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67329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35 分钟。
读余杰的书，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十六年前的六四之夜，在川西平原的一个小镇，一位十六岁的少年，彻夜守候在收音机旁，倾听着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和哭喊声，热泪滚滚而下，稚气未脱的脸上显现出无比的悲愤与刚毅。他从心底发出一个伟大的誓言――为自由而战！
余杰今年三十二岁，十六年前的一场六四事件，使十六岁的余杰“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余杰说：“那天晚上，我在泪水中看清楚了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究竟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奴役，究竟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从此之后，没有人能够再次欺骗我、再次愚弄我，那座中共靠谎言来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有一种声音在启示我，有一眼泉水在召唤我。我的生命从此改变。”余杰写道：“对我来说，天安门的坦克和鲜血是最为直接的启蒙。我发誓要说真话、要拒绝谎言、要摆脱奴役、要捍卫自由、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十六年过去了，余杰以三百多万字的文章，实践了他十六岁时的伟大誓言。
余杰是六四之子。是六四使余杰成为今日的余杰。然而六四并非私人事件。六四是公共事件。由于发生在信息时代，六四还是全球性的公共事件。通过报纸，通过电视，通过收音机，全世界该有多少人感同身受地经历了六四。该有多少人在同一时刻感受到同样的震撼，同样的悲痛，同样的愤怒。有如此多的人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事件而同仇敌忾，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纵非绝后，也是空前。
然而，在六四过去十六年后，那些当初有过相同经历和相同感受且一度携手并肩的人们却呈现出巨大的分化。
一位电视台记者在今年六四前夕，花了几乎整整一夜的工夫，把自己保存的有关六四的录像带重新播放了一遍。事后他对我说起他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熟面孔：某某手持抗议信带头冲进领事馆，某某在学自联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誓言要和邓李杨杀人政权血战到底，某某在抗议集会上声泪俱下，痛不欲生，等等等等。如今呢？某某成了美国某名校教授，多次发表论文高度肯定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成就；某某成了著名的海归，担任金盾工程的技术指导；至于某某则下落不明，在这十六年的任何纪念六四的集会上都见不到她的踪影……。这位记者朋友和我都十分感慨：真不知如今的他们怎样面对当年的自己。
读余杰的文章，你能强烈地感到青春的血性。血性当然并不只属于青春，但青春尤其属于血性。说来也是，青春难道还能没有血性？青春如果没有血性，那还叫什么青春？但遗憾的是，在余杰这一代人中，血性竟然是稀有元素。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告诉我，六四之前，他在讲坛上阐述自由理想，堂堂爆满；六四之后，他在课堂讲同样的内容，却听者寥寥。他感慨说：“现在的年轻人太实际了。”“不，”我说：“是现在的年轻人太犬儒了。”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可是，和前几代年轻人相比，余杰这一代年轻人难道不是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多样的个性？和余杰相比，他们欠缺的是什么？依我看，他们欠缺的就是青春的血性。
廖亦武在《证词》一书里提到一位姓卓的警察，在他出狱后常去看望他，这位警察朋友劝廖亦武就一句话－－“别那么热血。”真是一语破的。这年月，你知道的事情谁不知道呢？在私底下有几个人真的和你看法不一样呢？区别在于：他们能对那些事背过脸去，保持沉默，而你却不能。区别在于：你的血比他们热。
在今日中国，一种很流行的理论是，把人的行为解释为欲望与理性的组合。欲望让人追求自己所欠缺的事物，理性或算计则告诉人获得它们的最佳方法。简言之，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按照这种观点，连自由民主的建立也无非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们相互之间多次博弈的产物。然而，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暴政之下有人不是调整自己以适应暴政从而获得最大化的利益；而是甘冒风险，宁可失去物质利益乃至人身的安全，选择对暴政的顽强抗争。必须看到，人除了有欲望和理性之外，还有一种东西。按照柏拉图所说，这种东西叫做“气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血性”。在很大意义上，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义愤。道德义愤驱使一个人在和自己直接利益无关的事情上，甘冒风险而采取某种行动。你明知这种行动未必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往往还很可能会给自己招致若干损害，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你才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人。正如福山所说：一个只有欲望和理性的人，注定了只会生活在“体制”之内。但一个具有气魄或曰血性的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同胞的尊严，投入反抗压迫的伟大斗争。
最后，录梁启超诗一首，与余杰共勉：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于纽约
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十六周年（自序）
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那边是十六年，这边也是十六年
那边是单纯的田园，这边是光阴的碎片
在受伤的那一瞬间
我告别了忧伤的童年
我是一棵受伤的水仙
选择居住在脉脉的溪水边
溪水里流淌着黑色的血泊
由于时间的久远
血泊的颜色比漆棺材的墨还要浓烈
作为植物，我的飞翔
没有翅膀
我就在这黑色的血泊中生长
我的身上也有一道创伤
伤口中渗透着一滴一滴仍然殷红的血
神说，当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哭声从远方而来，从隧道中而来，从墓穴中而来
我以哭泣和阳光作为这个世界的蜜与奶
以漆黑如铁的绽开
宣示自己不屈从的存在
我一边流血一边歌唱
这带着口吃的歌唱如同燃烧的火焰
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遏止的纪念
为着黯淡而耻辱的昨天
也为着“要有光，就有光”的明天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夜
??
第一章 朽党与污吏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由赵紫阳的老友宗凤鸣记述、李锐和鲍彤作序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几经周折终于在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前，多名当事人受到北京高层的恐吓，有关部门甚至承诺拿出重金购买书稿。由此可见，被幽禁至死的赵紫阳晚年的一些思想成果，在其逝世两年之后，依然让某些黑暗势力感到惶恐不安。早已不是中共的“同志”的赵紫阳先生，倘若在九泉之下知晓这些细节，大概会因之而笑声琅琅吧。
宗凤鸣在赵紫阳晚年以气功师的身份出入赵家，与赵紫阳有过上百次谈话。赵紫阳本人未动笔写回忆录，因此这本时间横亘十余年的谈话录，堪称赵紫阳晚年思想的结晶。在中共党史上，赵紫阳可以同陈独秀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因为坚持真理而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总书记，两人的被罢黜均印证了中共“流氓当道、贤良出局”的潜规则；而两人在凄风苦雨的晚年生涯中，均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对国家、民族和中共自身的命运作了深刻而冷峻的思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抗战硝烟里的四川江津，陈独秀从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延安毛泽东的肃反中，彻底看穿了共产党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实施比法西斯还要残酷的独裁统治的事实，从而重新回归五四时代高举的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卫兵环伺的北京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从天安门屠杀的鲜血和苏联东欧的崩溃中，悟出了“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一切的权力”的真理，并以长达十六年的被囚禁和被侮辱的沉重代价，来捍卫此一真理。这两位总书记失去了权力，并长期受到官方控制的传媒的封杀和侮蔑，但他们赢得了历史和人心——历史和人心，不是权力与金钱所能收买或改变的。
赵紫阳是中共建政之后历届总书记中学识最为渊博、与知识分子关系也最为融洽的一位。在其晚年谈话中，赵紫阳涉及到的学者和著作有：《顾准文集》、何清涟《现代化陷阱》、马立诚和凌志均合著之《交锋》、王力雄《底层毛泽东与经济文化大革命》、孙立平《断裂》、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许家屯回忆录》、章韶华《人类的第二次宣言》、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以及《战略与管理》杂志等等。
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的脉动，赵紫阳一直密切关注并洞悉于心。他赞同自由主义和普世人权价值，而对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以及“新左派”思潮则有尖锐的批评。对于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的思想先驱顾准，赵有极高的评介，认为顾准“是个大思想家”，“当今理论界还没有超过顾准的思想水平的”。对于论述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的《交锋》一书，赵在赞同之余也提出不同看法：“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改革，而不是姓公姓私的问题。”
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拥有强烈求知欲和不耻下问精神的领导人，其手不释卷的习惯并非失去权力之后才形成的。据与赵交谈过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师弗里德曼和曾在赵身边工作过的中国经济学家周其仁等人回忆，赵既虚心向他们讨教经济学问题，他本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有着清晰的思路。赵紫阳虽然只具有中学学历，但其智商、人格力量、知识水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却远远在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的胡锦涛之上。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里，学历和文凭往往不是判断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标尺。
据一位曾与胡锦涛共事的官员透露，与赵紫阳家中琳琅满目、时时充实的藏书相比，胡锦涛家中除了马列和毛选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藏书。胡锦涛每天惟一阅读的公开出版物便是《人民日报》，明明知道这份报纸上全是假话、套话、空话，他仍然装模作样地耗费许多时间，在这份报纸上作勾划和批注。难怪在访问俄罗斯时，有俄国记者询问：主席阁下喜欢哪部俄罗斯的经典名著？胡锦涛茫然不知所措，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此答案在俄国传为笑谈。
这也表明胡锦涛确实是一个喝着“狼奶”长大的孩子。作为一个毛时代的工科大学生及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在那样的氛围之下，还形成了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蔑视心态，以及对党的教条的顶礼膜拜。毛主席不是说过，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都是资产阶级的过时的学科吗？毛主席不是说过，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吗？
胡锦涛虽然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但在作为一个现代国家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方面，却是不折不扣的“文盲”。赵紫阳对胡锦涛有着别具只眼的认识，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谈话中，他指出：“胡锦涛是清华大学学生，做青年团的工作，是在我党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后来分配到甘肃工作，是在宋平领导下，受宋平的正统意识形态影响。总之，他是在我们党正统意识形态所谓‘驯服工具’‘教育’出来的一个青年干部。而胡锦涛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是邓力群提出来的，自然也受邓力群一些观点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胡是邓小平亲自挑选的“隔代接班人”，赵紫阳却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胡是由“左王”邓力群推荐进入政治局任常委会的。如果不是在“左”的方面与之臭味相投，邓力群又怎么会青睐在地方上毫无政绩可言的胡锦涛呢？
胡锦涛的思维方式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对马列主义和毛主义的原教旨思想抱残守缺。在胡锦涛时代刚刚拉开序幕、海外媒体和国内大部分知识分子及民众对“胡温新政”抱有无限期望的时候，久经宦海的赵紫阳却看出了胡的真面目，“胡温新政”根本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从胡锦涛上任后，首先去西柏坡，后又去延安，还去毛主席家乡。这表明自己要继承毛主席这个传统，从这次毛主席一百一十年寿辰纪念文章作了大赞扬也可说明。在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理念。同时，他也没有这个魄力，也没有力量来改变。否则，这个体制、这个利益集团会把他搞下去。这些利益集团已形成的体制，是要维护一党专政的，是绝对不允许触动的，权力是独揽的，否则就要失去政权。”虽然以赵的宅心仁厚，并不同意朱厚泽所说的“胡比江更坏更左”的看法，但赵、胡二人价值观上截然的分野，已经在这一席话中表露无遗。
赵、胡之间认识水平和价值立场的分野，还体现在对美国的看法上。
赵紫阳是一个“亲美派”，他指出：“所谓‘三个代表’，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却是客观的现实。”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赵紫阳有着高屋建瓴的认识：“美国也是从谋取本国利益来发展对外关系的，但是他们发展本国利益是同人类利益相符合的，因为他们不但对发展对外贸易，而且还受他们本国人民价值观的支配，那就是还要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就与人类社会实现现代文明相一致了。”
反美是中共建政以来对外关系的主轴和对内宣传教育的主线，反美在西方世界也被主流知识界视为“政治正确”。作为中共的前总书记，赵紫阳却如此赞扬美国说：“如果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有个主导的话，那么，由美国来主导，比苏联，比中国来主导要好，更不用说德国和日本了。因为美国没有领土野心，不搞殖民地。”
基于以上的原因，赵紫阳告诫中国的当政者说：“二十一世纪前半世纪或者说至少前三十年，主导世界的仍然会是美国，其他无论欧盟和日本都起不到这个作用。至于俄罗斯、中国更不用说了。这是客观情况所决定的。因此，中国要发展，必须跟美国搞好关系。”而要与美国搞好关系，中国自身实现民主化、政府保障人权，又是必要条件，仅仅在贸易问题上作一些让步无济于事，因为“无论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都不能容忍一个专制的国家发展起来”。
与其说赵紫阳是“亲美”，不如说他是亲近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是要将美国探索与实践出来的、成功的治国理念移植到中国来，以完成中国政治制度的顺利转型。与赵紫阳富于远见卓识的“美国观”截然相反的，是胡锦涛在毛时代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美国观”。胡锦涛仍然将美国看作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敌对势力的首领，一听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字眼便如坐针毡、视若仇寇。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胡也表现得比江更加笨拙和僵化。二零零六年春，胡锦涛首次以党国元首的身份访美，强迫美方拿出最高规格来接待，而为美方所拒绝。虽然胡在美国抛出一百多亿美元的巨额订单，却没有得到美国朝野和公共舆论的任何好评。此次访问成为中国领导人访美历史中最失败的一次。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呈现畸形繁荣，胡锦涛再度萌生不切实际的“超英赶美”的狂想。在断绝体制内外对政治改革的期望之后，胡锦涛企图以“大国崛起”的宣传来凝聚民心。同时，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专门与“邪恶国家”如古巴、北韩、伊朗等狼狈为奸，频频向近代以来伤害中国尤深的俄罗斯暗送秋波。胡锦涛政权试图拉拢俄国和欧盟对抗美国的外交策略，无异于缘木求鱼：且不说欧盟与美国的矛盾是自由世界内部的矛盾，即便是俄国也早已抛弃了共产制度，不会再做中国的“老大哥”。中共当局近期积极开展对非洲外交，表面上似乎实现了毛时代未能实现的、让第三世界“万国来朝”的梦想，其实这一切不过是用金钱暂时收买而来的“友谊”而已。这种自不量力的民族主义煽动及对外扩张，既无法与美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抗衡，又白白耗费宝贵的民脂民膏，重蹈当年苏联与美国军备竞赛而最终民生凋敝、走向灭亡的覆辙。
晚年的赵紫阳，其自由仅仅局限于富强胡同的小院子里，却一直心怀天下。他未能实践其政治体制改革的雄心壮志，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亦是中国及中共的悲剧。比赵紫阳年轻二十岁胡锦涛，如履薄冰地度过了十五年的“储君”生涯，终于得以“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掌权之后，胡锦涛逆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而动，让中共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改革的最后机会，中共再也无法像国民党那样虽然失去政权，却仍然是台湾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共的未来是幽暗的而非光明的，中共的寿命是短暂的而非恒久的，中共在人类历史上已然是一个千夫所指、声名狼藉的政党。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也许不自觉地充当了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那样的、为终结旧制度出了一把力的“功臣”。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胡锦涛为何纪念胡耀邦？
当大部分中国人刚刚陷入“胡温新政”肥皂泡破灭的失望之中时，突然又传出胡锦涛将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举行若干纪念胡耀邦的活动的消息。此消息与其他重要信息一样，首先由海外媒体报道，然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大陆知识分子当中口耳相传。在近两年来国内政治、文化、出版处于一片肃杀的氛围下，这个消息被夸大成“胡锦涛即将启动政治改革”的先声。然而，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半年前胡锦涛咒骂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的讲话，也忘却了半年前在赵紫阳逝世期间胡锦涛草木皆兵的丑态——甚至动用秘密警察用万能胶堵上堵塞了一些知识分子家门的钥匙孔。
胡锦涛有可能通过纪念胡耀邦而启动天安门屠杀之后封冻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胡锦涛允许纪念胡耀邦，并非他本人认同胡耀邦的改革之路和人格模式，也并不是因为他与胡耀邦同属团派系统而对其有亲近感。相反，当年胡耀邦被老人帮非法罢黜之后，胡锦涛是第一个发电拥护此决定的地方大员。感情充沛、生活简朴、言谈随便的胡耀邦，与不苟言笑、呆若木鸡、照本宣科的胡锦涛相比，简直就是人性的两极，他们之间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
其次，胡锦涛“恩准”由有关部门来纪念的胡耀邦，是一个被“胡锦涛化”的胡耀邦，胡耀邦思想中最敏锐、最“自由化”的部分，绝对不会在此次纪念活动中得以凸现。这样的纪念其实不是纪念，而只是另一次适应现实的“阉割”。
第三，中共方面此次放出风声说要在纪念胡耀邦上有“大动作”，与年初处理赵紫阳后事时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这充分说明，在当局看来，胡耀邦曾作过自我批评，顺从“老人帮”的意志乖乖下台，还算是犯过错误、但总体尚好、可以被原谅的前领导人；而在“六四”屠城的关键时刻不同意对学生和市民开枪、此后亦一直拒绝认错的赵紫阳，则是不可原谅的、“企图分裂党”的“叛徒”。
迄今为止，胡锦涛没有透露出对民主和自由有丝毫的兴趣，对西方世界亦毫无好感。与对西方世界充满艳羡的江相比，胡对西方相当冷淡和疏离——这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原因。江在四十年代接受美式的大学教育，胡则在毛泽东时代最左的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胡所有的文化资源和政治哲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获得的。胡在地方任职期间，几乎全部都身处西部地区最贫穷、最封闭的省分，如甘肃、贵州和西藏。他从未在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任职，即便对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好处也体会不多。
胡不仅在政治上是强硬的左派，在经济上也更倾向于“国家控制”。二零零五年以来中共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前所未有地纪念陈云，胡显然有其深意在——提倡“鸟笼经济”的陈云比提拔他的恩主邓小平更加“政治正确”。胡根本无法让已相当程度地“自由化”的中国经济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他亦无此雄心和魄力；但是，他却有力量让政治和文化方面向毛时代靠拢：从闹剧般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到“围堵颜色革命”，从重判网络异议作家到整肃传媒，皆是如此。
据一位八十年代曾与胡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士透露，胡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并在上面详细地圈圈点点。这也难怪胡在访问俄罗斯时，回答俄国记者“阅读过什么俄国文学经典”的问题，会脱口而出：“我看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一本斯大林时代炮制的灌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儿童文学”，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没有人知道这本书了。如果换了喜欢炫耀学识的江，他的回答大概会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无论他本人是否真阅读过。胡的答案在俄罗斯媒体上沦为笑柄。这一细节也说明，胡的学识相当贫乏，其文化知识结构深受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制约，其思想倾向亦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潮流。
俄罗斯学者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指出，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的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一般来说，试图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在这个体制当中达到权力的最高峰，因为这种体制会严格挑选掌握它的人。所以，改革成为一个“死结”。那么，戈尔巴乔夫是怎么出现的呢？戈尔巴乔夫被提拔，是因为克里姆林宫连续死了三个主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党内外再也无法忍受接二连三的葬礼了，戈尔巴乔夫才凭借年龄优势脱颖而出，“戈尔巴乔夫是这个体制的人，但他是这个体制由于偶尔疏漏而被推上顶峰的人当中优秀的一员”。
