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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界日渐大众化,不可避免的就是行业出现一定的混乱。尤其是“专家”遍地,各个称自己是大佬,从业多年诸如此类。对于一些刚对收藏感兴趣的藏友们来说,常常感到一头雾水,不知该相信谁,好像每个人说的都有点道理...
今天,小编就向大家介绍一下,业内公认的5位收藏界专家,希望能帮助到藏友们少走一些弯路。同时,小编也相信我们这个行业会越来越好,肃清行业乱象也是小编的愿望!
(一)孙瀛洲
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解放后到1956年合营前,孙瀛洲在孰华斋经营古玩生意达36年,所以存货非常的多,除瓷器、青铜器,还有不少的犀角杯等文物。
孙瀛洲与幼子
孙瀛洲先生将自己惨淡经营、多年收藏积累的3000余件文物慷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充实了院内的文物收藏。其中仅陶瓷一项就有2000件之多,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
斗彩三秋杯 明成化
他捐赠的瓷器不仅数量多,品种和质量也都很精,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奖励,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孙先生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面对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竭尽全力施展自己的才能。
邢窑白釉玉璧形底碗
孙瀛洲在《文物》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谈哥汝二窑》、《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定》、《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初步看法》、《瓷器辨伪举例》瓷器研究、鉴定论文多篇。
官窑葵瓣洗
他带领着工作人员,对故宫所藏的陶瓷进行了重新鉴定,并协助故宫为国家抢救性收购了大批的文物珍品,他还曾帮助国内的一些博物馆鉴定古陶瓷等。关心青年人的专业知识水平的提高,向年轻人传授古陶瓷的鉴定经验。
哥窑青釉弦纹瓶
当年得到孙老真传的弟子,已分布在全国各地,如今大都成为古陶瓷鉴定领域的专家学者,这其中就包括全国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耿宝昌先生。
(二)耿宝昌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擅长古陶瓷研究鉴定。1936年在北京“敦华斋”做学徒,1946年自己开了一家“振华斋”古玩铺。1956年应聘到故宫博物院工作,1986年,将瓷器、铜器等文物80多件捐献故宫博物院。
长期从事中国古陶瓷及其他古代工艺品的研究,重点研究历代陶瓷。撰写的《明清瓷器鉴定》为国内首部古陶瓷研究鉴定学论著,发表中外陶瓷文章60余篇。
故宫藏品中36万件瓷器,耿宝昌虽然摸了几十年,但却谦虚地自言“有些认识”。今天的人会更多地从经济角度看待一件文物,但回首70多年的文物生涯,耿宝昌感叹自己开古玩店的生涯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享受”。
不论金钱和价值,只看艺术和历史。正如在所有的中国瓷器中,虽然近年有元青花和明斗彩的火爆,但耿宝昌言谈最喜欢的是宋代的素色瓷。那是一种文人的审美情趣,“比如天青色的钧窑,非常地雅致”。
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文物局 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首都博物馆顾问、炎黄艺术馆鉴定委员会会长,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三)陈万里
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曾因“以数千年陶瓷著称的中华,竟没有一部陶瓷史”而感慨。从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两方面下手,研究瓷器发展的历史。陈万里先生创导的科学方法,为我国瓷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右一
他为考查浙江龙泉青瓷,自1928年起曾“八去龙泉,七访绍兴”,搜集了大量瓷片标本,进行排比研究,开辟了一条瓷器考古的新途径,为现代陶瓷学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1946年,撰著的《瓷器与浙江》,堪称是从传统的“书斋考古”走向窑址考古的里程碑。
50年代以来,陈先生走遍了我国南北各地,调查了许多窑址,发表了许多调查报告与重要论文。《中国青瓷史略》是他继《瓷器与浙江》之后,根据考古新发现对越窑与龙泉窑青瓷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
60年代初他又对北方瓷窑最为集中的河南、河北两省进行了调查,发表了《调查平原河北两省古代窑址报告》与《邢、越二窑及定窑》、《谈当阳峪案》、《禹州之行》等文章。其中《一九五零年以来对于古代窑址的调查》一文则是他对50年代10年间陶瓷考古的一个基本总结。
(四)王世襄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他多才多艺,擅书法与诗词,兴趣广泛,故某些著述超出一般文史工作者的研究范围。常被人们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可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任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一年中,经过侦察调查,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数批文物,总数达2000余件,一律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
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次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旋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国外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
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五)张伯驹
新中国成立前,张伯驹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工作任务为“书画审定”,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做了大量工作。当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在市场上陆续出现时,张伯驹谏言故宫博物院,尽早开展征集工作,追回四五百件珍品。
张伯驹重视文物精品,当得知马霁川有展子虔《游春图》时,在故宫博物院无力收购以上两件文物的情况下,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鬻物举债将它们买下,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变卖宅院和妻子的金银首饰。
《游春图》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继续关注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发展,而一生所藏文物精华,也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平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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