上的装饰图案较之“通天大圣”的墓碑更加丰富讲究。由此可以断定，双圣庙内的两块墓碑表明这是孙悟空兄弟的合葬神墓。 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在撰写小说《西游记》的过程中，为刻画突出人物个性的需要将齐天大圣的名号用到了通天大圣的头上，并将传说中的通天大圣兄弟姊妹所拥有的高超本领全部集中到了齐天大圣一个人物身上，从而塑造了一个广为后人传诵的神话英雄人物。 11月4日，43名来自台湾马祖北竿“水部尚书公府”民俗文化交流团成员在宝山南天门“双圣庙”举行叩拜齐天大圣祭祀大典，并向双圣庙敬献“神恩浩荡”匾额。这是继2005年9月台湾台中市南屯区合安堂众信士、义女前来宝山大圣祖庙文化寻根之后的又一朝圣团。 马祖北竿“水部尚书公府”信众确信，齐天大圣是在宝山得道成神的，宝山“双圣庙”是齐天大圣的祖庙。他们此行就是专程前来祖庙朝圣并接引香火。据了解，“水部尚书公府”系北竿奉祀陈文龙的尚书庙。陈文龙是南宋名臣，因统领水军抗元有功，被宋皇御封为水部尚书，成为世人尊敬的民族英雄，深受闽台两地以及东南亚一带民众的崇敬。马祖列岛民众在奉祀水部尚书陈文龙时，将齐天大圣孙悟空列为陈文龙的左右护法之一加以供奉。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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