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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观、宇宙观、园林审美三位一体的高度强化在叙述了中国士大夫人格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之后，为什么还要特意讨论宋明理学对此关系的意义呢?从下面两首题咏园林之作中也许可以见出几分消息，一首是中唐白居易的《秋斋》:晨起秋斋冷，萧条称病容。清风两窗竹，白露一庭松。阮籍谋身拙，釉康向夺情。生涯别有处，浩气在心胸。另一首是北宋梅尧臣的《苏州曹淡虞部》“浩然堂”，:姑苏台上糜鹿嚎，夫差城中楼观高。荒棒尽已什明月，万古愤怒空秋涛。吴亡越霸能几日?后世扰扰犹鸿毛。孟轩善养浩然气，充塞天地无饥替。幕而为堂亦有意，不学屈子成《离骚》。
诗的字里行间颇有些下世的光景，一个是对自己命运的感伤，另一个是对古往今来的怅惋。面对这一切，他们远比前人更深地沉溺于园林的“壶中天地”和隐逸文化之中，这是在前面曾介绍过的;不过，我们现在又看到了似乎与之相反的情形:士大夫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更执著、更自觉、更具有宇宙意识了。所以他们在各自的园林中才不约而同地强调肴养浩然之气。白居易、梅尧臣等人在理学宗谱中连站上半席之地的资格也没有，然而他们在园林中提出的问题—在传统文化口益衰微的情况下如何强化士大夫人格，却使其后近千年中的许许多多理学大师和千千万万士大夫为之弹思竭虑，摩顶防跳，这又使我们想到了本书第三编第三章中的结论:理学并不是理学家们个人的创造，也不是为了应付一时一事，甚至一朝一代“事件性危机”的权宜之计，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机制为了抵御日益加剧的“体系危机”而做出的深刻反应。既然如此，理学也就不能不对封建社会后期整个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园林艺术，乃至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几乎一切组成部分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曾指出:理学的最终理想就是在传统文化生命活力日益衰微的条件下重新建立起一个高度和谐完整、充满内在生机的大一统宇宙体系;如果说这是理学外在意义的话，那么同“仁学”的外在意义必须以其内在意义(士大夫人格的构建)为依藉一样，理学的外在意义也必须以自己的内在意义，即士大夫人格的高度强化为依藉，才可能实现。由此，我们又想到了本书第三编第三章中的另一个结论:一方面，理学的目的、命题、思维框架等等一切基本因素都是由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古代哲学体系的必然发展所规定的，除了汲取、消化、组织原有的文化成果之外，它找不到任何新的因索作为自己的手段;另一方面，理学又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文化中最“伟大”的创举.它将这个衰竭着的社会体系从根本上紧紧凝聚在一起，将其中哪怕一点一滴的活力都压榨出来，从而使这个体系能够汇集、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以抗御致命的危机。在本章中，上述结论将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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