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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规模宏大的通史。司马迁参照前代多种史著，创造了“纪传体通史”这种新的体例。
《史记》之前的史书，或以编年记述（如《春秋》、《左传》），或分国别记事（如《国语》、《战国策》），或以记言为主，或以记事为主，总是显得单调疏散，事件之间、人物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配合、融会贯通。
司马迁则在前人基础上，开创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写通史的范例。本纪，记述历代帝王的兴衰沿革，是全书的纲领；表，依年月摘记大事；书，载录文化、经济、制度；世家，记载王侯各国状况；列传，记述古今特殊人物或集团。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核心部分，它们以本纪为中心，世家、列传依次分布在外围；而表、书则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形成对核心的补充。司马迁开创的著史体例，一直影响着我国两千年的历史著述。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其出身对其人生道路影响很大，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家族浓厚的文化气氛，使他从小就得到了优良的文化熏染，并培养了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坚定的著史志向；
另一方面，“司马氏世典周史”的家族荣誉，令司马迁甚感自豪，激发出强烈的著史愿望，成为他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精神支撑。
从司马迁的出身、经历及其思想心态来看，他写作《史记》有内外不同的动因。基于家庭荣誉感所激发出来的强烈的著史愿望，是他著《史记》的内因，是最根本的动力：“李陵之祸”所激发的“发愤”心态，是他著《史记》的外因，这个遭遇使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
《史记》人物传记是以人物为核心，贯穿事件。这就要求它既要保证历史事件叙述的完整和真实，又要展示历史人物在事件中悲欢离合的命运和鲜明性格。为达到这一目的司马迁通过精湛的剪裁功夫来实现上述目的。
《史记》的“互见法”是《史记》人物传记选用安排材料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史记》采用了全新的体例。以往的史书以叙事为记述手段，《史记》则变为以人物活动为记述视角，以人物贯串事件，把人物描写和事件叙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便更具文学色彩。
《史记》的叙事、写人手法，继承先秦历史散文尤其是《左传》的优良传统，追求叙事的故事情节化，注重塑造性格化人物，并在此两点上有所创新，更加成熟，这是《史记》最重要的文学成就。
这些手法，或是新创，或是在既有写作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得更加完善，终成叙事文学典范。
以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史记》刻画人物性格的常用手法。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在特定环境中凸显人物性情。以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凸显人物某方面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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