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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否和司马光同一阵营？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涉及到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熙宁变法等多个问题，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一、王安石与熙宁变法
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发动了旨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危机为目的，史称熙宁变法。
变法主要有三项内容：一、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内容）；二、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械监法等内容）；三、取士之法（包括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等内容）
变法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但是，由于部分举措不合时宜，在实际执行中也存在一些不良运作，造成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同时，变法也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
因改革阻力重重，宋神宗的立场也摇摆不定，王安石两度辞官，并于1076年辞去宰相后隐居江宁，至病逝。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启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全部废止。
二、苏轼与熙宁变法
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推进改革，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急功近利。
严格意义上说，苏轼不是反对变法，而是不赞成新法中的部分不合时宜的改革举措，以及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不良操作。
请看苏轼反对之变法内容：
第一，农业改革之青苗法。新法把天下民众分为五等，每年由政府分春秋两次按等级贷款给他们，帮助他们渡过“青黄不接”的时期。每次贷款要收20%的利息，所以其年利率为40% 。
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如果贫者借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离四方，保户要分摊赔偿其贷款，富者还要承担“联保”责任，“独偿数家所负”。这样就造成了“贫者既尽，富者亦贫”的局面。
如果遇到灾荒，百姓的欠款可以顺延到下次收成时再还。但是，连年的灾荒造成百姓旧债未还，新债又增，本息叠加，越欠越多，以至百姓被“积欠”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逃往他乡，家破人亡。
更甚者，各级官吏以多贷为有功，假借新法之名，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摊派），徇私舞弊，更进一步逼得百姓无法生存。
第二，商业改革之市易法。国家成立“市易务”，低价收购滞销货物，让商贾、行户以田宅、金银等财产为抵押赊贷钱款或物货，半年付息一分，一年付息二分，另纳相当于利息10％的“市例钱”，用于市易务官吏们的俸禄开支。
市易务为了实现多赢利，先动用市易务本钱，从各地客商处“贱买”物货，再“贵卖”给零售商人，同时强迫商户“必买于市易”，使“市易务”成了官家的市场垄断机构。市易本钱始终处于全额出贷状态，虽有流失，却仍挂在账上。同时为了提高政绩，多得奖励，那些无法追回的呆帐、死帐在账面上都不显示。这样，上坑害国家，下坑害商户，却肥了市易务的官吏牙人。
市易务以收息多少来衡量官吏工作的优劣，所以市易务官吏就以多收息钱为能事，有压力就有动力，强买强卖的现象时常发生，引诱民户赊贷的事件也普遍存在。
市易务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商业垄断集团，需要大批牙人、仓库管理、催欠等大小的管理人员。北宋殿中侍御史韩川在《上哲宗乞罢市易》中揭露：“仓务占官六员，仓场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减百人，月给俸食几千缗。”
苏辙在《乞放市易欠钱状》中揭露：“市易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余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余人。以此一千余人，日夜骚扰欠户二万七千余家。都城之中，养此蟊贼，恬而不怪。此事之当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户拖延日久，或未见归著，及无家业之人，皆差人监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则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顽狡，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捽缚，何所不至。”
公元1086年（元祐元年）《市易法》废罢时，东京城内欠市易务钱的行户共计27155户，共欠237万余贯，已致大批商户倒闭。
第三，军事改革之免役法。“免役法”就是“以钱代役”，以前的差役法百姓早已怨声载道，新法规定百姓向政府上缴募役钱，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来服役。这项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一是农户不再受烦杂差役的骚扰，可以安心农耕；二是雇用无田可耕的闲散人员和灾民来服役，促进了社会稳定。
但是，在实际征收这一项免役助役钱时，却又增加了高达20%的免役“宽剩钱”，名义上是为了“备荒年”，实际上却年年都要征收，等同于“常赋”，而且规定标准是20%，实际执行中却普遍扩大到了40—50%。仅此一项，比青苗法的收入还要多。
此法一出时，苏轼曾经大加赞扬，后来针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他实事求是地向王安石提出过整改意见，但是王安石刚愎自用，把苏轼的建议当成了耳旁风。
其实，针对熙宁变法中的部分内容，不只是苏轼提出了反对意见，苏辙、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范纯仁等一批重臣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抨击，他们都是为国为民、一身正气的国之栋梁。