英国思想家波普在谈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了这样一个细节：戈氏访问过美国几次，看清了那里的真相。戈氏发现民主和自由带给美国社会蓬勃生机，他希望死气沉沉的苏联也能像美国一样，这比捍卫一党专制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更为重要。戈氏说过一句名言：“我希望苏联人民能是正常的百姓。”这句话意味着他已看透了事情的本质，他知道苏联的老百姓过着不正常的生活。波普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价值就在于他了解，苏联人民跟美国人民相比是不‘正常’的。”
中共的体制渊源于苏共。中共的领导人筛选体制也曾出过某些“差错”——在“文革”结束之初，邓小平尚有一定的思想活力，先后提拔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由于种种原因，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均未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吸取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忠诚”的“教训”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们为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在挑选接班人问题上慎之又慎。胡是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这表明在邓眼中，胡与江没有大的差异，都是“一路货色”。胡之所以被邓选中、又在江的治下度过了十三年如履薄冰的“皇储”生涯，亦表明他绝不会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由胡锦涛这样的人担任党魁，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共体制内已不可能出现任何良性的改革力量。
胡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民是“不正常”的国民：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治下的老百姓便陷入了专制暴政的“捕鼠器”之中，过着极端“不正常的生活”。刚刚落幕的江泽民时代和刚刚上演的胡锦涛时代，皆大大加剧了此种“不正常”——我们都是天安门屠杀的幸存者，都是现实苦难的制造者和承受者，用鲁迅的话来说，集吃人者和被吃者于一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若干“共和国卫士”们成为铤而走险的抢劫杀人犯。十五年前那些向市民和学生开枪的士兵原本就是工农子弟，服役期满之后却遭到其忠心耿耿保卫的政权的抛弃。近年来发生在内地及蔓延到港澳的若干抢劫银行和绑架富豪的恶性案件，主犯大都是复员军人。巨大的贫富悬殊所产生的仇恨、“劣等公民”的身份歧视导致的愤怒、乡村和城市贫民区中令人绝望的现实，使这些曾充当“钢铁长城”的前士兵们继续杀人。胡锦涛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生活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下。出访欧美诸国的时候，却需要由使馆出钱雇佣侨民和留学生前来“欢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誉”呢？
胡锦涛是戈尔巴乔夫的反面，与有宗教信仰和道德感的戈氏不同，胡不会考虑永恒的问题。同时，胡也对诺贝尔和平奖不感兴趣——区区一百万美元奖金，还不如中共一名厅局级官员一届任期内贪污受贿所得的赃款，又岂会被胡总书记放在眼里？胡不会是改革者，这只是部分西方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抛来的“媚眼”和一些奴性十足的中国御用知识分子抛出的“绣球”，胡本人根本不会接受。当然，胡也拿不出新的意识形态作为中共这一垂死的“百足之虫”的“强心剂”，他只能继续沿用江时代三心二意的民族主义作为号召。他所倡导的“新三民主义”与“三个代表”一样空洞无物，“和谐社会”之说更是沦为笑柄——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最主要因素，恰恰就是一党专政的中共的存在。
江胡对立的“江湖”
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前夕，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点：胡锦涛与曾庆红这两个曾“不共戴天”的敌人，居然联手巩固政权；多家海外媒体亦报道，团派人物纷纷占据若干省部级要津，上海帮和太子党手中控制的部门日渐减少。这两则表明，江胡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已日薄西山，无力继续遥控政局；胡则开始主动攻击，积极布局嫡系人马。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自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终于“全身而退”。据《纽约时报》透露，江胡能够实现“和平交班”，背后最大的推手是长期担任江智囊的曾庆红。由此，江曾关系急速恶化，胡曾则迅速接近。这也正说明政坛的一条原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江并不是主动辞职的，而是自以为是地接受了曾庆红“以退为进”的建议，最终作茧自缚，心不甘情不愿地“别了，政治局”。在独裁制度下，权力就是生命，权力就是财富，权力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失去权力就意味着立即失去这一切。在独裁制度下，所有的“政治智慧”都集中在如何获得和掌握权力上。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被锻炼成运用权力的大师，也都成为权力囚笼中身不由己的囚徒。
江绝对不会“主动辞职”，即便海内外、党内外、军内外的压力大到了让他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仍然会赖在宝座上不走。对于江泽民来说，比起“党和国家的事业”来，个人在媒体和国际舞台上出出风头更重要；另一方面，在考虑到儿子江绵恒前途的时候，他哪会有“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呢？江绵恒无才无德，仅仅因为是江泽民的儿子，短短几年间就在军界、科技界、商界和政界八面玲珑、青云直上。其个人资产究竟有多大规模，“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相信会比大多数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富翁们多得多。
在江泽民“光荣退休”时，人们普遍推测，江虽然无法像邓那样随心所欲地垂帘听政，但也不会像朱鎔基、乔石等人那样，一旦卸职便基本不问政事、在公众生活中也“杳无音信”，其影响力至少还将保持两三年时间。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江还会竭力在外交、安全、军事等领域发挥影响。近三年以来，海内外舆论一直把焦点对准“江胡之争”。从萨斯危机到台湾大选，从开发东北到宏观调控，从孙志刚之死到蒋彦永获释，从压制上海地产泡沫到调整港台政策，从打压赵紫阳丧事到宣称纪念胡耀邦，诸多政治经济领域的事件均被放在“江胡之争”的背景下解读。
无疑，很多人认为，江代表保守的毒瘤，胡则代表健康力量。但在我看来，正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注》所云“闹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一个戏子的谢幕并不意味着“优孟中国”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后江时代”的中国乐观。“江胡之争”的背后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分歧。如果说两人之间存在差异的话，江更多倾向于功利主义，胡身上则烙上了毛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烙印。在坚持中共一党专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这点上，二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的纷争不过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而已。我不同意那些有意无意夸大江、胡之间差异的看法，或者是企图挑动两者之间“火并”以及“鼓励”胡启动政改的“话语策略”。
如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与元老们的分歧，确实是“中国要向何处去”的根本性的分歧，是改革派与保守派、民主派与专制派的较量，是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及其爪牙们的较量；那么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江胡之争”，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争权夺利”。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来说，江长达十五年的统治实在是太长、太痛苦也太耻辱了——我们如何应对子孙们的追问：“你们怎么能够在一个戏子的统治下度过青春时代？”所以，出于“两害取其轻”的考量，人们不得不对胡产生更多的期许。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觉，说得刻薄一点，这是“被虐狂”企图减轻个人痛苦的梦呓。
江是一个比邓更缺乏想象力与改革热情的“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尽管在四中全会上赞扬其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但这样的谄媚之词无法改变江在民间被当作“笑话主角”的事实。而胡的履历及上台之后若干施政方略均表明，他将继续扮演此一“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更接近斯大林的“勃列日涅夫”。胡下令大张旗鼓纪念“鸟笼经济”的始祖陈云，已然说明他更愿意当陈的学生，而不是邓的学生。迄今为止，我没有听到胡讲过一句有个性、有人情味的话，他那背书般呆板僵硬的语言，甚至比江的装腔作势还要让人厌倦——江的夸张的表演至少还有某种喜剧效应。
胡成为继江之后又一名“三权集中”的领袖，他接下来的行动不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获取并巩固江退去之后遗留的权力真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诸多团派人物已占据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位置，气势远远超过上海帮和太子党。从江手中拿过权力来易，好像在退潮的沙滩上捡贝壳和海螺一样；但要阻挡全球的民主化潮流和国内民众前赴后继的维权抗争，却难于上青天。《新京报》发表的社论题为“执政能力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充分表明一党之私利、一己之私利完全压倒了普通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中共已不具备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热情，蜕变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为维护“压倒一切”的“稳定”（也就是保障特权阶层能够舒舒服服地掠夺和腐败），广大弱势群体将继续受到肆无忌惮的剥削、压榨和凌辱。
今天的江湖，是江胡对立的“江湖”。在这个江湖中，“公义”成为稀有金属，“不公义”成为社会常态。“不正常”的生活使人人都受到伤害。当谎言无法持续充当麻醉剂的时候，当纸再也包不住火的时候，当鸩再也止不住渴的时候，暴力便会像洪水一样泛滥起来。就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大肆称颂江泽民“十三年来带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在媒体上发现了两则：据《华西都市报》报道，重庆市江津双福镇古桥村发生惨剧，拆迁部门在一块被征地居民迁出前提前动工，巨大的推土机推倒房屋，将屋内熟睡的三岁幼童活活砸死。记者描写道：“孩子的一只小手和半边脸留在泥土外面，场面惨不忍睹。”这个名叫陈良的小孩与一年前在家中被活活饿死的李思怡同岁。惨案发生地江津，恰好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辞世之地，陈独秀正是在江津完成了其晚年思想的巨大转变，由共产主义回归英美自由主义。
另一则是：大连某大学的学生李赫为谈恋爱，编造谎言说自己有数百万家产。当谎言被女方的母亲揭穿之后，他丧心病狂地用铁锤将未来的丈母娘砸死，并藏在宾馆的衣柜之中。然后，他谎称自己打了架，要外出几天，带着女孩逃到哈尔滨。直到几天后李赫被捕，可怜的女孩才得知母亲已经被人面兽心的“恋人”杀害。大连由太子党薄熙来经营多年、被中共宣传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的样板，却发生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惨案。这两个案件只是冰山之一角，却成为中国现实状况的最佳注脚。
胡温及其政治局的同僚们没有让国人看到任何希望。生活在有毒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灵环境中，百姓怎么能过上“正常”生活呢？我们不能继续在这样的“江湖”中生活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谈及法国大革命前夕民众的状态：“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忌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今天中国民众的状态与之一模一样。当年，法王路易十六没有预感到危机的迫在眉睫，等马车开到悬崖前再想刹车却已经来不及了，马车的惯性将旧制度及寄生于其上的统治者们统统拉入万丈深渊。
今天的胡锦涛们有超越路易十六的智慧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温家宝谈“六·四”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国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邀请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美联社记者提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精彩的一个问题：“您一直是非常关心中国的普通群众的，前一阵有一些人写了一封呼吁信，希望把一九八九年发生的事情宣布为是爱国活动，您觉得中国政府方面对于这些人的关切应该采取什么立场？你会把八九年发生的事情宣布为爱国活动吗？”
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不再像刚刚当选时那么紧张。一年的总理生涯，他也逐渐适应了外交场合的“土来水淹、兵来将挡”，他在回答许多问题的时候都会“顺便”引用几句诗词歌赋，以显示其文采风流。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温家宝几乎没有思考就侃侃而谈：“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多次了，但我还是愿意回答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的时刻，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十五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坚持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我想，如果再给我们二十年、五十年的稳定，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因此，团结和稳定确实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我作为总理最为关注的问题。”
美联社记者提及的呼吁为“六·四”正名的信件，指的是蒋彦永医生在写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那封“惊天地、泣鬼神”的信件。这封信流传到网络上之后，引起各方面的巨大反响。在我看来，这封信件是“六·四”之后十五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良知恢复的标志，也是中国公民要求恢复历史真相和社会公义的呐喊。没有真相的恢复，没有正义的伸张，就不会有社会各阶层达成真正的和解。但是，蒋彦永医生的信件发出之后，有关方面并没有给予任何回应。此次美联社记者的提问，终于将一直实行“鸵鸟政策”、假装不知道有这封信件存在的中共当局逼到了台面上。
温家宝的这段回答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失望”——事先我就对他们没有抱任何希望，又怎么会经历失望的痛苦呢？我一直强调说，海内外某些“好心人”津津乐道的“胡温新政”根本就不存在，“新政”与“旧政”在骨子里是一模一样的，两者之间仅仅有一些策略上的调整，其一党专制的本质并无丝毫改变。如今，温家宝的这段回答再次证实了我的观点——在捍卫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镇压上，他们始终都是“旗帜鲜明”的。
仔细分析温家宝的回答，我不禁想：温家宝究竟是怯懦，还是虚伪，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在我看来，两者兼而有之。说“怯懦”，是因为温家宝在长长的一段话中根本不敢提及“八九”、“六·四”、“天安门”等敏感的字眼，更不敢像当年的邓小平、李鹏那样声嘶力竭地宣称“人民解放军平息了反革命暴乱”。温家宝在使用了模棱两可的“严重的政治风波”一词之后，立即跳跃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上，这是典型的一种“障眼法”——实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不是与“六·四”屠杀同步发生的，而是在此后发生的。温家宝这样一说，好像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狂潮中，唯有中共如中流砥柱般坚固。堂堂一国总理，居然不敢直面“六·四”的鲜血，其内心之虚弱和胆怯暴露无遗。当年，温家宝作为中办主任陪同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上看望学生。他亲眼目睹了广场上的景象，学生的举动是“爱国”还是“害国”，只要还有正常人的判断能力，应当心知肚明。但是，十六年后，死者坟上的树苗都已长成大树，温大总理还是不敢为学生说一句公道话。
说虚伪，是因为温家宝将对“六·四”的屠杀与此后十五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仿佛没有屠杀就没有经济奇迹。他还滔滔不绝地谈论所谓的“稳定”与“团结”，并展望此后二十年的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的强大。殊不知，只有在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公民社会中，才会有真正的稳定；在“奴隶主”和“奴隶”二元结构的专制社会中，是不会有长久的稳定的。在今天的中国，制造不稳定因素的不是蒋彦永医生的一封信件，而是中共自己的腐败和独裁，是心黑手辣的官僚们把人民逼上了绝路。如果不是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温顺如绵羊的中国民众哪里会“破坏稳定”呢？看看《中国农民调查》中地方官吏对农民的血腥屠杀，就知道今天的中国拥有的是怎样的一种“稳定”了。这种稳定使得奴隶主生活在天堂里，奴隶只能生活在地狱中。
“六·四”惨案之后十六年来，中国的经济固然有所进步，但政治体制改革的退步所导致的腐败泛滥、工农贫困、环境污染以及社会基本伦理道德沦丧，已使得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解决“六四”问题，正是解开这团乱麻的首要一步。“六·四”问题不彻底解决，中国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稳定。依靠暴力和谎言维系的稳定，只能像沙滩上堆砌的城堡，潮水轻轻一冲刷就会倒塌。
最后，我还想反问温总理的是，你口口声声说“团结”，却你们连自己的前任总书记都不愿意“团结”——因为同情学生运动、反对武力镇压，赵紫阳被非法罢免并遭受了长达十六年的幽禁，直到在幽禁中死去。赵紫阳并不是被判刑的罪犯，却被剥夺了种种自由。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和“依法治国”呢？你们自称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偏偏不愿团结赵紫阳先生。当年，温家宝长期跟随赵紫阳左右，对于赵的人格和思想应有相当的了解，却不敢为这为昔日的上司说一句公道话。这又究竟是因为怯懦还是出于虚伪呢？
谁是真正的“爱国者”？
温家宝在外事访问中，常常以一副“温情脉脉”的姿态面对世界，迥异于此前呆板僵化的李鹏，他在中共高官中多少显得有点“人性化”。在美国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引用了台湾诗人余光中的名作《乡愁》，说“那一湾浅浅的海湾，是中国最大的国殇、最大的乡愁”；在与侨界人士会面时，他又引用诗人艾青的诗句说：“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讲话的结尾，他还颇为煽情地说：“我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我愿意为中国的富强、民主和文明而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温家宝把自己看作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我想追问的是：这种表白是不是你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你真的能以此“感动”自己吗？抑或只是一种表演的姿态，仅仅为了“感动”倾听者？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温家宝先生大谈爱国主义的场景，也看到了华盛顿豪华酒店里的美酒佳肴。此时此刻，我却想起了在狱中受难的朋友杨子立——在宴会上吹嘘爱国易，在监狱里坚持爱国难。
“新青年四君子”杨子立、徐伟、张宏海、靳海科也都把自己看成是爱国者。他们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杨子立信仰自由主义，徐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张宏海的思想中有民粹主义成分，但在“爱国”这一点上，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正因为这种相通，使得他们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依然坚持五四时代文化思想启蒙的理想，依然致力于探索中国变革和进步的真理。作为青年学生，他们或者深入建筑工地给民工讲授语文和法律知识，或者主办个人网页宣传民主和宪政的理论，或者骑自行车跑数百公里到农村作社会调查……虽然生活在贫寒之中，却以青年人特有的纯真和朝气感动了身边许多的人。然而，仅仅因为组织一个学术沙龙性质的“新青年学会”，他们就被中共的特务机关秘密绑架，在关押了近三年之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的严重罪行，分别被判处十年和八年有期徒刑。
正是温家宝先生领导的“爱国政府”，实施了对这四位爱国青年的逮捕、囚禁、审判和虐待。我不禁想问：既然大家都是爱国者，为何会有如此天壤之别的命运呢？一群爱国者为何要对另一群爱国者下此毒手？难道爱国也是一种“专利”，只允许温总理一个人爱，而不允许杨子立等平民百姓爱？我还想起了八十年以前组织“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和组织“觉悟社”的周恩来。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会而受到北洋政府的逮捕和审判。他们的学会吸引了许多热血青年的参与，成为五四之后两个重要的学生社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新一代青年却连这一丁点权利也被剥夺了。组织一个只有几名成员、讨论文化启蒙和政治改革的“新青年学会”，居然被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可怕罪名。新政权难道比旧政权还要脆弱和心虚吗？要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转世，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重新组织“新民学会”和“觉悟社”，他们的下场会比“新青年学会”诸君更好吗？
然而，我又发现，温家宝先生并非将“爱国”作为自己的“禁脔”：在美国访问期间，他一有机会便用“爱国”来感化和吸引海外华人华侨；在国内视察的时候，也鼓励工农大众要更加爱国。与这些号召自相矛盾的是，那四名在大地上实践爱国信条的青年，却要在监牢之中度过其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不仅如此，就连他们的家人也受到特务们的骚扰和恐吓。中共治下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下场是：不仅自己身陷大牢，连妻子和父母也不得平安。我想询问温家宝先生：这样的国家，谁还敢去爱呢？
在我心目中，杨子立们比温家宝们更爱国。中共政权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诸四名爱国青年，比南宋政权将“莫须有”的罪名加诸岳飞还要荒谬、还要可耻。自由主义先驱殷海光说过：“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非常不幸的是，殷海光所描述的近半个世纪前发生在台湾的悲剧，再次发生在半个世纪后的大陆。
