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到底是在讲述事实真相，还只是在讲述一个故事，面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惊人的一致，这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正是在讲述事实真相，但这个讲述历史事实真相是事实吗？
对于文献的狂热
1885年，九十岁的利奥波德·冯·兰克坐在他柏林的书房里，创作自己最后的历史著作。
在他的书中，关于一个主题他说道：
我满怀兴趣地阅读这些作品，但我又对它们持有异议。……这种比较使我相信，历史资料本身要比浪漫的虚构更加美丽，而且无论如何要更加有趣。我彻底厌倦了虚构，下定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避免任何捏造和想象，严格忠于事实。
这位现代历史编纂之父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历史哲学名言：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
这样的期望值得尊敬，但是撰写历史的那些人是不是就这样做了呢？在书中作者举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新教和天主教互相拿出历史证据表达自己的述求，若按教会形式来说，天主教至今仍保留统一的教会，自称“至圣、至公、至一，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罗马教廷为世界天主教中心。基督新教从产生即无统一教会，主要的新教派别有加尔文宗、路德宗、英国国教（圣公会）等。
但这两者都同出一源，这两者的历史学者们对档案和文献都很热情，并且都把过去保存的文献拿过来引用作为的武器，当然他们的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关键就是大量搜集可用于防御敌人攻击的证据。
那就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是同样的文献和资料，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呢？那么这些人是不是仅仅说出事实还是在讲述一个个的故事。
答案也许不言自明。
这也是在读这本书，从作者分析的字里行间体会到的乐趣，历史总是需要引用或是查找无数的过往资料文献，那么这个资料文献被这些人热情的追捧，但是文献本身到底是不是说出了真实的故事还有待考证，毕竟经常会有一些历史文献被证明为伪作的，那么从这些伪作的资料上得出的答案到底是历史的真实面目还是故事。
启蒙运动对历史的反思
对于这些文献的细节追求，在伏尔泰这里遇到了冰冷的对待，在18世纪，开启的启蒙运动中，历史的真实故事与哲学发生了关联，伏尔泰评论到：
让细节见鬼去吧！后人会把它们全都抛开。它们是侵蚀宏伟著作的一种寄生虫。
这些启蒙思想家不关心细节问题，关心的是大问题：有关人类存在的性质和周围世界的运行。在他们的眼中，历史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历史，更是关于人性，关于地理，关于生活的历史，历史开始慢慢的从政治之塔中出走，走更广的天地中。
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一个信念：人性具有普遍性。这样不仅仅要关注于细节，可以从当下去推导一些可以去解释过去的理念了。
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历史学家越来越相信，恰当地理解历史要做两件相互联系的事情：首先，非常详细地研究档案资料；其次，形成因果关系理论，来将地理位置、社会体系、经济力量、文化观念、技术进步的影响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复杂关系融合起来。
历史资料到底想说什么？
历史资料总是在试图说明什么，同时它也没有把细节说明太清楚，作者从一个故事出发，通过历史资料的不同方面收集整理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这个完整的故事并不是一个文献资料形成的，是根据一个线索然后再去寻找另一个线索，在这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发挥出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但这是历史还是故事呢？
这是关于伯德特太太因先生离开去了新大陆，生活困厄而获得当地议会批准，每年可以得到二十银币的补助金。
这仅仅是一份纪录中的一段文字而已，除此之外，这份《雅茅斯议会记事簿》还提供了一点其他零星的资料，但这段记录有趣吗，正如作者说的它还缺乏一种语境以赋予其意义和重要性。它需要被放在更宏大的叙事中才能获得更多的意义。
所以作者开始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完整的故事如何来，那就从各种各样的原始文献资料中获得，然后两两映照之下，最终一个完美的故事产生了：乔治·伯德特－－一位清教传教士和可能的浪荡子，怎样在雅茅斯失去地位，抛妻别子前往新世界，在那里出人头地，孰料又再次跌落，回到英国在内战中支持国王，最后被投入监狱。
根据一段记录加上其他对应的细节，在作者的组织之下，按人性的发展脉落构建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这个从历史资料中翻出来的并在作者笔下撰写出来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历史的小说呢？
这只在于历史学家的选择，他们到底是保持沉默还是继续讲述故事了。
我们要去往何方
我们创造了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只是个起点而已，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最终要考虑历史或者是历史研究者们想要把我们导向何方？
创造一个故事的过程不仅仅是把一块砖放到另一块砖上面，直到一座建筑物出现；它需要确定所描述的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处理其他历史学家已经说过的内容，并指出这个故事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曾经写道：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情境之下，而是直接在碰巧遇见、给定，以及从过去流传下来的情境之下创造历史。
而这句话变成了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式，是的，伯德特太太获得年金是一件小事，但是把这件小事放在宏大的叙事下，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个人的选择种种，当时的人并没有觉得他们在创造历史，只不过恰巧在那个时间做出相应的选择罢了。
而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解释为什么是这样，以及一种自洽的自圆其说，最终会给出一个看上去大家都满意或是赞同的答案，历史学家一般会选择一种模式去解释，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重点突出的是数目字的管理，从某种角度看这就是他选择的一种模式了。
书中作者坦言，我所喜爱的模式是无意图的后果：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发生之事都是人们试图实现特定目标的结果，可他们永不具备足以预见其后果的洞察力。
历史就在某处那样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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