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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灭亡也是神学经学的灭亡。魏晋南北朝期间，儒学几乎荡然无存，由无赖之风转而为清谈虚议。清谈之风渐炽的另一个原因是佛教的兴盛。佛教给个体以心灵的恬淡之感，从而使儒学的宏大叙事转变成了自我审视。士人的无赖之风可由范晔的行节来说明，清谈虚议则可由颜之推批判的"治官则不了，或家则不办"现象来形象地描述。无赖之风的兴起有利于大动乱之后统治的勉强维持，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东汉后期，儒家为拯救衰败的君权，从政学者往往以与外戚集团结盟的方式来对付横暴无忌的宦官集团，因此士族阶层就与宦官集团形成了积不相能的"历史关系"。到了曹操崛起，他虽有士族之学术背景，但家系为宦官，仍与儒家从政学者为敌；再加上实质已经取代东汉，政治行为于其学术背景下的道德原则上无法讲通，就采取了"提倡无赖之风而摧抑士气"的方法[注1]。献帝建安十五年退封县而拒不交兵权的告示，最好地说明这点；到了其子曹丕那里，更是全然否定旧的道德标准，使秦汉以来的风俗为之一变。
曹魏既是无赖之风的受益者，也是无赖之风的受害者，司马氏以效法"汉魏故事"的方取代它。虽然司马氏以恢复儒家名教为要务，但其取得权力的方式不合儒家"忠"的道德标准，只落了个"以孝治国"的历史笑柄。蜀汉降官李密写《陈情表》，希望按孝的道德原则回家服侍祖母，把司马氏搞得狼狈不堪。六百年的蜿蜒之路。隋朝结束了中国大分裂的局面，初步统一了中国旧有之天下，也开始努力恢复儒家的道德原则。学者王通[注2]率先起来喊口号，提倡"明王道"、"尊孔子"，这一口号在学术界反映为对无赖政治遗风的修正。
王通力主佛、道、儒三家为一体即"三教可一"而不是相互攻讦。他认为：佛教来自（当时认为的）西方，到了中国则本身分化成各种派系，以致经义杂然不精；中国的道教虽然产自本土，但不重视传统的仁义孝悌之伦理，不利于社会生活秩序化；儒家又不如前二者灵活，应当吸收前二者的长处。在国家治理原则上，王通也十分实际，认为夏商周三代的政治辽远不可考，应以汉代为样板。可惜，正如隋朝的短命一样，王通很短命，只活了38岁，在隋亡的头一年死掉了。
唐初虽然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无赖政治习气与清谈之风，但是道家占了主流，儒家只是提供考试资源而已。至唐中期以后佛教炽盛，更大地压迫了儒教的生存空间。约过了200年，韩愈[注3]则比王通"三教可一"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更近了一步，力倡建立儒家的道统或曰法统。其中，道统之论显然来自道家，而法统之论显然取乎佛家。韩愈的信心坚决，理论体系也十分清晰，他声称："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非邪？"在抽出孔孟之学的精髓时，他论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无待于外之谓德"。
韩愈的学术主张与政治抱负均未能实现，为官竟然三次遭贬：第一次，在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他上书反对宫市即宫中强行低价购买民物，以及请察旱灾免民租赋，遭贬，由监察御史（监察部长）一降为县令；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以中书舍人身份上书，请讨伐淮西淮镇割据势力吴元济，再次遭贬；元和十四年，上书反对迎佛骨，又在刑部侍朗职位上被贬到外地做刺史。穆宗即位，召为国子祭酒，转为兵部、吏部侍朗，再升为京兆尹（长安市长）、御史大夫。在韩愈三落四起的官场经历与他为宋代理学开先河的学术作为，均被后代一般历史阅读者所忽略。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是古文运动倡导人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缘故，即他的文学家身份冲淡了他的哲学家身份。
另一方面，程朱理学自宋以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了确然不拔的地位，普通历史读者，没兴趣再往上追溯历史。放下韩愈不论，即便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1017-1073），与韩愈之间仍有250年的历史时间，而周敦颐经程颢、程颐，再经张载到朱熹，仍有120年的时间。大体算来，自王通至朱熹，儒学的恢复以至于成为理学，蜿蜒走来，用了将600年的时间。这个蜿蜒之路虽然终于通向了一个思想的巅峰，但它却由王通的宽容转为韩愈的纯粹性坚守，再到程朱理学则变成褊狭与激愤。程颐留下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伦理原则，典型地说明了思想的纯粹性一变为世俗伦理的刻薄性，那样一个过程。无论是学术风格还是个人品格上，朱熹都完全承袭了二程兄弟，或曰性格上更接近程颐。程朱理学之谓，最终还过"朱学"[注4]而已，即由朱熹将儒学进行重新定位，使他成为孔丘之后的最杰出的儒学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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