温家宝总理多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打爱国牌，在其高亢昂扬的言说背后，我却发现了某种虚弱和苍白。究竟什么样的国家值得公民去爱？“爱国”究竟是自发的还是需要去号召的？署名“心不太急”的网络作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既不抽象也不神圣或神秘，它在本质上只是公民实现自己福利的手段，如果这个‘手段’的专职工作人员拼命提倡和鼓吹公民们要爱这个‘手段’，甚至把作为实现福利的手段而存在的‘组织’当作最高价值、最终目标、并不惜一切代价去‘爱’、甚至置作为最高主权者的公民的性命于不顾也要‘爱’，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实现福利的‘手段’已经出了问题，或者这个‘手段’已经被通过委托而产生的专职工作人员擅自占有、垄断、劫持而异化为只为他们提供牛奶和面包的‘私器’了。”一个人越是拼命鼓吹的东西，也正是他最缺少的东西。一个让公民普遍感到权利和尊严受到保证的国家，不必大肆去宣传，公民也会由衷地去爱它。这就是关于公民个体与国家及政权之间的正常关系。
希望温家宝先生好好学习学习这些常识——在号召海内外的中国老百姓“爱国”之前，让你领导的政府切实尊重每一个公民爱自己和爱国家的权利。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中共党魁胡锦涛号召向朝鲜古巴学习的批示震动党内外，此批示也最后宣告了所谓“胡温新政”的破产。“胡温新政”是国内知识分子和海外媒体“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可能出现。那么，胡锦涛批示中所谓的“朝鲜和古巴虽然经济上遇到一点困难，但是政治上一贯正确”，究竟是何种含义呢？
联系起最近中共官方媒体高调纪念陈云的动作，在市场经济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的今天，中共却大肆宣扬陈云这个“鸟笼经济”的发明者和实施者，电视剧、记录片、座谈会等走马灯式地登场，是否也表明在胡的心目中，陈云比邓小平更为“政治正确”呢？我在上海看望文化界元老、曾经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先生的时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胡乃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这就是胡要求全党学习朝鲜和古巴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胡锦涛先生根本没有“新政”的意愿，而只有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雄心壮志”：与其说今日中共要向朝鲜与古巴学习，不如说他们企图重新举起毛泽东的旗帜来。
朝鲜在经济上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虽然在官方媒体中“形势一片大好”，但近年来朝鲜每年短缺三百万吨以上的粮食，大量民众因营养不足而死亡。这种情形类似于毛泽东时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不过，因为国家人口规模的差异，那时的中国饿死了数千万计的民众，今天小小的朝则仅有数百万人饿死。在困境中，朝鲜政府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按照年龄、性别和劳动强度的差异，确定不同的标准配给口粮，每人每天从三百到五百克左右，另外还有三十克食用油、二十克酱油和二十克盐的供应，而肉、禽、蛋、菜等几乎为零。这样的限量，仅仅是“保命粮”，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连这种最低供应都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
朝鲜政府有何应对措施呢？金正日希望通过大面积种植土豆，代替大米和玉米，解决老百姓“吃饭难”的问题。他甚至提出“土豆如同大米”的口号，号召人民栽培并食用这种食品。朝鲜《劳动》等媒体称金正日的讲话点燃了“土豆革命的火炬”。于是，有一千多名复员军人和四百多名平壤、开城等城市的姑娘，响应党的号召，来到金正日视察并赞扬为“社会主义农村的样板”的大红丹郡，落户农村，像中国当年的“知识青年下乡”一样，参加土豆生产劳动。朝鲜官方还专门拍摄了故事片《对人生的追求》，讴歌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开辟新天地的壮举。一对落户大红丹郡的夫妇给金正日写信，请他为即将诞生的婴孩起名字。金正日回信说，如果是男孩就叫“大红”，女孩就叫“红丹”，好让“大红丹”永远流传。
《人民日报》的子报、当今中国最左的《环球时报》在报道朝鲜遇到的“经济困难”时，对朝鲜官方组织专家“研究出百余种土豆吃法”的措施大加赞赏。其记者在询问平壤市的一些老百姓由吃大米改吃土豆是否习惯时，不少人说：“我们从小就是吃土豆长大的，没有什么不习惯。”还有一些市民表示：“现在吃土豆，是为了将来的生活更幸福。目前国家有困难，我们不能为国家分忧，有土豆吃，就已经很知足了。”他们还说：“只要美国不和我们作对，日本对侵略罪行进行赔偿，我们就一定能够在金正日主席的领导下过上顿顿白米饭、天天喝肉汤的日子。”
参观过平壤的外国人发现，在这里看不到一个肥胖儿童和小巨人。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个头矮小，像豆芽菜似的。北京及其他中国大城市有许多肥胖儿童，家长们为他们的身体状况深感担心，采取若干减肥措施却没有明显的效果。联想起朝鲜的情况，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医治肥胖儿童办法。这个办法万无一失，且简单易行：把我们的肥胖儿童送到朝鲜去呆上三五个月不就行了！这个办法一旦实施，全世界所有的减肥药在中国都将丧失市场。中朝友谊也将更加牢固。
《环球时报》的记者感叹道：“坚强而淳朴的朝鲜人民在苦难面前表现出高度的理解和宽容，令人感动。”然而，就在老百姓“高度地理解和宽容”的同时，金正日的子女却在巴黎的高级商店中挥金如土，金正日本人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奢华的日本料理，为了一道菜甚至不惜派遣其日本裔的首席厨师乘坐国际航班专程赴日本采购。金氏集团在瑞士银行存有数十亿美元的民脂民膏。在笔杆子的欺瞒和枪杆子的威慑下，朝鲜的老百姓除了等死还能做什么呢？胡锦涛需要的大概就是老百姓的这种“高度的理解和宽容”吧？那么，如何才能拥有如此俯首帖耳的老百姓呢？靠的是舆论宣传，靠的是愚民教育，靠的是“政治正确”的灌输，靠的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胡锦涛羡慕“小兄弟”所运用的这些手段：在朝鲜的首都平壤，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都悬挂着金日成的巨幅画像、大型雕塑和语录碑刻。就连飞机场、火车站、医院、少年宫和幼儿园也不例外。在普通人家中，墙上挂着金日成父子的画像，有的人家还挂着包括“国母”金正淑在内的三人画像。在平壤市中心，有一座巨大的高塔，即“主体思想塔”，“主体思想”就是金日成思想。该塔高一百五十米，塔顶红色火炬高二十米。塔后排列着六组阐释金日成主体思想的花岗岩群雕。
强调“主体”和“核心”的思想，是对真理的歪曲和拒绝。伟大的思想都是开放、多元、平等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相同的形式和实质，在另一个时空中有声有色地上演着——看到朝鲜的一切，江青同志应该感到欣慰才是；看到今日中共的党魁要重新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在地狱中饱受精神煎熬的江青同志，一定会为自己几年前轻率地自杀而感到后悔。说不定胡锦涛总书记会对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实行大赦呢。
一位到过朝鲜访问的学者告诉我，他们每到一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领袖献花、鞠躬和聆听领袖伟大的功绩。各个参观点的解说员都经过专门的训练，或慷慨激昂像朗诵吟咏，或辅助以手势声情并茂。陪同的翻译只要一提到金日成的名字，都会在前面冠以“我们的伟大领袖”。即使在一段话中，也会把这个定语重复无数次，从来就不厌其烦。在平时的交谈中，他们也形成惯例，照此不误。朝鲜的宣传部门规定，对领袖的宣传必须达到“三化一性”，即对领袖要神格化，对领袖的教导要教条化，对领袖的指令要绝对化，对领袖的服从要无条件性。
与之相似，我在国内好些地方旅行的时候，多次看到毛泽东和胡锦涛两位领袖并列的巨幅画像。在朝鲜，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实施这一伟大的“战略”：在朝鲜最高级的幼儿园“金正淑幼儿园”里，歌功颂德的标语满墙皆是，孩子们就在这种偶像崇拜的环境中长大。独裁者们深知：拥有了儿童，就拥有了未来。在中国的幼儿园里，关于“江爷爷”和“胡伯伯”的儿歌也早已琅琅上口了。
如今，朝鲜人对金正日的崇拜快要赶上“国父”金日成了。他们称呼金正日为“伟大的领导者”。标语口号中的用词诸如“最杰出的接班人”、“主体思想最彻底的执行者”等等，让中国中年以上的人不禁联想起当年加在林副统帅身上的那些定语来。不过，林副统帅仅仅是毛主席身边心怀不轨的“亲密战友”，金正日则是金日成实实在在的亲生儿子。朝鲜人自己发明创造了一种说法：“金日成就是金正日，金正日就是金日成。”对此我大吃一惊：难道朝鲜的科学已经发达到了如此地步，远远超过了欧美，他们早就掌握了克隆技术，成功实施了对领袖的克隆？
这些就是“大哥哥”需要向“小弟弟”不耻下问、虚心学习的地方。最近两年来，中共高层频频就高校加强政治教育、机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等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一系列开倒车的行为正在雷厉风行地展开。在民主化浪潮冲击亚洲大地的今天，中共依然顽固地梦想“朝鲜化”，亦即“毛泽东化”，实在是愚不可及。门已经打来，光已经照耀进来，这片广袤的土地还会像中共领袖们所设定的那样继续黑暗下去吗？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改定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胡锦涛大力提倡的“八荣八耻”正在成为中共宣称机器开足马力制造的一个新热点，甚至许多幼稚园和小学已奉命教育孩子们歌唱由“八荣八耻”编写而成的儿歌了。然而，我想追问的是：胡锦涛先生难道不知道这个最为明显的事实吗——在大部分中国人民心目中，给中国带来最大耻辱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以之为党魁的中共政权。这个政权是人民的敌人，是一条贪得无厌的吸血虫，是一个暴力无边的黑社会，是从来没有得到人民授权的非法政权。
让人们对中共丧失最后一丝善意期望的事件是：中共当局秘密绑架了近年来积极参与维权活动的、山东临沂的盲人斗士陈光诚先生。警察们的行动比黑手党还要卑鄙，根本没有履行任何合法手续，也没有通知当事人家属，而是用绑匪般的手段劫持了陈光诚。一个模范公民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被带到哪里去了。几个月之后，陈光诚才被宣布正式逮捕。这是一个连一名盲人都容纳不下的政权，它口口声声宣扬说要领导人民建设和谐社会，却无时不刻地制造着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和谐。胡锦涛对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不会毫无所知，作为这个世界第一大党的“教父”，他默许恶行肆无忌惮地上演，同时也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这个政权已经堕落到了连盲人都害怕的地步。这是一间漆黑的铁屋子，胡锦涛早已适应了铁屋子里的黑暗，并强迫所有人安于这种黑暗——这是一种连盲人也感到难以忍受的黑暗。陈光诚，我亲爱的朋友，你的言行正如你的名字，你成了这个世界的光，你在说诚实的话。于是，你的命运便注定了如此坎坷，今日你所遭遇的苛政比昔日你的失明更加可怕。前些天里，我在网上看到了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写给胡温的一封公开信——
胡锦涛、温家宝：
有关山东临沂盲人陈光诚因揭露临沂计生真相而遭迫害报复一事，你们肯定已经知道了。临沂市的野蛮计生事件被揭露出来到现在已经九个多月；陈光诚去年九月六日被软禁半年多，从三月十一日被抓至今已经十四天，你们没有任何反应。在你们心中，这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我要问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地方政府为什么敢有这样的行为？作为一位残疾人，他能够为最需要帮助的农村残疾人、农民群众的生存状况有所进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你们作为健全人，作为国家领导人，如果你们能有良知和责任心——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还能够容忍地方政府非法地对待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盲人吗？你们还能够容忍地方政府雇用的打手二十四小时看守一个盲人长达半年吗？在这块土地上，一个中国公民仅仅因为说了一些真话就遭到如此的迫害；几个公民仅仅因为想看看他们的朋友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政府雇用的打手殴打，你们作何感想？你们为什么不去听听中国老百姓真正的心声？你们是否知道，在这块土地上，每天有多少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有多少人生活在冤屈和绝望之中？又有多少妻子和母亲（曾金燕、高琴声、蒋美丽、春柳、路坤……）在泪水之中，不安地等待他们的丈夫或孩子？——谁在制造这样的人间悲剧？谁在践踏法律的尊严？谁在使中国的形象受损？请你们深思。
中国公民，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
袁伟静善意的呼吁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又一个月过去了，胡锦涛仍然没有低头倾听这位儿子诞生不到一年的母亲和丈夫从身边消失的妻子的呼吁——袁伟静和她的孩子曾被打手们抛入村里的阴沟。我不知道亲爱的陈光诚弟兄在被非法绑架的日子里是否受到虐待，但我记得与陈光诚和袁伟静的几次短暂的会面。这对夫妻让人肃然起敬：陈光诚是盲人中少有的完成医学本科教育的人，本来可以靠着自己的医学特长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维权的光荣荆棘路；袁伟静是一位温柔贤良的妻子，是丈夫的“眼睛”和“拐杖”，她选择了身体有残疾的陈光诚作为自己的丈夫，并无怨无悔地支持和帮助丈夫的维权事业。他们默默无闻地推动着这个社会朝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为什么中共当局连这样的一种努力也要残酷打压呢？“我是坏人，所以不许你们做好事”——这是怎样一种变态的、扭曲的心态呢？
胡锦涛和中共当局对陈光诚骇人听闻的迫害，让我联想起了昔日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和罗共当局对托克斯神父的迫害。两者何其相似，义人的受难终于唤醒了民众的觉醒——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齐奥赛斯最终被自己的血泊所淹没，今天的胡锦涛先生是否正在踌躇满志地重蹈齐奥赛斯库的覆辙呢？这个问题只有他本人才能回答。
我从台湾学者李迈先所著之《东欧史》中抄出有关罗马尼亚的那段历史来，以供胡锦涛先生参考：罗马尼亚西部外息凡尔尼亚地区有一个名为狄米索拉的小城，小城里有一位名叫托克斯的神父，他一向同情受到政府迫害的少数族裔，主张保护人权。一九八九年八月，托克斯在电视上批评政府，尤其反对政府的“农庄化”政策（他居然能够在电视上出现，此一事实即可说明罗共的封锁远远不如中共）。于是，当局采取了相当卑劣的做法：将托克斯囚禁在家中，切断其家中的电话，禁止其与外界联络。托克斯并未屈服，当局遂切断了他的面包等食物的供应。民众闻讯十分愤怒，纷纷携带食品前往救助，却被秘密警察拦阻。十一月间，有四个秘密警察装扮的蒙面暴徒闯入托克斯家中，殴打托克斯和他怀孕的妻子，并用刀刺伤两人。同时，受官方控制的主教下令将其调离该教区，托克斯不从，主教遂与政府一起下令强制迁离。大批民众聚集在托克斯住宅周围加以保护，双方僵持多日，民愤渐升，乃捣毁附件政府经营的商店橱窗，焚烧齐奥赛斯库的肖像，包括罗共地方党部和警察局。
十二月十六日，当地民众举行游行示威，安全警察奉命镇压，对站在示威队伍前列的妇女儿童开枪射击，坦克和飞机也奉命出动。当天有二十四人被杀害，尸体被军车拖出城外秘密处理。十二月二十日，示威群众不畏强暴，继续抗议，人数增加到五万。政府命令军队协助镇压，为军队所拒绝，数名军官被安全警察杀害。安全警察单独行动，大肆杀戮，是日有数千人遭到杀害，现场目击的外国记者将其比作“罗马尼亚的天安门屠杀”。日后，在市郊发现三处坟墓，挖掘出尸体四千五百具。
罗马尼亚政府先是封锁消息，此消息却“出口转内销”，迅速为老百姓所知晓，于是引发全国抗议。齐奥赛斯库从国外访问归来，谴责和平示威的民众是“法西斯分子”，宣布在外息尔凡尼亚实行戒严。齐奥赛斯库对自己的统治有完全的自信，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首都的皇宫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亲自向群众致辞，谴责狄镇的“叛乱”，另一方面宣布将提高大众的食物和燃料配额，此为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听众十分不满，报之以嘘声，继而喊出“打倒齐奥赛斯库”的口号。这种大胆的反应，在齐氏长达二十四年的独裁统治中从未出现过。齐氏惊慌失措，匆忙退出会场，躲进皇宫大厦。
广场上的群众愈来愈多，情绪也不断上涨。齐氏紧急调来安全部队的坦克，将群众驱逐到大学广场。第二天，十五万人在大学广场聚集示威，与安全警察对峙。陆军原有数千军队驻首都，但拒绝与安全警察合作，反而倒向民众一边，合力将安全警察逐出皇宫广场。国防部长米里亚因同情民众、拒绝下令镇压，被齐氏杀害。此举使参谋总长古萨等高级将领对齐氏彻底绝望，一致倒向人民，以军火暗中接济民众，甚至允许部分将士与民众并肩作战。最后，军民终将安全警察击溃，先后占领皇宫大厦、罗共中央委员会、电视台和无线电台等主要建筑。
齐奥赛斯库见大势已去，于十三日清晨与妻子伊莲娜及少数亲信卫士乘直升飞机从中央党部屋顶逃出。齐氏担心直升飞机被雷达发现，中途降落在首都附近的一个小镇，挟持一辆小汽车继续西行，途中被民众发现，扣留后移交军方。三天之后，特别法庭对齐氏夫妇进行审讯，控以集体屠杀（其统治期间有超过六万民众被杀害）、破坏国家经济、盗窃国家财产（有十亿美金存入瑞士银行）等罪名。为防止秘密警察的残余分子前来对其实施营救，法庭下令对齐氏夫妇立即执行枪决。
一直以来，齐奥赛斯库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只是中共当局的老朋友，大部分中国人民对其并无好感）。暴君与暴君之间必定有共同语言，据说齐氏逃亡路上曾经一度想以中国为避难所，环顾全球也只有中国能够接纳他了。齐氏轻启暴力机器，遂死于暴力机器，可谓玩火自焚也。胡锦涛也像当年的齐奥赛斯库那样，对其统治抱有过度的信心。否则的话，他不会容忍甚至指示地方当局如此肆无忌惮地迫害像陈光诚这样的“无权者”。胡锦涛先生精于权术，却昧于常识。他不知道，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比军队、警察、金钱等更为重要的，乃是其法律与道德的根基。正是因为对托克斯的迫害，才导致民众最终认清独裁政权的本质，齐奥赛斯库政权彻底丧失其法律与道德根基；同样的道理，今天因为对陈光诚的迫害，必然也会使得民间的怨愤呈几何等级增长，并加速摧毁胡锦涛及其政权的法律与道德根基。
近年来胡锦涛及其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像毁灭前夕的齐奥赛斯库。我也相信，胡锦涛先生不愿意接受齐奥赛斯库那样的结局，一个再弱智的领导人也不愿意突然之间便死于非命。但是，要避免像齐氏夫妇那样可耻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胡锦涛先生必须从现在开始改变其统治方式——比如开放自由，废除劳改制度，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全民普选，释放陈光诚、师涛、杨子立、杨建利、胡石根等良心犯等等。这是一条走向诺贝尔和平奖的道路。是像齐奥赛斯库那样饮弹毙命，还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走上诺贝尔和平奖的讲台，两个前共产党的党魁已经为胡锦涛先生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表率。这是胡锦涛先生最后作出选择的机会了，人民不会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只要陈光诚在狱中多呆一天，这个政权所面临的危机就增长一分。胡锦涛先生会作出于人于己、于国于民都有益的选择吗——即便是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七日，北京家中
谁是自由的“第一杀手”？随着权力的逐渐巩固，胡锦涛作为“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的一面也日益凸现在世界面前。曾经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的学者型官员王元化先生，最近对笔者说，他认为胡根本就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胡锦涛发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严防美欧在我国和周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内部报告，该报告用杀气腾腾的言词，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出版、民间社团、维权人士的打压。尤其是在出版领域，连续对《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工人出版社等机构进行整肃，使得二零零五年以来本来就已经万马齐喑的界更是鸦雀无声。
其实，胡锦涛的意识形态取向并非如今才暴露出来。早在两年前刚刚加冕为新党魁的时候，胡就曾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亲自发表讲话。该讲话分为三个部分：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识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二、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三、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不断开创宣传思想工作的新局面。通篇讲话不仅了无新意、枯燥无味，而且从思路到措辞都是一次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
在这篇冗长的讲话中，胡锦涛特别强调“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各级党委要始终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和改善领导。”胡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亦同步发表社论说：“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从来都是为党和国家事业服务的。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散发着阴沟中的气息的、让人恶心的语言，这些宛如埃及金字塔中木乃伊般陈旧而猥琐的语言，是因为这些语言道出了胡温“新政”的实质——胡温根本就没有“新政”，胡温实施的依然是旧得不能再旧的“旧政”。所谓“新政”不过是海外传媒和少数知识分子的“单相思”而已。实际上，在控制舆论、取消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自由这方面，胡比江走得更远，胡可以毫不脸红地坐上当今世界自由“第一杀手”的座椅——这是记者无国界组织赠给胡主席的一项“殊荣”，因为中国政府关押了数百名作家和记者，这是一个并不能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世界第一”。
以出版而论，从二零零四年下半年以来，大陆的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便处于停滞状态，数百部优秀书稿由于担心无法通过日益严格的审查而被束之高阁，少数侥幸得以出版的也很快被停止发行。如抗战类图书《国殇》，仅仅因为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作了相当正面的评价，就迅速被中宣部命令从书架上撤回。数百名作者上了中宣部的黑名单，只要是他们写的作品统统不能出版；数十种“敏感选题”根本不允许触及，即使是反右、文革、大饥荒等历史题材亦成为禁区。许多原来依靠出卖书号而存活的出版社，因为害怕中宣部的处罚，不得不停止这种“灰色生意”。这不仅使得出版社自身难以维持、连编辑的工资也发不出来；更让数千家个体的“图书工作室”处于“封冻”状态，再好的选题也难以实现，有一名出版署的官员甚至将这些个体的图书策划公司定位为“毒瘤”。
在对自由民主思想进行“严防死守”的同时，胡锦涛也企图通过“保先”及“和谐社会”之类的运动与宣传，效仿毛泽东的方法对民众进行洗脑。如在中央级大报中一向较为开放的《中国青年报》，亦奉命展开对胡锦涛本人的肉麻吹捧，其社论居然以“总书记胡锦涛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的方向”这样典型的毛时代的语言开始。以至于那些稍稍有点良知的编辑都感到极度耻辱，多名编辑愤然辞职。
这种洗脑运动虽然难以收到毛时代的果效，仍有相当作用。胡无法让中国的经济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却能让中国的意识形态继续保持僵化状态。胡本人深知，要保证中共的统治“万里长城永不倒”，就必须高速开动宣传机器，阻挡多元信息的自由流通。在这样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民众，才可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共奴役的愚民。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的一大谜是：为什么有相当大数量明智的、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们，却被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所吸引，参与其邪恶事业，最终身败名裂或者自己也被填进了绞肉机？这些疯狂而暴虐的思想，为什么会被数以亿计的追随者欣然接受呢？连中共元老、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发出了如此的追问。对此，波兰裔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这就提出了一个恼人的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人性固有的带破坏性和非理性的一面易于接受蛊惑人心的鼓动？几千万人被杀，因为出于种族或者社会的原因，他们被认为不配生活在尘世上的乌托邦里；另外更多的人则被强制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这一切都证明超凡神话具有催眠性的吸引力；它设想在全面控制的强制性乌托邦里可以达到历史的终结和臻于至善至美。”这就是宣传的力量，胡锦涛虽然平庸，也对此力量深有体认。
