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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阎连科发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据作者称这是他“最满意”的作品，并在评论界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世纪末的奇书力作”。文本主要写了被繁复世界遗忘的、蜷局在耙耧山一角的三姓村人世代与宿命抗争的故事，展现了处在生存极限状态下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阎连科在文本中极富神秘主义色彩地描写挖掘出了一种蕴含在民间文化土壤深处的奇诡、神秘、荒诞、浪漫、苍凉、感性的审美风格。
具有民俗化意义的民间文化，是某一特定区域的民族文化之根、民族文化之源，它以原型母题的意识形态展现着民间的信仰、智慧、审美的情感价值判断。对它的探讨和研究可以发掘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化的形成是民族历史文化在底层乡村民间的长期积淀。对民间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现常常与描述乡土风情、乡野传奇、民间传说、民间仪式密不可分。沈从文、老舍、汪曾祺、贾平凹等各有千秋的地域文化小说都有关于乡土风情、乡野传奇、民间传说、民间仪式的精彩描绘。这些描绘既营造了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又有助于推动情节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因描写耙耧山风土人情而独具特色，同时也因写出了耙耧山乡村神秘主义的文化风貌而区别于其他乡土作家。
原始人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一种灵力，它是广泛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的一种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具有超自然性，它在冥冥之中控制着宇宙万物以及人类。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说：“‘神秘’这个术语含有对力量、影响和行动这些为感觉所不能分辨和觉察但仍然是实在的东西的信仰。”千百年来，伴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和理性对“神秘”一直起着消解作用，但是神秘主义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从人类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中消除。在中国民间神秘主义以诸种看得见的方式——巫术、占卜术、生死的仪式等存在着，也以一种看不到深层次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态存在并影响人们的生活。
在《日光流年》中，耙耧山深处的三姓村（蓝姓、杜姓、司马姓）偏僻闭塞、原始落后，但是原始的农业文化形态并没有阻止厄运的降临，死亡将他们桃花源式的生存击穿了，村民们患者致命的病痛——喉堵症，人的寿命不断减短，终于走到活不过四十岁的地步……宿命、生存与死亡成为全书的关键词，使全书笼罩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宿命的安排像一把枷锁紧紧扼住三姓村人的喉咙，使他们背上活不过四十的沉重压力，挣脱死亡成为他们最强烈的生活欲求，获得生存的权利成为他们全部的负重。在求生渴望的支配下，在一代又一代的村长的带领下他们与宿命展开了持久抗争。命运是无形的，但是这并不意味与死亡的抗争可以无声无息，它是沉重的也是惊心动魄的。文本中出现的第一代村长杜桑，所选择是生育的方式，认为只要生育大于死亡，三姓村人便不用再怕活不过四十，为此他倾其所有，但是他还是死于喉堵症。第二代村长司马笑笑试图以一种更为“科学”方式来对抗喉堵症——种油菜。面对蝗灾和饥荒，司马村长没有退步，不惜任何代价种起的油菜却仍无法阻挡死亡的脚步。第三代村长蓝百岁认为是土质导致了三姓村的灾难，所以他开始带领全村人翻地，为了留住卢主任，留住外村人，他忍痛让最疼爱的女儿献出贞操去侍奉卢主任，带领村民给卢主任下跪，地翻过了命运却依然如故。第四代村长司马蓝经过考察认为是水质问题，开始带领村民修灵隐渠，几经周折，历时数年，结果引进的灵隐水已是今非昔比：是被工业污染的臭水。一次次的溃败让三姓村人面对命运的枷锁不胜惶恐、战战兢兢。“喉堵症”似宿命的谶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掌控着三姓村人的命运，既然命运早已前定，而且无法得到终极解释，于是任何的逃避、挣扎都成了徒劳，最终与宿命的抗争也成为一场悲剧。朱光潜说：“对悲剧来说要紧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1］在这场徒劳的战争中，阎连科通过三姓村人的执着坚持向我们展示了隐藏在民间的坚韧的信念力量，没有科学与理性的支撑，他们却在最原始最朴素的生命信念驱使下谱写生命的绝唱。以愚公移山式的勇气对抗无法把握的命运，三姓村像一个英雄一样矗立在了耙耧山间。
《日光流年》中的生死观是矛盾的，他们由死及生、为生而死、死而向生生而向死，生生死死陷入一个矛盾怪圈，生生死死的冲突使文本笼罩在一种神秘之中。叔本华说：“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里。”［2］命悬一线时，对于生的渴望、死的恐惧是无法言说的。三姓村的村民就是本着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存的渴望与死亡周旋的。主人公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基于活下去，活长一点的信念。在耙耧山人的世界里生命之外的一切：尊严，贞操，爱情，个人利益等都在生存需要的衬托下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为了活下去他们向别人下跪，放弃爱情，男人卖皮，女人卖肉，将个人财产无私的贡献为集体所用，这只是为了活着，对于他们而言生存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他们为了活过四十，牺牲了当下的幸福，甚至是生命。在文本中有着许多对于死亡的叙述，其中有对于死亡的恐惧也有敬畏，死亡对他们而言又不是失去生命那么简单，所以司马蓝兄弟争抢墓地，杜岩在死前要睡到棺材里，死人要结阴亲，司马蓝要在死后和蓝四十合铺。看似毫无逻辑可讲，可是放在民间伦理系统中，一切又都合情合理，生本就不只是生，死本就不只是死。
力求超越个人经验局限，对世界进行想象性的感性超越，是文学审美意识相异于日常意识的所在。正因其具有超越性想象和审视性感悟的深层内蕴和审美功能，文化神秘主义拥有着“永久的魅力 ”。新时期文化神秘主义的现代回归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在寻根小说、文化反思小说甚至新都市小说中都得到了话语彰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光流年》可以称作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神秘主义传统的现代性回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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