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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亮
在甘肃省，像周大祥这样，在革命年代参加过解放宁夏、解放兰州战役“幸存”的老兵，已屈指可数；在嘉峪关市，像周大祥夫妇这样，在血与火的青春中趟过革命年代、建设年代，满怀信心步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耄耋老人，已为数不多。
周大祥，今年虽90岁高龄，但身体依然健朗。老伴儿赵莲英，今年81岁，62年的相濡以沫，夫妇俩见证了新中国的贫穷和富裕，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年轻人的青春和热血。
这是一代人的“芳华”，但岁月和时代的雕琢并未抹煞两位老人流逝的青春。在侃侃而谈的记忆中，流逝的年华依然芬芳可人。
小学生给周大祥系红领巾
英勇青春：从血战沙场到红色故事
“我的命算长的，幸运地活了下来，一块儿的战友都牺牲了。”周大祥说，有的战友眼睛被子弹打瞎了，有的耳朵被打掉了，有的胳膊和大腿也被打折了……
这一幕幕流血牺牲的场面，至今回忆起来，周大祥都不寒而栗。
“一场仗打下来，有的连队一个战士都没幸存，我的连队130多人，仗打下来，剩下的战士也只剩30多人。”周大祥说，太惨了，身旁倒下的全是“死人”。
“我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3岁时就没了父亲，10岁时母亲也去世了。为了生存，我给地主家当了长工，任人打骂，备受欺凌。”周大祥说，旧社会让我吃尽了苦头，我活了下来，1949年我参加解放军，正巧赶上解放军西北“剿匪”。
这一年，周大祥21岁。每一次战斗打响后，周大祥都是冲锋在前，毫无惧色。“我不怕死，即便牺牲了，也是烈士，不像旧社会，没身份没地位的。”周大祥说。
或许是不怕死的英雄虎胆，让周大祥躲过了一劫又一劫。“记得一天夜晚，我站岗放哨，敌人的骑兵突然而至，由于马蹄用布料紧包，跑起来几乎没有声音，等发现后已到眼前。我急忙开枪，不料中枪，一头滚下山坡，栽到草丛，捡回了一条命。”周大祥庆幸地说。
血战沙场历练了周大祥的军人斗志，也让他与部队、战友、军营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每讲起往事，流血牺牲、军营恩情始终是他不变的话题。
今年春节，90岁高龄的周大祥在祖孙三代的团圆饭上，情不自禁地又念叨起了老连长。老伴儿赵莲英说，他想念老连长，他忘不了老连长的那碗挂面和一个苹果。
1952年，周大祥和五个战友在连队得了伤寒病。在隔离室，老连长不怕病菌的感染，亲自去看望他。“能够战胜病魔，没有老连长的一番鼓励，我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周大祥说。
从血战沙场到红色故事，每年清明节前夕，周大祥都会给孩子们讲述浴血疆场、英勇杀敌的革命往事。这一坚持，就持续了十多年。在孩子们的眼中，半个世纪前的“烽火岁月”或许有些遥远，但周大祥的一腔热血却在无声之中化作孩子们成长成才的精神记忆。
家庭成分：从缄口不言到吐露真言
在改革开放之前，对每一个中国家庭来说，长辈的家庭成分和子女的成长息息相关，与家庭之间的交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时代的“伤痕”，它让不少中国家庭背负了太多的沉重记忆。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周大祥夫妇自然也不例外。
与周大祥的贫农出身相比，老伴儿赵莲英的家庭出身在那个年代始终是讳莫如深。从1956年与周大祥结婚进入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当营业员算起，赵莲英始终是如履薄冰，谨言慎行，小心翼翼。
“那个年代，女孩子出嫁，父母首先看的是男方家的成分，如果男方家的成分不好，姑娘是根本不会嫁给他的。”赵莲英说，不像现在，只有男方家条件好，富裕殷实，一切都好说。
“我上过‘高小’，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当然，在那个年代能上得起学的，一般在解放前，家庭条件都是宽裕的。可解放后，新中国对各家进行成分划分，我家被划入了稍差一些的“队伍”之中。”赵莲英说，这样的成分总会被人瞧不起。