叩问历史，无论是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是供奉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之所以能夺取政权、征服民心，一是靠赤裸裸的暴力和武力，此即“枪杆子”；二是靠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教育，对全民进行一次彻底的洗脑，此即“笔杆子”。尤其是后者，在专制政权得以建立之后，官方便会动用一切资源，不断强化和拓展以愚民为目的的宣传教育。历史学者王向远写过一本名为《“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的著作，副题是“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这本书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军事与宣传并用的策略。其实，在中共内部也有一支庞大的“笔部队”，在中共建党之后的八十余年里，这支“笔部队”不惜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中共夺取和巩固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毛泽东时代的陈伯达、郭沫若、姚文元、胡乔木到邓小平时代的邓力群、贺敬之、袁木，一直到今天的王沪宁、赵启正、康晓光等人，皆为其中之得力干将。胡锦涛在讲话中多次使用“宣传战线”这一硝烟弥漫的词语，也说明中共当局将其宣传部门看作是一支“笔部队”，一支愚弄和征服人心的“笔部队”。
美国哲学家米克尔约翰在《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一书中分析了冷战的实质，认为冷战乃是一场“自由”与“不自由”的竞争。他指出：“在这场运动中，我们美国人对热战和冷战中的敌人作了很多谴责。但是，我们最有力和最公正的谴责一直是，它们压制和正在压制信息和观念的自由流动。我们宣称，我们不能忍受压制信息这种邪恶行为。我们在国内不会屈服于这种行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合法的手段加以阻止，也不会允许国外的这种行为。我们坚定认为，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要求。”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专制国家，其改革的第一步必然是放松言论控制，开放报禁，走向自由。苏联东欧是如此，东南亚若干国家和地区如南韩、台湾也是如此。严格控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将传媒作为一党之宣传工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专制统治的延续，而非解冻、破冰的开端，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
在今天的中国，在党的严密控制下，信息无法自由流通，民众也丧失了获得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渠道。传媒成为维护党的统治的工具，而非增进理性和自由的领域。胡锦涛的多次讲话都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新一代党魁在此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冷冷地关上了政治改革的大门。在中国大陆，有十三亿人民仍然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仍然无法拥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此意义上而言，冷战尚未结束。
作为全球范围内自由的“第一杀手”，胡锦涛的这一桂冠还会戴多久呢？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近日，中共举办纪念胡耀邦的系列活动，美国总统布什和联合国酷刑特使先后访华，铁幕似乎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与此同时，中共这个拥有六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却连续对数十名“持自己政见”的公民实施了毒打、抓捕、幽禁、跟踪、监听等诸多违法行动。没有一项行动是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布的——尽管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按照常理，党的暴力机器整肃“不稳定因素”是党的骄傲，党为什么不敢公诸于世呢？这个号称“三个代表”的党，为什么脆弱得像一阵风就要吹倒的林妹妹、胆怯得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的老鼠呢？
这几天，我的许多朋友要么无法出门，要么被遣送到外地，要么被切断电话和网络，要么受到全天候的跟踪，这张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刘晓波、丁子霖、包遵信、余世存、浦志强、胡佳、张祖桦……他们都是作家、学者、律师和NGO组织的活跃分子，他们不是掌握先进武器的恐怖分子，他们对这个社会不具有危害性。那么，这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个拥有数百万军警宪特、武装到牙齿的党，为什么会如此害怕这样一些手无寸铁的、仅仅是说了几句真话的公民呢？
相对于一些朋友而言，我还拥有行动的自由，虽然几天前我所居住的社区的保安突然全天候站在我家楼下的大门口，即便我出门到楼下的便利店买东西，他们也会立即用步话机报告我的行踪，但我毕竟没有受到直接的、粗暴的干预和拦阻。十一月二十日，来华访问的布什总统在北京岗瓦市教堂参加礼拜活动，并在留言薄上写下“上帝保佑中国的基督徒”的字句。感谢上帝，在同一天里，我和妻子虽然没有去参加岗瓦市教堂的主日崇拜活动——听朋友说，在那个教堂外严阵以待的警察，比教堂里参加聚会的基督徒还要多——但我们仍然自由地前去参加了方舟教会的主日崇拜活动。在聚会中，我为蔡卓华牧师祷告，这位忠心的仆人因为印刷和传播《圣经》，刚刚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这是中共方面给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的布什总统的一份厚重的“见面礼”。
十一月二十一日，是布什总统访华的第二天。这天下午，学者刘柠与日本作家麻生晴一郎以及日本的媒体工作者大谷龙司、佐藤充则、平野爱等人约我见面，他们希望与我一起探讨中日关系问题。我向来重视这种民间形态的交流活动，便约他们到我家中来访谈。下午三点半，当他们到达我家楼下时，却被一名便衣和两名保安堵在大门口。我闻讯来到楼下，发现一个便衣人员正在查看刘柠的身份证，便立即要求此人将身份证归还给刘柠。我严正地向这名便衣指出：“你究竟是什么身份？是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是警察？如果你是物业的工作人员，你没有权力查看任何公民的身份证；如果你是警察，请你先出示警官证，然后才能检查他人的身份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的条款，你怎么能知法犯法呢？”这名便衣不敢亮出他的警官证件，只是言不及义地解释说：“我看他们拿着摄影机，所以需要查问一下。”我立即反驳说：“中国究竟有哪条法律规定了，携带摄影机的人就是危险分子？”他瞠目结舌，半天回答不上来。我接上几位朋友回家，他们最终不敢阻拦。
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午两点半，我乘坐社区的大巴去国贸。刚刚上车，两个便衣立即上车，他们的面孔我已经熟悉了——三十上下的年轻人，平头，干练，腋下夹着似乎是统一配备的公文包。到了国贸，我去银行取钱，去超市购物，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些中共的特务们已经毫无廉耻之心了，他们没有回避我直视的目光，他们的目光呆滞而混沌，像机器人一样。然后，我来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厅会见一位在美国媒体工作的朋友，一名便衣特务也买了一杯咖啡坐在我们旁边，还不时探过头来侧耳倾听我们的谈话。五点钟，我又来到社区班车的车站，乘坐这趟班车回家。跟踪的特务们没有继续上班车，而是开着一辆汽车跟在班车后面。当我回到社区时，已经有其他的便衣特务等候在我下车的地方了。我下车之后，去小区的一家杂货店买水果，一名便衣特务紧紧跟在我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挑选水果。当我抬头直视他的时候，他赶紧将目光转移开了。我买完水果，他仍然跟着我走出小店，直至我回到家中。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会有什么奖赏等着他呢？而我幸运地拥有了一名不花一分钱的“保镖”，一路外出我可以不必担心有小偷的光顾。
在特务们的监视和跟踪之下——当然我知道我的所有的电话、电子邮件和信件他们都知道，我过着一种完全“透明”的生活。这是我选择说真话所付出的必要代价。我宁愿付出这样的代价，也不愿加入那些说谎者的行列。当我初次与秘密警察相遇的时候，心中确实有不少的恐惧感。如今，他们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也成为了他们的“衣食父母”之一。没有一批像我这样的人物，他们这个机构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如今，对于这些“专政机器上的螺丝钉”，我心中早已没有了恐惧感，我相信那些内心真正感到恐惧的，反倒是特务和他们的主子。作为“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共统治者们，俨然坐在一个火山口上，他们哪一天不是寝食难安呢？
我更相信，在中共垮台的那一天，特务和他们的主子们的命运，不会比昔日那些苏共的当权者们好到哪里去：一九九一年冬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当苏共的中央委员们匆匆撤离宏伟的苏共中央大楼的时候，数以万计的民众早已在大楼门口等候着他们了。老百姓不是毕恭毕敬地为这些曾经作威作福的官僚们送行，乃是以铺天盖地的唾沫显示对他们无比的憎恶。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恨恶罪，而不恨恶罪人，我不会加入其中去多吐他们一口唾沫。但是，我也不会阻止那些被苛政虐待数十年的中国同胞这样做的——这是他们表达自己的爱憎的方式和权利。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特务治国：从朱由检到胡锦涛面对病入膏肓的党国体制，缺乏远见卓识的中共党魁胡锦涛，只剩下最后一种饮鸩止渴的“治国方略”：即“特务治国”。陈光诚案件便显示出了这样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对山东省临沂市当局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的违法暴力活动进行调查和揭露，盲人法律工作者陈光诚在被非法拘禁三个多月之后，以“破坏公共财物”和“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先后被刑事拘留和正式逮捕。
在这个案件中，当局的每一步行为都违背了现行的法律制度，如同自己打自己耳光一样滑稽可笑。其间，山东警方远赴北京，与北京警方联手合作，从律师滕彪居住的小区绑架了陈光诚的母亲和孩子，其场景比香港黑帮电影还要惊心动魄。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告诉记者，他本人在到达沂南县当天就收到死亡威胁的电话，“那个电话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死亡威胁，直接就说：‘你想找死啊，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北京来的，我知道你是李劲松，知道你住在东风宾馆的二零三房，你信不信，今晚我就来找你。’”李劲松在看守所里会见陈光诚时，陈光诚告诉他，一名负责审讯警员也对其发出死亡威胁——“有人死在监狱里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不配合，就别想活着从这里出去。”原定的开庭日期却被临时决定延期，堂堂“人民法院”变成一处游戏厅。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七日，就在开庭前一天，律师许志永和张立辉刚刚抵达临沂，突然被一群歹徒诬陷为偷窃钱包的盗贼。当地警方遂将两人拘禁在派出所长达一天之久，使得他们失去了为陈光诚出庭辩护的机会。结果这次审理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强行进行。无论想象力如何丰富的人，也无法想象出中共当局会有如此卑劣的行径来。
显然，不顾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悍然制造骇人听闻的陈光诚案件，不是山东临沂地方当局个别官员的“个人行为”。若非有直接来自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指令”，北京警方焉能如此卖力地配合山东警方的胡作非为？公检法机关焉能配合地如此天衣无缝？驱使数百名全职的或者临时的特务来对付一名手无寸铁的盲人，甚至将一个村庄、一座城市变成特务的天下，也只有中共党魁的命令才能实现此结果。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拥有数百万军警宪特的庞大政权，将一名手无缚鸡之力的盲人维权者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来对待，此政权是何其虚弱与无能！
陈光诚与胡锦涛的对峙，使得中共扯下了脸上最后的一层遮羞布。虽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遗余力地宣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呼之欲出的“胡锦涛理论”，但胡锦涛这个在毛泽东时代的血雨腥风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最终还是迷信暴力（枪杆子）和谎言（笔杆子）。然而，暴力和谎言真能使中共政权永远存在下去吗？
我看，胡锦涛同志该来好好上一堂历史课了。虽然每个月政治局都要集体来一次“学习”，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到中南海上课。但是，受到邀请的大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御用学者，如靠抄袭起家的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叶中。他们所讲述的课程，事先必须经过中宣部的严格审查，政治上不能有一点差错，且须多次试讲，将时间准确到秒。这样的“学习”，其效果如何，可想而之。政治局的九大巨头不可能在这样的课堂上学到真正的治国经验，更不可能从中了解到关于中国社会的真实信息。与其说他们是在“学习”，不如说他们是在作秀罢了。
于是，我自告奋勇来给胡主席和其同僚们上一课，解决胡先生心中的疑问：特务治国是否能够避免党国的江山倾颓呢？胡先生需要知道历史早已给出的答案，需要到历史之中寻求治国的智慧。由胡锦涛一味信赖特务治国的“雄才大略”联想开去，我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了一名与之最为相似的人物，那就是大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鲁迅说过，大明朝以剥皮始，亦以剥皮终。换言之，在明朝的两百多年里，维持其统治的根基之一，乃是一套严密的特务体制。从朱元璋到朱由检，皆迷信特务万能，其政权却被特务所埋葬。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个性与经历与胡锦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朱由检是“兄终弟即”，他以外藩身份而入承大统。在继位之前，他过了十多年战战兢兢的藩王生涯。当时的权臣魏忠贤在朱由检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面前说了他不少坏话，好几次差点让他招致杀身之祸。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并不为江泽民所喜欢，在江泽民时代如履薄冰地当了十四年的“王储”，自然炼就了“打死我也不说”的明哲保身之术，也留下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心理阴影。此种经历，让朱由检心胸狭窄、杯弓蛇影、从不信任任何人；同样的经历，也让胡锦涛僵硬如木乃伊，拒绝顺应世界民主大潮，只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历史学家丁易在《明代特务政治》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亡国的君主总是会被后人责骂的，但崇祯皇帝朱由检却例外地博得了后人的同情，大家认为明末的形势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但是，人们却没有更深入地去思考：为什么臣都会成了亡国之臣呢？忠臣变成贰臣，难道不是缘于君王本人的所作所为吗？天下大乱的状况的出现，最高统治者无论如何都无法推卸其责任。明末自魏忠贤乱政以来，天下骚动，人心离散，崩溃的局面已经形成。但这局面并非完全不可以缓和，如果继位的帝王能稍为振作一下，改变历代倚重特务、荼毒黎民的统治方式，纵不能挽救灭亡，至少也不会灭亡得如此之快。
但是，继位的朱由检并没有这样做。出于巩固自己权力的目的，他迅速摧毁了魏忠贤特务集团，却未能洞察依赖宦官的特务政治的根本祸害。同样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反倒进一步厉行特务政治，强化特务组织，恢复许多业已废止的特务机构。朱由检早已丧失了用正常的政治制度进行“良治”的信心，企图依仗特务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皇权统治。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刑法侦缉等大权，完全交给特务来处理。他生性苛察多疑，对于朝臣将帅均十分猜忌，对于民众更是心存恐惧，故希望利用宦官特务来监视和控制所有的人。由于受到皇帝的信任与依赖，特务们权势熏天，不仅大肆进行侦缉告密活动，甚至公然弹劾大臣乃至首辅。
自诩天纵神武、无比英明的崇祯皇帝，偏偏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特务虽然凶悍残暴，但他们对内无法赢得民心，对外也无法抵御强敌，用当时的官员万元吉的话来说，“廷杖告密，加派抽练。使在朝者不暇救过，在野者无复聊生，庙堂号振作，而敌强如故，寇祸弥张。”利用特务的暴虐固然能暂时压制民众之不满，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不满，反倒会变本加厉地加速民众不满的程度。从长远来看，特务们的杀戮泯灭了老百姓最后的生机、动摇了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人皆哀叹“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今日中共治下的中土，不也是如此状况吗？
朱由检至死也未能明白另一个同样简单的道理：今天这些宦官特务表面上对你忠心耿耿，一旦时势变化，明天他们就会立即改换门庭，将你出卖给敌人。朱由检将垂死挣扎的希望寄托在特务们身上，据《明史》记载，他派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然而，当时的特务头子们皆认为，不论哪个主子上台，“吾曹富贵固在”。所以，当李自成的军队兵临城下时，分守诸城门的曹化淳等宦官特务纷纷开门迎降。李自成破北京之日，朱由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他惟有在煤山上的歪脖子树上吊死而已。《明史》批评其“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样的批评放在今天的胡锦涛同志身上又是何其的妥帖！
以胡锦涛之滔天权力，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剥夺陈光诚的自由并荼毒陈光诚的家人；但以胡锦涛之智慧，却不足以让中共政权避免重蹈大明朝之覆辙。胡锦涛一人执掌党政军之大权，不受宪法、国会和舆论的制约，堪称当今世界权力最大的人物；然而，胡锦涛又自得其乐地自制棺材、自掘坟墓，其特务治国的策略，虽然暂时确保其权威，亦将其冰封于中南海之中，他堪称全世界最不自由的人。我相信，陈光诚在条件恶劣的监狱中，能够问心无愧地安稳入睡；胡锦涛在中南海豪华舒适的床上，却患得患失而无法安眠。
近年来，胡锦涛任由特务肆虐，任由中共的统治方式朝着赤裸裸的黑社会化的方向大步迈进。从广州太石村到浙江萧山，从四川汉源到河北定州，特务与军警齐驱，子弹与大棒共飞。“天安门屠杀”不是中共“失手杀人”，其实它每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发生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便是今天中国大陆的最大的、非法的黑社会组织和邪教团体，是依附于民众身体之上的最贪婪的血吸虫。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胡锦涛本人深知“共产党”已成为一片臭不可闻的裹脚布，单单倚靠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宣传，已经无法继续糊弄越来越聪明的老百姓了。对于中共不断炮制的各种“主义”和“理论”，对于“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没有人会尊重和敬畏之，没有人会“追腐逐臭”。在此情形下，惟有特务所制造的恐怖气氛，才能让人们继续默许指鹿为马的事实。
于是，今天中共的特务们遍布每一个要害部门，从现实世界进入了网络世界，他们窃听电话、截取信件、跟踪异议人士，无所不用其极。就连刚刚二十出头的、从事艾滋病救援工作的曾金燕，也被一群“国保大队”的特务寸步不离地跟踪。一名弱不禁风的小姑娘的身后，整天跟着一群彪形大汉，成为曾金燕每天从家中上班的路上的一大奇观。关心和帮助艾滋病人，居然也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些特务就是这样忠心耿耿地为胡锦涛政权服务的。这些风华正茂的特务们还这样毫无廉耻之心地声称：“拿共产党的钱，自然要为共产党办事。”他们还曾恐吓我的妻子让她跟我离婚，他们还曾威胁说要让我“人间蒸发”，他们的父母妻儿会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吗？
朱由检手刃妻女之后上吊自杀的结局，自然是胡锦涛先生不愿意重复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之后悬尸示众的结局，自然更不是胡锦涛先生期望的闭幕式。如果要避免如此悲惨的结局，从此刻起彻底放弃特务治国的方式，尚且为时不晚。望胡锦涛先生能够当机立断、亡羊补牢，并像彼岸的马英九先生那样，向昔日遭受特务荼毒的百姓鞠躬谢罪。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北京家中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我在拜谒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庄园的时候，在其故居中看到了许多托翁的亲笔信件。从中年时代开始，托尔斯泰便经常给沙皇写信——他给沙皇写信并非像一般的贵族那样献媚，相反他毫不留情地指责俄国社会的黑暗，希望沙皇体谅民间疾苦，厉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而托翁本人却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换言之，一个真正的“反革命”。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吊诡。不过，托翁的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横亘了从一八六一的农奴改革到一九一零年革命前夕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对俄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确实可以汇总成为一部个人化的俄国近代史。
托尔斯泰的书信集中保存了他与三位沙皇的通信——当然，这些信件不会有任何的效果，三代沙皇都我行我素，绝对信奉独裁专制的原则。他们虽然不敢公然迫害托翁，却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当然，托翁也深知沙皇们的本性，比如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托翁的评价是：“尼古拉认为，所有的人都同围绕着他的人一样，可是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下流东西，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下流东西。”（《托尔斯泰日记》）但是，托翁仍然不放弃对这些铁石心肠的统治者的规劝。
在这些书信中，引起我兴趣的是列夫托尔斯泰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封信，写于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莫斯科——
陛下：
