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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文/付晓琦
我的老家太方村，位于岐山县青化镇，在镇子西边约三公里的法王（法门寺至王家）路南，从号称佛都的法门寺向西南约八公里，翻一条童家沟就到。
不知道为什么叫太方村，小时候听说我们这里是南太方，还有一个北太方，但在北边什么地方那时没概念，长大后查地图才晓得北太方在山西运城市。
太方村大多数人都姓“付”，也有个别几户姓“赵”、“唐”和“朱”的，据说是逃荒过来的外来户。“付”这个姓氏，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傅”，百家姓排名第三十六，因为图省事，现在好多“傅”姓都写成“付”。约定俗成嘛，也无所谓，怎么方便怎么来。邻近太方村有个焦六村，也是姓“付”的人居多。不知道这些姓“付”的人之间有什么渊源，可能几百年前是一家吧。
自八零年离开老家去西安上学，这些年每年至少回一次老家，对家乡的印象逐渐从清晰变得模糊，又从模糊变得清晰。记忆中的老家还是以前的模样，可时代变迁，今非昔比，物非人也非。
现在坐车回老家，得先到城西客运站，然后从城西客运站走西宝高速到扶风，再从扶风转去京当的车到青化，从青化坐县上的1路通村班车到村口，路上至少两个半小时。如果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家。过去没有高速时，走西宝北线，起码得四个多小时。
如今村和村之间的路面都已硬化，除了路上到处设卡不让大车通行外，小车走起来很平稳。从青化镇到村子拐过十支渠，一条直直的大路就到了。半路上可以看到一大片杨树林，一排排树木直插云霄，夏天呈现一片绿荫方阵，阳光透过，洒下斑斑驳驳，好像剪裁的一样；冬天则是一棵棵光秃秃的树木，地上铺着裹着残雪的松软的枯叶，别有一番景致。每次回老家我都要注目观看，直到视线消失。连着公路的村道从村子中心通过，绕村一圈。几年前县上拨款，每家每户又各出了点钱，土路变成了水泥路面。
街道上静悄悄的，很少见到行人，更别说有三五成堆谝闲传的。偶尔碰到玩耍的儿童，互相不认识，真以为是异乡的客人呢。房子有二层的楼房，也有一砖到顶的厦房，院子里水泥硬化，有花有草，还有种植的蔬菜。入户都是大铁门，门楣上是瓷砖烧成的吉祥词语，如“紫气东来”、“耕读之家”、“家和万事兴”等等，门上有门牌号。有的家里仍旧是土墙和过去的土坯瓦房，院子里一片荒凉，长满杂草。估计主人出去打工，在外面安家落户，顾不上收拾老家的院落。
固定电话不时兴了，农村人也用上了手机，宽带上网、移动上网、有线电视已经普及。有的家里还用上太阳能热水器，可以很方便地在家里洗澡。冬天烧炕的人也少了，土炕依然是土炕，但加热改用电热板。以前老不够烧的柴禾几乎没有多少用武之地，用蜂窝煤做饭取暖，有的地方还用上了天然气。
有人专心务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经济作物，如辣椒、水果等；有人亦工亦农，农忙时节回乡下种地，农闲时节外出打工；还有人把土地承包出去让别人作务，自己专心去外面打工，承包人每年返一定粮食或者现金。反正现在又不收公粮，不缴农业税。粮食价格也低廉，自己种地还不够功夫钱和来回路费，有钱在哪里都可以买到吃的。
▲太方村方位（点击图片可放大）
农村的人少了，青壮年大多跑到外面讨生计，留下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也有留守儿童。但上学的孩子明显减少，学校大规模撤并，没有之前那么热闹了。村子一下少了许多人气。农村人有的在大中城市定居了，有的人在附近的镇上、县上置业安家了。
这就是我看到的现在的村子，而我的记忆里更多的小时候对村子的印象。