“尤其是在1960年代中后期到1970年代中期，虽然我一直干的都是兵团营业员的工作，但不管做什么、说什么，我总是悄悄的，不敢多数一句话，一听到别人提到‘成分’二字，心里面就会下意识地发慌。”赵莲英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走到哪里都低人一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后，赵莲英心里压抑几十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因为从那时候开始，家庭出身和成分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交给了“历史”。
这一年之后，赵莲英别提有多高兴了。除了她，孩子们也跟着沾上了新时代的“光”。
“我家大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1980年代，那时候，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成分那一栏就没有1970年代那么备受重视了。”赵莲英说，因为成分这一栏被取消了，孩子们上学一点没因为长辈成分的不好而受到牵连。
从1949年到1978年，和赵莲英一样的中国人，在身份界别打破之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猜测也就随之消失，社会的风气也随之一新。
周大祥给小学生讲故事
“粮票”“布票”：从生活必需到退出市场
“1980年代末，我的三儿子在成都地质学院上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回来都会瘦上一圈，看着都让人心疼。”赵莲英说，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凭粮票购买粮食的制度，没有粮票只能挨饿。
1956年，赵莲英和周大祥结婚后，一直在玉门市国营黄花农场工作，到1980年代的时候，两人的工资都不算低，可是人民币无法在市场上交易，因为我国的粮油未实行敞开供应，要买粮食，必须凭粮票。
“那时候，三儿子在成都上学，换粮食得用全国粮票，而家里只有甘肃省的粮票，没有办法，我每年都要跑东家、串西家，和亲戚朋友们兑换粮票。”赵莲英说，就这样，三儿子还是吃不饱，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作为父母能让孩子吃饱饭就是自己的头等责任。
1993年，粮票在我国正式宣告停止使用，和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一样，周大祥和老伴赵莲英也是欢呼雀跃，再也不用为找粮票、兑换粮票发愁了。
与粮票相比，布票也是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抹之不去的“红色记忆”。每年年初，国家都会根据各家人口的多少，年龄的不同，核发拾市尺、壹市尺、壹市寸、叁市寸、伍市寸等票面价值不等的布票。
“那时候，买衣服也不像现在，比如你想买一件成人的T恤衫，不是给上足额的人民币就可以拿走，必须按照衣服标明的价格和需要布票的多少，你才能买上一件衣服。”赵莲英说。
“由于定量供应，家里的布票花完了，想穿新衣服只能等到第二年。所以，孩子比较多的家庭，衣服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玩老三穿……”赵莲英说，幸运地是，布料的颜色比较少，只有黑、灰、蓝、红、白几种颜色，最多的布料也就是花布，所以男孩、女孩出了门也没人笑话。
“那时候，不像现在，成衣比较多，各家各户都是买来了布回家自己做。”赵莲英说，当然，做衣服也不像现在，花里胡哨的，有各种各样款式，那时候只要把肩和袖子缝补好就可以了。
由于布料紧缺，衣服做好后，剩余的边角料大家都舍不得扔掉，于是就会留作纳鞋底、做鞋帮用。赵莲英说，那时候不像现在，想穿哪个鞋号的鞋市场上都有卖的，孩子们想穿上合适的鞋必须手工做，所以，各家各户的妇女都是白天上班，夜晚点灯熬油给孩子们做鞋。
“从结婚到那个动荡的年代结束，我们吃的苦和受过的罪，想起来都揪心，吃不饱，穿不暖，太苦了。”赵莲英说，幸运地是，我的四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们成才了。
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在1978年拂面的春风到来之后，他们中每一个人脸上的愁云都渐次散了去，周大祥夫妇也是一样：苦尽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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