七月六日，一个宪兵军官由警察部门负责人陪伴，当我不在家时来到我的住宅。那时正值度假时期，我家有几位本地乡村客人，是一些学生和老师们；还有我姨母和我妹妹。宪兵官员向教师们宣称他们被逮捕了，他要求他们把随身携带物品和证件交给他，搜查进行了两天，他们还搜查了学校，食品库房。根据宪警的说法，他们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另外还有其它对我客人的冒犯，还将这种冒犯强加到我本人和我的姨母及我妹妹的头上：宪警搜查了我的办公室和我妹妹的寝室。当被问到根据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时，宪警纸面上宣称是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士兵和宪兵官员在场，证实了这些说法。警官们去过我妹妹的寝室查看了所有文件和日记，然后离去。他们向我的客人们我的家庭成员宣称他们自由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因此他们是我们的法官，我们是否被指控可疑或不自由要取决于他们。宪警并加上一句，他们离去并不意味我们彻底安宁了，他说我们能够每天都来。
我感到奇耻大辱，陛下。这种对我的冒犯毫无道理。我的过去，我的各种关系，我的公开活动和服务，教育人民的相关活动，表达了我深刻观点的杂志，并没有破坏别人的幸福和安宁。我的所作所为可以向一切人证明：我不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宣言的编辑者，或杀人放火犯。然而，我却被怀疑犯罪，在社会面前感到羞耻，我不得不苟活在这种持续的威胁之下。警察的到访试图在舆论面前毁掉我，舆论对我至关重要，这是我多年积累的，对我选择从事的活动不可或缺——也就是创建百姓学校。我不能指控我本人，我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正确：我不认识任何通风报信者，我也不能指控宣判我、污蔑我的官员们，因为他们多次重复说，他们并没有以个人目的行为，而是执行最高当局的指令。
但是，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政府和皇帝陛下不是“一贯正确”吗？我不愿作这样的设想，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陛下的愿望是要惩罚无辜的人，让正当的人们生活在永远的恐惧和被侵犯的处境之中。为了知道陛下真实的意图，陛下究竟要惩罚什么人，我决定直达天听，我只要求一件事：这样不合法的事不要借用陛下的名义。
对陛下非常忠诚和非常驯服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对托尔斯泰的监视、骚扰和侮辱，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托翁当然知道一切都是最高当局的指示，但他故意将沙皇放置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既然你宣称自己的权柄来自于上帝，你难道会肆无忌惮地惩善扬恶吗？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可是，沙皇们将托翁的信扔到一边，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托翁的用心良苦——如果他们按照托翁所建议的那样做的话，他们本人不会死于非命，俄罗斯也不会淹没在革命的血泊之中。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迷信权力和暴力的作用，认为派遣几个秘密警察去搜查托翁的住宅，派一队士兵去托翁的庄园外巡逻，就可以让托翁闭嘴，就可以让其他人不敢与托翁来往，就可以让托翁的影响力被限定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想错了，他们的下流作法不仅无损于托翁的伟大，反倒成为一种对托翁极为有益的“形象设计”——作为受难者的托翁更加受到人民的敬重，而作为对施加伤害的帝国政权的道义资源却迅速流失了。
历史不是巧合：此信发送之后二十年，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党人暗杀。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是个整天醉醺醺的酒鬼，根本没有时间看托翁继续给他写的信。该信发出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零五年，俄国首都彼得堡发生人民请愿，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军队枪杀民众，大失人心。远在波良纳庄园的托翁感觉到了革命的脉搏，他在日记中写道：“像法国人在一七九零年唤起世界一样，俄国人在一九零五年也发出同样的召唤。……托克维尔说，大革命恰恰发生在法国，而不是在别的国家，这正是因为法国人民普遍的情况更坏，更受虐待。按照同样的原因，新的随后的土地自由革命应当发生在俄国，因为在俄国比任何地方人民和土地的关系更坏。”一九一零年十一月十日托尔斯泰逝世，此后又七年，俄国爆发革命，罗曼诺夫王朝的垮台，自诩要“比彼得大帝更专制，比伊凡雷帝更苛刻”的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枪杀。
看来，秘密警察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有能够保住沙皇的“铁桶江山”。漠视民间的呼声，漠视像托尔斯泰这样的良心的呼吁，终于使得沙皇政权成了一个只拥有辉煌宫殿的空壳，再也没有人尊重这套制度，再也没有人信奉这套理论。秘密警察卑劣的行径，不仅没有捍卫沙皇的权力，反倒加速将沙皇推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如今的中共政权与当年的沙皇政权惊人地相似：他们对任何改革的建议都置若罔闻，他们是当今世界最腐败堕落的一个官僚群体，不愿出让一丁点已经享有的特权。中共当局对所有不同意见都采取打压手段，认为依靠一群秘密警察就可以维持“压倒一切的稳定”。他们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不稳定因素”，对“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蒋彦永、焦国标、陈光诚等中国最可宝贵的良心，采取比当年沙皇更为严酷的手段来制裁。他们多次到刘晓波家中抄家，也非法从我的电脑中拷贝走了所有内容——那一次，他们出动了二十多个便衣警察，如临大敌一般，而我只是一介书生而已。那些相貌英俊的年轻小伙子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当年，沙皇的警察故意搜查托翁女眷的房间，以示一种羞辱；今天，中共的特务们也将其肮脏的黑手伸向其打击的对象的亲人们，比如我和王怡的妻子，她们的工作都曾受到骚扰。联合国酷刑特使访华期间，几个特务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包括我出门买菜也尾随不止。他们的工作有乐趣、有果效吗？他们能坦然地向妻子和孩子讲述自己的工作吗？沙皇的宪兵们堂而皇之地说，这是奉沙皇之命；审讯我的警察头子也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是最高当局的指示。是的，“最高当局”，他们认为可以用油去灭火，所有“不稳定因素”都要消灭在萌芽阶段。殊不知，他们本人才是这个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的命运会比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更好吗？我不必像托翁那样长寿便可以看到他们的结局，对此我深有信心。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上海举行。为了组织此次会议，中共方面耗费巨资，这些开支却从来不曾向纳税人和公民公布。上合组织被中共视为重大的外交成就，是中共在亚洲拓展外交空间的成功尝试。胡锦涛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上海五国”机制在十年前建立，启动了“上海合作”进程。五年前，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作出了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的决定，“为我们六国睦邻互信和互利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其实，花团锦簇的话虽然说了这么多，中国方面希望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这一不伦不类的区域性组织所要达成的战略目标，无非有以下三个。其一，中国目前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在全球闹油荒的背景下，中国这一纯石油进口国的经济更是显得无比脆弱。中国无法在已经被欧美控制的中东地区分得一杯羹，只好退而求其次，力求在中亚和俄罗斯等石油生产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胡锦涛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各国加强能源合作，“尽快实施一批多方参与、共同受益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特别是能源、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网络性项目”。
其二，中国西部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日渐抬头，且出于宗教和历史方面的原因，此运动得到某些中亚国家的支持和默许。为了打压寻求建立“东突厥斯坦”的力量，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与中亚诸国加强经济合作的方式，使之放弃对分离主义势力的支持。因此，上合峰会的联合公报指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威胁和非法贩运毒品，仍是本组织的优先工作。这些威胁的规模和尖锐性有增无减。继续在成员国境内举行包括有防务部门参加的不同形式的联合反恐演习，对提高成员国联合反恐行动的效率是有益的。”
其三，近年来，原苏联成员国中的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先后发生了以“二次民主化”为诉求的“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之后，这些国家迅速向美欧等西方国家靠拢。这也使得中共当局极其害怕同样的“颜色革命”将在中国上演，胡锦涛多次发表讲话声称要对“颜色革命”进行“严防死守”。俄罗斯方面也看到“颜色革命”在自己的家门口发生，使得自身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因此竭尽全力地拉拢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比如与白俄罗斯重新实现“一体化”。在防止“颜色革命”这一点上，中俄两国找到了一个利益契合点，上海合作组织则成为两国展开某种合作的暂时性的平台。
然而，上海合作组织不过是一个“各怀鬼胎”的架构而已。无论对中国而言，还是对世界而言，它都并非好兆头。首先，这几个参与国家之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建立起了稳定的民主制度。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党独裁国家，其有限的自由经济状况不足以掩饰其政治制度的野蛮性。俄罗斯及其他四个中亚国家，在一九九一年苏联崩溃之后，政局几经波折动荡。虽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共产党不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长期独裁专制的政治传统，使得其政治格局依然呈现出强烈的威权主义特色。“强人政治”成为这些国家的民众和统治层都愿意接受的一种特殊形式，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各自的国内都是无人能挑战的强式人物。普京在任期结束之后，仍然具有挑选其接班人的影响力；而纳氏正在努力让议会通过法案使得自己成为“终身总统”，此举居然获得相当数量的民众的支持。在这些国家内部，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尚任重道远。
因此，由一群非民主国家为主体所建立的区域性组织，能对该地区的发展发挥良性的作用吗？独裁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友好关系，独裁者与独裁者之间也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私人关系，历史早已证明了并正在证明着这样的真理。那么，一场独裁者之间的盛宴，能够持续到几时呢？
二零零六年四月，胡锦涛访美遭遇失败，此乃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国家元首访美所遭受的最大挫败。二零零五年，中共当局悍然通过有“战争授权法”之称的《反分裂法》，使得欧盟对中国解除持续十六年武器禁运的计划成为泡影。欧洲已经逐渐意识到一个不民主的中共政权的危险性，中国虽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却从未认真遵守有关条款。像法国总统希拉克那样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亲华派”，在欧盟逐渐成为少数派。欧盟在对华关系的处理上开始向美国靠拢。
德国总理易人之后，有过在东德共产党政权下黑暗的生活经历的新总理默克尔，在访华期间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将德中关系重新定位为“批评性的对话关系”。在美欧携手推动全球人权和自由的压力下，中共穷途末路，再度转而向俄罗斯求救，一厢情愿地渴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来巩固与俄罗斯及其他在俄罗斯卵翼之下的中亚国家的关系，共同对抗西方。这也正是胡锦涛为何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希望国际社会尊重本组织成员国以及观察员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奉行和平、友好、合作的内外政策，为各国发展提供和谐、宽松的外部环境”。
然而，稍有智慧和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清楚，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朋友。近代以来，为祸中国最大的两个邻国即是日本和俄罗斯。在二战中失败之后，日本被美国彻底改造成民主国家，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军事上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除了有争议的钓鱼岛之外，日本也未占有中国的任何领土。但是，俄罗斯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威胁，它不仅依然占据着大片中国领土，而且在近年来的几次中俄边界勘定中，中共当局不断割让若干领土以讨好这头贪得无厌的“北极熊”。更为可怕的是，无论是昔日奉行列宁—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制度的苏联，还是今日实行威权与民主“双轨制”的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从来都是充当背信弃义的“变色龙”的角色。俄罗斯的当政者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也从来不遵守任何道义的原则。
对俄美两国作一简单比较即可发现：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几经调整，也犯过一些重大错误，但在若干原则上始终谨守不变。比如，美国对以色列一直持支持立场，你可以批评这种支持的偏颇，但美国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支持。然而，苏俄方面从来不会如此一如既往地对待任何一个盟友，相反它在关键时刻为了自身利益经常出卖盟友。中国早已为此吃够了苦头，今天的胡锦涛政权却急病乱投医，再次与喜怒无常、惟利是图的“北极熊”结盟。
为了讨好俄罗斯，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共手上割让给俄罗斯的领土，堪称世界之最。中共在国内大肆制造反美舆论，今天的美国并没有侵占中国一寸的土地。为了阻止“民主病毒”的蔓延，中共当局不惜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第二次、第三次地跌倒，真是利令智昏。由此可见，中共当局看重本阶层、本党的利益远远重于国家的利益，他们所大力宣传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全是骗老百姓的假话。
此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还有一位中共特意邀请的贵宾——伊朗总统内贾德。这个孤注一掷发展核武器、公开宣称否认纳粹对犹太人屠杀的狂人，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四处碰壁。他企图赴德国观看世界杯足球比赛，亦受到德国政府的拒绝和民众的抵制。就是这样一名丧心病狂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中国却被待若上宾、引为知己。这不是中共第一次欢迎来自“邪恶国家”的领导人了，从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到古巴的卡斯特罗，从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到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多少独夫民贼曾经成为中共的座上宾？
此次，中共希望借邀请内贾德以观察员国的政府首脑的身份与会，显示其对伊朗具有某种不小的影响力，以此向西方世界打出一张伊朗牌。而内贾德在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也乐于接受此邀请，企图利用中、俄的力量打破其外交僵局，继续与西方周旋。胡锦涛在与内贾德的会谈中表示说：“双方在国际事务中有许多共识，近年来两国贸易额连年保持大幅度增长，经济技术合作成果丰硕，在联合国改革、人权对问题上保持了密切的磋商和协调。”换言之，中国和伊朗都是竭力抵抗全球民主化潮流的专制国家，都是当今世界人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两国自然能够狼狈为奸、声气相投。
上合会议落幕了。独裁者的盛宴之后，杯盘狼藉。这次会议能够建立起一座“御民主于国门之外”的新的长城来吗？昔日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宣称要存在一百年的柏林墙，却在一夜之间迅速倒塌。上合会议的诸位独裁者们，难道看不到这前车之鉴吗？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八日
温家宝的“大师梦”日前，温家宝在国务院召集多所重点大学校长开会，探讨中国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的难题。
在会议上，温家宝忧心忡忡地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学富五车的校长们是如何为总理分忧的。
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认为：“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就是教师。”他指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培养和引进并重，应设立海外著名学者引进计划，引进一批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的正教授和终身教授。
四川大学原校长卢铁城建议，继续将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加以实施，在国家科技布局中更好地发挥高校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大学生、研究生资助体系和助学贷款体系。
英国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杨福家则提出一系列建议：改革高考考试方式和招生办法，高校招生凭高考成绩和高中表现录取；进行大学校长公开招聘的试点，严格学校财务管理、质量控制等制度；进一步建立导师制，适当控制班级人数；大力建设爱国求真、严谨求实、宽容创新的校园文化。
这些建议，表面上看都没有什么错，可都没有说到要害地方。这些老于世故的教育官僚，在温家宝的面前哪里敢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来呢？更何况，他们又怎么敢追本溯源，直指他们本人所依托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制度背后的政治制度呢？
因为他们知道，温家宝的焦虑其实也是装出来的。温家宝所需要的，也仅仅是一些套话和空话而已。以温家宝那温吞水般的性格，根本没有勇气接纳真话，更没有决心对症下药，根治依然病入膏肓的教育体系。
温家宝是难得糊涂。难道他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来，其根源正在于中共所施行的纳粹化的教育制度吗？各种海阔天空、天花乱坠的大学排行榜，根本掩饰不了这样一个极其可悲的现实：中国大陆没有一所大学堪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衙门，都被腐败所蛀空；每一所大学都是党的奴仆，党委凌驾于校长之上；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公司，被贪婪所充满。
是的，如今中央和地方财政给大学的办学经费确实越来越多，相当部分的大学教授都可以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生活了。北大和清华的某些名教授们，甚至在海滨城市集体购买价值数百万的豪宅。于是，获得北大“蔡元培奖”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声称：中国社会进入小康社会的标志便是大学教授拥有名车和别墅。一生两袖清风的蔡元培校长听到如此高论，不知会作何感慨。但是，又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内地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育水平却越来越低。
例如，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叶中，因负责起草《反分裂法》而成为“南书房行走”，入中南海给政治局成员们上课。此君却是一个学术剽窃者，在其著作中大量抄袭学者王天成的观点。此事被揭发出来之后，周却威胁《冰点》周刊不得进行报道，否则会动用中宣部的熟人制裁之，并到处说王天成是一个上了黑名单的“动乱分子”，因此抄了也白抄。王天成不得已起诉到法院，法院经过两次审理，居然为周叶中保驾护航，判决王天成败诉。到中南海讲课的人物，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大师”。温家宝当然也听过这名“大师”的课，他心中明白得很：这家伙哪里是什么“大师”，不过是一个溜须拍马、招摇撞骗的御用学者罢了。靠这种人便要想撑起中国学术的面子来，无异于缘木求鱼、问道于盲。
如王大中校长所说，教师确实是大学的灵魂。但是，王大中校长难道不知道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是当代最富于思想原创力和学术良知的学者之一。秦晖在清华大学却长期受到各种打压，甚至被扣发工资和停课。直到秦晖所论述的“黄宗羲定律”，有一次被温家宝在谈话中所引用，他在清华的艰难处境才略有改善。这一切都发生在王大中任清华校长期间。他曾经尝试过去保护秦晖吗？一边肆无忌惮地干扰和制约身边优秀学者的学术活动，一边却口若悬河地说要建立一支名师队伍，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如果按照王大中的建议，花费重金聘请海外学者，似乎是一条终南捷径。中国大学与欧美的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如果按照常规方法，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努力，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赶上。于是，便有了王校长的这种“非常规思路”。
但是，日前网上又暴出了丑闻：北大以重金聘请的上百名海外学者，其实大都是“竹篮打水”。他们中的许多人，拿着比在欧美名校还要高得多的天价薪水，却并没有在北大全职任课与科研，最多也就是在寒暑假中匆匆忙忙地飞过来，如同蜻蜓点水般地走一趟。北大校方只求面子上好看，教授阵容庞大，而无视实际的教育成效。这样天女散花般地使用来之不易的教育经费，不是浪费又是什么呢？
其实，中国大陆的大学要培养出大师来，对于中共当局而言，不是“要做些什么”的问题，而是“不做什么”的问题。简言之，只要中共的黑手和脏手不伸向大学，大学必定能起死回生、生机勃勃。如果党委退出大学，如果大学享有基本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如果私立大学具有合法地位，何愁大师级的学者不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呢？
北大法学院教授、一向敢言的贺卫方，日前撰文指出：大学之“大”，理应具备若干基要条件。比如大学的开放程度。开放程度低下是制约内地大学在国际教育竞争中出类拔萃的最大瓶颈。贺卫方以香港的几所大学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跃居亚洲名校前列为例，分析其成功之道说：“由于处在一个个人自由得到法律严格保障的社会里，大学可以很便利地获得世界各地的各种资讯。例如，那里不会有哪个网站被屏蔽，书店里销售着来自各国的学术和其他书籍，在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因为某个课题被归类为‘敏感问题’而不允许召开学术研讨会。”
大陆的情况却截然相反：“说来难以置信，在北大这样的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相号召的学校里，教授们上网还受到校园网关的严格限制，上域外网站既费用不菲，又处处受阻。前一段时间，我很想对于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法治改革的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刚刚获普利策奖的系列报道）作些分析，但是，市面上既买不到这类报纸，上网查，每一个相关网站都打不开，可谓一筹莫展。在这种环境下，大学能够成为一流，那才是咄咄怪事。”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当局将大学视为“不稳定因素”中的重点，投入巨大的资源对大学生进行控制和洗脑。大量不学无术的官僚和如鹰犬般的特务，占据了各大学中的关键位置。他们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为了保有自己的官位，不惜将大学变成一潭死水。以北大为例，党团、行政及后勤机构的工作人员即多达八千余人，而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却不足三千人，如此本末倒置，举世罕见。这些政工人员，不仅瓜分了最好的那部分资源，而且事无巨细地控制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比之自然界的寄生虫还要可恶。