太方村算个大村，拥有自己的城墙。虽然与西安古城墙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土筑的城墙有200米见方，高约一丈多，上面可以跑马车，城墙周围是城壕。小时候，我和小伙伴放学后经常沿城墙边的羊肠小道走，在城壕里一片树林撑起的的绿荫下玩耍、打扑克。城壕里有一个地道，是七十年代响应毛主席号召时挖的，通到对面饲养室门前的井。我和小伙伴常常手牵着手，点着蓖麻的亮光，既兴奋又害怕地向里面探索，生怕里面随时会窜出一只狼，可终究连个狼的影子也没有。我家紧挨着城边住，每到春天，一簇簇的迎春花盛开在城壕边，黄色的小花带来春意，我们欣喜地用迎春花的枝条编成帽子戴在头上，向春天奔跑。不知道城墙是什么时候建的，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吧。可惜的是文革中破四旧把城墙拆了，拆下的土作为肥料送到地里。不然的话，太方村的城墙起码也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太方村北边有座庙，有些年代了。庙里有四座建筑，雕梁画栋，飞檐走角，蔚为壮观。我小的时候，那里没有香火，而是太方小学，太方村及邻近村子的孩子都来上学。大概在我四年级时，小学搬迁，庙也被拆除了。
太方村分为三个生产队，太南队、太中队、太北队。太中队大致在土城墙里，太南、太北则分别位于村子的南北。村子里有两个涝池，北边一个叫北涝池，南边一个叫南涝池。涝池边有一些石头，大人们蹲在上面洗小孩的尿垫，用棒槌槌皂角洗衣服。下大雨的时候，涝池里涨满了水。
夏天，我和小伙伴都是光着脚，赤着上身，穿着一条粗布短裤跑来跑去。我们在涝池里洑水，打水仗，用淤泥互相投掷，每个人都成了泥娃娃，只有两只眼睛在闪动。
南涝池里还种了一些水葫芦，繁殖很快，几天就能占满一大片水面。边上有棵柳树，中间的水很深，淹死过一个七岁的小孩。那天是中午，小孩在涝池边玩水，旁边没人，等发现时，小孩已经不省人事。大人们把小孩放在碌碡上空水，等“赤脚医生”赶到，做了人工呼吸，连连摆手，示意孩子不行了。孩子的母亲躺在地上呼天抢地地哭。
南涝池边有一座语录塔，塔顶有三面红旗，有毛主席头像，中间是最高指示，用来书写毛主席语录。平日，社员们在语录塔下聚堆吃饭、聊天。
太方村有各种能人，有在县上当官的，也有在秦腔剧团唱戏的，有画画的，也有当医生的。现在更多的是外出求学、创业、打工的。在西安、宝鸡等省内城市和周边省份卖岐山面、卖凉皮的也不少。改革开放，人口流动，人们不再固定在一个地方。
太方村有个国民党的团长，叫傅宏德，因投诚共产党受到优待，政府给了个县政协委员的待遇。他有两个老婆，各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在省城吃“洋面”上大学，后来做了大学教授。团长在村里住的时候，每天看书读报，隔三差五从街上叫些锅盔。中共十大时，他已经七十岁了，特意买了一本“红宝书”，写上七十老人加自己的签名送给我父亲。团长活了90多岁。
据说，太方村在解放前是土匪窝子，出过许多土匪。我爷排行老大，老二老三都是土匪，最后土匪之间火并被打死了。
解放后，村里划了三个“地主”，一个“富农”，其余的都是贫下中农。老实说，地主、富农家的孩子都比较有教养，也长得漂亮，因为有条件娶到好的女人，土地肥沃庄稼肯定不会差。团长家成分自然是地主，团长的一个侄子是我的小学老师。印象中，地主、富农家的人也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没有受到什么歧视。不过地主、富农家的孩子一般不跟贫下中农通婚，他们跟村外的门当户对的人家结婚，由于家底殷实、底子好，所以下一代还是“优良品种”。
我所在的太南队有一户地主、一户富农。富农面善，见人笑嘻嘻的，以至于人们都不叫他的本名，而称呼他富农，他也笑呵呵地答应。有一户地主，老头死了，留下老婆，脖子上有个很大的“引呱呱”，地主家的院子里埋了好多银元，被生产队挖出来交公。公社开批斗会时，老婆被拉到台子上陪斗，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大牌子，吓得尿了一裤子。这些银元后来国家落实政策，如数折成现金返还她的后代。
邻村有个贫农叫崔虎，忆苦思甜会上，他说自己十七岁起给地主家喂牲口，怕晚上睡着耽误喂牲口挨打，只能在扁担上睡觉，说着声泪俱下，此时，有人带头呼口号：打倒万恶的旧社会！当时我小不知道，以为真能在扁担上睡觉呢！后来公社安排崔虎去做售货员，发现点心经常少，以为是老鼠吃了，怀疑崔虎却没有证据，就故意考验崔虎。当崔虎正吃点心时，领导突然出现叫他，他嘴里塞满点心，只能胡乌拉。这样崔虎就被开除了。还有个贫农，大队让忆苦思甜，他一上去就说，过去给地主家干活，地主对他可好，吃了湿的拿干的，62年把人饿美了！大队书记一听，这不是胡说嘛！吩咐底下人一脚把他踹下去。