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陷诽谤，为躲避政治灾难，苏轼自请外任，调任杭州，后辗转密州、徐州、湖州。
三、司马光与熙宁变法
司马光是北宋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四朝元老，博学古今，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二人因为政见不同，常常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是全面反对，尤其是在变法初期，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司马光还进行劝解和说服。但是他经历过范仲淹的庆历变法，深知变法不能急于求成，要徐徐图之，但他看到王安石急功近利，颁布“青苗法”损害国之根基时，才站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县官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危害更大，同时认为不应该对贫困农民加重负担，而是要施以“仁政”。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哲宗赵煦继位，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六十七岁的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建议“广开言路”、用人赏罚分明，提出新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建议废除。
后又进言，将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召回朝中任职。
针对新法显露出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各界沸腾的民怨，司马光再上书《请革弊札子》、《请更新新法札子》，请求立即采取措施，救民于水火，至正式拜相，新法全部废除。
四、熙宁变法产生的社会效果
据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记载：
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治平三年（1066年）1229万8千7百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1077)剧增到5210万1千029石，变法八年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
“国富”对应的应该是“民强”，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请看苏轼在任期内给朝廷的奏状：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熙宁八年，两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奏准南闭粜状二首》：“熙宁中，张靓、沈起首行此事，至浙中饿死百余万人。”
这仅仅是苏轼在任的两浙几个典型的地方，其他地方呢？全国呢？北宋时期全国总人口八千万，数字触目惊心。而且，两浙还是富庶地区。
公元1092（元祐七年），苏轼在调任扬州途中看到的社会现实更让人触目惊心，以江都县为例，一个县的百姓就“积欠青苗钱斛2万4千9百20贯石”，还不起的农户还要年年加息，越滚越多，永远还不完。
民不强则国不稳。改革改成这样，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焉有不失败的道理。
五、苏轼与王安石
公元1084年（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改任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了已辞官隐居的王安石，两人把酒言欢，谈得很投机。
不过，苏轼对王安石仍然不客气，责备王安石不该在西北连年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同时用社会现实责备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不当之处。
这时候，新法留下的后遗症已经凸显出来。王安石辞官在家，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多了，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了很多，眼界也不再只局限于朝堂，对这一切有了感同身受，能正确看待自己犯下的错误。事后他对别人说：真不知道要再过几百年，才能再出现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
六、苏轼与司马光
公元1087年（元丰十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
入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相当有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顾事实，完全予以废止，于是力劝司马光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对待，好的保留，不好的废除。
但是司马光却另有考虑。他需要平抚各种社会矛盾，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这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点，就是王安石的变法新政。所以，他只有牺牲新法，就像当年的商鞅为新法作出的牺牲。皇帝年幼，他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他除了废除新法别无选择。
可是这样一来就有趣了。当年苏轼反对变法，还因此被贬，因此激进派就认为他是保守派的人。现在，他又强烈要求保留新法，因此保守派又认为他是激进派的人。苏轼成了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由此不由让我想起一个典故。《梁溪漫志》记载：一日苏轼闲来无事，拍着肚皮笑问众人自己腹中有何物，有人说都是文章，有人说都是见识，苏轼皆不以为然，轮到他的宠妾王朝云了，朝云说：“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由此可见，苏轼为人光明磊落，即便政见不同发生争执，都是与国家利益有关，只对事不对人，他与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之间的争斗也留存了一定的古人之风，不存在利益上的勾心斗角，不存在政治上的互相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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