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学术自由自然无从谈起。贺卫方指出：“学术自由指的是教师和学生在免于法律、机构规章以及公众压力不合理干预或限制的情况下从事教授、学习以及探索知识和进行研究的自由。在教师这方面，学术自由包括可以探讨任何引起他们求知兴趣的课题；可向他们的同事、学生以及公众发表他们的成果；可以出版他们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结论而不受限制和审查；可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教学。”从吉林艺术学院青年教师卢雪松因为在课堂上放映记录片《林昭》，遭到学生特务告密之后，被停课、解聘乃至劳教这一典型事件便可以看出，大陆大学里的教师们没有丝毫的学术自由——惟一的自由便是跟着党走的自由。
学生的处境更是堪忧。南京某大学有一名学生，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向同学们推荐几个海外网站，说在这些网站上可以获得一些真实的信息。结果，他立即被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告密，然后被校方下令开除。当年，在老舍的话剧《茶馆》中，有一个明显的道具，便是悬挂在茶馆门口的“莫谈国事”的木牌子；今天，在大陆的高校中，这个牌子已经内化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潜规则”。校园成为思想的集中营，大师还没有露出头来便被掐死了。
温家宝先生，你要想让“大师梦”早日从梦想变成现实，不妨先认真读读卢雪松给学校党委书记的那封公开信。而校长们所说的种种建议，皆是于事无补的天方夜谈。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定
忠心耿耿的党员之死——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凌晨五时五十分，随着最后一名失踪工人周绪湘的遗体被挖出，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找到。至此，“西西工程” （西单北大街西侧综合改造建设工程）四号地整个坍塌事故共有八名工人遇难。
有关媒体报道，九日凌晨三时许，正在宿舍熟睡的八名周绪湘的工友突然被叫醒，“老周的尸体被发现了！”他们马上起床，直奔坍塌现场。现场西南角柱子周围堆积着扭曲的钢筋和混凝土碎块，几十名工人忙着拆解搬运。“锤子！老周的锤子！”一名工友指着废墟中一把锤子喊。搜救工人放慢了挖掘速度。五时三十分，一条腿从钢筋混凝土堆里伸出来，身上压着一米多高的钢管。二十分钟后，工人用手将钢管、碎块等清理干净后，老周的尸体被抬出来，上身铁灰衬衫，下身蓝色裤子，额头有约两寸的伤口。“抬着老周，我手脚都发抖。”一名工友称，老周的尸体已有些腐烂发臭。经过简单辨认后，尸体很快被拉走，坍塌现场立即用水和酒精冲洗消毒。至此，所有被掩埋的失踪者遗体均被挖出，现场清理速度明显加快。七时许，坍塌现场拆解清理工作基本结束，持续了七十多个小时。
《新京报》在“特别报道”的版面上开设了一个名为“逝者”的小栏目，先后简要介绍了八名死者的情况。对每一位平凡的遇难民工进行介绍，这在国内的相关报道中还是第一次，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篇介绍周绪湘的报道题为《相机来了，他却走了》，报道是这样写的：
补了又补的裤子，叠好放在枕头下，褥子下压得满是报纸。一双旧皮鞋摆在床底，大盆儿小盆儿都洗得干干净净，全部晾好热水。五十八岁的湖北木工周绪湘，留下这些东西走了。
一元钱的皮鞋
周绪湘床底的旧皮鞋，是他在路边花一元钱买的，为此，他被工友嘲笑了好一阵，“人家要卖两块，他砍价到一块”，老乡郑师傅说。
得知父亲的消息，大儿子从广东东莞赶来，看着一块钱的旧皮鞋，哭着说：“家里给他买的新鞋、新衣服，他都放在柜子里，非等到过节或有事才穿。”节俭的周绪湘衣服缝了又缝，工友们很少见他在食堂打菜，食堂里的菜要三块钱，而他每次都在工地外边吃饭，一块五的菜就够了。
听到周绪湘出事，十岁的小孙子坐在地上要爷爷。小孙子贪吃，每次都缠着爷爷要钱，虽然爷爷没什么钱，但五毛的零花钱从来没断过。
十元钱的“生日”
周绪湘是个老党员，在外打工，半年就给村支书打电话，委托替他交党费。“党员证天天带在身上。”一位湖北老乡说，今年七月一日，节俭的老周突然拿出十块钱买了小菜和啤酒请大家。喝酒时老周才说，“党的生日，高兴请客。”老周不干活时，就爱看报纸，褥子下压得满是报纸。他总唠叨工友和老乡，要多看报纸，了解党的政策。
“没人给我们讲故事了。”一位二十多岁的湖北小老乡低着头说，老周晚上最爱讲自己当“红卫兵”的故事，他当时走着从湖北来北京见毛主席。
后年想到澳门打工
“周师傅是个有想法的老头。”同屋的工友一致评价。以前周绪湘都在老家打工，今年才到北京，挺喜欢北京。他跟工友说，自己有个想法，“今年在北京打工，明年去上海，后年到澳门。”老周说，在北京打工一年能挣老家三年的钱，干三年就能花十年，以后就回家放牛。
周绪湘一直想在天安门照张相，却舍不得花钱，总说要等下次拿老乡的相机。“相机拿来了，他却走了。”他的工友说。
如果这则报道属实的话，周绪湘就是我平生听说过的惟一一名真心实意的“共产党员”。这则相当煽情的报道也成为对中国现实冷峻的写照——它的悲剧性和荒谬性远远超过了卡夫卡的小说。故事的底色本来是红色的，人们读来却比墨还要黑。周绪湘舍不得照像，穿的是一元钱一双的废旧皮鞋，虽然年逾五十八岁，已经有了孙儿，却还得漂泊在外与年轻人拼着干体力活。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苦难的根源其实就在于那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反而舍得花十元钱“巨款”来“给党过生日”——可以确认的是，即便在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的“九大巨头”中，也找不出一个像老周这样对党忠心耿耿的人。然而，龟缩在中南海中的“党”，却从来不会觉得有愧于老周们，直到老周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走向死亡。
我不知道老周在九泉之下还会不会如此热爱他所从属的党，还会不会珍藏他口袋里的党证。这位曾当过红卫兵、“瞻仰”过毛主席天颜的老党员，自然有选择加入某党派的自由，我不会因为他的信仰而将他划入“愚民”的行列并嘲笑之。我关心的问题是：谁是杀害老周的凶手？凶手不是别人，正是他念念不忘交党费的党。这个党是那些黑心的包工头和房地产开发商的总后台——众所周知，今天中国大陆，十有八九的房地产大亨都是由党的高级干部及其家人摇身一变而来。同样是党员，为什么有些党员可以脚踩数万元一双的意大利皮鞋，有的党员却只能穿从废品中淘来的一元钱一双的皮鞋呢？那少数“特权党员”脚下之所以能够踏着价值数万元的豪华皮鞋，恰恰是来自于对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党员和非党员的残酷掠夺和剥削。像老周这样的民工，惟一的出路便是离乡背井外出打工。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家乡就是昔日红军的“革命根据”——湖北洪湖。然而，这里的人民虽然帮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五十多年后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绪湘和他的工友们到首都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可以拿到比在家乡种田多几倍的收入，但他们既没有任何生命保险，也缺乏起码的安全保障，宪法和劳动法如同一纸空文，堂而皇之的“党章”更不会关心像老周这样的普通党员的权利。
一个忠心耿耿的党员就这样死去了——他的尸体整整三天被凝固在混凝土中，并已出现了腐烂的状况。老周再也不能去天安门照像了，再也不能与伟大领袖的巨大头颅合影了。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他的死亡“轻如鸿毛”，不会败坏党国轰轰烈烈的庆典以及大腹便便的党魁们在国宴上的胃口。然而，老周的死亡，凸现了一个纯朴善良、微不足道的党员与一个冷酷暴虐、荒淫无耻的党之间的巨大裂隙。老周死去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老周向党献上他们满腔的赤诚吗？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日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辞职，在中办、国办的通报中指出：“松花江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国家环保总局作为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解的辞呈”。
接替谢的职位的是原国家林业局局长周生贤——从其简历中可以看到，周从宁夏基层干部做起，逐渐获得升迁，基本上没有环保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教育背景。由此人领导环保总局，能改变此部门严重滞后的状况吗？解振华是目前为止因此次松花江大污染而辞职的最高级别的官员，难道他就是此次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秘密
此次松花江江水被污染，对外公布的原因是十一月十三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苯氨车间发生大爆炸。深层原因则是大爆炸之后本应封锁厂区进行环境评估和挽救工作，但中石油方面居然若无其事，企图迅速恢复生产，故而将一百公吨苯污染物排入松花江。二十三日，环境部门测量松花江苯污染，已经超过标准值一百零八倍，污染带长约八十公里。
当此污水带流向下游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时候，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市大停水事件便发生了，数百万市民陷入缺水的恐慌之中。再加上近期哈尔滨市民中流传着大地震的消息，许多市民纷纷逃离家园。据交通部门统计，近日哈尔滨市出行的次数远远高于“五一”和“十一”两个“黄金周”。
谁是此次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此次哈尔滨大停水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松花江大污染不是一次偶然事件，乃是二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畸形发展的必然结局。中共一名高级官员曾扬言说：“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GDP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国家会出现问题，这样的经济奇迹除了受到赞扬外，不应有其他的杂音。”但是，这样的经济奇迹究竟是如何取得的呢？
这样的经济增长是靠能源的大量消耗、掠夺性的开采而获得的，是靠对环境的不可挽救的污染和破坏获得的，是靠数以亿计的奴隶劳工和数百万囚犯的血汗劳动获得的。在GDP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要耗费超过日本所需两倍的能源；在GDP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隐藏着无数被矿难吞噬的无辜的生命。中共政权正是以经济的畸形发展来掩盖其统治的危机，这样一个一贯漠视生命的政权，却善于编造美丽的谎言。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前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回答了关于松花江污染和矿难的问题，他居然面不改色地说：“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我们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这简直就是一个黑得不能再黑的“黑色幽默”。
温家宝的眼泪再也无法感动民众
对于此次松花江大污染，国内各个媒体均有相当密集的报道。这是因为官方发现再也无法封锁消息，同时也不得不让媒体参与诸多“料理后事”的工作，比如在媒体上发布消息告诫沿江居民切勿饮用被污染的江水，比如让媒体重点介绍政府如何关心民众的生活，比如大肆渲染“军民鱼水情”这类的故事。但是，一些良知尚存的媒体也充分利用此次机会，对灾难的深层原因作若干分析和透视，对各级政府的工作进行有限的监督的批评。这也表明经过一年多高压之后，媒体出现了一次“集体反弹”，利用此次机会尽可能多地说一点真话。
此次污染事件让本来已经没有多少信誉的中共当局，仅有的那一点信誉再次大量流失。像在萨斯事件中那样，温家宝亲自赴哈尔滨市安定民心。在考察期间，他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富有温家宝特色的眼泪”。如果说在萨斯事件中，温家宝的眼泪为他赢得了亲民和温情的形象，网络上对他也是一片叫好声；那么在此次松花江污染事件中，温家宝的眼泪再也无法为他及胡温政权得分了，网络上大都是一些尖刻的讽刺——“昔日刘备还可以哭来三分之一的江山，今天温总理的眼泪却比白菜还廉价”。当初，江泽民势力犹存，民间善意地将中央的“两个中心”理解为“一正一邪”，将所有的坏事都栽到江泽民头上，将所有的好事都归功于胡温，胡温也乐得享受这一白白得来的馅饼。如今，江泽民已销声匿迹，胡温再也没有挡箭牌可资利用，温家宝的眼泪战术在多次使用之后，民众逐渐产生了“审美疲惫”——与其同总理一起感动，不如与“超女”一同唱歌。面对积重难返的制度性的痼疾，仅靠温总理的“眼泪秀”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谎言治国才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中共一向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殊不知中共以谎言治国的方式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此次松花江水污染和哈尔滨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中央授意地方政府隐瞒信息，直到爆炸事故发生十天后才首次承认松花江受到严重污染。哈尔滨市政府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停水公告中居然声称：“从二十二日起对市区内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临时停止供水四天。”后来，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还恬不知耻地对媒体说，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对稳定市民的情绪有好处，也得到了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如此重大的事故，地方官员断然不敢自作主张地隐瞒信息，尤其是萨斯事件导致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被免职之后。他们之所以隐瞒信息，不过是被动地接受中央的命令而已。据说，封锁信息的命令来自于最高层，这段时间差被中共当局用来调遣军队。等到军队部署完毕之后，方才一点一点地披露真实信息。这是一个把人民当作敌人来防堵的政权，这是一个不以说谎为耻、而将说谎当作生存本能的政权。
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过。文革期间，河南发生水库决堤的重大灾害，死亡近百万民众，但在当时的媒体上居然连蛛丝马迹的报道都找不到，在官修的当代史上此事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西方媒体将这次水灾评选为二十世纪最大的环境灾难，但即便是像我这样信息渠道还算丰富的知识分子，此前居然也一无所知。这是一个怎样深不见底的黑箱啊。
文革后期，毛泽东曾经与尼克松的女儿、女婿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那时尼克松已经因为水门事件下台，毛泽东却无法理解，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美帝国主义”的总统，怎么说下台就下台了，而且居然是只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就是安装了窃听器，在竞选中动了一点小手脚吗？在毛泽东的统治生涯中，在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统治方式中，这把戏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毛泽东豪迈地对客人说：“请你父亲到中国来做客，我给他平反！”
今天统治中国的依然是一个个的“小毛泽东”。从最高统治者到小小的村支书，都是以说谎作为在这个体制中生存的第一本能。然而，依靠谎言建立的政权看似坚不可摧，其实却是一栋纸房子，根本经不起风吹雨打。
专制政权祸害全球
此次松花江大污染，使得邻国俄罗斯亦深受祸害。中共方面罕有地让外长李肇星向俄罗斯向俄方高调道歉，中共历来都比被批评为“不道歉”的日本政府更好面子，更实践“死不认错”的“东方文化”。这一次不得不道歉，说明情形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同时，有关部门还表示将迅速向俄方提供相关数据，并热情接待前来调研的俄方环保专家。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指出，俄方对中方的态度“深表满意”。
俄罗斯方面的消息证实，此次污染将使得超过一百万以上俄罗斯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对环境产生的长期损害还有待进一步评估。中方私下表示，愿意对俄方的损失进行赔偿。但究竟会赔偿多少钱，显然又是一个不可向国内公民公布的“国家机密”，纳税人根本无权过问自己的血汗前被花到了什么地方。中共向来是“宁予友邦，不予家奴”，此次在大污染中受害的上千万东北父老乡亲，大概根本不可能获得分文的“国家赔偿”——谁让你们生错了地方呢，谁让你们入错了国籍呢？连你们自己的统治者都视你们为“劣等公民”，你们还如何去批评别国搞“种族歧视”呢？
此次松花江污染，已经升格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国际事件。俄罗斯从来都不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虽然俄罗斯已初步实现了民主化，但其外交政策仍然从势力均衡的实用主义原则出发，根本不考虑道义和价值问题。近年来，俄罗斯与中国出于“抗美”的“战略契合点”，组建上海合作组织，共同举办军事演习，似乎关系颇为火热。但对于中国来说，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百年来危害中国最大的邻居一直都是这头“北极熊”；对于俄罗斯来说，与一个专制独裁的邻居合作，包括出于商业利益的军售等等，到头来也必然会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历史已经证明：一个专制的政权，尤其是统治着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的中共政权，不仅虐待其境内数以亿计的民众，其制度之恶还会溢出国境，毒化整个世界。
在此意义上，“黄祸”之“祸”，不是种族之祸，乃是制度之祸。如近年来东北亚地区普遍受害的沙尘暴，就同中国北方环境的恶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必定会真正重视环保问题，那么沙尘暴的灾害就会受到有效治理。又如云南怒江水电站的修建，也将给地处下游的东南亚各国的环境和生态带来灾难性后果。虽然下游各国齐声抗议，中共方面却置若罔闻。
松花江大污染应当对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明显的警告：一个内政不民主的国家，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有责任感的大国；一个内政不民主的国家，无论说多少甜言蜜语都不值得给予起码的信任。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六日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评“井冈山干部学院”等中共干部培训基地的开学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日上午，井冈山干部学院开学暨竣工典礼隆重举行，该学院首批研修班也随之拉开帷幕。至此，前后相隔不到一周时间，三大新建成的“国家级干部培训基地”——浦东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和井冈山干部学院——相继开学，来自全国的五百余名官员分散在这三所学院接受培训。兼任三所学院院长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亲赴三地参加三所学院的开学典礼，并带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贺信。贺信中写道：“切实把学院建设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的基地、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和本领的熔炉以及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窗口。”
中共中央一贯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计划从二零零三年起，利用五年时间将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每年有组织、有计划地培训省部级干部五百人左右、地厅级干部八千八百人左右、县处级干部十万人左右。而原有的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不足以承担此重负。在此背景下，建设浦东、延安和井冈山三大培训基地的设想应运而生。这三所国家级干部培训基地系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央组织部管理、本地省（市）委负责日常事务。三所学院均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学院院长由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兼任，学院第一副院长由本地省（市）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兼任。
这三个“国家级干部培训基地”的建立，成为时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运动的重要环节。“保先”运动将持续一年半时间，而这三所中共御用学院也许将会存在到中共溃败的那一天。尽管民间乃至某些中共官员自己都将“保先”运动讥讽为“保鲜”运动，还有笑话说所谓“保持先进性”无非就是保持共产党官僚到色情场所时比普通民众能“先尽兴”的权力，但从中央到地方，这种自欺欺人的宣传教育工程仍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在这个谎言帝国内，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假戏真做”。
这种以“革命传统”来教育和拯救全党的奇妙思路，在高层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有两人，即胡锦涛和曾庆红。作为文革时期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的胡锦涛，在意识形态方面比江泽民更加保守，有着强烈的毛式原教旨主义倾向。刚一掌权，胡便亲赴西柏坡“朝圣”，西柏坡是中共进入北京之前的最后一站，中共在此召开了建政前最后一次“分赃大会”。因此，该地在中共的“革命史”上是不可缺少的“圣地”之一。尽管该地的农民至今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央却不惜耗费巨资重新修建领袖们当年的住宅，将此区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胡锦涛在西柏坡发表了号召党员干部“艰苦奋斗”的讲话，后来被总结为“两个务必”。此后，胡一手操办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一系列隆重活动，并亲率全部政治局常委前去拜谒毛泽东的干尸。此种“怪现状”，在邓小平时代、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以及江泽民时代均未曾出现过。胡锦涛显然对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情有独钟。此次在井冈山和延安创建两大干部培训学院，显然延续了他企图以“革命传统教育”来挽救已然腐败透顶的党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曾庆红同样对“革命传统教育”的功用寄予厚望。作为太子党的一员，曾庆红对父亲曾山在井冈山和延安辅助毛泽东的“革命经历”引以为自豪，并认为这些历史资源可以用来捍卫“全国山河一片红”。据新华社报道，二零零三年一月九日至十五日，曾率团对延安、井冈山和浦东三地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和调研。消息引述曾庆红在调研中的讲话称：“中央批准在延安、井冈山和上海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基地，是一项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决策。这三个地方都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是我们党的历史的闪光点，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拥有得天独厚的干部培训资源。在这三个基地培训干部，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让历史告诉现在、让历史启迪未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使现代承接传统、使现代继往开来的作用。”随后在上海举行的专题座谈会上，曾首次提出将三个基地命名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并确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实践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的办学方针。