邻村还有个富农，他父亲死了，写了一副挽联：挥泪继承先辈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先辈志是什么？遗愿又是什么？这分明是复辟嘛，要回到万恶的旧社会，让穷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后来他成了每次批斗会的常客。据说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他套了犁想把贫下中农分他家的地重新圈回去。地肯定是圈不回去的，反倒成了他的罪证。
俗话说，人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要说地主富农剥削贫下中农，也不全是。地主富农一般勤劳智慧，一心想着发家致富，有些甚至省吃俭用，积攒下家业。贫下中农有的就是流氓二流子，不务正业，好吃懒做，又不会计划，日子越过越倒灶。富有富的道理，穷有穷的原因。贫富差别到一定程度，引发革命杀富济贫，导致社会剧烈动荡，社会阶层重新分化。不管怎样，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勤劳智慧总能过上好日子
太方村会唱秦腔的人很多，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骨干，能写的，会唱的，演奏的，还有县剧团的演员，邻近省市秦腔剧团的演员都有太方人。我小学时就有同学能拉会唱，进了县剧团和西安市秦腔一团，早早吃上了“轻省饭”。
太方村出了位画家付文刚，小名满席，家里八个孩子他最小，父母死得早没人管，一个人自由自在。他从小喜欢写字画画，靠在水利工地上刷标语搞宣传，不少挣工分。队里决算，他用分得的钱，模仿别处的式样，在家里盖了座二层的木质楼房。沿着木质楼梯上到二楼，左右是两个房间，中间是大厅带阳台，可以向远处眺望。一楼院子里是一圈展台，他照着书用泥巴捏了一个“泥塑收租院”。讲述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怎样剥削农民的故事，正赶上时代潮流。引来十里八村的人都来参观。后来“泥塑收租院”被移到公社中学，他本人被推荐上了西安美院，毕业后成了专业画家，快四十岁时也娶了媳妇成了家。
太方村有三个“洋来”，也就是疯子。太北队一个，是小时候药吃错了，导致语言障碍，但能听，不胡来。爱美。喜欢照他嫂子的镜子。不知道后来怎么了。太南队有两个疯子，一个叫让兴，是在水利工地上，丢了新买的绒衣气疯的；一个叫万劳，是父母死得早，遭人欺负想不通疯的。他们有时疯，有时清醒，整天在外边游荡，家里人也不太管。刚上大学时，有年回家碰上让兴，他还能叫出我的名字。不知道让兴后来怎么死的，听说万劳是跳井死的。
村里还有个人，我小时候他大概四十岁左右，据说在天水市当局长，文质彬彬，戴副眼镜，腿有点跛。以前娶过媳妇生过娃，但娃被媳妇睡觉时不小心捂死了，离了婚一直单身。因为有工资，日子过得很滋润。他常常买好多鸡蛋，吃完鸡蛋蛋壳也不扔，而是叠起来放在厨房窗台上。我那时对此非常羡慕。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媳妇，人长得很齐整，带了三个女娃，都很漂亮，听说还做过教师，就是脑子有点问题。婚后，女的连续给他生了两个男娃。他让带过来的大女儿接了班。最后，他得病死了，女的病越来越厉害，彻底疯了。两个可怜的男娃从小没爸没妈管，靠三个姐姐代管。历经磨难，长大成人，读到了大学，在外地工作生活。
太方村的人和事还有许多许多，我所说的这些都是过去的往事。一辈一辈的人在成长，就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地生长、收割。太方村就像舞台一样，永远上演着一幕幕新戏。有人从这里走出不会回来，有人将在墓地添一个新的坟头。无论怎样，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太方村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是地图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但今生今世，有关她的人，她的事，已经深深地烙在我的血液里，留在我的记忆里，她将时刻牵动着我的心，不管我走多久、多远。
作者简介
付晓琦，岐山县青化镇太方村人，1980年考入西北大学化工系，现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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