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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打尊王的招牌创霸业，在位九年为晋国建稳固江山
如果说天子对霸主的态度，在郑庄公之时表现更多的是一种仇视，在齐桓公之时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友好”，那么在晋文公之时表现更多的则是一种讨好了。尽管周天子有时还要摆摆臭架子耍要假威风（如晋文公再三请求以天子之礼葬己时，襄王听后连连摆手摇头大有此为天子之专利非己莫能享用的气势），但在更多的时候不能不依仗霸主的支持，有时甚至连登基持位也要如此（如襄王在王子带之乱后能复得为襄王，就是晋文公竭力“勤王”的结果）。当然霸主对天子也是有所求的，因为只有天子才能给他的种种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使得他的东征西伐师出有名，使得他的众多会盟尽得情理，以致不让人们一下看到他那贪婪的野心和青面獠牙的本色。
这就出现了一种十分有趣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天下的共主，却是靠讨好仆人、损害自己的地位来维持；削王损王的霸业，却要靠被损被削的对象来支持。两种本不相容的异质之物，因有了这种相互利用的内容，便“和平共处”起来。故当周襄王听到晋文公在城濮胜楚后，亲自带着礼品前往犒劳。晋文公也为襄王作官践土，并献上缴获的战利品。襄王为此大受感动，当即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赐给他天子之车—大辂、戎辂以及红色弓一把，红色箭一百枝，黑色弓一把，黑色箭一千枝，美酒一坛虎贲三百。襄王要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得“侯伯”之名后，“尊王”的劲头更足了，在周襄王小住践土之宫的短暂时间里，他就先后三次去朝见了襄王，史载“出入三觐”。作宫践土后不久，晋文公就召集鲁、齐、宋蔡、郑、莒等国诸侯于践土会盟，卿士王子虎代表王室参加了会盟，在践土之盟上提出了如下盟约:“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襄王策命、践土之盟，是晋文公成为中原诸侯霸主的标志。此次盟会上的盟约以“尊王”为宗旨，号召诸侯各国团结在“尊王”这一旗帜下，使“尊王”不仅成了晋文公去号令诸侯的手段，亦成了他去束缚诸侯的绳索，谁不遵从，则有遭受被征讨“殛之”的厄运。然而有意思的是，晋文公一系列的“尊王之举，并没有使王室更尊，倒是使他的盟主权力更大。就在践土之盟的那一年的冬天，晋文公又召集了齐、鲁、宋、蔡、郑、莒、邾、秦等国诸侯于温会盟，在盟会上晋文公除了行使他的盟主大权，拘执卫成公，制订了征讨许国的计划外，还行使一种以前诸侯盟主们从未有或者说从未敢行使的权力，即召周襄王前来会盟，而一个堂堂天子居然也应了一个诸侯之召。这一奇特现象的出现，形象地表明了春秋一代霸主们“尊王”的实质:“尊王”只是他们为实现霸权的手段，而并非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正统的《春秋经》实在不愿正视这一历史事实，只得虚饰说:“天王狩于河阳。”“河阳”即黄河之北，据考证它在今河南省盂县西，距晋文公会盟诸侯的温地不远。显然，《春秋经》的作者为避讳襄王应文公之召赴温之会一事，所书的“天王狩于河阳”，其事其地都不是确切的。还是孔子道出了作者的苦衷和用意:“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由此可见，晋文公“尊王”之“诚意”较之齐桓公更差。如果说齐桓公还能蒙蔽一时，使当时的人们颇为赞许的话（子就有“齐桓公正而不”的评论），那么对晋文公就颇有些微词了（孔子斥之为“谲而不正”）。尽管文公有“不正”之表现，但是他始终没有丢掉“尊王”这张招牌，因为他知道在自己还不具有一统天下的势力时，他还需要这张招牌的政治影响来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其后的霸主们似乎愈来愈不明此理，或许他们见王室日渐衰微，越来越懒得去做这些表面文章了，最后甚至连“尊王”二字也只字不提。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即人们心目中的天子地位与现实中的天子地位的衰落不是同步，不正视人们观念中的那个天子，他们的霸主行为就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如果说人们把齐桓、晋文的霸业视为替天子行道，救自己于水火；那么则将后来的霸业开始视作洪水猛兽，驱自己入泥潭了。吴王夫差北上称霸，中原人莫不痛恨切齿，视如瘟神，即是一例。
晋文公在位虽只九年，然而他创下的霸业之基异常牢固，霸业的余绪一直延至晋悼公之时，使晋国得以长久地称雄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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