按中央组织部的设想，井冈山、延安两所学院的定位是：充分利用自己不可替代的宝贵历史资源，把基地建设成为配合中央级和省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安排，面向全国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激发党员干部燃烧革命激情的“加油站”。至于浦东干部学院，根据上海的特点，其定位为“具有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特点的新型干部教育基地和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窗口”。中央组织部的官员介绍，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已将“党性分析”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教学课程放到延安、井冈山两个学院进行；而“世界眼光”、“战略思维”等课程的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则由浦东学院来完成。
从胡锦涛到中组部的官员们，都毫不吝啬地将“教育基地”、“熔炉”、“国际交流的窗口”、“加油站”等美好的名词赋予三大学院。以“国际交流”而论，面前全球由共产党掌握政权实施独裁统治的国家寥寥无几，也就是北韩、越南、老挝、古巴等三五个垃圾国家而已，与之进行交流，如何能达到“国际交流”的水准？以“熔炉”而论，短期集训无非让官僚们扩大人脉和关系网络，为其进一步贪污腐败创造良机。以“加油站”而论，据若干落马高官供认，即便在被选拔去中央党校深造期间，他们也不忘携带情妇“陪读”，并大肆贿赂和受贿，那么这也算是一种“加油”的方式吧？贪官们对在胡锦涛和曾庆红眼里似乎无比辉煌的“革命传统”毫无兴趣。就在大陆报章大肆宣扬三大学院开学的同一天，媒体亦报道了黑龙江“新中国第一大卖官案”中的两大案件在北京审理的消息。这两大案件，一个是黑龙江原政协主席韩桂芝涉嫌受贿案（韩被传与黑龙江宝马撞人案有关），另一个是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和原书记马德受贿案。
韩桂芝案于二零零四年七月由中纪委移交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经初步调查，韩桂芝在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涉嫌收受马德、曹某某、沈某某、某公司董事长姚某等多人多次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九百五十万元。马德在二零零二年被双规后，供认给韩桂芝送过八十万元。韩桂芝最初不主张任用马德，收到其送上的八十万元人民币后，立即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后来，韩将这笔钱存入银行，存折送给妹妹。目前，韩的妹妹、两个儿子和儿媳均被双规。
正在审理的王慎义一案，也与马德的揭发有关。王慎义被捕前是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正厅级）。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出示的起诉书显示，王慎义在担任绥化市市长期间，非法收受十三人的十七笔贿赂，共计一百八十八点九万余元。其中最大一笔为五十万元，最小一笔为一万元。王慎义任绥化市市长期间，马德在任绥化市市委书记。虽然同在一个班子里任职，但马、王二人素来不和，利益争夺导致矛盾日渐加深。由于建筑工程发包暗含经济利益，马、王都把权力渗透到工程项目中，甚至各自组成队伍。在绥化人行道瓷面彩砖工程上，二人矛盾凸现。最后，马德和王慎义达成协议，以绥化的中直路为界，东城归马德的人承建，西城归王慎义的人承建。这种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法，跟香港警匪片中黑社会的不同帮派之间的协议惊人相似。此细节可说明，中共已经堕落为世界上最庞大的黑社会组织。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发现，那些追求权力的人既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坏人，但权力一旦到手，“往往使人向坏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往好处发展。”法国思想家古斯塔夫·勒庞也指出：“任何一个阶级——不管是贵族、教士、军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一旦大权在握，它很快就会奴役他人。”像韩桂芝、马德、王慎义等与黑帮老大神似的中共高级官员，一般都到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这样的“最高学府”深造，但马列主义老太太们苦口婆心的教育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好官、清官。几句干巴巴的、教条氏的马列术语，根本不可能让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那么，深造场所从纸醉金迷的北京移师到穷乡僻壤的井冈山和延安之后，情况会不会有所改观呢？
中共企图创建自己的“黄浦党校”，弘扬自己的“革命传统”。其实，所谓的“革命传统”，无非是一班土匪用暴力手段夺取权力的历史。土匪们呼啸而去之后，井冈山和延安等“革命老区”依然贫困不堪，与革命之前的生活状况比起来，不仅没有根本的改善，甚至还大大恶化了。如今，在井冈山和延安兴建干部培训学院，胡曾的本意是让那些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大都市的官僚们到艰苦地区去接受“忆苦思甜”的再教育，唤起其“艰苦奋斗”的热情。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腐败是自上而下蔓延开来的，垄断性的权力很容易转化为巨额金钱。实行几个星期、几个月的“革命传统”的教育，难道就能使得官僚阶层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难设想，惟一可能的结果是：随着两所学院的落成和启动，大量腐败官员云集，周边地区的餐饮娱乐、色情、赌博业迅速崛起，“繁荣娼盛”的景象一夜之间“超英赶美”。这倒是带动经济困难的革命圣地的一个好办法，在此意义上，老区人民的生活说不定真的因为这帮财神菩萨的到来而略有改善。所以，创办学院所最终达成的目标，并不是教育好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贪官们，而是实现了对部分老区人民的“扶贫攻坚”。
三所学院的建立，对数十万计的各级官僚们实施“革命传统”的教育，并不能根治目前中共病入膏肓的腐败现象，并不能给中国带来丝毫民主的曙光。这种让人贻笑大方的药方，真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其实，现成的药方早已开出——研究过意大利等国根治腐败、实现民主的历程的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的中译本序言中即已指出：“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稳定性、国际环境、哲学观、中国领导人的道德素质、技术的变化、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的精心设计、富有创造精神的改革者从中国政治传统中汲取支持性力量的能力等。但是，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因此，与其耗费巨资创办三所装模作样的“贵族学院”，不如像李慎之先生所说的那样，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让十三亿“公奴”真正成为“公民”。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死抱马列，饮鸩止渴——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成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亲自出席该学院的成立大会，大讲特讲该学院将对中共的事业具有“指路明灯”般的重大意义。据有关媒体的报道，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编制将从原马列所的七十五人增加到两百人，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兼任院长，经济学教授程恩富担任常务副院长，原马列所所长李崇富担任“知名学者”。编制的扩大，使得该学院计划从全国范围内选择一大批“学者”来充实之。而据该院研究人员周晓英透露，该院的研究内容，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外，还将研究“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共高层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其实，中共早已拥有了“智库”和“接班人培养机构”，即中央党校。同时，在绝大多数一流大学中，都设立了规模庞大的马列主义学院，由此机构负责全校所有学生的政治课教育。当然，在这些一流大学中，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这些“马列主义学院”或者低一级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中任教的教师，大部分都是从哲学系、历史系等学科中淘汰下来的、缺乏基本学术能力的教师，以及在学校长期担任党务、行政、后勤等工作的人员。许多供职于马列主义学院的教师，本人都羞于承认自己的这一身份。尽管马列主义早已被中共官方定义为“最高的科学”，但这些研究者并没有多少底气宣称自己的研究课题具有多大的“学术”价值——这种“御用神学”早已声名狼藉。
在社科院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是中共党魁胡锦涛企图挽救中共覆亡命运的又一“高招”。在文革期间成长起来并奠定其人生观的胡锦涛，除了参拜北京的“靖国神社”——毛主席纪念堂，除了到西柏坡“取经”，除了高调要求全党学习北韩和古巴之外，能够拿的出手的也就只有这样的招数了。随着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工程”也将启动。中央财政将投入巨额资金实施此“工程”，其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重新翻译马恩列斯的文集，此举被誉为又一个“盛世修典”的宏大项目。刚刚被委任为副院长的程恩富对《东方了望周刊》表示，此工程的作用是“带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澄清一些地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错误认识。而在我看来，此举不过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罢了。前苏联的马列主义研究比中共不知先进多少年、精深多少倍，但有没有挽救其政权的覆灭呢？
英国记者雷切尔·沃克在《震撼世界的六年》一书中分析了苏联体制的覆亡过程，苏联的覆亡，是一套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系统的覆亡。每年苏联官方的研究机构都会出版数以千计的马列主义研究著作，其发行量总计数千万册，这类著作在大学和图书馆中汗牛充栋，却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因为根本没有人愿意去阅读它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博士课程，各级学校里都开设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课程，但教授者和学习者都从不把它当真——那些教条仅仅是考试时候死记硬背的内容而已，考试结束之后，学生们便将其忘得一干二净了。对马列主义的“研究”，耗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却没有为高层领导的决策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正如沃克分析的那样：“随着制度逐渐变得复杂化，党的领导人也越来越需要合理准确的情报资料和信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党的高层领导人经常邀请专家们进行关于体制所存在的问题的有限的公开辩论。但辩论也好，批评也好，它们都是在党的领导人规定的框架内进行的。党不允许辩论的主题就不能公开辩论。并且不允许任何人批评党的政策——‘党的路线’——或者整个制度的实质内容。违反规定的人要遭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折磨：驱逐出国，剥夺工作，关进精神病院，送入劳改营或监狱。这样制度便根本得不到明智的批评建议，而缺少了这种建议，任何社会都将衰败下去。”抱残守缺地沿用一个一百年前的一个异国学者不成熟的理论来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是何等愚昧的行为啊。从来没有到过俄罗斯的马克思，要是知道自己成为苏联东欧诸国的“精神教父”，他将发出怎样的感慨呢？
前苏联曾经拥有数十万研究和教授马列主义的学者，以及数百份关于马列主义的学术刊物。同时，其党、政、军系统内对学习马列主义也是“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连克格勃也直接介入马列主义的灌输和宣传。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巴京卡在其回忆录《摆脱克格勃》中写道，在苏共覆亡的前夕，它早已威信扫地，就连几乎人人都是党员的克格勃的工作人员都不肯出来保卫它了。苏共失败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使用暴力的手段强迫人民信仰它：“克格勃里的共产党员，他们好几代人曾徒然地试图强行给人灌输惟一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其实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不能强迫人们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当然，参与这一“系统工程”的还有文化、教育、宣传等部门：“教师几十年来让自己的学生牢记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对这些教条，他们自己是相信的，或者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它们；而工作者则设法容忍、迁就现实，言不由衷地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闭眼忽视那些社会制度的缺点。”当时的苏联社会，大部分人都按照领袖、党和“人民”的指示，“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你就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人们生活在虚假的言语之中，整天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人们学会了适应这种生活，形成了一些自卫的机制，其中也包括免受自己良心伤害的机制。因为良心也是可以杀人的。”这样的制度有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吗？谎言才是一个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啊。
今天的中国依然在这条“鬼打墙”的老路上徘徊。中共的高官们拒绝进行任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比如在党内逐渐实现民主化，开放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比如在沿海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地区开放乡一级的选举等等。这些有限的改革措施，不仅不会使中国出现有些人担心的那种“动乱”，反而会大大地减小社会的矛盾冲突。这些渐进的改革手段，会受到大部分国民的欢迎和支持，并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先声。遗憾的是，以胡锦涛为党魁的中共当局，根本听不进去任何有价值的建议、接受不了任何有活力的思想，他们不是选择向前走，而是雄纠纠气昂昂地往后退。难道退到了马克思的坟墓之中，就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社会难题吗？即便是马克思本人起死回生，他也无能为力了。马克思能治理中共铺天盖地的腐败现象吗？马克思能容许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和东洲向民众开枪吗？马克思能同意中共限制民众的信仰自由，大肆迫害基督徒和法轮功修炼者吗？据说，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负责人程恩富和李崇富两人曾经担任过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主讲”，就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进行讲解。不知这两位“南书房行走”是否向诸位政治局委员们讲解过马克思的给普鲁士政府检查官的抗议书？
共产党员“保鲜（先）”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据说每一个党员都要亲笔抄写上万字的中央文件，以示效忠。大学里政治课的内容也大大增加，除了传统的“马列毛”之外，又增添了“炖（邓小平理论）三（三个代表）鲜（先进性）”。然而，再热闹也只是闹剧而已——胡锦涛先生与僵尸共舞，感到其乐无穷的只是他一个人罢了：与甩手赐予北韩倨傲不逊的独裁者金正日二十亿美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正是此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举措。然而，就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锣鼓喧天地成立的同时，大部分国人却“旁观者清”地看到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马列主义充当不了让中共回春的“伟哥”，胡温已黔驴技穷乎！
——二零零六年一月四日
??
第二章 自由之敌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颇为痛苦，因为鄢烈山曾经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师长，尽管这种尊敬已经属于过去。我还记得一九九八年夏天与鄢烈山一起参加“草原部落”组织的笔会，在满天星辰的夜晚漫步在草地上的美好时光。那时候，鄢烈山执笔生机勃勃的《南方周末》，其杂文针砭时弊，深受读者喜爱。没有想到，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几经波折之后，鄢氏已勇气不再、思想停滞，甚至自觉不自觉往自己阵营杀回马枪。鄢烈山先生，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匕首和投枪对准的不是当权者，而是处境比你艰难得多的同道中人。尽管鄢烈山不承认今日中国的写作者的身份存在着“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差别，但从其滑落的人生轨迹恰恰可以看出：中共的文宣体制和思想控制，是如何缓慢而精确地让一名曾经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变成为坐稳了奴隶的顺民。
人分体制内外，文无体制内外
曾经与鄢烈山一起合著《李贽传》的杂文家朱健国，前两年提出“体制外写作”和“体制外思维”的观点。此观点在杂文界引起很大争议，也导致鄢、朱这两只同样来自湖北的杂文健笔反目成仇。我并不完全赞同朱的观点，但我认为提出此说法颇有意义，我们可以用它来疏理和分析当今中国写作者不同的身份与境遇。
我个人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就客观事实而言，写作者的身份确实存在着体制内外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足以成为个人的道德水准和作品的价值水准的评判标尺。某些体制外的写作者，因为坚持个体写作的独立性，自动放弃或被动失去了在体制内的职位，而成为真正的“独立写作者”（我不愿使用“自由撰稿人”这个概念，今天的中国连自由媒体也没有，何来“自由撰稿人”？）。这些体制外的写作者，由于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医疗保险等等，需要承担比体制内的写作者更大的生活压力，他们确实为了写作的纯粹性付出了更大代价，我们理应给予这些人士以充分的尊重和敬意。另一方面，某些体制内的写作者，虽然依托于现行体制，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与体制外的写作者一样热爱民主自由，并通过个人所具备的有利位置，竭尽所能地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他们在某些特定时刻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体制外的写作者。因此，这些身处文化、学术和体制之内、仍然领取工资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受到指责和鄙视，他们同样值得公众尊敬。体制外的写作者，如刘晓波、廖亦武、焦国标、北村、余世存、昝爱宗等；体制内的写作者，如胡绩伟、吴思、卢跃刚、章诒和、秦晖、陈桂棣和春桃夫妇等，均是今日中国之脊梁。职之是故，体制内外的差别，仅仅是上帝所安排的位置和使命的不同。而衡量知识分子是非善恶的标尺，应当视其对自由民主理念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现状的认识究竟如何。因此，人分体制内外，文无体制内外。
不同的身份必然带来不同的境遇。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常识：尽管体制外的写作者当中亦存在着良莠不齐的情况，但大多数体制外的写作者，为了坚持和捍卫写作自由，备受官方打压、监控、骚扰乃至承受漫长的牢狱之灾。在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格局之下，他们艰难的处境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由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内市民社会逐渐成长，公共空间逐渐扩大，加之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到全球化体系之中，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和西方政府的人权外交日益有力，以上诸多因素使得部分体制外的写作者得到了一点点生存空间。一般而言，体制外的写作者或通过写作或通过其他的谋生手段，还不至于会被活活饿死。当局再也做不到毛时代那样，谁不听话就不给谁饭吃了。但是，此种生存空间及异见作者的人身安全并无制度保障，仍然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这种脆弱的平衡，随时可能会因为当局的突然翻脸而被打破。过于乐观地评估体制外的写作者的生存境遇，要么是不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便轻率地发言；要么是故意美化现状，以此为官家涂脂抹粉。
鄢烈山认为中国已无文字狱
遗憾的是，理应熟谙时事的鄢烈山，却在多篇文章中大肆传达与中国现状完全不符的论调。鄢氏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因为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言论而受到迫害。因此，鄢氏论说那些严厉批评官方的意见作家乃是出于“政治投机”，只有他本人才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真人”。作为体制内的成员，鄢氏不是致力于跟体制外的同道一起拓展言论空间、推进民主进程，反倒对根本无法与之公开辩论的体制外作者大施讨伐。鄢氏这样写道：“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谈中已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攻罪’，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这样就出现了政治投机的可能。”鄢氏还说：“有的人非常清楚，随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提高，不想升官发财的平民百姓在国内媒体（包括网络）发表文章并无多大的政治风险……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国访问、演讲，只要不搞串连、不搞组织活动，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是不会坐牢的，纵然坐牢一般也不会把牢底坐穿，更不会受到张志新一样的对待。”
中国真的不再有文字狱了吗？老实说，鄢烈山的这些话连中宣部的发言人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不知道鄢先生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来的。胡适说过，“大胆假设”之后必须要“小心求证”，如果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环节，“大胆假设”则有可能成为一种贻笑大方的谬论。当今中国的司法体系中确实没有了“反革命罪”，当局却以“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国家政权”的新罪名取而代之，可谓换汤不换药也。据独立中文笔会的狱中作家委员会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便有七十三名作家因言论而被以各种罪名构陷入狱，如今仍然被监禁的尚有一半以上，许多人在狱中受到了酷刑和虐待。其中，比较为公众所熟悉的有：因撰文揭露中宣部禁止报道六四事件而被判刑十年的作家师涛，因撰文呼吁中共十六大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而被判刑两年的教师欧阳懿，因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当局而被判刑两年的残疾人罗永忠，因揭露山西地方政府腐败而被判刑十二年的记者高勤荣，因报道福州爆发“登革热”而被判刑三年的记者李长清……以及姜维平、杨子力、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卢雪松、黄金秋、郑贻春、杨天水、杜导斌、刘荻、蔡卓华、赵岩、李智、阳小青、程翔、力虹、努尔莫哈提·亚辛……这张名单实在是太长了，我无法全部抄录下来。
可见，文字狱不仅没有消失，近年来还呈现为愈演愈烈之势。这张名单上的名字，鄢烈山总不能说自己一个也不曾听说过吧？如果鄢先生确实连一个名字也没有听到过，那只能说明如今鄢先生的身份已经很尊贵了，不屑与这些草根写作者为伍了，对他们的命运自然也就漠不关心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可以是鄢先生个人的选择，但请你从此安逸地过自己月薪一两万的好日子去，不要再继续装扮出一副忧国忧民、正义化身的模样来。那样做你不觉得太虚伪了吗？当然，我不相信鄢先生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因为，在这张名单当中，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等人是《南方都市报》案件中因言获罪的牺牲品。《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同属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鄢先生总不至于对这起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文字狱闻所未闻吧？据说，该案被广东当局炮制出笼之后，《南方日报》系统数百名记者编辑签名抗议，一向以坚持正义自诩的鄢先生大概也签名了吧？如果鄢先生知道其中一两个名字，却仍然声称如今的中国“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那就是将自己的献媚建立在别人的眼泪和苦难之上。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大谈鲁迅呢？
异见作家群的真实处境
我们必须直面异见作家群体的真实处境。除了遭受牢狱之灾的危险之外，若干异见作者还受到各种各样的监控、骚扰，被非法剥夺各种公民权利，甚至无辜的家人也受到连累。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著名政论家刘晓波，今年二月至三月长达两个多月被软禁在家中，从七月起再次受到软禁，至今仍未解除，一年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失去人身自由。其他意见写作者如王力雄、张祖桦、江祺生和胡佳等人，也都有相似的经历。这样的生活状态，鄢先生尝试过吗？愿意尝试一下吗？
说到出国，拥有护照、出入国境，这本来就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然而，刘晓波、包尊信、廖亦武等人却被剥夺了此项权利，长期被禁止出国。廖亦武先后申请办理护照达八次之多，迄今为止仍然不能获得护照。被官方禁止出境的人士为数众多，其中既有一些政治和人权活动人士，也有许多是异见作家。这张黑名单从来不曾公布出来，谁也不知道是由什么部门拟定的、谁也不知道黑名单上面究竟有多少人。
即便能够出国的少数几位异议作家，如王怡、朱健国、焦国标、王力雄等人（也包括本人在内），亦并非如鄢烈山所想象的那样“来去自由”、“里外通吃”，他们的处境个个堪忧。焦国标不久前赴美领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在其出国前几天，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打来的电话，警告他在国外不得“乱说话”。朱健国在赴美参加文革四十周年的学术会议前夕，深圳国保人员多次恐吓他不得与会，否则后果自负，此前他还被国保抄家，电脑亦被查扣。王怡近年来虽然多次出国，成都方面一直采取多种方式骚扰其日常生活，他所在的成都大学将他长期停课，只发三百元的“基本工资”，当局甚至使用下三滥的手法制造大量给他妻子的匿名信，企图以此破坏他们的夫妻关系。鄢烈山先生是否了解过这些情况呢？
我本人的经历也算是丰富多彩。在第一出访美国前夕，国安方面约我吃饭，建议我回国之后将所有见到的人的名片给他们复印一分，换言之，就是希望我成为“线人”，结果被我断然拒绝。此后，我虽然多次出入境，但经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检查和刁难。有一次，我从美国回到北京的时候，在北京海关被扣留长达一个多小时。海关工作人员在一群便衣特务的唆使之下，强迫我为身上携带的旧电脑和旧相机缴纳高达三千元的税款。然而，即便是这种残缺的、如履薄冰的自由，也随时会遭到“合法”的剥夺：近期，官方通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名誉权案件，让法院下达了禁止我出境的命令。我告知法官，愿意先放一万元的保证金在法院，以解决所谓的“执行难”问题，却被法院拒绝。这是数十年来惟一一起因民事案件而被禁止出境的个案。对此，鄢烈山先生该作何感想呢？是一声叹息说“他终于被禁止出境了”，还是继续坚持他那自以为是的看法——“我们可以善意地理解乐观地评价，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官民互动和国际互动，是最终走向‘和解’、‘双赢’和社会进步的良性开端。”我当然希望鄢先生的设想真的能够实现，但“体制”的胸襟似乎并没有他所想像或建议的那般广阔。
就收入而言，部分只能为海外媒体（包括网站）写稿的异见作家，也远远低于能在国内写稿的鄢烈山们。比如，海外网站的稿费，通常一篇文章只有区区二十至五十美元；而国内主流报刊的稿费，有的千字即达千元人民币。鄢烈山却抓住在国内被封杀的异见人士的那点少得可怜的海外稿费，给体制外的写作者们无限上纲上线：“就算你当真去搞什么‘体制外写作’，挑战‘体制’所有文字只在境外发表（姑且不论完全发表于境外的言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有多大），你在国内总有生活来源吧？而这生活来源，不论是辗转汇来的稿酬，还是出于何方馈赠，纵然是来自海外慈善基金或个人的纯人道主义捐助，也仍然与‘体制’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容忍有割不断的联系：是‘体制’意在改善国际形象（人权纪录）的表现；甚至是‘体制’本身（作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这段话说得实在是太恶毒了。
首先，鄢烈山置疑在那些海外发表的文章对中国社会究竟能有多大的影响，其言下之意是：我的文章能在国内发表，我的影响比你们都大。你难道不知道：部分异见作家的文字无法在国内发表，这不是他们的错，乃是中共严密的出版控制与检查制度所致。谁不希望自己的文字在国内自由地传播、被同胞自由地阅读呢？你不去谴责加害者，却来嘲讽受害者，这是什么逻辑呢？其次，鄢氏暗示某些体制外写作者拿“美元”，潜在的意思是：他们都是“汉奸”，他们的钱来路不正（鄢先生认为：除了稿费之外，还有“馈赠”）。这与当年鲁迅的论敌污蔑鲁迅拿“卢布”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暗箭最为阴毒，可以致人于死地。第三，鄢氏为此大唱当局的颂歌，把异见作家顺利拿到海外稿费当成是当局的额外恩赐。我想反问的是：当局究竟有什么权力、凭借什么法律来扣押这些劳动所得的汇款呢？鄢氏同时又暗示当局：如果你们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扣住他们的支票，让他们拿不到从海外寄来的稿费。其实，中共当局还用你来提醒吗？诸多意见作家为海外媒体写作而获得的稿费经常不能收到。比如，海外媒体寄给刘晓波的支票，即便写上其妻子的名字，也被中国银行拒收，此情形已经持续了三年多。鄢先生为何还要雪上加霜呢？
坐稳奴隶的人无权辱骂不愿做奴隶的人我想正告鄢烈山先生的是：我们不是要比谁最勇敢、谁受到的迫害最大、谁的生活最困难。但是，对于那些因为不愿做奴隶而遭受压制、承担苦痛的异见作家，总得有中肯的评价吧？总不能帮助官方出谋划策来抹黑他们吧？有人愿意当奴隶，有人不愿意当奴隶，这是各自不同人身的选择。我不批评那些愿意当奴隶的人，但我无法容忍的一种情况是：愿意当奴隶的人恳求奴隶主残酷制裁不愿当奴隶的人，用鲁迅的话来说，叭儿狗往往比主人还要凶。这是中国知识阶层中不断上演的悲剧。鄢烈山本人也曾一度不能用真名发表作品，那么你完全可以像焦国标那样，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讨伐中宣部上。但是，鄢氏却打着“匡正文风”的幌子，挥刀砍向言论空间已经极度蹇逼的体制外异见作者们。我想，这已不单纯是一个“文人相亲”的问题了。
有趣的是，鄢烈山引用小说家余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一段访问来反驳作家身份的体制内外之分。余华在访谈中说：“不存在体制内体制外的区别。例如莫言、苏童、贾平凹，他们都是在体制内，但他们依然很优秀。读者要明白这个一个道理：只要作家是生在中国，就是在体制内写作，不可能独立。要说不同无非就是有的人有工作，有的人没工作而已。”这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除了圈子内部的肉满吹捧之外，有一句真话吗？余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呢？余华是一名大唱毛泽东赞歌的作家，是一名把毛泽东时代看到无比美好的作家，是一名不承认发生过大饥荒的作家。鄢烈山引用这样一个“过于聪明”的人物信口开河的论调，不正说明鄢氏本人与之日渐趋同吗？
鄢烈山一直很喜欢谈鲁迅，在文章中引用鲁迅文字的频率，不亚于引用江泽民和胡锦涛讲话的频率。大概正是此原因，鄢烈山才得以“荣获”了官方所设定的“鲁迅文学奖”。鄢氏以能获得此奖项为莫大之光荣，并以之作为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中国作家可以进行“公民写作”的例证。尽管鄢氏仍然抱怨说，获奖之后并没有让他本人在《南方周末》的边缘化处境有任何改观，虽然自己曾是报社的“编委”和言论版的主编，如今却只能充当一名不入流的编辑——“正当盛年时，不明不白被贬抑且将终老于每周听从一审二审裁决发落的最底层编辑……偶然得个文学界的大奖，无改于我在单位的处境”。这种抱怨是主子可以宽容的抱怨。抱怨归抱怨，其实鄢先生对目前的处境还是比较满意的。有了这样的“心满意足”，鄢氏才会尖锐批评另一些写作者，因为心中有“不平之气”而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当然，如今《南方周末》的高薪，岂是昔日湖北乡下的乡村教师所能比拟的？而能够将孩子送到海外留学，其费用恐怕也并非工薪阶层所能够承担吧？我不禁感叹：为什么人们总是逃不脱鲁迅所说的“人一阔，脸就变”的宿命呢？
鄢先生的日子过得好，这本未可厚非。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但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过上好日子，便不惜恶毒地辱骂那些一个字一滴血泪的体制外作者，这就未免太不厚道了。鄢烈山攻击那些走在言论最前沿的写作者“有更为精明的利害算计”，“有的人正是看准了这种政治行情，仔细预测了安全系数，反复评估了成本收益率，于是把握时机，一反小心翼翼的故态，装出一副比谁都要彻底要激烈的模样，俨然成了唯我独革的体制外‘斗士’。”鄢先生，你知道这些人士和他们的家人被监视、被跟踪、被骚扰的种种情形吗？大部分异见作家已经习惯了此种“透明”的生活，他们没有像祥林嫂那样对自己的遭遇喋喋不休，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是“正常”的。我想，包括鄢先生在内，没有人“心甘情愿”选择这样的生活。例如，湖北网络异见作家杜导斌被捕之后，他的孩子在学校中饱受歧视，心理遭受重创，一度患上了自闭症。这难道是精明的利害算计、看准政治行情、预测安全系数、评估成本收益的结果吗？对比能够将孩子送到海外留学的鄢先生，谁更“聪明”、谁的生活更“幸福”呢？
我想对鄢先生说：虽然某些异见作家与你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中的某个人与你之间还有过激烈论争，但你也不必对此群体落井下石、一棍子打死吧？难道非得如此才能挽回你的“面子”吗？如此气急败坏的诛心之论，哪里有半点你本人所倡导的、《书经》中评述的“好文风”——“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呢？你口口声声说：“对于个人，对于私人领域的事，涉及个人隐私不谈，对私德（动机之类）的批评也应当心怀善意，不搞‘有罪推定’，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乃至‘话到嘴边留半句，得饶人时且饶人’。”对照上下文，我发现你似乎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明明已经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却又号称“仁厚君子”；明明早已“有罪推定”、将对方看成了“坏人”了，却又宣称“心怀善意”。即便是《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见了，恐怕也要自叹不如吧？
坐稳了奴隶的人无权辱骂不愿做奴隶的人，这是我所坚持的一个常识。倡导“好文风”的鄢烈山，其文风偏偏最为恶劣。我想，“鄢烈山现象”对我们任何一个秉持良知的写作者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警醒。逆水行舟太难了，而放弃又是那么容易。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十八日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作为国家电视台，更准确地说，作为党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以其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成为中国传媒界无与伦比的“托拉斯”和“辛迪加”。一个央视著名的主持人曾经坦白地说过，面对数亿的观众，即便是让一条狗来当主持人，它也能够红遍半边天。确实，央视的那些主持人和编导们，没有几个人的智商是高过猫狗的。惟有弱智如猫狗，方能像罗京和邢质斌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出现在“联播”之中，用僵尸般的音调，发布来自中央的声音。如果还有一线良知、还有一丝人性，必然就像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的杜宪和薛飞那样，因为那一滴宝贵的眼泪而被驱逐出央视的岗位。
央视自诩为最受器重的党的喉舌——在今天这个电视成为“第一媒体”的时代里，央视的地位已然超越毛泽东时代显赫一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即便是作为半个东厂的“新华社”，比起蒸蒸日上的央视来也显得逊色三分。不过，在权力熏天的中宣部眼里，央视也就是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倡优而已：制作并播放法轮功修炼者在天安门自焚的假，让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萨斯肆虐的时候公然露面说“中国最安全”，一年一度炮制作为全民每人一勺的精神鸦片的“春节联欢晚会”……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党的权柄、为了党的荣誉，央视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然，央视是死不了的，只要中国一天处于中共的独裁统治之下，央视就能享有一天的垄断地位，这垄断地位带来的是滚滚财源——每年公开拍卖所谓“标王”广告（即“联播”之前收视率最高的那两三分钟的广告时段）日渐水涨船高，已高达数亿之巨，央视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我看来，与其说央视是党的喉舌，倒不如说是皇帝的尿壶。有人问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忍受的垃圾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中央电视台拍摄的那些风靡天下的、以历代皇帝为主人公的电视连续剧。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越是宣称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电视剧、越是在各大媒体上爆炒的电视剧、越是吸引最多广告客户的电视剧，就越是臭不可闻的、散发着毒素的文化垃圾。
如果说央视是皇帝的尿壶，那么这把尿壶的第一护法当之无愧地就是央视“第一女导演” 胡玫，她导演了从《雍正王朝》、《康熙大帝》到《汉武大帝》等不计其数的帝王剧。胡玫是一名很喜欢谈论思想和文化的导演，这一习惯也许是受到与之关系暧昧的“第一御用思想家”何新的影响。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何新迫不及待地献身充当中共的尿壶，亲自到各大高校演讲，说中共的镇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过，中共向来对待走狗刻薄寡恩，何新被当作尿壶使用过一回之后，连中共也嫌他太臭，将其搁置在一边。最后，郁郁不得志的何新终于通过胡玫的渠道传播其思想毒素，这种毒素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继续老老实实地当奴隶，简言之，便是“世上惟有奴隶最幸福，你们看皇帝好辛苦”。今天，党就是皇帝，党是比皇帝还要厉害的皇帝，你们就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样的命运吧——就像在埃及充当法老王的奴隶的犹太人一样，有棚子住、有肉汤喝，为何还要跑到旷野里去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呢？
胡玫在一篇自我介绍中如是说：“胡玫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优秀女导演之一。追求个性化的视听语言、独特的视角、悠缓的叙事风格，使她游刃于艺术与现实之间。” 胡玫拍摄的《雍正王朝》获得了金鹰奖的八个奖项和飞天奖的六个奖项。二零零五年的新作《汉武大帝》虽然投资高达五千多万人民币，但仅央视一家首播就付出了四千五百万的播出费，音像版权高达一千多万，最终央视依靠这部大戏收入一亿两千万，成为二零零五年央视最赚钱的一部戏。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某些影视作品奖项的多少、赚钱的多少，并不与它的文化含量、艺术水准与思想价值成正比。相反，两者有时甚至成反比。
胡玫的代表作《雍正王朝》是一部什么样的电视连续剧呢？雍正在位期间杀人如麻，从自己的亲兄弟到民间知识分子，从九旬老翁到呱呱坠地的婴孩，都毫不手软地挥起屠刀。然而，《雍正王朝》却把这个清代最残暴、最血腥的皇帝，塑造成勤政爱民的、不是唐太宗胜似唐太宗的一代明君。在电视剧中，雍正皇帝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党的好儿子雷锋同志。那么，伟大领袖的那句题词不妨改成“向雍正同志学习！”如果说《雍正王朝》是一部类似港台片的“戏说”，那倒还情有可原；但是，胡玫女士却硬要将其“论证定位为一部严肃的历史正剧”，那便不可原谅了——因为这是以“正剧”的形式肆无忌惮地改写和歪曲历史，并公然为皇权专制主义张目和招魂。在人类普遍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今天，我不禁要问：胡玫女士的心中究竟是一把什么样的标尺？学者秦晖在《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一文中质疑说：“看着《雍正王朝》，我有一种回到‘文革’时代的感觉。此剧‘影射史学’式的‘胡说’方式，‘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法，以及指导其编造‘历史’的‘法家史观’和夸张‘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叙述模式，都与‘文革’时如出一辙。……《雍正王朝》宣扬的与其说是‘改革皇帝’，毋宁说是‘文革皇帝’。而究其实，则是宣扬封建专制主义，而且是比封建传统中的儒家更为极端的专制极权主义。”
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雍正王朝》之后是《康熙大帝》，接着又来了《汉武大帝》。好在中国历史悠久，皇帝有几百个，其中建立“丰功伟业”的也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等二三十个，胡玫等缺乏想象力的导演们，暂时还不至于缺乏素材。有评论者指出：“尽管从剧本来看，《汉武大帝》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胡玫在剧中表现出的金戈铁马征战天下的恢弘场景无疑符合了时下观众对强汉气势的渴望。”其实，这种渴望首先是中共统治者“和平崛起”战略的投射，以及长期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洗脑所达成的效果。但是，对于数以千计死于矿难的矿工来说、对于上亿有病却无钱上医院而在家中等死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来说、对于孙志刚和黄静以及受到骇人听闻的虐待的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徒们来说，“强汉气势”究竟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呢？天下是天子的天下，GDP是天子的GDP，皇帝陵、世纪坛和奥运会也是天子的皇帝陵、世纪坛和奥运会。老百姓只能望梅止渴，老百姓只能像群众演员那样一群一群地死于帝国军队的刀剑之下——在二零零五年的定州和东洲，那里流的是真正的、殷红的血。
我并非一味反对拍摄古装片，美国大片《勇敢的心》和《角斗士》就曾经让我如醉如痴——我关注的不是那些扣人心弦的情节和宏大壮观的场面，而是其中体现出的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身尊严的捍卫。《勇敢的心》和《角斗士》里的两位英雄的主人公，在各自的时代里绽放出了人性的光辉，这种光辉穿透历史幽深的隧道，直抵我们的心灵。我想，优秀的电影和电视，正是在梦想和现实的张力之间，让我们获得安慰、获得快乐、获得对自我品质的确认。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也是如此：一个卑微的女子居然成为主人公，皇帝却成为其陪衬；在钩心斗角的宫廷中，长今用她人性的温暖与光明照亮了每一个黑暗的角落。这样的电视剧启示我们，人其实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人其实可以像天使一样飞翔，而不必像蛆虫一样的粪坑里互相嘶咬。《大长今》与《汉武大帝》之间根本的差别在于：韩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的艺术家能够自由地创作，能够在作品中讴歌自由的价值；然而，我们还是一个专制社会，我们这里没有艺术家，只有“拍片都为稻粱谋”、“拍片都为媚今上”的一堆奴才。于是，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只有一串串的三寸金莲，闻到的只有裹脚布的恶臭。这些电视剧教导我们，对待皇帝要像狗一样忠诚，对待弱者要像狼一样残酷，这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人说，在中国拍电视剧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干不了的，最后只好干这一行的流氓。以前，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刻薄了，现在看来，如果不是“无知者无畏”的流氓，如果稍微有一点点正常的感觉、正常的思维能力和正常的生活态度，怎么会糊弄出如此“目不忍睹”的帝王戏剧来呢？
每每打开电视屏幕，我很少看到跟我一样穿着的现代人，十有八就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古装人物，或者是开口“寡人”闭口“朕”的皇帝，或者是不男不女、蹦蹦跳跳的太监，或者是锁在深宫中心灵和肉体都变态的贵妃与宫女。几十集乃至上百集的长度，从头到尾都是一群自得其乐的小丑，或装疯卖傻地卿卿我我，或怒气冲冲地打打杀杀。我猜想，就算是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先生复活，他也会在这些稀奇古怪的服装面前眼花缭乱、大跌眼镜的。有报道说，《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第三部已经拍摄完成，正在申请“集数最多的电视连续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在这些冗长得如同裹脚布的电视连续剧中，古人说着现代人的话，现代人却陷入古人的思维方式之中。它们与文化无关，与人性无关，更与历史无关。
据说前总理朱鎔基因为在央视题辞“群众喉舌”，在政治局中受了批评——明明是“党的喉舌”，你干吗要说是“群众喉舌”？难道你不知道“党”与“群众”从来就是对立的吗？与此同时，央视逐渐滑向“满清帝国”的“御用电视台”，中央首长却点头称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是一个皇帝专制的大帝国啊！还是中央电视台能够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不愧为“中央”的电视台！
皇帝们还能当几天的皇帝呢？中央电视台还能当几天的尿壶呢？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研究中共的体制，宣传部是一个重要的入口。作为一个靠谎言和暴力起家的政权，宣传部正是其用来实施“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压制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有力工具。宣传部的创建，最早是沿袭苏俄体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全面学习斯大林式的组织方式，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由此开始其“革命生涯”。毛泽东在宣传上的天才胜于其在军事上的天才。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与其说败在战场上，不如说败在文宣上。
“笔杆子”和“枪杆子”是一切专制制度最后的堡垒。今天的中共宣传部，是整个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的始作俑者，是全世界最大的谎言制造商，是摧残中国知识分子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刽子手，更是一个集中了大批腐败分子和流氓的庞大机构。这个部门耗费纳税人无数的财富，却干着伤害纳税人利益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一头“恐龙”，人人都当像焦国标先生那样鸣鼓而攻之。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致帝国的悼词 致帝国的悼词”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